董仲舒，汉广川（今河北景县广川镇）人，西汉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将儒家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以儒家思想为依据，将宗教天道思想和阴阳、五行结合起来，吸收道家、法家、阴阳家的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对当时社会、政治上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回答。他提出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儒家思想从此就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董仲舒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他认为天创造了万物，是万物之祖，当然也包括人。而且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欢喜和悲伤的情绪，天与人是相合的，人的形体、骨肉、耳目、血脉等都是与天、地、日、月等自然景象相关联的，因此可以做到“天人感应”，自然界的变化预示着人类社会的某种变化。董仲舒由此认为，天生万物都是有目的的，天的目的在于统一，皇帝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里，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遵照天的意志。这一思想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是极为有利的，因此得到了当朝皇帝的认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美学角度看，首先这一思想具有浓郁的美学意味，它将天这一自然景物人格化了，赋予它生命、情感，将它神秘化、审美化。另外，这种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哲学基础。例如董仲舒说：“喜气取诸春，乐气取诸夏，怒气取诸秋，哀气取诸冬，四气之心也。”这是说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与春秋冬夏的自然变化息息相关，感情是在景物的影响下产生的，这就是情由景生的美学理论。有什么样的景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看到春天柳树发芽，夏天百花盛开，人们的心情往往也会明朗、欢快，到了秋天树叶凋零，冬天萧条昏暗，心情也会随之低落暗淡。这种影响虽然是轻微的、难以感知的，却是客观存在的，已成为人之常情。这种影响早在汉代就被董仲舒认识到，并上升为哲学理论，这是十分可贵的。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们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哲学基础，对审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审美是人对物的一种观赏活动，是人用心感受物的过程。这就涉及物与人两方面的交流与融合。“天人合一”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之上强调两者的融合，是一种人与大自然亲密无间、融为一体的境界，而这种境界也正是审美过程所追求的境界。在人对某一事物进行审美时，要想真正体会到事物的美，就要在欣赏过程中做到排除杂念、细致观察和感受这一事物，在这一过程中达到“忘我”的状态，物我合一，才能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也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天人合一”的境界不仅是人对事物进行欣赏时所要达到的境界，也是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所要达到的境界。艺术家创作时只有将这种“天人合一”的融合感表现出来，才能使作品具有一种与世界联通的自然而具有生命力的意蕴。“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后世的绘画、诗歌创作与欣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自西汉时代开始，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是儒家思想，孔子因此取得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熟读儒家经典、谨遵儒学教诲的学者们成为中国古代典型的读书人形象。这一切都是因为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那么，董仲舒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呢？

原来，西汉进入董仲舒生活的汉武帝时代，已经过去了70余年，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一方面汉朝的国力也在不断地增强，统治地位日益巩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希望依此国力大展宏图，有一番作为，需要由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上的统一；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带来了社会矛盾的积累，有很多的社会矛盾需要解决，使得西汉初年统治者为恢复经济而采取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不再适应形势的需要，需要新的思想来代替。在此背景下，董仲舒将战国以来的儒家思想、阴阳家思想等相互融合，创立了新的儒家体系，这个儒家体系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又提出了天人感应和恢复礼制主张，适应了汉武帝强化等级制度、树立其权威的需要，也有利于规范当时的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因此，董仲舒的这一思想一提出，就被汉武帝采纳了。从此，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取得了独特的地位，被历代统治者所遵从，对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从此儒家思想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塑造着中国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