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安排一个西装革履的英国人和一个留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人迎头相遇时，双方都发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新世界。

当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沉溺在朝贡体系之中时，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世界是“西强东弱”已成定局的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华帝国沿着惯常的道路缓缓前进，仿佛一件制作精美的硕大瓷器，浑圆、高贵、典雅、艺术成就高，实质上脆弱得一击即碎。而欧洲国家迅速崛起，经济和文化实力飞速发展。在经济上，葡萄牙、英国等国的商业、贸易和金融都开始发展，并且势头强劲，但是中国还故步自封在老套子里。

在西方异常关注的关税方面，清朝实行的是每年固额征收制。中央政府每年规定本年度关税征收总额，收少了要求补齐，多收了也不问。关税固额在清朝已经保持了几十年的稳定，让整个海关系统端着大锅饭吃得不亦乐乎。在军事方面，欧洲国家的职业海军配备着坚船利炮，驰骋在四大洋，而中国的军人混杂在民间，集捕快、征税员、消防员和民警于一身，所谓的水师仅仅是划着小舢板的内河巡航队。当对将火药应用在采矿和军事上习以为常的利玛窦观看了南京城的元宵节焰火表演后，惋惜地说：“在一个月中用去的硝黄，要比在欧洲连续作战三年用的还要多。”在文化方面，西方民众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权，努力创新发明，增加财富积累，而中国自上而下都缺乏自我意识，更没有近代的“国家”“领土”和“权利”等概念。一批又一批的西方传教士满怀热忱进入中国，绝大多数在数年后失望透顶地逃离。因为他们发现中国人不仅思想停滞，而且高傲自大、闭塞、拒绝思想交流。他们将西方来的人一概视为“朝贡者”，将传教士视为“洋僧”，将西方器物视为“奇技**巧”。利玛窦之所以被允许居住在北京，则是因为他向皇帝献上了两个自鸣钟，官府找不到会修理的人只好允许利玛窦留下了。

在世界观和外交方面，东方的天下观念与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直接冲突。欧洲国家经过战争砧板上的一次次敲打，你我敌友，国家疆界，在各自心目中一清二白。尽管欧洲国际关系中充满污秽肮脏之处，但民族国家主权至上，国家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而沉浸在天下观念中的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朝贡体系也是以中国的绝对支配地位为前提的。其他国家必须接受中国的中心地位，奉中华正朔。

这种巨大的差异体现为领土意识、国际法意识和外交礼仪等一系列冲突。康熙年间与俄国谈判北部边界问题。清朝在军事胜利的前提下，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反而在领土这一国家最重要的组成要素上做出了让步。中俄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将尼布楚及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之间地划归俄国。这在西方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举措。英国殖民军在侵略缅甸之时，在缅甸北部踌躇不前，无所适从。因为传统上，中缅之间不存在确定的边界线。英军担心挑起与中国的事端，而在侵略缅甸问题上思虑再三。这是中西方在实际测定边界与以传统控制线为边界两种思想上的差异的体现。这个差异日后引发了一系列的中国边疆问题。1872年，日本“处分”琉球，中国朝野舆论在琉球问题上争论不休，但国内思想思考的都是中国对于琉球的宗主权和琉球王室对琉球的“社稷”，而不是像日本那样对琉球的领有权提出要求。中国社会外交观念落后于国际现实，外交自然处于被动。

十六世纪，西方势力控制了马六甲，并逐渐将它建设成为东方贸易据点。中国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被西方编入了世界贸易大网之中。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漆器等源源不断地进入国际市场。江浙地区的许多瓷器作坊开始接到生产带把手的茶杯的订单。中国的茶杯是不带把手的。作坊工人在惊讶之余，压根就不知道这是巴黎或者伦敦上流社会定制的。中国商品的走俏给西方商人提出了难题：拿什么和中国人交换？除了金、银，中国人几乎不接受其他商品。中国人吃穿住行所需的一切都可以在国内生产。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场面，欧洲商队将工业品带到美洲，交换美洲的金银，再把金银拉到东方来，换取中国产品。整条贸易链条就简化成了欧洲人在给中国人搬运美洲的金银。

时间过了两个多世纪，中国产品在欧洲持续热销，西方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搬运工”商人们心急如焚。他们急需扭转对华贸易困境，而其中最着急上火的就是英国人。在1840年前后，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产品极大丰富，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也最大。英国商人在成为国家头号“倒爷”的同时，也成为中国的头号金银“搬运工”。

本身正在大规模积累资金的英国人，怎么能忍受一个劲儿地往外掏钱呢？这些大鼻子、黄头发、蓝眼睛的倒爷翻来覆去找不到正当的竞争途径，那就只能走旁门左道了。于是，鸦片成为英国人的选择。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对中国的贸易特权，把印度、孟加拉逐渐变成重要的鸦片产地，急速发展对华鸦片走私。1821年输华的鸦片为五千九百五十九箱，1830年达到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箱，1838年达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进入中国，逐渐把中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烟馆。

西方商人的最终目的不是卖鸦片赚钱，而是占领整个中国市场。勃兴的西方体系也需要把中国纳入其中。输入鸦片完成不了如此重大的任务，西方商人迫切需要在中国获得通商口岸，持续、大规模地进出中国市场。

口岸是正常贸易的题中之义，可中国奉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广州一地通商。就连广州，也不是正常的口岸，外国人不能自由贸易，而要遵守行会贸易制度。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广州设立“洋货行”，逐渐发展为“广州十三行”。“十三行”的作用起初很简单，就是由每一行的行商向粤海关负责，接受进出口报单并代交货税。说白了就是委任一些有实力的商人为朝廷办理外贸的事务。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清政府又规定从采买到出口都由领取政府牌照的行商一条龙垄断经营，别人不得插手。这就赋予了行商更大的权力。行商权力进一步扩大，外商买卖货物必须由行商经手；外商只准“寓歇”在行商开办的“商馆”内；行商对外商有管束权；外商不得直接申述于中国官府，若有事申述，必须通过行商转达。十三行在事实上垄断了对外贸易，并且对在华的外国人拥有管辖权。外国人，甚至连英国使节都必须通过十三行才能与中国官府交涉。

让外商更不满的是，清政府还赋予行商对外商征税的权力。外国商人在华不仅要缴纳关税，还要向“贸易伙伴”——十三行缴税。经行商之手的附加税繁重，超过正规额定关税数倍乃至十余倍。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1807年开销的“行用”总额为白银十九万四千一百六十六两，其中贡价（“献”给朝廷的贡品）五万五千两，军需四万一千六百六十六两，河工三万七千五百两，剿匪六万两。1811年数据为贡价五万五千两，军需四万一千六百两，剿匪三万两，前山寨和澳门军费四万三千三百两，外国债务三十九万八千一百两，总额五十六万八千两。不远万里而来的英法等国商人对此大光其火又无可奈何。

如果说广州十三行是中国大门的看门人，那在英国人看来，他们是贪婪、粗暴、不好说话的看门人。心高气傲的英国绅士们恨不得把他们踢得越远越好，直接与主人对话。

限制贸易、行商贪婪、利润太薄……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英国人认为都是口岸太少惹的祸。“开放口岸！”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急剧膨胀，英国人的愿望日益强烈。

英国人开始是想用和平手段来打破贸易壁垒的。东印度公司牵头搞起了“北部开港运动”，希望寻求广州以北的口岸展开贸易。他们根据热销的中国商品，寻找产地附近的港口。中国商品出口的第一位是茶叶，第二位是丝绸。中国茶叶的主要产地在哪儿呢？在福建、安徽、江浙等省，特别是离福州很近的崇安等地的武夷茶销量很大。1755年，茶叶从产地运到广州平均要走一千二百公里路，需要花费一到两个月的时间。这就增加了运输的成本，产品的品质也受到影响，再加上广州行商的垄断，英国商人进货成本很高。但是如果在就近的福州设立口岸，茶叶从采摘加工到装船，节省了两个月的时间和大笔的费用，节约时间和成本。第二位的出口产品丝绸，原料是生丝。长江三角洲是“湖丝”的产地。同样，如果在宁波、上海开设口岸，英国商人就方便多了。同时，印度的棉花主要是江浙和内地省份的织户使用，广东省很少有人使用。江浙开埠可以把印度的棉花更大量的、更直接地销往江浙和内地省份，在江浙闽增设口岸的利益显而易见，对于英商的吸引力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有了1832年英国选定厦门、上海等四大口岸的航行。可惜，清朝政府一律强硬拒绝。从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早期，英国政府先后三次派使团来华，要求扩大贸易。清朝官府给使团插上“贡使”的旗子，带到北京来收下“贡品”，然后态度明确地告诉他们：有关通商制度的问题，请去找广州十三行商量。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了。英国显然是罪恶的侵略者。但从西方需求和朝贡体系的矛盾来看，鸦片战争的爆发是正常的历史发展。鸦片是借口，侵略与反侵略是现象，贸易是关键词，而新旧国际体系之争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