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天朝上国一下子蒙了。之后的二十年时间里（1840—1860年），清朝始终不能接受战败的事实，更不知道应该如何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签订割地赔款的条约，道光皇帝内心痛苦万分。据记载：“传闻和局既定……一日夜未尝暂息。使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看到《南京条约》，顿时胸闷气短，惊呼：“我朝金瓯无缺，忽有此蹉跌，至夷妇与大皇帝并书，且约中如赎城、给烟价、官员平行、汉奸免罪，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世何以善后！”蛮夷女子和皇上在一张纸上共署名讳，皇上还要公开承认道歉赔款，怎不让自居天朝上国的大小臣工义愤填膺呢？在心底，清朝君臣压根没转过弯来，还想恢复朝贡体系。

但是，失败之后的清朝又没有能力与列强再起战端。国内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等，让清朝倾注全力去镇压。欧洲列强本以为鸦片战争的胜利能让清朝打开门户，结果发现事事磕磕绊绊。清朝官府设置了种种障碍，阻碍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就连外国人在中国居留，到中国城镇游览，也成了奢望。后来，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以“居住方便”为由，从上海道台那拨了八百三十亩地作为英国居留地——当时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总共只有二十五人。到1848年扩大到二千八百二十亩，此时上海的英国人虽有增加但总数还不足一百。此后1849年，仅有的两个法国商人得到了九百八十六亩的“法租界”，1863年七千八百九十五亩的辽阔地区成为“美租界”。租界让中国丧权辱国，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相反还相当配合。因为当时中国官民也不愿意外国人和自己住在一起，很愿意在郊区划一块地把外国人“关”起来。于是，各大口岸城市的郊区就出现了一个个“国中之国”——租界。

历史学家蒋廷黻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鸦片战争让西方列强看清了中国虚弱的本质，之后遇到沟通困难或者利益难以满足时，列强不会首先想到和平解决，而是倾向于诉诸武力了。于是，就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了火烧圆明园，有了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在一次次的惨败面前，清朝一回回地重复虚弱的本质，直到跌入半殖民深渊。既然中国都如此悲惨了，东亚的朝贡体系很自然被西方国际体系所取代。

清王朝无力与列强硬碰硬，而且内忧外患不断的统治者还需要借助列强的支持来维护统治。比如，需要洋人军官和兵器来“助剿”国内造反者，需要引入西方近代工商业来发展国内经济。“中外和好”是定局，但清王朝又不甘心无条件地、立刻接受西方的外交游戏规则，而是磕磕绊绊地走向西方设定的新世界。

开眼看世界较早的恭亲王奕?等于1861年初上奏“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交涉事宜，朝廷颁谕同意“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比奕等人的奏请多了“通商”二字，可见朝廷还想限制在通商上。奕?于是再次奏请在铸造关防时，略去“通商”二字，遂改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也好，列强驻华代表也好，都希望总理衙门能成为总揽对外事务的衙门。不想，总理衙门虽然设立了，朝廷还是不愿意蛮夷直接与皇上打交道，不愿意采纳西方外交规则，让中外平起平坐。

比如，中外条约签订地都是天津而不是首都北京，有些国家原派代表到了北京，清政府仍坚持要他们到天津。清政府坚持与各国的交涉只能在国门天津而不能在国都北京进行。若想进京交涉，必须先在天津等候，由三口通商大臣先向总理衙门呈报，获得批准后方可进京，如果不经三口通商大臣同意而直接进京投谒总理衙门大臣，则肯定被拒。三口通商大臣就分了总理衙门的权力。这一职务后来改为北洋大臣。

同治九年（1870年），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所辖洋务划归直隶总督兼管，称“北洋大臣”。北洋南洋，本来是中国近海的划分俗语。以长江入海口为界，中国南北方近海差异明显，北方称北洋，南方称南洋。北洋大臣管辖当时山东、天津、辽宁等地通商和对外交涉，而江苏及其以南通商和对外交涉事务，则新设南洋大臣负责。这样，被迫打开国内的清朝，还是把外交降低为“地方事务”。南北洋大臣尤其是北洋大臣在事实上代替总理衙门，成为国家外交的总代表。

北洋大臣设置之年，恰好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此后他占据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位长达二十八年之久。李鸿章大办外交，兴建北洋海陆军，并大力创建近代事业，致使北洋大臣地位不断提高，职权不断扩大，把南洋大臣远远甩到了后面。在李的努力经营下，其活动范围迅速扩大，总理衙门反过来要向北洋大臣通报外交事务，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许多驻外外交人员更是经常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指示，李已俨然成为国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外国人与他打交道越来越多，一位英国外交官说：北洋大臣李鸿章“甚至不想掩盖他实际上是中国的外交大臣这一事实”，“像现在这样组成、这样管理的总理衙门，只不过是李鸿章大学士在天津的衙门的一个分支机关”。李鸿章之后，又有袁世凯占据北洋大臣职务，把握外交实权。

至于在北京的总理衙门始终不是清朝的正式机构，而是一个临时的“衙门”。里面的办事人员，都是其他部门抽调过来的官员，全部是兼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因为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根本就没有“外交部”。天下都是皇帝的，哪来外交？直到《辛丑条约》，列强要求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列各部之首。

外交机构如此，外交礼仪更是如此反复。外国使节嚷嚷着要常驻北京，清朝顶了几十年，最后没扛住，只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答应使节入京常驻。使节又要求觐见皇帝，这就引发了天朝尊严、觐见礼节等诸多问题。同治朝，外国使节要求大批大批地进紫禁城、见小皇帝。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和使节们商议礼节，外交手腕相当“高明”。外国公使要带很多随从入觐，文祥就带着外国人经过很多宫殿，穿过很多门，每经过一道宫门，就安排官员殷勤招待或者找些事情。外国使团每经过皇宫一道门就留下几个人应付。结果到了紫光阁，公使们发现身边只剩下翻译了。

列强鉴于清朝痴迷“天朝上国”的心理，不愿平等对外各国驻华公使，特地在附件中带上了“觐见礼节说帖”。说帖规定清朝皇帝要在乾清宫正殿接见诸国使臣；诸国使臣呈递敕书或国书时，清朝皇帝必须以亲王乘轿的规格将使臣迎入大内，礼成后送回，来往都要派兵队前往使馆迎送；外国使臣所递敕书或国书，皇帝必须亲手接收；清朝皇帝宴请诸国使臣，应在大内之殿设备，皇帝要在座。上述内容既然是“要求”，就说明在实际交往中没有实现。清朝想方设法避免外国公使和皇帝直接见面，不愿意中外平等相待。

外国政府从鸦片战争前后就开始争取平等权益，一直到1901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和谈，各国公使挟战胜余威用条约附件形式固定了下来。原本小事一桩的礼节问题拖延半个多世纪才得以解决。

《辛丑条约》规定，总理衙门改为专门的外务部，位列各部之首；各国公使常驻北京，划东交民巷为“国中之国”；公使可以直见光绪、慈禧，不用跪拜……清王朝最终还是采纳了西方外交规则，完全融入了西方体系。至于朝贡体系中的藩属国（除日本外），早就先中国一步被西方列强殖民了。

| 扩展思考：近代之殇 |

1.西方列强凭借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力量强迫朝贡体系中的各国接受西方政治思想与实践，凭借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成果将各国纳入近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经济体系，纳入了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你如何看待这个过程中的主观目的与客观结果问题、对与错问题？

2.“天下观念”是古代中国看世界、对外交往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近代外交彷徨反复、接连遭难的缘由之一。天下观念至今存在于一些国人心中。请问如何评价这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