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国家乘着大航海的东风来到了东亚地区。它们赫然发现庞大的朝贡体系已经盘踞东亚数千年。除非欧洲国家接受游戏规则，成为中国的藩属，不然就会被排挤在体系之外。怎么办？

好办。欧洲人很快就发现，在中规中矩、似乎无懈可击的朝贡体系下面，东亚存在蓬勃的贸易王朝，他们完全可以把朝贡和贸易两项内容剥离开。而葡萄牙就是借此成功进入东亚，开始腐蚀朝贡体系的第一个欧洲国家。

葡萄牙不是琉球，它拥有巨大的优势。首先：葡萄牙作为海外扩张的先驱者与航海大发现的突出受益者，有着丰富的贸易经验与可观的贸易船队。更为重要的是，葡萄牙拥有遍布世界的贸易网络。飘扬着葡萄牙国旗的船只游弋于非洲海岸，操葡萄牙语的商人叫卖于欧洲和拉美各市场，葡萄牙的船队甚至在直接穿越太平洋，从美洲向西，前往欧洲。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只是葡萄牙全球市场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其次，白银是东亚国际体系的通用货币，而白银正是葡萄牙过剩的东西。葡萄牙在非洲、美洲大规模殖民扩张，发现了大量的贵金属矿产。加上殖民者在海外的掠夺所得等，黄金与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葡萄牙本土。同时欧洲在十六、十七世纪本身黄金与白银的开采量激增。英国率先实行了货币的金本位制度，法国、德国等国家跟进。这样就导致了欧洲白银的进一步过剩。

这种贵金属的互补关系在当时的贸易环境下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一个自然经济极端稳固的国家，人们自给自足。而中国生产的茶叶却是西方的生产必需品（这一点在印度没有成功试种茶叶的时候尤为突出），它的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在西方的市场也极端强大。欧洲却无法拿出可以与之竞争的商品来打开中国市场。葡萄牙商人就想到利用中国对香料、木材等非洲、东南亚特产的有限需求，进行纯粹的中转贸易。他们所能够依赖的就是大把大把白花花的银子。

葡萄牙需要的，就是从中国获得商品。最开始，葡萄牙想尝试正常的国家关系，结果发现如果不甘做明朝的藩属，就没法合法地购买中国商品。葡萄牙不愿意这么做，况且正常朝贡体系下获取的商品非常有限，满足不了中转贸易的需要。那怎么办？葡萄牙本身国力落后，不可能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完全不具备撼动东亚朝贡体系的能力，但葡萄牙很快发现官方体系之下的更蓬勃的体系的存在。于是，葡萄牙人在与明朝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努力失败后，巧妙地利用了朝贡体系的漏洞。他们埋头做买卖赚钱，回避对中国朝贡的问题。

因为不是正式藩属国，葡萄牙不能在中国获得固定、长期的居留。商人们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然而偷偷摸摸的、游击战式的贸易，并不能满足葡萄牙的贸易要求。正德十二年（1517年），有葡萄牙船队在澳门半岛上登陆，借口船只搁浅，“借”块地方晾晒货物。明朝地方官员同意了。结果，葡萄牙这一借，就是四百多年。澳门成了葡萄牙在远东的一大贸易据点。起初，葡萄牙的澳门当局每年向中国地方官行贿，年均几百两银子，当作中国地方官府不驱赶葡萄牙人的代价。后来在一次行贿过程中，有其他官员在场，葡萄牙人塞钱如故。受贿官员急中生智，说是葡萄牙人递交“租金”。因此，葡萄牙人在没有任何正式协议，只是每年按照惯例交纳数百租金的情况下，霸占澳门。

没有“合法身份”的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存在，贸易活跃，侵蚀着朝贡体系。中国中央政府是知道的，几次想赶走葡萄牙人。康熙五年（1666年）底，清朝重申严格的海禁，派出五六千名官兵组成的舰队封锁了澳门海域。葡萄牙人甚至产生了撤退的念头。谁知，第二年年初，两广总督卢兴祖派遣香山县知县姚启圣多次到澳门借口许以贸易，公然索取贿赂。葡萄牙人欣然缴纳。拿到贿赂的卢兴祖不执行朝廷的迁海令，并且为免迁澳门上疏朝廷。顺便说一句，在澳门历史上，葡萄牙人对“贿赂”一词与“贸易”一样熟悉。他们与内地地方官的交往，贿赂公行，金钱帮他们化解了许多麻烦。

两广总督卢兴祖的行为，体现了广东地方的利益。与澳门有关的贸易活动，每年能给广东地方官府带来超过两万两白银的税收，这对广东的地方官员来说弥足珍贵（尤其是在明朝、清朝高度计划、机械的税收收支制度下）。而且澳门向海外中转的货物，都是向广东商民购买的，与广东乡绅、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利益密切相关。广东乃至南方其他省份的商品需要外销，就不能失去澳门这么一个窗口。因此，中央的驱赶决定，到广东就变成了“力保”。

在海禁的大背景下，澳门的处境非常危险。为了防范郑成功反清势力，康熙皇帝的海禁力度很大，不仅是澳门有危险，甚至毗邻的香山县都在内迁之列。这严重威胁澳门这个依赖内地补给和贸易盈利的弹丸之地的生存。因此，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恳请葡萄牙政府以国王的名义来请求康熙放松对澳门的禁令，重新开放贸易。康熙六年（1667年），葡萄牙向中国派出了正式使团。康熙九年（1670年），葡萄牙使团经过反复交涉后被护送到北京。沿途，使节煞费苦心地在使团的船只旗帜上书写“大西洋国朝贺使臣”，企图以此来区别于“朝贡”。可惜《大清会典事例》仍然将之写作“大西洋国入贡”。使团对康熙小心翼翼地陈述了澳门的困境，康熙只是简单地说明自己知道这些情况了。康熙最关心的是“万邦来朝”的虚荣心满足，对葡萄牙国王大加赏赐，葡萄牙使节免除澳门海禁的请求却没有下文了。海禁还在继续，澳门居民只能通过贿赂进行非法贸易。

两年后，葡萄牙人掌握了清王朝的心态，投其所好，进贡了一头狮子，以满足康熙帝“四方宾服”的心理。虽然贡物只有一只动物，但是康熙帝异常高兴，厚加赏赐，并带着皇子亲临观看。朝野大臣也纷纷赋诗作文歌颂朝廷，以表敬贺。这一次，清王朝网开一面，开放了澳门与广东的陆路贸易。依赖贸易生存的澳门终于得到了一线生机。

其实，海禁对澳门贸易是有利的。一般情况下，中国加强对官方贸易的重视，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澳门的贸易就得到发展；如果中国方面放松海禁，允许民间贸易的进行，澳门的转口贸易就面临严重的竞争。海禁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国合法的商人。本来应该由合法商人赚取的巨大利润落入了葡萄牙商人的口袋。

总体而言，在近代战争之前，葡萄牙人态度“恭顺”。这一方面是葡萄牙需要和平的贸易环境，另一方面是澳门贸易的巨额利润引得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觊觎，它们曾几次企图侵占澳门。澳门的实力不足以与列强抗争，葡萄牙人采取了依靠中国保全居留地的做法，对中国采取了恭顺的态度。

葡萄牙人在澳门获得了多大利润呢，竟惹得他国觊觎？葡萄牙在澳门站住脚以后，结合其遍布世界的殖民势力，建立了全新的“海上帝国”。澳门仅仅是其“海上帝国”的一个据点而已。从澳门出发的航线有：澳门—果阿—欧洲，澳门—日本，澳门—马尼拉—美洲，澳门—东南亚。如果渠道顺畅，源源不断的商品将涌到澳门，再经过葡萄牙人的辛勤劳动输往世界各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丝绸、茶叶，在各条航线上都大受欢迎，需求渐增。因此其中的贸易额惊人，在十六世纪末期，仅印度果阿每年运往澳门的白银便达到了二十万两。

澳门把东亚地区逐渐融入了国际市场。十七世纪一艘典型的葡萄牙商船从欧洲满载白银货物从里斯本出发，在非洲和印度等地将之转化为当地货物到达澳门。商人从广州购入丝绸、茶叶等，再回到欧洲，获取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利润。不仅是商人，就是普通欧洲人，都不认为东亚仍然是脱离于国际市场的。与之相伴，文化、思想的交流，宗教的传播也渐渐展开。这时，东亚国际体系的政治层面则在这样的形势下显得异常尴尬：民间的贸易与交流日益增长，但是东亚各国统治者却在维持着僵化封闭的国际体系。澳门中转贸易越发展，对政治与经济的剥离就越严重，对朝贡体系的侵蚀就越严重。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前期，葡萄牙因为国家弱小和当时中国相对强大，还不能撼动朝贡体系本身。他们默认并主动融入朝贡体系，承认现实，获取了巨额利益。但是葡萄牙人并不是单纯的贸易家，也不甘心只做贸易家。他们在鸦片战争以后，一改恭顺的态度，开始**裸地追求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