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王家还有没有人留在朝堂中央呢？有。他就是王彪之。东晋王朝一直将琅琊王氏作为朝廷的依靠。是依靠，就得有人在权力中央，领取朝廷的官爵利益，也把家族的支持传达给中央。而王彪之就是沟通朝廷和王家的新一代桥梁。

王彪之是王导的侄子、王彬的儿子，是个“少白头”，刚过二十岁就须发皆白，人称“王白须”。须发皆白的重要原因是他读书太用功了，尤其对历代规章制度用力很深，举凡周礼儒学、历朝历代典章制度、文物典故等都要刻苦钻研。王彪之还有收集文献的习惯，他把相关的学习资料都收藏在一个青箱之中，后来又把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也收入箱子里，让后人世代相传。王彪之的这个习惯成就了一门学问：王氏青箱学。

早年，王彪之也任过会稽内史。他严于执法，六亲不认。当地横行乡里的中小士族大家虽然对王彪之恨得牙痒，但斗不过琅琊王氏，不得不收敛气焰，三万多户被士族大家逼得远走他乡的百姓因此先后回迁了。朝廷考虑到王彪之的实际情况，任命他为太常。太常在秦汉是九卿之一，地位很高，不过在东晋的地位大大削弱了。因为太常主管朝廷的典章制度，可算是朝廷中专业性最高的岗位了。王彪之学问深厚，为人严谨庄重，很适合这个岗位。

王彪之出仕之时，新士族桓家的势力蒸蒸日上，与琅琊王氏、陈郡谢家平分秋色。大将军桓温试图控制朝廷，许多世家子弟争相向桓家靠拢，派亲信向桓温表忠心。王彪之是极少数拒绝向桓温献媚的人之一。桓温对他怀恨于心，将王彪之操作罢官，还将他逮捕入狱。好在琅琊王氏余威尚在，借一个大赦让王彪之先降职后调任回京，还升任了尚书仆射（相当于副丞相）。王彪之和谢安、王坦之（名字很像琅琊王氏子弟，却是太原王家的人）三个人一起联合起来对付野心日益膨胀的桓温。

当时的皇帝是十一岁的司马曜，皇太后褚氏打算请桓温摄政。王彪之、谢安、王坦之三个人都不同意，联合阻挡桓温上位。桓温和王敦一样，身体不好，遇到挫折就一病不起了。临终时，桓温决心最后一搏，向朝廷要求“九锡”（天子赐给权臣的礼器，后来演变成了奸臣篡逆的先兆），还让笔杆子袁宏草拟了《九锡文》。袁宏把《九锡文》拿给王彪之看，王彪之讽刺他说：“你这样的大才，怎么写这种文章？”袁宏碰壁后，去找谢安。谢安的政治技巧很高，不说同意不同意，而是笑着让袁宏反复修改。袁宏修改了一遍又一遍，谢安都笑说不满意，只好又去请教王彪之。王彪之知道谢安的用意，说：“谢安的用意，你还不明白吗？桓温病情一天比一天重，马上要死了，你着什么急啊？”袁宏恍然大悟，对《九锡文》也不再热心了。没多久，桓温被拖死了，请九锡的事情不了了之。

桓温死后，朝廷由谢安、桓冲、王彪之三人辅政。桓家势力大降，谢家势力上升，政令大多出自谢安之手。琅琊王氏和陈郡谢家的关系不错，王彪之和谢安的私交也不错，但王彪之对谢安不合礼制的做法也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抵制。谢安痛打落水狗，要把桓冲排挤出朝，表面上恭请皇太后临朝，深层次意思是方便谢家操纵实权。王彪之引经据典，认为谢安这么做不合制度，坚决反对。谢安艺术细胞比较多，讲排场，对修宫殿等“艺术工程”有浓厚的兴趣。王彪之坚持要与民生息，反对大兴土木扰民。王彪之立论严谨、义正词严，谢安反驳不了，在王彪之在世时都不能放开手脚进行“艺术创作”。

太元二年（377年），王彪之去世。他的一生，基本继承了王导等父辈的衣钵，安分地扮演好王朝支柱的角色，不越位，不退缩。一个政治世家要常保富贵，离不开这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