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陈纳德在总统面前不仅会为争宠夺势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而且还会利用所有的手段抬高自己在中国战区的地位。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在围绕着他的政治对手史迪威大做其文章。这也是陈纳德的性格使然，同时也是陈纳德能和蒋介石联袂共事的性格基础。
马歇尔作为总统的战略顾问有着鲜明的两重性：说到交朋友，他认为史迪威是可爱的；说到作为政治盟友，陈纳德确是一把好手。但是，当马歇尔将评判标准从所谓人的政治品位还原到做人应遵从的人格操守的时候，他是那样厌恶陈纳德的所作所为，又是如此喜爱史迪威的洁身自好。甚至对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的拙劣表现，他也似乎不无惋惜地原谅了。
史迪威深知自己的性格弱点：不但缺乏对他所鄙夷的论点随机应变的能力，而且往往因太相信真理的力量而对政敌的论点轻蔑地不置一词。加之他坚定地认为地面战略是符合中国战区实际的，无需作长篇大论的辩白和解释，终于使他铸成了历史的大错，而且也辜负了马歇尔将军的希望。他几次想开口坦诚自己的过错，都因他那孤傲的个性作祟而没有说出口来。
是日晚上，史迪威和前来探望的妻子威妮一起，在马歇尔等人的陪同下应邀出席陆军部长史汀生家的晚宴，他没有了在罗斯福总统面前的拘谨，毫不费力气地向史汀生全面陈述自己的观点。为了帮助史迪威说明自己，同时也是为了阐明陆军部的观点，史汀生打电话给罗斯福说，他“非常钦佩史迪威，他愿意就总统对史迪威的明显怀疑向总统作出解释”。史汀生打完电话之后又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回顾了他在挑选史迪威去中国时怀有的责任感之后，又充满信心地写道：
“我们是非常了解他，才把这场战争中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的……几天来，他使我相信，他是我所认识的唯一能够顺利完成这项重要任务的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在制订全球战略计划的时候，主要依靠战略顾问马歇尔和政治顾问霍普金斯二人。实事求是地说，在“三叉戟”会议召开之前，马歇尔将军和霍普金斯“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着互相尊重的态度”。但是，现在“他们关于对华政策的争执已经发展到两人互不理睬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就不得不行使手中的权力了——以总统的名义发布对华政策命令。他为了缓和与自己的战略顾问马歇尔将军的关系，再一次找来马歇尔恳谈对华政策。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坚持原则的军事家，尤其是经他之手作出的带有全局性的战略决定，那是很难再改变的。可是在对华政策方面，他忽视了罗斯福总统从政治视角处理中国问题的战略思考，过多地强调了美国——盟国在中国战区承担的义务及可行的战略计划，遂陷入了和总统的对立。另外，马歇尔将罗斯福私收陈纳德越过陆军部向总统转呈信函，以及私自利用自己的亲戚艾尔索普支持陈纳德，都视为不正当的行为。由此，从感情上和罗斯福产生了隔膜。因此，他向罗斯福复述了地面战略的必要性以后，又毫不留情面地对陈纳德和艾尔索普发起了严厉的攻击。对此，美国的史学家作了如下论评：
正如他对罗斯福所说的，虽然陈纳德“也许是个战术天才”，但他对后勤事务一无所知。此外，陈纳德“多年来一直是由中国政府发给薪金，处于委员长的不利影响之下”。马歇尔鄙视陈纳德的阴险狡诈，当面对他说对他缺乏信任。战后，这个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和军队的历史学家一谈起陈纳德就拍桌子。马歇尔尤其讨厌艾尔索普，他知道艾尔索普曾竭力劝说宋子文使中国撤出缅甸战役，为此，艾尔索普自然受到了马歇尔最严厉的斥责。
罗斯福最后的努力失败了，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了：缩小反攻缅甸的计划，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是为总统决定，约有下列四点：
一、自七月一日起，中印空运加至七千吨，其中四千七百吨应交陈纳德空军使用，其次之两千吨供应陆军，其余之三百吨，亦归空军；
二、自九月一日起，每月中印空运，应加至一万吨，阿萨姆机场，已饬韦洛将军督率修筑，如期完成；
三、五、六两月之中印空运，除每月以五百吨供应陆军外，其余少数分配空军；
四、反攻缅甸计划，决定年底会同英国实行。
缩小反攻缅甸计划始于四月底决定，马歇尔将军也是投了赞成票的。“当时公议，反攻缅甸之案如付取消，亚洲战局将见严重，而全力攻缅，供应欧洲之物资，又将不给，两全之法，唯有缩小缅战范围，先从缅北开始，如果得手，则太平洋战略既可配合，滇缅路交通亦可打通，英国无登陆艇缺乏之顾虑，中国有加强国际空运之利益，同时陈纳德之空战计划与史迪威之整军计划，在增强中印空运吨量之下，亦可兼顾。作战司认此方案，或是兼顾各方之统筹办法，并谓照此估计，雷多路陆运，加上中印空运，中国每月当可得到两万吨物资器材之接济。”
但是，而今罗斯福决定“缩小反攻缅甸计划”的内涵发生了质变，由兼顾“陈纳德之空战计划与史迪威之整军计划”变为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实质上等于否决了马歇尔支持的史迪威的地面战略。这就必然“惹怒了马歇尔”。此后，“马歇尔在与总统打交道时，便尽量持正式和公事公办的态度。当罗斯福说笑话，其他人被逗得大笑时，他仍然板着面孔。他这样做是有意避免在他和罗斯福之间出现亲昵关系，以表明他们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陆军部正式承担的义务，而不是‘烟嘴一挥’就能推翻的”。
马歇尔并不赞成罗斯福的决定，但他作为参谋总长又必须执行总统的命令。为此，他于翌日写信给史迪威：
昨日我与总统讨论中国问题，他认为陈纳德之空军作战计划，久被遗忘，今宜从速实行；云南华军之物资，亦宜照运。
总统在政治上必须支持委员长。空军轰炸方案，对于振导中国士气，亦至有效用。至于反攻缅甸之计划，总统意可缩小，只占领曼德勒为止。总统谓经此缩小之后，便与陈纳德空战计划，无所窒碍。
史迪威获悉罗斯福总统这一决定之后，他的直接反应是：这是建立在“对蒋介石的品质、意图、权势及能力完全错误的判断之上”的。史迪威心想蒋夫人“已经弄得罗斯福分不清是非了”：蒋介石政府是“一幕独角戏。国民党是他的工具，蒋夫人是他的门面，愚蠢的美国宣传机器是他的杠杆。而我们全都是他的玩偶”。
史迪威已经浪费一次和罗斯福对话的机会了！同时，他还有超乎于一般人的自知之明：像他这样一个小小的陆军中将在白宫决策圈中是无立锥之地的，谁也不会再听他的辩解，事实上他也无需为自己进行这种表白似的辩解。但他毕竟是一位喜怒哀乐分明的军人，他依然需要发泄内心积郁的愤懑。面对这不可逆转的大局，他唯有在日记上倾吐无奈：
连续的退让证明，蒋介石认为只要喊上几声我们就会向他投降。情况正是这样。要我们到达华盛顿之前，罗斯福已经决定要在中国尝试一下空中努力。这正中英国人的下怀，他们根本不想为了缅甸打仗。如果能哄骗我们在对日作战中首当其冲的话，他们为什么要为了中国而战呢？不管怎样，他们将在缔结和约的谈判桌上把缅甸拿回来。
除我之外，没人对建立一支地面力量的枯燥工作感兴趣。陈纳德保证在六个月内将日本人赶出中国，那为何不让他干一下试试？这可是通往胜利的捷径啊。
我的观点是中国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我们再也等不起另一年了；云南省是必不可丢的，必须建立起一支力量保卫它，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云南，重新夺回缅甸也就失去了意义……我还说，第一个基本的步骤是使地面力量足以占领和占据空军基地，以及打开外部世界通往中国的交通线。遭到否决……而最近几个月内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空中攻势。
“三叉戟”会议尚未开始，马歇尔、史汀生、阿纳德、史迪威等力主的地面战略就遭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否决，这无疑在他们每人的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对坚决主张收复缅甸并想借此雪耻的史迪威而言，则更是晦气之极！因为他深信丘吉尔和宋子文会在“三叉戟”会议上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完全取消卡萨布兰卡会议作出的收复缅甸的承诺。因此，他不想参加这种会议，最好是能早一天回到他的整训基地——印度的拉姆加尔，听那些可爱的中国士兵亲切地叫他“乔大叔”的声音。
就在“三叉戟”会议召开的前夕，马歇尔将军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蒋介石不同意缩小反攻缅甸的计划，强烈要求履行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定，南北夹击，收复缅甸。”史迪威因此被打入五里雾中，搞不清蒋介石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马歇尔告之：
“据蒋电文称，倘仅占取缅北至曼德勒为止，不特无补中国战场，且徒牺牲兵士，中国决不再蹈去岁覆辙。”
史迪威听后微微地摇了摇头，他清楚这不是蒋介石的真实意图。
“我认为蒋介石担心如取消收复缅甸的计划，我们美国会减少对中国的军火援助。”马歇尔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道。
“所以，”史迪威下了结论，“蒋介石在取得空中战略的胜利之后，又想把拒绝收复缅甸的责任推给我们美国。”
“对！”马歇尔近似命令地说道，“所以，你要打起精神，为尽快发动缅甸攻势而全力参加‘三叉戟’会议！”
……
二十五
蒋介石此举的目的完全被马歇尔将军所猜中：在美国兑现了空中支援的前提下，唯有把推迟“安纳吉姆”战役的责任推给美国，才能保住蒋介石“言必行，行必果”的领袖形象。与此同时，他还可以利用英美在“安纳吉姆”计划上的分歧，进一步与美国结成同盟，在“三叉戟”会议上压一压丘吉尔所代表的大英帝国的所谓霸气。
“三叉戟”会议实际上有两个议题：一是协调英美在欧洲战场上的步伐，再是重新确认“安纳吉姆”计划。罗斯福和丘吉尔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统一了欧洲战场的步伐，之后，他们及其与会的高级助手又进入了第二个议题的争吵。
丘吉尔自始至终都不愿意履行英国在“安纳吉姆”计划中应承担的义务，他对他的参谋长们坦率承认：“到沼泽丛林里去同日本人作战就像到水里去斗鲨鱼。”他赞成把鲨鱼拖上岸后用斧头劈死的办法。然而，在会谈中他就不那么坦率了。他说：“在缅甸作战的种种困难是很明显的。”丛林中无法使用现代化武器，雨季严重限制作战时期，海军无能为力。他还指出，即使“安纳吉姆”战役获得成功，他们在一九四五年以前也不能使滇缅公路重新开放，即便到重新开放时，最大的运输量也只是每月二万吨……他提出了绕过缅甸，进攻苏门答腊北部尖端和马来亚中部的行动的可能性，在讲话结束时重申了把仗打到日本本土去的决心。
史迪威在获悉英国希望放弃整个“安纳吉姆”计划以后，愤然断言：“这将使中国人感到被遗弃，并对英国人产生疑虑。”丘吉尔就此宣称，他不会“为了安慰中国人而做蠢事”，不会“毫无目的地以代价巨大的行动来打仗”。为此，史迪威曾两次插话驳斥丘吉尔，想让与会者重视自己的意见。罗斯福或许是出于外交礼貌——美国的中将不能当面批驳英国首相，遂两次不让史迪威发表意见，致使史迪威说出“我的意见不可能受到重视了”之后，又气愤地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
不可避免的结论是丘吉尔操纵了罗斯福。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对英国人来说容易的办法、一条捷径。不管代价如何，决不能把注意力从欧洲大陆移开。英国佬对发生在太平洋上的战争不感兴趣。由于争取了总统，他们可以过些舒服日子了。
由此可见，史迪威绝不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另外，他也不会想到与会的陈纳德详细记录了与会者的发言，并密报给未曾出席军事会议的宋子文：
一、罗斯福请丘吉尔发表对缅甸作战意见，丘答：英国甚愿援华，但为实际起见，不愿因感情冲动而作出无谓牺牲。
二、韦唯尔报告，印缅地势交通，异常困难，本年不能克复缅甸。
三、英海军司令报告，仰光或可占领，但因日本有轰炸之基地，须准备甚大之牺牲，不免可惜。
四、史迪威发言：中国人对于任何英国人之计划，都有怀疑。中国现无反攻力量，日本如果进攻，滇桂皆不可保，但如有机械装备之三十个师，再准备第二批三十个师，自可反攻缅甸。中印空中运量有限，不能于供应装备三十个师之外，同时兼顾空军器材之输送。
五、罗斯福问，蒋委员长能否于接受陆军整训计划后，放弃空军增强之计划。史迪威答：“不知。”
六、罗斯福以问陈纳德，陈纳德答：“离渝时，委员长曾嘱转告总统，速将海军参加作战早付决定，又请加拨美军三师参战，则其意向已甚明了。”
七、罗斯福问空军副司令，能否增加中印空运吨位，以应陆空军两方之需要。副司令答：每月空运吨量增至一万吨，以应两方需要，并无困难，但印度机场不佳，系一问题。
八、罗斯福问韦唯尔兵力如何。韦答：反攻阿恰布出击清水河，由阿萨姆南下，皆不过佯攻或威胁敌人而已。
五月十七日，“三叉戟”会议再度开会，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会，当面和丘吉尔发生对抗。宋不辱使命，当即作了“最有声色之奋斗”发言，现摘录如下：
自敌人占领缅甸后，中国国际通道完全被锁，因此未能获得军火之援助与物资之接济；国内经济衰落，通货恶性膨胀。最近敌人复改变以前侵略方法，利用傀儡煽惑人心，一面以全力进犯晋豫鄂湘，企图威胁重庆。凡此事实，当为在座诸公所洞悉。中国处此危境，并无意外要求，只请同盟国实践诺言，履行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北非卡港之决议而已。此为鄙人代表蒋委员长奉告诸公之要旨。
北非卡港，关于中国事项之决议有二，请分别言之：
一、增强空军攻击。攻击目标，为在华日军之交通线与日本本土，但因空运不足供应增加之空军，故此决议迄今未获实行……但今在其陪都感受到敌人威胁之际，美空军助我陆军作战，助我轰敌之交通线，遂见迫切之需要，故蒋委员长提议，欲将六、七、八三个月之中印空运，少数拨归美空军供应之用，使陈纳德之计划，得以实现。
二、决定反攻缅甸。卡港决议之内容，系以中英美海陆空军联合作战夺取仰光，收复缅甸，打通滇缅路线……英美政府已向世界正式声明，将于本年收复缅甸，故今日如果尚有放弃收复缅甸，或只攻北缅之计划，则中国人民将责英美背信违约，而无使用武力逼使日本投降之决议。……
史迪威批评委员长无一定之战略，诸君应知蒋委员长与世界有名军事家合作，并非初次……均曾服从过委员长之指示，如谓吾人遵从委员长指示为错误，则世界上之错误，将不限于吾人。
蒋委员长负有中国战区安危之责任，吾侪不应对其决定有所怀疑，如有怀疑，吾人须自忖能否担起中国战区安危之责任。
开始，史迪威听着宋子文的发言深感痛快，似在为收复缅甸案慷慨陈言，但随着宋子文的发言推展，方知是在为陈纳德的空中战略竭力辩护。最后，大出史迪威所料的是，宋子文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对他发动攻击，等于在英美两国元首的面前揭他的短，因而触发了“醋坛子乔”的“醋意”，使他当场极不策略地又攻击了蒋介石的为政与用兵之道。
史迪威如此不懂政治策略必然获罪于罗斯福总统。对此，霍普金斯曾对宋子文说过如下这段话：
“经过此番争执，史迪威当知总统如何敬重蒋委员长，伊虽有史汀生马歇尔之后盾，仍不能稍称总统之意志。回任之后，当不敢如前之骄纵，万一再生纠纷，蒋委员长一电相告，即可更调。”
事实也是如此，罗斯福更调史迪威的决心又坚定了一层。
话再说回来，罗斯福面对中、英在缅甸问题上的严重对立，也只能一手安抚宋子文，一手和丘吉尔继续讨价还价。好在宋子文深谙蒋介石力主收复缅甸的本意，也未再坚持中方的意见。几经私下双边磋商，终由美国参谋团提议，一致通过了“三叉戟”会议第二二○号文件——《击败日本方案》：
一、尽先集中可用物资于阿萨姆、缅甸区域，以建立（及增强）通达中国之地面设备，期于秋初达到每月一万吨之运输量，同时扩大阿萨姆航空设备，使达到下列目的：（一）加紧对日空战；（二）增强（维持）美国驻华空军；（三）支持对华空军补给物资。
二、积极准备自雷多、英坊入缅及自云南入缅之中国军队作战计划，以打通滇缅路为目标。
三、水陆夹击阿恰布与南穆里岛。
四、打击日军在缅之交通线。
史迪威在华盛顿期间挨过了他人生旅途中最悲哀的时刻，但也有一些事情令他开心：“得意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另一面。”其中，最令史迪威开心的是下面几件事情：
一、丘吉尔为了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在罗斯福总统的推动下，同意在华盛顿会晤时在美国访问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但是宋美龄“有点傲慢地”拒绝了这一邀请，坚持丘吉尔应去她当时居留的纽约“朝拜”她。“为了维护大同盟国的团结”，丘吉尔提议同她在纽约到华盛顿的中途会晤，如果她也有此心愿的话。但是，蒋夫人认为这种提议“很滑稽”。二人终未相见会晤。
史迪威获此消息之后，除去对宋美龄表示敬意之外，也禁不住开心道：
“英国佬也有今天啊！……”
二、丘吉尔毕竟是一位心胸豁达的大政治家，他没有记恨——甚至都不曾记得史迪威曾和他发生过争论。韦唯尔的失败情绪和印度司令部的懒散状态是“三叉戟”会议的议题之一，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曾经坦率地提请丘吉尔注意这一问题。那么丘吉尔从何处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呢？他想到了有争议的美国将军史迪威，主动邀请史迪威到英国大使馆会晤，用丘吉尔的话说：“就是为了认识一下。”
对于丘吉尔这次意外约见史迪威，陆军部长史汀生是知情的。他为了避免上次史迪威晋谒罗斯福总统的悲剧重演，同时，“为了使史迪威说话有力，和消除他对丘吉尔的恐惧心理”，曾对史迪威进行了一定的指导。“在会谈中，史迪威感到，丘吉尔是带着同情心听他谈话的，所以畅所欲言。由于他对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给倾听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史迪威感到惊异的是，丘吉尔完全同意他关于印度战区缺乏活力的意见，而且实际上早已决定撤换韦唯尔和他手下的高级指挥人员了。这是丘吉尔‘十分尊敬和欣赏史迪威将军’的开始。”
同时，史迪威通过这次会见丘吉尔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欲达到目的，绕开最高领导人是不行的，和最高领导人顶牛只会遭到失败。
三、史迪威发现美国人并不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只是被宋美龄动人的讲演、艾尔索普等人的片面宣传误导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遂通过他的“国务卿”戴维斯安排，参加了《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尤金.迈耶专门为他举行的一个有七八名著名记者陪同的宴会。“宴会之后，又来了二十多位听讲的客人。面对一群专心聆听的听众，史迪威口若悬河。他在坦率地论述了他所面临的形势之后，又请戴维斯从政治方面对形势作了说明。大约从这次宴会以后，报上开始出现关于中国的意见不同的报道。”
通过这件事，史迪威开始认识到了新闻媒体的作用。为此，他回到中国以后“几次派戴维斯回国，继续对关于中国情况的报道加以引导”。
陈纳德在“三叉戟”会议上的形象，与史迪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自始至终头上罩着传奇英雄的光环，耳边回响着风格迥异的赞美声。“陈纳德离美前夕，罗斯福特约长谈，许其直接上书报告军事。”此举堪称是给光彩照人的陈纳德锦上添花，使其同僚发出这样的喟叹：
“陈纳德打赢了这一仗，但他还未彻底打赢同史迪威和马歇尔的仗。”
史迪威历经“三叉戟”会议之后，深知自己在华地位大大地削弱了。但不知“是出于责任感，还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或者两者兼有，他从没有表示过他曾考虑不回中国”。他的基本想法是：集中全力整训中国军队，待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失败之后，他再率部收复缅甸。换言之，他真的不想再和蒋介石、陈纳德争个你长我短了！
史迪威回到中国以后，很快发现加大驼峰运输量是以雷多公路建设受到损失为代价的。因为大量的推土机、卡车、平路机、铁锨以及人力都被调拨过来修建阿萨姆机场。想要给留在筑路段上的人员运输补给品的一切努力都因雨季而受阻。不久，“各种各样的困难清楚地表明，公路和驼峰空运线加在一起，既不足以保证运输线本身的需要，又不能为中国扩大空中作战行动运送足够的油料。运送一吨物资到中国竟需要消耗一吨汽油”！更令史迪威头疼的是，随着美国军人的增加和租借物资的增多，各种意想不到的矛盾突现出来。请看如下史实：
在中国的美国人享受不到他们喝惯了的啤酒和军中消费合作社会出售的商品……他们对周围的贫困和肮脏感到厌恶，他们挨虫咬，受痢疾和各种肠道病的折磨，无法适应中国的严酷生活……他们把所有的中国人都看成是堕落的、无能的、不可靠的、双料混蛋的、能把你偷尽抢光的、毫无救药的懒懒散散的“狗杂种”……普通中国人都觉得美国人愚蠢**、粗野、可憎可鄙，常是凶残而堕落的。据美国大使馆的报告，上层的中国人对休假的美军的流氓作风，对第十四航空队人员的“粗鲁无礼”、“语言粗野”、“仪表邋遢”、“声名狼藉”等“深感震惊”。
租借物资一次又一次地促使双方互相憎恶和产生嫌隙。在昆明的黑市上，租借物资从药品到半吨卡车，样样都可买到……在中缅印战区，美国人捞起油水来手伸得毫不比别人短。美国空军、陆军、红十字会和文职人员走私黄金、磺胺药物、外币、香烟、口香糖和军中消费合作社的供应物资等……其中最出名的是第十四航空队的“鲍德尔罗事件”。这个地方本来是用来从中国南方迷人的城市桂林和从印度越过驼峰偷运少女的，后来也成了走私的中心。这件事一报告上去，史迪威就不得不采取正式行动了……结果证明此事与陈纳德有关——不仅仅是知道而已。这样，就更进一步造成了他们彼此的恶感。
而这种恶感不但加剧了史迪威和陈纳德的个人矛盾，而且通过不同的渠道反映到了华盛顿，促使白宫决策圈中的矛盾也随之更加激化。
史迪威是一个疾恶如仇的人，他不想以失败者的姿态去征询蒋介石如何落实“三叉戟”会议一致通过的第二二○号文件。蒋介石也是一个认定“一山难容二虎”，并矢志要去对手而后快的独裁者。尤其当他获悉罗斯福总统有意更调史迪威之后，就更不把这位美国派来的参谋长放在眼里。另外，在玩弄权谋方面，史迪威和蒋介石相较永远是个失败者。蒋介石非常清楚史迪威时下的“安然待命”是一种无声抗议的姿态，只要稍许从旁点上一把火，史迪威还会暴躁起来，而且一定还会做出越礼的事情。到那时，再状告给华盛顿，史迪威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因此，蒋介石也有意闭口不谈“三叉戟”会议通过的第二二○号文件。
史迪威果真中计了！开始，他认为罗斯福支持陈纳德削弱了他的影响，使蒋介石更加坚定了“既不打也不改”的政策。“我们受到了冷遇，被人瞧不起，受到阻挠，受到反对和欺骗……”但是，当他等了两周之后，发现连何应钦这等人物都不知道“三叉戟”会议的决定，就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在盛怒之下，试图将Y军的武器调拨到抗日前线湖北去用。这不仅触怒了蒋介石，连他欣赏的将军陈诚也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一时弄得他下不了台。为此，他给马歇尔发电报诉苦，“痛苦地论证了美国政府未能利用租借物资管理法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而犯下的错误”。也或许是史迪威在遭受数次打击之后，对蒋介石和中国现状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他已经看出“租借物资的讨价还价作用还算不上能够改变中国制度性质的魔杖”，“要改造这样一个制度就必须首先把它砸烂”。
马歇尔将军是史迪威在华政策的后盾，但他作为总统战略顾问、美军参谋总长又不能违拗罗斯福在“三叉戟”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内心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设法调和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使得史迪威免遭厄运。为此，他想到了早已作出决定但仍未授予蒋介石的那枚荣誉军团勋章。他认为由史迪威给蒋介石授勋，会对外界造成蒋、史已经修复裂痕的效果。为防蒋、史节外生枝，他遂以命令通知：
“史迪威于七月七日（中国全面抗战六周年纪念日）代表美国政府为蒋介石委员长授勋。”
史迪威并不领马歇尔的情，他依然提出“相当天真的反对意见，说蒋介石没资格得荣誉军团勋章”。而蒋介石呢，“大概是对要从史迪威手上接受勋章感到不愉快，建议由信使给他授勋。史迪威回过头来认为蒋提出这个要求是对美国能够授予一个外国人的最高荣誉的侮辱”。幸好马歇尔将军有先见之明，以命令迫使蒋、史二人收回己见，授勋仪式按计划于七月七日举行了。但是，在这种气氛下授勋非但起不到磨合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的效果，相反却走向了授勋目的的反面。请看史学家如下的评述：
授勋仪式按计划于七月七日举行了，并且由一些摄影机拍摄下来，作永久的纪念。两位主角脸上都是冷冰冰的，毫无表情，史迪威用汉语向这位“自由旗手”宣读荣誉状以表彰他的“崇高的鼓舞人心的成就”，然后就站在一臂远的距离上把勋章别在蒋介石胸前。蒋介石两眼凝视着远方。蒋夫人脸上带着慈祥的表情在旁边观看，她身穿无袖印花衫，显得时髦而又漂亮，只是她从来都穿的蝴蝶结开口鞋显得不那么入时。
“‘花生米’迟到了半小时……他身边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当我提起他的上衣把军功勋章别上去时，他猛地跳了一下，好像是害怕我要杀了他一样。”史迪威后来写道。
蒋介石是最善于玩弄授勋这一套把戏的人，知道美国人为他授勋的真实意图。他为了给罗斯福总统点面子——或曰不枉费这番苦心，于七月十二日签署了同意参加缅甸战役的文本和命令。
史迪威并不清楚蒋介石如此而为的目的。在他的心目中，只要同意收复缅甸就一切都好。所以他把七月十二日称为大喜的日子，为表示此时此刻喜悦的心情，按照他的习惯又在“大喜之日”四个字下面画了四个黑点，接着，他又得意洋洋地写道：
经历了一年不间断的斗争之后，我们终于约束住了他。他以书面形式对进攻缅甸作出了承诺。我们不得不克服了怎样的腐败、阴谋、阻碍、拖延、欺骗、仇恨、嫉妒和诡计啊。这样一个污水池……如此顽固、无知和极度忘恩负义。神圣的主啊，我差点就要山穷水尽了。
在此前后，丘吉尔首相借明升暗降的手段，调充满失败情绪的韦唯尔任驻印度总督，由英国驻北非第八军前任军长克劳德.奥金莱克将军接任印度战区司令。这对史迪威而言无疑又是一个喜讯——他想当然地认为奥金莱克将军一定比韦唯尔更富朝气，并会同意收复缅甸的战役。很快他又失望了，因为他发现丘吉尔只不过做了一件“换汤不换药”的事罢了。
随着欧洲战局的急骤发展，丘吉尔和罗斯福于八月初相聚加拿大的魁北克，史称魁北克会议。会上除解决盟国在北法登陆等事之外，自然又议到了中国战区以及缅甸、东南亚诸国的军事态势。英美两国依然是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美国认为：“欲迫日本投降必须攻入日本本土；欲攻日本本土，必须利用中国之基地与人力；欲利用中国基地与人力，则必须打开中国国际通道，充实中国之军备。中国军队之未来价值至大，中国现局之崩溃堪虞，且吾人既以在华空军轰击日本之船舶，则其势必引起日本对华之反击，是中国战局，因吾人之鼓吹反攻而加危。加危之后，若不速予援手，则日本将在中国大陆发动大攻势，或夺取美国在缅之机场，或切断中印之空运，抽出其在缅之军队，出扰于南太平洋或西南太平洋，有一于此，美国必至被迫无暇再顾欧洲对德之战事，故水陆夹攻收回全缅之战，非关亚洲之一隅，实系欧洲与太平洋之全局。”
英国人除关心欧洲及其本土的利益而外，依然坚持：“英国以为中国并非战时必不可缺之伙伴，中国战后之强盛，或即大英帝国远东厄运之开始，维持中国战场虽亦不恶，但若因此便须大耗英国之物资与兵力，则似感不值。”
另外，诚如戴维斯为史迪威所作的分析那样，英国想恢复它的一等强国的地位的话，重新获取他们在东南亚的权益是极其重要的。可是，美国在印度和缅甸的存在使英国很难堪，但又不得不忍耐，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合伙关系，然后再在这个关系中取得领导地位……使美国顺从他们的政策和行动”。为此，英国提出建立独立于印度战区和中国战区之外的东南亚司令部，并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同。就这样，在魁北克会议上一致同意任命漂亮英俊、富有骑士风度、使人愉快的英国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为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而史迪威任东南亚盟军最高副司令，同时保留其他职务。
魁北克会议结束之后，蒋介石收到了这则由罗斯福、丘吉尔联衔的电文：
为缅甸军事行动活跃起见，决在印度统帅部之外，另设一统帅部，以海军中将路易.蒙巴顿勋爵为统帅，直接受C。C。S。之指挥，作下列之军事行动：
一、从速建立通华空运路线；
二、增加阿萨姆交通路线之运输力，使其达到每月二十万吨之程度；
三、在未来干燥季节中实施出击，其目的为夺取上缅甸，以增加空运之数量；
四、军事行动路线将由阿萨姆经过雷多及英坊进攻，同时云南出兵联系，在各军进展以前，均将发动长距离剽劫队，即温盖特今春所用之突击战术；
五、为使缅北战事克收成效起见，海陆两栖攻击正在准备，其地点应俟蒙巴顿到印考核后再定，吾人已采取步骤保障我方海军在该区之优势，切断敌人入仰光之海上交通。
蒋介石早就听说，罗斯福总统为实现中国成为战后世界秩序的第四块基石，建议在当年晚些时候同蒋介石举行一次会谈。而这又恰恰是蒋介石所企盼的。遗憾的是魁北克会议又未邀他出席，使其自尊心再次受到刺激。蒋氏阅罢上述电文，当即复电，把缅战的责任推给了英国：“下缅甸之海岸线与其交通要点，若不确实占领，则敌军接济仰光之路线将难切断，而上缅甸之战争，亦将无法完成。”
史迪威阅此来往电文，已知收复缅甸之役又推迟，心中甚是不悦。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可以说是稀里糊涂地参与了蒋、孔、宋三大家族内部的夺权之争，险些被蒋介石打发回美国去。为使读者清楚这场鲜为人知的“宫廷政变”的起因，容笔者扼要地简介蒋、孔、宋三大家族的恩怨历史：
蒋介石是靠黄埔起家的。但是，蒋家王朝的大厦却是由蒋、孔、宋三根顶天立地的朝柱撑起来的。而始作俑者是宋氏家族的大小姐——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
当年，蒋介石率北伐军抵达南京、上海之后，极想承袭孙中山先生留下来的革命遗产，登上所谓“九五之尊”的宝座，达到此目的最简便的方法之一就是和宋家小妹宋美龄联姻，由此即摇身一变为孙中山的连襟。同时，还可把有“财神爷”之称的孔祥熙拉入蒋氏王朝，充任挑大梁的角色。为此，他请求宋霭龄当红娘。
宋霭龄既是宋家的大小姐，又是孔家的内掌柜，而一旦宋家小妹宋美龄和蒋介石联姻，她不仅会给孔、宋两家争来“开国元勋”的金交椅，自己也会成为蒋家王朝中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当代“老佛爷”。因此，她积极为之奔走，并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迫其全家——除宋庆龄以外全都赞成这桩婚事。
蒋、宋联姻之后，宋子文因走亲美路线和蒋介石、孔祥熙执行美、日等距离外交路线发生冲突。加之宋子文反对采用军事手段解决共产党和红军，拒绝向“围剿”红军的蒋介石拨发军费，遂遭到了蒋介石的贬谪，其财政部长职务由孔祥熙接任。而孔、宋两家交恶即由此始。
西安事变爆发之后，宋子文以为东山再起的时机到了，除隐喻攻击何应钦是亲日大将而外，并以私人身份飞赴西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蒋介石因怀疑宋子文有亲共倾向而有恩不报，反把行政院的大权交给了孔祥熙，这又加剧了宋、蒋，宋、孔之间的矛盾。
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结果，导致了抗战全面爆发，待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蒋介石决计走亲美路线，并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之后，宋子文主要是利用和白宫的特殊关系，为蒋介石争取更多的美援。宋在“三叉戟”会议上演出力责丘吉尔的好戏之后，遂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升为中国政坛的明星。这必然危及到了他的宿敌孔祥熙的地位。缔造蒋家王朝的女中豪杰宋霭龄权衡利弊，为维护孔家的利益站在了弟弟宋子文的对立面。
恰在这时，宋美龄访美归来，获悉兄长宋子文利用各种关系，巧立各种名目，把大宗援华物资窃为己有，而这又使得视财如命的孔祥熙垂涎欲滴，在设法保住自己权位的同时，要从宋子文的口中夺过援华物资这块肥肉。就这样，在宋霭龄的导演下，宋美龄和她结成了反对宋子文的联盟。
在宋美龄看来，援华物资不仅是宋子文的捞钱财源，而且也是他政治上的最大筹码。他从美国捞得更多的援华物资的同时，也为自己捞得了更多的金钱和更多的政治资本。为了达到这名利双收的目的，宋子文必须搬掉控制援华物资分配权的史迪威。这就使得宋家两姐妹想到了和史迪威结盟，共同反对宋子文。
事有凑巧，宋子文突然回到了山城重庆，除当面向蒋介石报告中国的电讯密码已被日军破译之外，还表功说，他已经和罗斯福总统谈过史迪威的问题，总统是赞成调离史迪威的，只是因马歇尔作梗未能如愿。
宋家两姐妹感到必须公开和史迪威结盟了，遂于九月十三日打电话给史迪威，请史来委员长官邸做客。也就是自这天起，史迪威几乎成了宋氏两姐妹手中的玩偶，并参与了蒋家王朝的一次未遂政变……
二十六
史迪威步出自己的官邸，驱车沿着山坡小路走了不足千米，看见一处豪华的公馆，他禁不住暗自说：“刚刚从美国回来的TV，一定还在公馆里处理外交事务吧？”转眼之间，轿车沿着缓缓的山路爬上了山冈，停在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公馆大门前，这儿就是蒋介石的官邸。史迪威步出轿车，蓦然抬头，看见几百米之外一个和缓山脊另一边的那座公馆，遂又情不自禁地暗自说：“我应该去看看孙夫人……”
史迪威在侍从的陪同下走进蒋介石的官邸，没想到宋美龄偕“大阿姊”宋霭龄笑容可掬地恭候在客厅门前，分外热情地把史迪威迎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之后，宋美龄笑着说：
“今天是私人聚会，就我和大阿姊两人，很想听听将军在中国工作的难处。”
史迪威甚感诧异，因为他在这一年多单枪匹马的苦斗中，从来没有得到过应有的荣誉，更没有获得过女人——尤其是身贵位尊的宋氏姐妹的关心。今天猝然享受此殊荣，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他转念一想，可能是宋美龄在访美期间知道了马歇尔等军界权威对自己的评价，或者是刚刚自美回到重庆的宋子文对他们说了最好支持他一下的话。因此，他坦诚地讲了对中国军政人员的不满，以及在整训中国军队和收复缅甸等问题上遭到的无理的掣肘。最后，他气愤地说道：
“戴笠自作聪明，在我的官邸安插他们的人，随意翻阅我的文件，几次被我抓到。”
“还有这等事？”宋美龄故做震惊的样子，“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是啊，”宋霭龄得体地敲着边鼓，“这等区区小事，只要小妹一开口就全都解决了。”
史迪威虽然尚不清楚宋氏姐妹约见他的政治目的，但他感到了这姐妹二人对自己没有敌意，而且对抗击日寇入侵、收复缅甸的“准备工作的状态很警觉，急于做些事情”。于是，史迪威为了“满足她们了解情况的愿望，回顾了经历的所有的磨难”，旋即又无比愤慨地“告诉了她们军队目前状态的真相，她们十分震惊。又讲了障碍与拖延，以及谁要对此负责”等等。总而言之，他滔滔不绝，第一次获得了一吐为快的感觉。
“难道就没有补救办法了吗？”宋霭龄有些焦急地问道。
“补救？”史迪威习惯地耸了耸肩膀，近似开玩笑地说道，“除非请蒋夫人出山，接任何应钦的军政部长。”
“这是问题的实质。”宋美龄和宋霭龄交换了个眼色，郑重地说道，“不过，下次再议这件事情。”
史迪威的直觉是宋美龄“渴望行动”。由于这次会面是未遂“宫廷政变”的序幕——且台湾的所谓“国史专家”又避而不谈此事，因而很有必要把史迪威于当天记的日记抄录如下：
她（宋美龄）对姐姐（宋霭龄）说应挪到城里，好在她家见面，有人打报告说我是反华的。姐姐说她不知道我如何会有坚持的耐心。我们订了攻守同盟。不管原因何在，她们是认真的，也许我们能取得一些进展。
史迪威清楚地知道宋氏两姐妹和他结盟的性质——况且还“订了攻守同盟”。或许是史迪威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从这天——九月十三日始，他在日记中称宋美龄为“梅”，称宋霭龄为“埃拉”。他在日记中六次扼要地记述了他和宋氏两姐妹的谈话内容：
午饭与梅（宋美龄）开会。她扮演了一个非常好的角色，而且对采取行动十分认真。她渴望行动，希望她是个男人。她憎恶何应钦和他的那帮人。对她讲了我同他打交道的经历。他显然对她一笑了之，因为她是女人，她对此十分愤怒：“天啊，我不懂那个老傻瓜为什么不干正事。”“他们就像一群把头扎进沙子里而屁股仍然朝天的鸵鸟。我多想拿根大棒赶走他们！”“他们怎么就认识不到事情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把一切放到一边，把精力集中在军队上。”“如果我们打了败仗，政治和青年运动又有什么用处？”（九月十八日）
晚十点动身去孔家。有梅和埃拉（宋霭龄）。她们对“花生米”做了工作。埃拉今天下午让他吃了苦头，告诉他说那帮家伙一直在说我的假话，解释了参谋长的问题和我署名“美国陆军中将”的原因。她们使何接受了桂林这个地方。梅称他为“那个说不出口的”。何很恼火。梅今天在政协的会议上作了演说，对挑剔别人干事的人进行了痛责。
“不要挑刺儿。”“你要知道错误是怎么犯下的。”“不要出于嫉妒而指责别人。”她的眼睛直视着何。她喜欢这样。她们两人都说何得走开，但我不知道她们将如何做到这一点。
梅和埃拉已发誓成为同谋，讲话很坦率。她们确信我是干事的，她们将去“踢皮球”。“花生米”一向坐在宝座上任我们争斗。他怕采取行动……这是唯一的解释。（九月二十日）
去大元帅家见埃拉和梅，讨论了我备忘录中的指挥等问题，去掉了我以物资进行的威胁……她们认为它非常合理、正确，将使“花生米”同意这个备忘录。实际上她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我越来越相信，这两名贵夫人，一、被宋子文告知要支持美国的努力；二、她们使这个家族而非“花生米”认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花生米”越来越不像是个独裁者，倒更像是个政治上的骑墙派。他除了树立了他的声誉之外没有什么权力，他的家人了解这一点。如果他能使别人服从他，为什么还会有与龙云的胡闹以及部队调遣和补充兵员的恶作剧呢？何应钦在我看来像是个啃咬基础的老鼠，“花生米”也许私下里有些怕他。再者，“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复无常和怪诞。梅总是说，他很难把握，你得在适当的时候引起他注意，他得出结论时不大考虑证据，“他们”在对他说我的各种坏话。（九月二十五日）
见埃拉和梅……她们都接受要有一位新军政部长的观点。她们极其厌恶“那个说不出口的”（何应钦）。把握他的唯一办法是对他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一个自负到了极点的捣蛋鬼。她们全都赞成我的改革：减少部队数目，重新组织，训练和提高效率。
梅透露说她与“花生米”过日子十分痛苦：没有别人对他讲真话，于是她只得不断地向他讲述不合他意的消息。和这个爱发脾气的小畜生一起生活，眼见一切事情被搞得乱七八糟，不可能是件轻松的事。（九月二十八日）
与此同时，宋氏两姐妹还告知史迪威，他身边的中国高级将领，包括他最欣赏的陈诚在内都在蒋介石面前指控了他许多罪名。例如：给蒋介石签署备忘录时的签名是“美国陆军中将”，而不是“大元帅的参谋长”；“不许中国军官骂英国人，调动了一支部队都未通知师长，还说要赶快行动，否则他们就别想吃上饭”；“把俞飞鹏称做‘那个土匪’”等等。使史迪威感到欣慰的是，宋氏两姐妹不仅在蒋介石面前代他作了解释，而且还告诉他和蒋介石打交道的一个秘诀：
“埃拉说，你得观察‘花生米’，好在他情绪高时逮住他。显然，这是个技术性极强的活儿。但她们将在这方面努力。”
随着事态的发展，史迪威不止一次地发出这样的自问：“梅和埃拉的目标究竟是谁呢？难道就是想通过我搞掉军政部长何应钦吗？……”他没有结论。但是，当“越来越多关于他的罪名曝了光”的时候，他又本能地自问：“谁是真正的谣言制造者呢？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史迪威做梦也不曾想到她们的目标是宋子文。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一直认为宋氏两姐妹如此而为是“被宋子文告知要支持美国的努力”。就是他最欣赏的、中国最年轻有为的将军孙立人有意为难他的时候，他也不曾想到宋子文是孙立人真正的恩人，没有宋的支持，孙如何敢反对他呢？由此可知史迪威的政治嗅觉是何等的迟钝！
史迪威在与宋氏两姐妹结盟之后，遂产生了一种憧憬式的自我满足，并带着这种憧憬式的自我满足飞赴印度和蒙巴顿晤谈。仅仅一个星期后——史迪威于十月五日回到重庆，他立即发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刚刚到达重庆的萨默维尔将军正式通知史迪威：“大元帅说你必须解除职务，原因是你失去了部队的信任。”同时还转告了宋子文的意见——“史迪威同中国军队的关系极坏，他被任命为东南亚司令部副司令将会产生灾难性的、无可挽回的后果。”并郑重地声明：
“罗斯福总统已经同意召回你。”
史迪威听后怔住了，就在这瞬间他想了许多：“也许是如果没有我，再不会有谁督促着打这场战役。英国佬和‘花生米’都不想干，因此一切都将使他们满意。也许只是疑心，东方式的妒忌心，偏听谎言和认为不该让一名外国人取得更大的影响力。也许他是害怕事情发展下去，会破坏他赖以维持控制的平庸平衡。”但是，他仍然没有想到颇具英美绅士派头的宋子文为了夺孔门大权并进而摄取更大的权力，把他当做了牺牲品。他于茫茫然中心灰意冷地写下了这句话：
“二十个月的斗争就此结束。”
史迪威在其后的两天中完全沉浸于个人失败的抑郁中，因为他深信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了，余下的事情就是打点行囊，办移交手续，灰溜溜地告别山城重庆。
恰在这时，蒙巴顿飞到了重庆，立即赶到史迪威的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了这句话：
“如果你还想要你的职务，我去替你要回来。”
史迪威不相信蒙巴顿有此回天之力，他遵照中国“好自为之”的训导从门口向屋里退了一步，有点诚惶诚恐地说了这句话：
“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同我握手，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蒙巴顿是英王的表兄弟，有着高贵的血统。而今，他是盟军东南亚战区的最高司令，有着和蒋介石的中国战区总司令同级的职衔，这使他越发地自傲自信起来。他趋前紧紧拥抱了史迪威：
“放心，我一定为你把职务要回来。”
蒙巴顿告别史迪威之后，并没有直接去拜会蒋介石，更没有为史迪威说情，而是通过萨默维尔将军向蒋介石传话：“如果指挥中国部队近两年之久的人被调走，将无法执行使用这些部队的计划。”
蒋介石自然明白蒙巴顿这番话的寓意：调走史迪威是不能被接受的，否则未来盟国在缅甸以及东南亚的战役中蒋介石的军队将被拒绝参加。如此，中国等于被排除在盟国之外，蒋介石想当世界级领袖的美梦也随之化为泡影。得失相较，蒋介石难下决心，遂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
也就是在这当口，向以软磨硬泡抵制史迪威战略计划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看出了这次突然“驱史”的本质：亲美的宋子文欲取孔祥熙而代之。果如斯，他这个以亲日出名的军政部长必将让位于亲蒋名将陈诚，逐渐削弱终至丢失他在军界坐第二把交椅的权位和势力。为此，他一反常态为史迪威说好话，坚决反对在此时此刻调走史迪威。
自然，调走史迪威的最大受害者是四大家族中的孔门。古话说得好：在王冠面前是没有亲兄热弟之分的。孔祥熙为确保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及他时时觊觎的宋子文手中握有的租借物资大权，从而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请求他收回成命。同时，积极策动夺取宋子文手中握有的租借物资大权的宋霭龄一见祸起萧墙，遂又通过小妹宋美龄向蒋介石摊牌：宋子文赞成搞掉史迪威的真正动机是想控制租借物资。“只要他能……搞到美援，他的影响就大。但是史迪威坚持要把缅甸战役变成现实，这样就会消耗掉供应物资，从而威胁到他的地位。”另外，在当代美国人的眼中，宋子文是当代中国的明治，他“希望建立起一个权力基础，并从这个基础出发把他的妹夫（蒋介石）排斥掉，消除政府的反动成分，建立起一个能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政府”。最后，宋美龄十分动情地说：
“达令！TV是我的兄长，但我坚决反对他想摄取最高权力的野心。”
宋霭龄在幕后导演、宋美龄在台前表演的这幕戏剧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功，这是因为她们姐妹说到了蒋介石最为关注的要害——政权。是借逼走史迪威捧红宋子文？还是借故暂时留下史迪威冷淡宋子文？毫无疑问，蒋介石想的一定是后者。然而如何转弯变向才不失所谓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呢？他“使自己陷入如此难堪的处境”。
宋霭龄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中豪杰，她完全猜透了蒋介石此情此景中的难堪心境；更为了不起的是，她又轻而易举地导演了一幕请蒋介石下台阶的好戏。对此，史迪威一无所知，却客观地在日记中作了如下的记述：
梅在八点打来电话。埃拉也在她那里。她们是一对战士，不错，埃拉说仍有个转败为胜的机会。我不愿介入，平静地对她们说我不想待在不受欢迎的地方。她们开口谈起“中国”和职责等来，要我大度一些，坚持一下。埃拉说如果我们闯过了这件事，我的地位就会比以前更为稳固。“你的星正在升起。”她们想代我去见蒋，对他说我只有一个目标即中国的利益，假如我犯了错误，那也是由于误解而非有意，我准备好了要充分合作。我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时间，但她们竭力坚持，我最终点了头。梅说，那我们马上就去做。“花生米”改变了立场，演起了戏，竭力显得态度和解。他说了两点：一、我应明白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职责；二、我应避免任何优越感。这全是废话，但我有礼貌地恭听着。蒋介石说，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谐地再次继续工作。
现在，为什么埃拉如此确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呢？今天下午，她指责了“花生米”，他掉头走出了房间。一个极大的污辱，但她还是等着，他又回来了。她和梅两人极力为我说话。也许如同她们所说的那样，她们使他转了一半，等着我来完成另一半。也许“花生米”终于意识到了事情会张扬出去，从而改变了想法，只把这作为烟雾。一种部分地挽回他面子的好办法，尽管也已不可救药地失去了许多，这会使他对错误消息的报告者们大发雷霆。“他们”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被击败了。正像埃拉所说，他们已把我们压制到最后一道堑壕，而我们则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她说我将比以前更加有力。如果我迈出一步，埃拉肯定一切会好起来的。似乎已经这样安排好了。
不管怎么说，这个乱子结束了，下一个也许即将来临。梅说，他们结婚后人们都以为她会在一年内和“花生米”离异。埃拉和梅都一再说，她们已把家族的珍宝押在了我身上，她们会继续支持我。在整个乱子的过程中，我觉得十分轻松——没有遗憾，也没有自责。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
至此，史迪威终于渐渐地走出了五里雾中，知道了真正想搞倒他的是宋子文，并在日记中继续记下了他所知道的这次“宫廷政变”的一些内幕：
有种感觉。子文？他是麻烦的制造者吗？如果罗斯福持有我在搅乱关系的想法，他又是从哪儿得来的呢？答案：只能从子文那里得来。那么说子文想让我被解职。为什么？因为我在同蒋夫人一道工作，而她支持大元帅，这会妨碍他的抱负。
也许因此埃拉和梅不愿告诉我，那么为什么她们又警告我注意陈诚、子文的为人？为什么她们想树立孔的形象？我将观察这一切是否能得到证实。（十月十八日）
好，好，是子文。他在新德里对萨默维尔说事情正在取得成功。他与大元帅一同进行了谋划，梅和埃拉听说了此事。马上就是一场战斗。埃拉昨天终于告诉我，我不了解事情的另一半，但最终也许会知道的。说她只得在“她的血肉”（子文）和中国的利益之间作出选择。对我说了许多她们对我的估价，遗憾我们未能在一年前聚到一起，提出了对付陈纳德的好建议：拔下他的牙，让他无从抱怨，让他不能对大元帅哭叫。她说我们已完全制止了“花生米”并让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认为这是一大胜利。她说我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将来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进攻……对此很肯定，因此我想子文是挨了一下猛击。（九月二十一日）
对于上述这次未遂“宫廷政变”，史学家至今仍未有统一的定见。但笔者认为如下评论是比较公允的：
“她们（宋霭龄和宋美龄）站在史迪威一边的介入也许是由于对参与重大政治生活的渴望，也许是由于仍不为人所知的家庭不和，也许是出于对盟国合作事业的最真诚奉献。不论她们行动如何，她们对史迪威的突然支持得到了成功，而且发生在一个最为合适的时刻——蒋已决心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并已通知了蒙巴顿和美国政府。”
风雨过后是晴天。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出现了空前和谐的气氛。从此，史迪威成了蒋介石家的座上客，宋美龄按照中国人的称谓习惯亲切地叫他“乔大叔”，蒋介石对会见史迪威感到十分满意，“不仅是愉快，甚至是幸福”，使得受宠若惊的史迪威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天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次联谊会，还是他发了疯？”
这时的蒋介石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因为他需要史迪威的直接帮助。
也就是在这期间，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为是否承认中国为大国发生了争论。“尽管苏联人固执地反对，美国还是坚持并最终使中国成为四强宣言的签署国之一……这样，蒋介石终于被公认可以与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平起平坐。当他出现在开罗的时候，他的地位方为世界所瞩目。他之所以对史迪威变得如此亲昵，是因为他需要史迪威在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面前，承担起军事策划和后勤保障的重任，这一任务是中国参谋部所不能胜任的。”因此，蒋介石首次礼贤下士地对史迪威发出热情的邀请：
“你是我的参谋长，一定要陪我出席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
史迪威是一个不计前嫌，又从不以小人之心度人的美国正统军人。加之，罗斯福的私人使者帕特里.赫尔利准将来到重庆，在安排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的最后细节的同时，告诉了他许多他感兴趣的事情，尤其是说在美国，人们把史迪威誉为“中国的救星”。因此，史迪威视赫尔利是“吹来的一阵清风，真正的美国人”，简而言之，非常高兴。
蒋介石获悉斯大林借口苏联未对日宣战，不赞成在开罗召开四强会议，他认为这是斯大林有意蔑视自己，不想和自己会见的理由。“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要求罗斯福在会见斯大林之前必须先会见他。结果是这样安排的：在开罗与蒋介石会晤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起前往紧靠苏联边界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与斯大林进行会晤。”至此，蒋介石认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开罗会议上拿出来的对缅作战计划。思之良久，他只好移樽就教，请史迪威捉刀代笔。
从某种意义上说，开罗会议是魁北克会议讨论亚洲战场作战计划的继续。因此，以往的中、美、英三国之间的战略分歧，也必然带到开罗会议上来。所不同的是，罗斯福和丘吉尔第一次和蒋介石面对面地打交道，从而领略了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手段和政治策略。
开罗会议会址设在华丽的米纳大厦饭店里，与会者可以依窗凭吊雄伟的金字塔。在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大地上讨论现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取向，这本身就是现实对历史最好的承袭以及最富有文明的折射，因而也必然会引起时人与后人更为凝重的沉思。
在罗斯福的眼里，蒋介石是他见到过的“第一个真正的东方人”，跟他所认识的受西方教育的东方人迥然不同；在丘吉尔的眼里，蒋介石是一位“镇静、深沉和性格干练”的领导人；在蒋介石的眼里，罗斯福是友好的恩赐菩萨，丘吉尔则是大英帝国的化身。他们三人尽管在会议中有着屡次的分与合，但谁也没有把屁股坐在其他国土上。实事求是地说，他们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罗斯福依然是开罗会议的主角，他“决心要使中国人觉得这次会议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从而为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打下基础，并帮助调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些矛盾可能会影响战后的世界秩序”。另外，他认为“让中国继续战斗下来，拖住日本军队”，是“一大目标”。因此，他不顾美军将军——尤其是马歇尔和史迪威等人的反对，并以强烈的反殖民主义观念和丘吉尔讨价还价，终于通过了如下《开罗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