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想过了这些之后，很快又恢复了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虽然“他看出蒋介石正全力扶持陈纳德，但是他也明显感到，有陆军部的支持，他要比陈纳德强得多”。他对宋子文抱有不小的幻想，认为有“TV的真诚帮助和中国军队内部人士的支持，就是‘花生米’也不是完全不可控制的”。他坚持认为，中国如能不断得到美国的援助，一定会重新讨好美国。他可以利用这种形势，继续推行他整顿军队和训练三十个师的计划。他还天真地认为，向蒋介石发一份最后通牒，也许会起作用，于是便草拟了一份——“如果乔治同意的话，就由华盛顿发给中国”，但不要请示总统。
一月十日，马歇尔将军把罗斯福回复蒋介石的电文转给了史迪威——“你为什么不等一等？我告诉过你我即将与丘吉尔协商。看在老天的分上，忍耐一下”。在史迪威看来，这步死棋有缓。接着，他又通过自己的助手多恩将军向宋子文转达了“对‘花生米’开的一系列条件”。宋子文为了稳住史迪威或有意调解史和蒋的矛盾，除去代蒋介石说好话——蒋开始注意到了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的必要性，还有意地安慰说：
“我几乎每天都对委员长说史迪威将军是不懈地支持中国军队的唯一一名美国人。”
天真的史迪威听后有着一种甜甜的感觉，但是，他并未看到宋子文说这番话的背后是在坚定地支持蒋介石。这就是史迪威的悲剧性格所在。
也就是在这则马歇尔将军发来的密电中，史迪威首次获悉：卡萨布兰卡会议于十四日召开。他审时度势，认为“现在是‘暂缓’前进的间隙”。可是每当他想到自己近来的遭遇，真是感慨万千；当他再一瞻念自己未来的前途，又顿觉不寒而栗。他无法用普通的语言向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表述这五味俱全的心情，只好给留在美国的孩子们写了如下三节诗：
爸爸已然倾全力，
铲尽所有——
他是一个大傻瓜，
代人受过挨责骂，
被人逼得遭敲诈。
爸爸现已力不从心，
祸从天降厄运降临，
他受人蒙骗，
他们狠狠鞭打他，
他们弄虚作假。
爸爸又痛又瘸，
再不复从前一般，
因此猛拉一下傻瓜蛋，
弄来个替补的，
让他来应付局面。
卡萨布兰卡会议已经进行到第三天了，史迪威依然没有收到一点消息，他无限愤然地离开自己的卧室，大步向司令部走去。他刚刚走到司令部门口，就受到了多恩将军的迎接。他放眼望去，“发现参谋人员神情庄重，列队站在屋中央”。他尚未反应过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的另一位部属伯金上校就走上前来和他握手，然后郑重地说道：
“请您站在这里。”
“怎么回事？是执行枪决？”自称“受害者”的史迪威嘟嘟哝哝地说道。
伯金上校宣读了一份嘉奖令，大意谓：史迪威在去年四月缅甸棠吉战役中“亲临一个中国师的先头部队，身先士卒，以个人的榜样”鼓舞部队重新振作起来，一举攻克棠吉等战略要地。
“谁编造了这么多废话？”史迪威听后局促不安地自语。
“立正！”小史迪威用嘶哑的声音喊着口令，然后为老史迪威佩戴上一枚崭新的优异服务十字勋章。
史迪威对此次受勋毫不动容，或许是由于作为军人的最高目标未能实现而心绪不好的原因，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全都是胡扯，为一件区区小事大做文章。我完全不应受奖，这实在令人尴尬，好在随着时光的消逝，这种表情是很快就会被人遗忘的。
这就是史迪威的可爱之处。
是谁突然想起来为史迪威授勋的呢？是马歇尔将军。
马歇尔将军最清楚史迪威将军这七个多月是怎样走过来的：为了打通滇缅公路，一雪缅战失败之耻，他不仅要忍受“英国佬”的滑头和厌战，还要和蒋介石无穷无尽地讲价钱。更使他难以容忍的是陈纳德将军和蒋介石结盟，欲夺取他的指挥大权。他已经记不得在中国和英国之间“扯过多少次袖子”，才促成这次春季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但由于“英国佬”为了自身的利益再耍滑头，从而导致蒋介石于一月八日断然拒绝参加春季收复缅甸的战役。这对史迪威而言，真是犹如当头挨了一闷棍，使得以尖刻著称的史迪威就像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作为美国参谋总长的马歇尔将军，唯有授予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方可慰藉这位远在中国战区的老友的心。
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为什么要召开卡萨布兰卡会议呢？简而言之，因为“欧洲战场的主动权已经转到盟国一边”。其时，“隆美尔败于阿列盟，苏联反攻于斯大林格勒，突尼斯登陆在望，西西里战略待商，对德战胜既呈曙光，英美当局始转其注意力于东亚”。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再次提出了立即收复缅甸，包括实施“两栖登陆，占领仰光”的代号为“安纳吉姆”的战役计划。
在美国看来，发动“安纳吉姆”战役是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轰炸日本工业设施和海上运输线的先决条件。同时，美国还认为“重新打通进入中国的通道，并推动中国军队对日本采取行动，还可能迫使日军在其帝国的主要据点上处于守势。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这样比用美国人在东西南太平洋潮湿的海岛森林中进行旷日持久、逐山逐地、代价高昂的战斗要理想得多”。这是因为日军抵抗异常激烈，用马歇尔将军的话说：美国“已经经不起另一次巴丹战役了”，迫使在华日军处于守势，就能“减少我们在太平洋地区遇到的危险，使我们能进攻德国”。
为此，美国海军总司令金上将“盱衡战情，乃于会议中发言，指出中国战场应受重视之理由”。文献中对此发言有如下记载：
“在欧洲战场上，苏联因地理之位置与兵源之雄厚，受到吾人之重视。在太平洋战场上，中国具有同一因素，吾人岂可不予以同一之重视？吾人基本政策在以必要之武器，交与人力充沛之中苏，使其为盟邦共同作战。”
马歇尔将军自始就支持史迪威收复缅甸的战略构想。同时，他也清楚英国人反对实施收复缅甸战役的理由。他在会上几乎是用“讹诈”的口吻说了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吾人重视打通滇缅路，并非全为提高中国士气打击日本海上运输力着想，吾人目的在配合欧亚非各地作战……若收复缅甸之案不立实施，则美国或将有被迫退出欧洲之日。”
英国的将军们并不怕“讹诈”，因为他们清楚，“美国遗憾地撤销其在欧洲战场承担义务”的决心必须由罗斯福总统来下。同时，他们还坚信自己的首相丘吉尔能把罗斯福总统死死拴在欧洲战场上，因此，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讹诈”手段还击道：
“抽调登陆舰艇夺取仰光，必然会削弱英国用于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的作战力量。”
结论是：英国不想参加——起码不想立即参加“安纳吉姆”计划。
美国的海军总司令金上将当即严词驳斥了英国方面的意见，并严肃指出：“用于进攻仰光的登陆舰艇可以从美国太平洋舰队抽调。”最后，他以质询的口吻问道：
“还有什么困难吗？都当面提出来，由我们共同解决。”
英国的将军们被金上将大刀阔斧处理问题的方法镇住了，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一如往常的联席会议那样，英美两国军界高级将领在作战方案上无论是意见统一，还是有分歧，最终都得交由两国最高的决策者——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协调分歧，作出决定。因此，他们通过的方案往往可以说是基本上双方都认可的折中方案。这就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区别所在。诚如史家所记载的那样，“反攻缅甸案，经两氏（罗斯福和丘吉尔）呼吁后，乃得下列三点之决定”：
一、备攻日期，暂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左右为目标；
二、反攻日期，俟一九四三年夏间决定（其日期应在七月以前）；
三、如英海军舰只与登陆艇有所欠缺，美国允设法拨补。
罗斯福总统作为一位大政治家，自然知道蒋介石猝然宣布拒绝参加收复缅甸战役的根本所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号称讨论攻日策略，而中国并未被邀；扬言加强援华，而中国军运优先次序，犹居最末”。然而，罗斯福总统就像所有尚存良心的政治家那样，也必须考虑各国国力强弱，并依此制订其外交和军事方略。所以，他不得不屈服于丘吉尔的压力，违心地不邀请蒋介石出席卡萨布兰卡会议。但是，主要由谁——或者说由史迪威将军指挥哪国部队参加“安纳吉姆”战役呢？罗斯福总统当然清楚只能是中国——也就是经史迪威整训过的X军和Y军。这就要求他和丘吉尔首相必须向蒋介石作出姿态，或曰给蒋介石一个台阶下，方可结成实施“安纳吉姆”计划的同盟。因而他对丘吉尔首相建议：
“我想向中国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向蒋委员长通报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定。”
这种外交策略对丘吉尔而言，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当即表态：
“好哇！我决定派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英国代表约翰.迪尔元帅参加代表团。”
罗斯福总统在派遣代表团美方成员的时候可费了些心思。他知道在华的美军将领中存在着空中战略和地面战略之争，加之他在蒋介石和陈纳德等人的影响下，实际上接受了用空军作战时间最短、代价最小的理论，因此，他决定提议渴望“尽早轰炸日本”的阿纳德将军作为空中战略的支持者去中国。
马歇尔将军自然明白罗斯福总统这一提议的良苦用心，但他始终认为“驼峰空中运输线是不能与道路运输线相比的”。遂决定提议美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代表陆军部，作为空中战略的反对派进入代表团。
就这样组成了英美高级军事代表团，前往中国与蒋介石磋商参战事宜。
阿纳德将军不仅是一位渴望“尽早轰炸日本”的空军司令，也是一位坚定的美国利益主义者。因此，他支持史迪威反对“独眼将军”韦唯尔。他看了韦唯尔原本制订的收复缅甸的战役计划以后，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计划，而是“写得很漂亮的几页文字，只是说明战役为什么不能成功”。他认为对于马歇尔将军的好友——史迪威将军来说，和这样的将军共商军情大事真是不堪其苦，这还是首次有人给予史迪威以极大的同情。
韦唯尔将军看了由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的有关“安纳吉姆”计划的决定，认为是英国的意见占了上风；史迪威将军阅后则非常生气，因为这等于宣布春季收复缅甸的计划作废，使他在韦唯尔和蒋介石面前丢了脸。但是，他深知自己是军人，而服从命令又是军人的天职。他把个人的荣辱存于心底，又积极参与讨论，最后更得要点五项如下：
一、作战期间，预定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
二、陆军以占领曼德勒为目标，其兵力为：云南远征军十一师，向腊戍前进；驻印华军两师，向雷多前进；卡儿瓦印度军三师，向英坊沿更的宛河前进。
三、海军封锁仰光。
四、夺取阿恰布与南穆里岛。
五、十二月陆军出战，一九四四年一月占领仰光。
会议中，“阿纳德、萨默维尔等即席声称反攻缅甸案之决定，实另含有一更大之战略，即务使阿纳德空军能从中国直接攻击日本及其运输线，牵制敌人支援，省去太平洋逐岛作战之艰苦。又谓缅战所需之器材，所以能得到优先之次序者，即因其含此战略之故”。
史迪威随高级军事代表团自新德里飞往重庆，晋见他瞧不起的“小人物”蒋介石，沿途他向阿纳德将军等人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他指出：在现今的中国，“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作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税，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拯救他们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从。知识分子和富人把他们宝贵的崽子送去美国，农家子弟离家去死——没有关怀、训练或领导。而我们则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只能支持这个腐败的政权并赞美其挂名首脑，那个‘英明的爱国者’和‘战士’——‘花生米’。天啊”！
阿纳德将军很早就听说了关于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的一些传说，但像史迪威将军说得这样详细和具体则是第一次，因而他怀着极大的兴趣想快点见到这位蒋委员长。他一到重庆，就在史迪威的陪同下赶往重庆南郊黄山别墅参加会议。或许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在起作用，仅仅谈了空军后勤供应问题，他就发现除陈纳德的理论很不现实外，这位蒋委员长也“不愿意遵从逻辑或理性”。很快，他又发现一谈到应修建机场和燃料供应时，蒋介石和陈纳德总是“挥挥手，一带而过。他们不懂得，也不愿意过问后勤问题”。
阿纳德将军作为空军司令，很自然地倾向于空中打击并强调其重要性，但是，罗斯福总统并不知道阿纳德司令历来瞧不起以“飞虎队”而闻名于世的陈纳德将军。再者，由于陈纳德强调空中战略却忽视了后勤保障，使得阿纳德将军很快倒戈支持史迪威。
蒋介石作为意欲角逐世界级大国领袖位置的政治家，非常清楚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派此高级军事代表团的目的——对他未能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政治慰藉。同时，他也认为这是自己挺直了腰杆做人，决不仰承他人鼻息，执行独立的外交和军事路线的结果。由此，他验证了黑社会中流行的这句俗话——“欺侮软的硬的怕”是具有一定的真理价值的。他审读了英美高级军事代表团带来的“安纳吉姆”计划之后，随即又以更加强硬的态度理直气壮地向美国提出新的三项要求：
一、为陈纳德成立一个独立的航空司令部；
二、每月经驼峰运送一万吨物资；
三、在十一月之前——“安纳吉姆”计划实施之前向中国提供五百架作战飞机。
这实在大出英美高级军事代表团的所料，而且也超越了该代表团的授权范围，在阿纳德与史迪威看来完全是得寸进尺的讹诈。而这次商讨“安纳吉姆”计划的会议，完全变成了讨价还价的交易。蒋介石在讲完所谓原因之一——“中国没有自己的空军，因而需要陈纳德的特遣部队保卫重庆”之后，又义正词严地向代表团发出了最后通牒：
“告诉你们总统，除非我的三个条件都得到满足，否则，我不能打这个仗，他也别指望我派中国部队参加这次战役。”
阿纳德“决不会把这种话带给总统”，也不理睬蒋介石发出的最后通牒，继续会谈——一个答应增加空军运量，一个希望增加得更多。会越开越乏味。
史迪威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这次会议谈论的所有问题都将交由他落实和兑现。或许是他真的太想指挥“安纳吉姆”战役了，他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追问蒋介石：
“如果条件中包括有海军的支持，委员长是否会于秋季发动攻势？”
蒋介石一听这责备他的口气，猝然怒火升腾，他“发疯般地”说出这句话：“我难道没说过要打仗吗？”旋即又通过翻译宋子文给史迪威来了个难堪。
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会议最终作出这样的决定：美、英、中三方于二月九日在加尔各答举行具体实施“安纳吉姆”计划的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是何应钦和宋子文，英国代表是迪尔和韦唯尔，美方代表是阿纳德、萨默维尔、比斯尔和史迪威。
阿纳德将军一行飞离重庆之后，蒋介石唯恐阿纳德等人不如实地向罗斯福总统反映他的要求，遂于二月七日写信给罗斯福，重申了他的新三项要求以及参加“安纳吉姆”战役的保证：
“中国军队将在预定时间做好准备，去完成指定任务。”
中美英军政最高级幕僚于二月九日集会于印度的加尔各答，台湾公布的史料中记载此次会议的经过与结果如下：
韦唯尔主席。何应钦首先说明，此次战争中国将以十师主力由滇西向密支那、八莫进攻……蓝伽训练之中国军队则由胡康河谷密支那攻击，如获胜则向曼德勒前进，出战期间当在本年十月底。
韦唯尔报告英国使用三师兵力计四万五千人，由更的宛河进入曼德勒城与中国军队会师，另以一师为预备队，此外准备印度军五师进攻下缅甸，故全部军队为九师，两师为英军，余为英印混合军。
中国代表重言此次作战海军至感必要，倘无海军，成功将不可能，与会人员皆无异议。会议中对于空军准备必须充分，机场修建必须加速，中印空运必须每月增加一万吨各点，皆得到一致之同意。
史迪威非常高兴，因为他的客人——阿纳德将军等人都认识了“中国的政府机器”和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蒋介石与何应钦。临行前，阿纳德对史迪威说：“你应该得到一个桂冠。”他后来又写信给史迪威说：
“亲爱的乔，你那份工作真不是人干的……不论是在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的帮助，尽管吩咐。”
按照史迪威的逻辑推论：既然阿纳德将军获知了中国现状以及蒋介石的真实情况后可以支持他，那么罗斯福总统也理应如此啊！他在二月九日极不策略地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措辞尖刻的信控告蒋介石，并郑重指出：“对华援助，必须采取以此易彼之交换手段”；对蒋致罗斯福之电文，“必须表示严厉之声”。
事有凑巧，也就是在这节骨眼上，艾尔索普带着一份如何解决中缅印战区存在问题的建议回到华盛顿，交给了霍普金斯。“他的建议慷慨激昂，貌似有理，长达二十一页，其要点是，由于批准进行缅甸战役”，美国“将要采取‘自以为是、危险、其结果极其可疑’的地面行动，而放弃一次‘光辉、能够轻易取胜的空战良机’”。而造成这一战略错误的主谋是史迪威，因此史迪威必须被调离。
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相继送到了总统办公桌上，罗斯福阅罢黯然自语：
“是到了我下定决心的时候了！”
二十三
艾尔索普的建议极大地影响了罗斯福总统的决策。
罗斯福仔细地分析、研究了东南亚和缅甸的态势，他同意丘吉尔的这一观点：“重新征服缅甸，就像是用牙齿一根一根地用力拔豪猪刺。”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立即收复缅甸呢？加之，“安纳吉姆”计划和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工作互相冲突，按照既定的“欧洲第一”的战略原则，所谓的“安纳吉姆”计划应当暂时放弃。接下来，就应让陈纳德承担对日本的主要军事行动，使他卓有成效地利用空中优势发挥作用。因此，罗斯福认为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是在短时期内立即显示出美国在中国战区的作战活动的最简便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挽回美国因许诺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德国，而无法在亚洲投入更多力量的局面”。
史迪威控告蒋介石的信，愈加促使罗斯福总统放弃军事战略的需要，而从政治的角度来解决中国问题。
诚如前文所述，罗斯福关心的是战后的中国应享有大国地位，防止苏联填补东亚因日本失败而留下的真空，为此，他不能不考虑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对陈纳德的支持。同时，他很自然地认为史迪威坚持整训中国军队和收复缅甸是直接违背了蒋介石的意志的。而从任何意义上来说，“违背了统治者的意志，军队的改革就不会成功；不改变军队赖以产生的社会，就无法改造军队”。此外，“花生米”这种称呼，对同样是统治者的罗斯福来说十分刺耳。“罗斯福认为蒋介石应享有与自己相同的尊严，尤其是他处境困难，所以更应该受到尊敬。”
几经考虑，罗斯福总统于三月八日作出了支持蒋介石和陈纳德的三项决议：
一、成立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以陈纳德为司令，独立行使指挥权；
二、逐渐增加陈纳德空军之实力，使之达到飞机五百架之数额；
三、在设备许可情形之下，中印空运数量，每月应增至一万吨。
诚如美国史学家所论述的那样，“总统的这项决定，和他处理复杂的战争事务的许多其他决定一样，都是折中产物”。罗斯福为了照顾陆军部的意见，命令陈纳德领导的第十四航空队仍要受史迪威领导。他为了阐明自己为什么要否决陆军部的意见，给马歇尔将军写了这封影响很大的信：
承转来史迪威二月九日来函副本……予深觉史迪威所提对待蒋委员长之办法，大有错误。蒋是中国人，岂可以所拟之办法相待。史迪威谓蒋“性情躁急”，不易应付，纵然不错，而伊（史迪威）所拟使用“更严厉声口”之方法，则大误也。吾人须知蒋委员长几历艰辛，始进为四万万人之领袖，此四万万人中，有各种领导人物、军人、教育家、科学家、卫生家、技术家，在各省或中央方面，各事奋斗，冀出头地，此乃一二百年来易得到之事业，而蒋委员长于短期中竟得之。蒋委员长自有其保持优越地位之必要，此点如尔我处伊环境，亦必相同。他是一位行政首长而兼大元帅，岂可用对待摩洛哥酋长之办法，向其作严厉之声口或要挟……
史迪威函中，对于一九四三年空军行动之事，一字不提，此可见其思想，只限于缅甸一隅，与训练中国军队之一事。
我虽然希望缅甸作战，但我仍信一九四三年内陈纳德作战之军略价值，我甚愿随时督催，使其实现……我虽知蒋委员长与史迪威间，关系业有改善，但我仍望陈纳德与中国人之间，关于空军作战之正当接触，不受别人障碍。
美华关系至为重要，我望阁下告诫史迪威与陈纳德，伊等宜知其代表美国之任务，比在他处都有意义，伊等于军事责任之外，尚有外交责任，我深望伊等能为一良好之大使……
罗斯福总统的决定以及致马歇尔将军的信函，标志着美军陆军部在中国战区战略思想的受挫。
作为参谋总长的马歇尔将军必须执行总统命令。同时，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向罗斯福总统阐明空军对地面部队存在着的依赖性：“一旦我们的空中作战行动给日本造成损失。他们就会向我们发动地面进攻，而保卫机场的任务就必然落到中国军队肩上。”事实上，一年前美国空军突然轰炸日本，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浙江等地的空军基地已被日军地面部队摧毁，至今仍未修复。另外，马歇尔将军为了证明陆军部支持的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战略思想正确，又向罗斯福总统郑重指出：
“中国陆军日前作战能力低下的状况必须彻底改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利用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潜力。因此，改变现状，必须是美国派往这一战区代表其利益的代表的主要目标。”
罗斯福总统认为马歇尔将军的政策目标，是利用美援的附加条件，强迫蒋介石和中国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行事，这是他绝对不能认同的。他终于下达了总统令：
以陈纳德为司令的第十四航空队于三月十一日正式成立，陈纳德同时擢升为少将。
陆军部接到总统命令后，自然会有着各种议论。很快，大家的意见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史迪威的身上来，因为陈纳德的晋升必然会降低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地位。采取一项什么样的补救措施给予平衡呢？总参谋部作战处终于想出了办法：授予史迪威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
马歇尔将军同意作战处的提议，他认为如此一来，“就能做到万全，使中国相信，史迪威将军完全受到美国的信任”，是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主要决策人”。另外，他还认为如此而为可以慰藉自己对史迪威的愧疚之心。因而他在作战处的请示报告上大笔一挥：
“三月十六日授予史迪威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并呈报总统备案。”
罗斯福是一位大政治家，当然懂得勋章只是完成一种政治目的的手段或曰工具。作为参谋总长马歇尔而言，需要借此抚慰失意的部属史迪威将军；作为总统罗斯福而言，他决不赞成因抚慰史迪威而削弱蒋介石在获得三项优待后对美国产生的信赖。他站在大国总统的立场上更需要的是蒋介石对美国或者说对他罗斯福的感激，因此，他在否决授予史迪威这枚荣誉军团勋章的同时，又决定把这枚荣誉军团勋章授予蒋介石，而史迪威所获得的唯一的荣誉权力，是代表美国总统为蒋介石授勋。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战略家，但他绝不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战略家。由此也可证明：马歇尔只能充任美国最优秀的参谋总长，而无法企及像罗斯福这样富有雄才大略的总统。我们可以想见，马歇尔收到罗斯福改变受勋人的命令之后，一定会有各种情潮在心湖中涌动。但是，他清楚自己是一名军人，从未把这种个人的情潮化做语言和文字传于后世。他只遵命将罗斯福总统致他信函的副本转寄史迪威，“诫其勿再阻抑陈纳德或触怒委员长”，并嘱史迪威代表美国总统为蒋介石授勋。
陈纳德胜利了，他认为这是自己空中战略的胜利，是支持他的白宫要人霍普金斯以及艾尔索普从旁相助的结果。他戴上金光闪闪的少将军衔，踌躇满志地组建第十四航空队，为了他的空中战略的更辉煌的未来谋划着。
蒋介石胜利了，他认为这是自己和史迪威以及美国陆军部反复较量而取得的胜利，是“中国的朋友”霍普金斯、摩根索等人从旁相助的结果，也是夫人宋美龄访美大获全胜的象征。需要说明的是，他并不感激罗斯福总统的“施舍”，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采用强硬外交手段逼迫罗斯福总统节节败退的胜利成果。为此，他暗自下定决心：以胜利者的姿态，按照既定的方针大步前进！
史迪威失败了——起码是暂时失败了！他面对晋升为少将的陈纳德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总统为什么会支持他的空中战略呢？难道我的所作所为全都错了吗？”当他再想到将由自己把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戴在蒋介石的胸前的时候，他几乎是愤怒地自语：
“‘花生米’有什么功德可以佩戴这枚勋章呢！”
三月十九日——史迪威六十大寿的日子到了！在这极有人生纪念意义的日子里，他面对重庆早来的春天，不能不想到自己吉凶难卜的前途。他向谁发泄这满腹的忧怨呢？还是像往日那样写在日记上吗？他微微地摇了摇头；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写信吗？这必然会给与他相敬如宾的忠诚妻子带来不必要的担心……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给夫人写一首咏叹春天的诗表述自己的心情：
我迎接着浪漫重庆的春天，
我步行在她美丽的林荫之中。
在月夜里，在午日下，
我吮吸着鲜花的芬芳。
（不要提烂泥、雪浆、臭屎，
它们覆盖住了大街小巷。
或是山上飘下的泔脚臭味，
或是山谷中猪猡的气息。）
日出日落，草坪上腾起雾气，
各种花朵色彩奇异。
茉莉含苞欲放，大兰花吐出芳香，
空气中充满春天的魅力。
（遍地垃圾在沟中腐烂，
装垃圾的马车散播着污染。
糟的东西臭气熏天，
混杂的味道令人难忍。）
我在芬芳的重庆迎来春天，
混合着美景和恶臭，
有花有鸟，有洒落的大粪，
还有罗圈腿的四川姑娘。
带我回到那边我最喜爱的海岸，
让我逃出这恶臭的阴沟，
我深陷在——中，但我正在退出，
我将永远不再铲粪。
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史迪威写诗的语言依然是那样的尖刻——把腐败的国民政府和正在自鸣得意的蒋介石比做大粪。我们由这首诗的结尾仍可窥视到他彼时灰暗的心境——“带我回到那边我最喜爱的海岸，让我逃出这恶臭的阴沟”。他由罗斯福致马歇尔的信中感到：“我正在退出，我将永远不再铲粪。”总之，被挫折和失意困扰的史迪威将军，的确是做好了打道回府的准备。
但是，残酷的现实却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不允许史迪威“回到那边……喜爱的海岸”，他必须继续留在中国战区“铲粪”。
既然如此，史迪威根据马歇尔的指示精神——“诫其勿再阻抑陈纳德或触怒委员长”，把自己的工作限定在整训中国军队和修雷多公路（后来被叫做史迪威公路）两个方面。史迪威的想法是：我帮助中国整训军队，蒋介石起码不会反对吧？我帮助中国新修一条自印度到云南的国际公路，把更多的军火物资输送到中国，蒋介石总应该是欢迎的吧？……
蒋介石历经与史迪威一年多的较量，终于悟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所谓史迪威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史迪威一个人，而是代表了美国——起码是军界一派人对中国战区的看法。因此，只能利用美国决策者的矛盾，采用“以夷制夷”并软硬兼施的谋略，迫使看重中国战区战略地位的罗斯福总统作出裁决。为此，他一改过去的做法，采取了决不和史迪威发生正面冲突的手段，有时还做出言听计从的样子，有意主动缓解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史迪威对陈诚印象不错，又听说他在军中与何应钦相对立，遂学着中国“以夷制夷”的策略，提名陈诚接替罗卓英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兼昆明Y军总司令。蒋介石不顾何应钦的反对，立即同意了史迪威的提名，这给史迪威以良好的印象。
但是，史迪威并不完全知道蒋介石同意走这步棋的真实用意——利用亲信陈诚控制中国参加整训的军队。由于国情和地位不同，史迪威始终不甚理解蒋介石为什么视军权如命。然而自小就知道“有枪便是草头王”的蒋介石最怕的就是军权旁落。当然，他对史迪威这位美国将军也同样不放心，生怕蒋记军队通过美式整训，变成史迪威的私有财产，由他发号施令。怎么办呢？由陈诚代为监督史迪威整训军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再者，云南是地方实力派、滇系领袖龙云的地盘。长年以来，云南百姓“只知龙老主席，不知蒋委员长”。中央数度想派军队进驻云南，均被龙云以种种理由坚拒。而今由盟军提出在云南训练三十师Y军，就等于向龙云的地盘派遣了远远多于滇军的中央军，为他日解决龙云打下了伏笔。而由陈诚坐镇云南也是再理想不过。同时，为了安抚杜聿明，蒋介石任命杜为昆明防守总司令，为两年半后解决龙云伏下了一名大将。
简而言之，任命陈诚之举是一石数鸟，蒋介石自然会欣然同意。
由谁取代罗卓英在印度实施蓝伽计划呢？蒋介石确实费了不少心思。最初，他属意得意门生邱清泉，但徐庭瑶、杜聿明等人认为邱氏脾气暴躁，恐与史迪威闹翻，影响美援。他几经遴选，遂改调另外一位得意门生——第八军军长郑洞国将军继任。蒋介石为示重视其职，破例先请弟子郑洞国吃饭，然后才郑重其事地下达命令：
“我们准备委派你去印度，担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你的想法如何？”
郑洞国是一位有自知之明的将军，他于深觉荣幸之中又感到惶恐：“带兵打仗我有些经验，但要搞外交，在国外独立与洋人打交道，我完全是外行。”遂以“恐有负校长厚望”为由婉辞。
蒋介石为了使郑洞国未来在印度控制住参加整训的中国军队，以信任的口吻讲了如下这段深深打动郑洞国的话：
“你去那里是会有困难的，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太容易，但目前抗战需要盟国帮助，必须有人担负这个任务，我反复考虑过，觉得你去是合适的。你身为革命军人，在国家艰难时刻，要以大局为重。”
郑洞国当即答曰：“报告校长，我愿意去印度。今后当遵循校长训导，以黄埔精神为宗旨，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完成任务。”
就这样，蒋介石于不声不响之中完成了对中国参加整训部队军权的控制。
诚如前文所述，史迪威决计整训中国军队的目的是收复缅甸，是为了雪耻。他做梦也不曾想过夺蒋介石的军权。另外，缅战失败的教训使他越发坚信：“中国的士兵是好的，军官则是无能的。”换言之，他认为，经过整训的中国士兵，在美军指挥官的指挥下定能击败日军。结果，“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的思想再次抬头，遂导致史迪威和参加整训的中国军官产生对立，他绝大多数军官的坚决抵制。
蒋介石获悉这一消息之后，认为史迪威是在把中国军队打造成像缅甸、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式军队，因而也理所当然地表示反对。尤其是蒋介石听说史迪威“拟将驻印军营长以上的军官换由美国人担任，并且先由美国调来三百多名军官，准备接替中国军官的职务”以后，他直接的反应是：经过史迪威整训过的中国军队已经由姓蒋改为姓美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等于由美国变相地接管他赖以生存的军队。所以，蒋介石不仅要行使权力阻止史迪威达到目的，而且蒋、史之间刚刚缓和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对此，史学家作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
使蒋恼怒的道理很简单：中国所需要的毕竟是军火。让军火运进来，中国人最清楚在中国漫长的前线上如何以及在何处使用它们。史迪威却坚持要把现代化武器的使用不仅当成一个技术知识问题，还要作为一个纪律、训练和军队建设问题。这就与蒋的想法迎头相撞。史迪威觉得，要把美国的战争工具嫁接到中国军队和政府的古代信条上来并赢得一场现代战争，那是不可能的。
再者，罗斯福总统决定成立第十四航空队，晋升陈纳德为少将司令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所谓的组织手段，缓解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矛盾。在常人的心目中也是这样认识的：“史迪威专负训练装备中国军队之责任，陈纳德专负打击日敌运输之任务……两人业务各有专属，宜无摩擦。”但是，由于史迪威的手中不但握有分配租借物资的大权，而且根据总统命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隶属史迪威领导，结果史、陈之间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更尖锐了。孰是孰非，各执一词，就连中外史学界也无统一的见解。
同情史迪威的史学家说：
“蒋的抱怨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对这一战略越来越没有远见。为什么要打通缅甸？为什么等着陆路交通？为何不督促美国人加倍再加倍地扩大跨越驼峰的空运系统，大批地供应中国军队以准备一次往后推延许多时日的攻势？为何不让美国人大量补充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使其对日本人的海岸据点进行直接、连续的攻击？……”
斗争逐渐缩小到了对空运物资的分配上。全球战略中的中缅印战区是个“乞丐战区”，史迪威艰难地向华盛顿要求更多的物资以加强它。而在战区内，他却被每一个下属指挥官斥为“吝啬鬼”。他要把经过驼峰空运来的货物分成三份，尽力去满足Y军、陈纳德的空军和中国人的总参谋部。
另一边，“蒋介石在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少将身上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影子，他们的战略思想和对货物分配的想法完全一致”。
拥护陈纳德的史学家说：
“史、陈摩擦之来源，为中印间之空运吨位。中印空运为装备远征军器材，与第十四队空军运送汽油零件所同需要，故其吨位分配之多寡，与优先运输之次中，皆史、陈所同争取。陈纳德晋授少将，主持第十四队空军之日（三月十一日），马歇尔即诫迪威，对于纳德空军补给，宜于优待。其时中印空运，每月只有四千吨，马歇尔提议月给陈纳德一千五百吨，史迪威参谋长韦洛，则拟将中国空军之吨数，包括于第十四航空队一千五百吨之内，而史迪威核定三月份之空运分配额时，纳德（包括中国空军在内）所得，仅一千吨，实际运行仅六百吨（或说八百吨）。纳德指此为迪威存心克扣蓄意排挤之事证。纳德执行任务，必须印度阿萨姆省之机场，与华东各基地之供应站，两事皆迪威部下韦洛所主管。纳德自一九四二年七月以来，迭有建议方案，皆未为史迪威所采纳。其一月至三月半两个半月间所得之空运器材，虽在罗斯福丘吉尔日夕属望之下，亦仅及一千三百吨（每月平均仅及五百吨）。一切任务，无由达成。”
对于这类指责，史迪威在四月十八日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辩解：
随后来的命令让陈纳德得到四千吨中的一千五百吨。他又得以成立了一单独的空军后勤指挥部。而后他根据阿纳德（代表总统）的命令控制了空军训练指挥部，只让格伦（陈纳德的参谋长）给了我一个口头通知！
自称公允的史学家则评说：
“行动自由并没有解决陈纳德的问题。总统曾命令给予他获得物资的优先权，但总统没有明确如何使他得到这种优先权以至他还是被放在次要的地位。史迪威继续控制经驼峰空运的物资。由于他依然负有为各方一致同意的缅甸战役整训Y军的任务，所以他仍旧把八分之三的物资分给空军，八分之五的物资留给地面部队及其他目的。”
从上述史学家评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透过对经由驼峰空运来的租借物资进行分配的表面现象，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本质，依然是在中国战区应当执行史迪威的地面战略还是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之争。这其中并不排斥决策者的个人感情在起作用。而这种战略性的歧见，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就在获悉日军再次溯长江向华中的湖南、湖北两省发动突然进攻的消息之后，这两种不同的战略主张遂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意思的是，冲突的焦点却是租借物资的分配。
蒋介石退守四川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认为当今四川之作用依然像当年孔明所想的那样：“东拒双夔门，北扼秦川，南慰彝蛮（龙云等少数民族实力派）。”为此，他学着当年孔明的样儿，委派最为忠诚的弟子胡宗南亲率数十万精锐之师坐镇西安，不仅可以抗御日寇西犯黄河，而且也能限制陕北八路军向巴蜀一带渗透和发展。时下，南边有陈诚坐镇昆明整训三十个步兵师，再辅以昆明防守总司令杜聿明无形的威慑，与印、缅毗邻的云南可保无虞。但是，靠什么坚守出入四川的必经通道三峡和双夔门呢？一旦在川鄂交界之处再现当年刘备败走白帝城的惨剧，靠什么遏制住溯江入川的日军呢？他思之良久，觉得唯有靠强大的空军。因此，他强烈要求加强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这就又必然导致空军优先分配租借物资的问题。
何应钦纵观中国战区的全局，认定此次日军溯江进攻两湖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宜昌，最终目的是占领重庆，或者说迫使局促山城的国民政府投降，真正完成“宁渝合流”，使滞留神州的百万日军挥师南下，与美军在太平洋诸岛进行决战。因此，何氏除赞同蒋介石用空军扼守通往重庆的天然屏障三峡之外，还要求紧急调拨陆军把日军阻止在宜昌以东。为此，他提出暂停组织实施收复缅甸进而打通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的战略计划，把在云南参加整训的Y军急调入川，保卫山城重庆。
史迪威听后大惊失色，他近似本能地感到：如果何应钦的这一计划实施，云南整训三十个师的计划必然推迟；如果蒋介石的计划实施——强烈要求加强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X军、Y军的整训都会因空军优先分配租借物资而受到影响。所以，他坚决地反对蒋介石与何应钦的提议，理由也是堂而皇之的：
“这正是日本人希望达到的目的，部署在云南的部队开始使他们不安了。”
像往日那样，蒋介石解决与史迪威分歧的办法是开会。结果是，这两位性格执拗的人越开会分歧越大。请看史迪威在四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的这段话：
与委员长举行了一次糟糕的会议……蒋介石不断地发出嘲笑和抱怨……谈反攻和“士气处于低潮”，他看上去十分恐慌。
蒋介石在日军就要发动的进攻面前的确是慌了手脚，他认为必须让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空中攻势，才能确保山城重庆的安全。依据他以往的经验，没有得到罗斯福总统的认可，史迪威是不会改变基本立场的。换言之，他仍要和史迪威争论所谓战略的问题。然而面对日军就要大举西犯的危局，如何才能尽快得到罗斯福总统的帮助呢？这成了蒋介石的一块心病。
用句中国的迷信话说是“天意难违”，罗斯福总统竟然主动地给蒋介石创造了一个机会：盟国的两大巨头——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将于五月份在美国会晤，召开代号为“三叉戟”的会议。出乎蒋介石所料的是，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将应邀出席。
二十四
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之后，英国和美国在欧亚两大战场使用的军事力量方面出现了分歧。
自一九四三年三月底以来，英国人明显地感到“美国人将在攻入西西里的‘哈斯基’战役之后，有意把对意大利的打击超过空中攻击，此外，他们还有放弃‘欧洲第一’转而帮助中国的倾向”。同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希望乘西西里的胜利去进攻意大利，或在东地中海发动攻击”，当他获悉罗斯福总统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以后，遂又坚决要求取消在缅甸共同发动所谓的“安纳吉姆”战役。
但是，罗斯福总统基于美国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特殊利益，希望修订“安纳吉姆”计划，而不是放弃它。他也无意在英国了解“突尼斯的战事”并确信将实施“哈斯基”计划之后，对攻占西西里后的行动计划作出承诺，所以他拒绝了丘吉尔首相提出的立即会谈的建议。
不久，盟国部队在北非突尼斯已经稳操胜券，老奸巨猾的丘吉尔认识到“务必”谈妥“哈斯基”计划及其后的发展和“安纳吉姆”计划的未来。此外，他还希望把“若干其他火急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如果这些带有战略性的“严重的分歧没有谈清楚，不加调整，将在夏秋之间导致重大的困难，并且削弱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先行克服这些困难”。
罗斯福总统接受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的提议——必须“暗示英国人，如果他们坚持没有把握的欧洲行动路线，美国就愈益把重点摆在太平洋”。在亚洲方面，他们将警告英国不要轻视支援中国抗日的努力：“‘安纳吉姆’计划应予实施并贯彻到成功结束。”如果因英国反对而使这个计划无法执行，那么美国就要扩大和加强太平洋的行动以支援中国。罗斯福遂同意丘吉尔所请：在美国华盛顿会晤。自然，“三叉戟”的会议代号依然出自博学多识的丘吉尔。
罗斯福清楚“三叉戟”会议中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是中国。而在所谓中国的问题上他和丘吉尔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
罗斯福总统出于全球政治大局考虑，更加坚定地认为“必须使中国同其他大国合作解决世界问题”，“坚持要接纳中国作为四大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国”，使其在战后保卫和平的组织中“作出一切重大的决策和发挥警察的权力”。这是因为他希望战后“利用中国作为对苏联平衡的力量”：“在任何同苏联的严重的政策冲突中，中国无疑将站在我们一边。”这就是罗斯福不顾国内马歇尔、史汀生等军界实力派的反对，而坚定支持蒋介石的根本原因。自然，也是他和丘吉尔之间的根本分歧之一。
丘吉尔是大英帝国的战时首相，他坚定不移地站在老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不但不把“重庆政府看做代表一个世界大国”，而且还认定美国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完全是在“纠集力量以结束英国海外帝国”。因此丘吉尔多次表示：“把中国说成同英国、美国或苏联同等的世界大国是完全不真实的。”另外，丘吉尔还担心罗斯福私自邀请蒋介石与会，在行前发表的所有演说中都拒绝提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此，罗斯福是心领神会的。为了在即将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不至形成美、中联合对峙英国的被动局面，他再次违心地拒绝邀请蒋介石参加“三叉戟”会议。作为补尝，他同意中国派遣外交部长宋子文参加会议，陈述中国在亚洲战场上的作用，以及对发动“安纳吉姆”战役的意见。
这时，蒋介石并不完全了解罗斯福总统的良苦用心。相反，他认为宋子文得以参加“三叉戟”会议，是他执行强硬外交路线的胜利。换言之，是他和史迪威反复较量的结果。
是年四月，“宋子文赴美，查悉罗斯福所允维持空军前线五百架飞机之许诺，恐难实践，乃向蒋委员长建议，请电罗斯福召纳德面陈”。蒋介石不但知道陈纳德唯自己马首是瞻，还清楚陈氏在美国白宫有实力很强的政治家为后盾，如果能促成陈纳德奉命回国，当面向罗斯福总统面陈所请，真可谓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为此，他向罗斯福发去专电，在力陈中国战区之艰难后，请总统召回陈纳德当面详陈。
罗斯福收到蒋介石的电文之后，也感到很有必要直接听取陈纳德关于空中战略的意见，这对“三叉戟”会议讨论“安纳吉姆”计划是会有帮助的。再者，受到“三叉戟”会议冷淡的蒋介石，并未作出像卡萨布兰卡会议召开前夕的愤怒决策——断然拒绝参加收复缅甸的战役，满足蒋的这一合理要求也是应该的。因此，罗斯福欣然同意召陈纳德回国述职。
马歇尔将军获悉这一消息之后大吃一惊，因为这等于陈纳德力主的空中战略将在“三叉戟”会议上得到确认。他于焦急之中电告史迪威密商对策。
史迪威收电后有点震怒。他或许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改过去我行我素的军人作风，说：感激“乔治（马歇尔）给我提了个醒，我建议他召我、比斯尔和陈纳德回去”。其用意都在不言之中：史迪威想联合第十航空队司令比斯尔将军和陈纳德“金殿面君”，一决雌雄。
马歇尔同意史迪威的建议，当即请示罗斯福——“宜请总统以商讨反攻缅甸案为由”，召史迪威和比斯尔回国述职。为促罗斯福早下决心，他又告之：“约陈纳德而忽视史迪威，将予人‘以陈代史’之揣测。”
罗斯福当然明白马歇尔将军这一建议的真实用心，但他作为一国总统，决不会因史、陈不睦而伤及马歇尔这样资深超群的参谋总长。另外，马歇尔的陈请理由无疑也是正确的，因为在战略方面是不能凭借个人的好恶而厚此薄彼的。罗斯福认为同时听听空中战略和地面战略的异同、长短，不仅有利于他在亚洲战场下最后决心，而且还会为他与丘吉尔决策二战大局提供有力的佐证。所以，他同意史迪威和陈纳德同时回国述职。但他却大笔一挥，砍掉了和史迪威结盟的第十航空队司令比斯尔将军的名字。
马歇尔只能同意罗斯福总统的决定。但是为了增加史迪威的筹码，或者说是为了弥补史迪威作为政治家的短处，他又电告史迪威：一定带上比斯尔的一名参谋回国。
“三叉戟”会议尚未召开，美国军政决策层中已经分成截然对立的两大派系：陈纳德空中战略派，支持者有霍普金斯、摩根索、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希；史迪威地面战略派，支持者有马歇尔、史汀生、阿纳德。而总统罗斯福则是空中战略派的。从上述名单可知：政界是空中战略派的后台老板，军界则是地面战略派的强大后盾。
蒋介石作为一名纵横家，清楚美国这对立的两大派分歧的核心是支持还是否定他的蒋记政权。他坐镇重庆，使出全身的权谋解数，遥控大洋彼岸华盛顿这场“金殿面君”的好戏——因势利导导演成“援陈打史”，进而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军火援助。为此，他精心安排了如下这几步棋：
一、“三叉戟”会议正式开幕之前，蒋介石密电时在美国访问的夫人宋美龄于五月三日再度晋见罗斯福总统，进一步密切和巩固“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宋美龄不负夫望，以她雍容华贵的外交风采再次打动了罗斯福总统，使他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和目标上比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的民族都更接近我们美国人——有同一的伟大理想。”这不仅有力地回击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对中国的藐视，而且从战略上支持了陈纳德。
二、电告先期抵美的宋子文：务必坚定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霍普金斯支持空中战略的立场。因为蒋介石知道霍普金斯作为政治顾问在总统罗斯福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宋子文于这类事情堪称是行家里手，况且他与霍普金斯还有着良好的私谊呢！请看他造访霍普金斯后留下的这段史料：
宋子文先告霍泊金，略谓蒋委员长经过详慎考虑，认为在盟邦对于中国战区军事活动沉寂情形之下，唯有即向日敌发动空军积极攻势，始足振**士气，建议将中印五、六、七三个月空运吨位，悉拨为运送空军汽油零件，及其他器材之用，秋后，再行回复。
同时，宋子文又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整理成一份备忘录，呈罗斯福总统：
蒋委员长经缜密考虑，认为所有战时资源，暂须全部致力于空中攻击之准备，故拟以五、六、七三个月空运吨位，全部供运汽油及飞机器材之用，使有效的空中攻击早见事实。七月以后，空运货物，除少数空军补充材料外，再运陆军所需器材。以美国生产力如许之巨，上述飞机与其器材，数量并不甚大，当无困难。蒋委员长并嘱予声明，敌人如以地面部队攫我飞行基地，中国陆军力可应付。
三、陈纳德这位美军中的“造反派”更不是省油的灯。首先，他隐满了同机者史迪威自己回国述职的真实目的——游说罗斯福总统等人支持他的空中战略；接着，他通过好友艾尔索普左右美国的新闻媒体，借广为播扬陈纳德在华的业绩支持空中战略；最后，他精心炮制了如下这份文件，并请马歇尔和史汀生转呈罗斯福总统：
（一）第十四航空队拟自本年七月份起，以两个月之期间，争取制空地位，八月以后，将分三期展开攻势，以摧毁日本之运输线与本土。第一期：使用B—25以扬子江下游至海南岛海防各区域为目标……第二期：使用B—24以华东——沪宁——汉口三角地带为目标；第三期：使用P—40等以日本本土为目标。所需之飞机为P—40七十五架（新式），B—25四十八架，B—24三十五架，P—51七十五架，另给侦察机数架。补给方面，七至九月，月需四千七百吨，九月以后，月需七千一百二十九吨。
（二）日敌或能向华东进攻，但其攻势，不能比今春洞庭湖之战更烈。如真有大战，日本必将减少中国境外之压力。
（三）日本或将在中国沿岸各埠及台湾作战，但经第十四队空军轰炸后，日本将退保扬子江下游。
（四）拟在六个月内炸毁日本船舶六十万吨。
（五）史迪威方案中之雷多路，建筑工程甚为浩大，而通路时间，将在一九四五年，恐难应太平洋作战之用。
四、所有问题都要解决在“三叉戟”会议召开之前。为此，蒋介石要求在美的宋子文、宋美龄、陈纳德要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应变和商决方针大计。
诚如前文所述，史迪威是一位蹩脚的政治家，这就决定了他非常鄙视那些鼠偷狗盗的事情。再者，他自视是美国在华的正式代表，所作所为光明正大，即便是和属下陈纳德回国对簿公堂，也不应失堂堂君子之风——或曰大将军的风范。另外，他是一位铁杆共和党人，对民主党选出的总统罗斯福素无好感。加之这一年以来，他认为罗斯福支持甚至是偏袒陈纳德，这就越发地伤害了他那极强的军人自尊感，每当他想到罗斯福要陈纳德回国面陈空中战略的时候，遂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鄙夷之感。为此，他写下了这份备忘录待呈总统：
一、切实明告委员长，中国必须明了美国军事援华之本意，在使用中国人力，故中国军队必须接受美国之训练；
二、第二批三十师之训练计划，宜即同意接受；
三、中英两国，均须担任收复缅甸之约束；
四、现下中印空运之分配方案（八分之三归空军，八分之五归其他用途），不予变更；
五、中美军事接洽之途径，应仍循现有之轨道，不必另立其他系统（指第十四航空队独立指挥而言）；
六、驻印华军及云南远征军，均应准备出战；
七、拟具配合太平洋作战战略。
史迪威最大的长处是不搞阴谋诡计，堂而皇之地做人。但是，他还是有着这样的性格弱点：从不防备别人会在暗处算计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拜访马歇尔的时候，这位参谋总长出于私情，把陈纳德转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交他过目，他非但没想到马歇尔此举的目的是希望他做到知己知彼，更有针对性地阐述自己的地面战略，相反，他却十分真诚地指出了陈纳德备忘录中的不足，并且还说了如下这段话：
此中有一点缺点，即日敌受大量空军轰炸之后，必以地面部队追寻空军之基地。中国军队，既无大炮，又乏坦克，如何能守？其结果必至丧失机场，危及大局。中国基地固系轰炸日本所必要，但轰炸之早晚，实系装备中国之迟速，我加速训练装备中国新军者以此。
史迪威此举已远超中国军史上的笑谈——“不鼓不成列”矣！
如果再联系陈纳德有意隐瞒史迪威自己回国述职的真实目的之举，除说明史迪威不善用谋略对付同事和部属而外，也足以证明史、陈之争的胜负早已定矣！
由于罗斯福总统早就属意于陈纳德，所以陈纳德先于史迪威得到召见。对此，亲台学者梁敬先生作了如下记述：
纳德先谒，明言中国军民情绪低落，为抗战以来所未有，非有空中攻势，难期振奋。罗斯福云：史迪威反对此事，而军部赞助之，军事策略，我向交军部办理，今如反驳，须有理由。因与陈研讨反驳之办法，谈话时间，至一时半之久。陈纳德谒后告人云：一切要求，总统皆已答应，总统于聆我轰炸一百万吨日敌船舶之计划后，拍案称快。
上述事实证明：罗斯福支持空中战略的腹案已经成熟，召见史迪威只不过是走形式而已。史料记载：
史迪威于五月二日（一说四月三十日）入见罗斯福，首陈中国因未能得到大量物资，表示失望；次谓如物资不至，中国军队或投降日本；三谓印滇训练计划均已开始，所需器材，均赖中印空运，如中印吨位，三个月内均归空军使用，则蓝伽与云南方面所训练之中国新军，将不能参加明年一月之反攻；四称中国似已忘却其供应人力之义务……若此趋势不予遏止，将来使用中国基地打击日本之工作，将悉为美国人。
也可能是出于对罗斯福抱有很深的个人成见的原因，“史迪威未能有力地向罗斯福陈述他的论点”。更使陪同晋见总统的马歇尔将军不解的是，史迪威自始至终只是弓着背，低着头，“嘟嘟哝哝地说了些中国不抗战的话”。罗斯福本来对史迪威就印象不佳，再一对比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精神面貌，甚感诧异地问道：
“史迪威，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很好！”史迪威说罢把头一昂，遂大步离开了总统官邸。
“乔治，”罗斯福很有情绪地难为马歇尔，“难道不应让一个病人去休息吗？”
“这位‘病人’的体力比白宫中任何两个人加在一起的体力还要强。”马歇尔也颇有情绪地回答说。
马歇尔对史迪威的表现感到懊恼和失望，他不明白以语言尖刻著称的“醋坛子乔”为何会有如此下乘的表演，要知道这是决定两种战略方案命运的关键时刻啊！他不得不带着责备的口吻质问了史迪威。出乎他所料的是，这位倔强的部属却说道：
“你难道让我在总统面前贬低陈纳德吗？我……无论如何办不到！”
啊！这就是史迪威堂而皇之的理由：决不在总统面前贬低攻击自己的对手。换言之，他认为在总统面前慷慨陈词，为自己的战略思想辩白是自我标榜，违背了他做人的信条。这是史迪威的性格使然也是史迪威在所谓严肃的政治斗争中落败的性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