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基就要结束在中国的访问了，他带着成年人的**，倾倒在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的魅力之下。“他想出了一个能够使他们之间的交谊持续下去的令人兴奋的主意，提议夫人对美国进行一次友好访问。威尔基非常真诚地相信，夫人访美能够达到双重目的：‘对我的美国同胞理解亚洲问题有着极大的重要意义’；夫人以‘她的智慧，循循善诱的天赋，高尚的品格……以她的才能和魅力，豁达和同情心，雍容的仪态和火一般的坚定信念……一定会成为最理想的外交使节……我们将以超出寻常的注意力倾听她的声音’。”
诚如一位美国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威尔基为自己的这一建议激动得热血沸腾。他在与夫人最后一次会晤中不停地请求她一定要在‘明天’就和他同机飞往美国。”同时，他还忘乎所以地对宋美龄说了这样的话：
“我会尽力劝说罗斯福拨给夫人要求得到的全部飞机。”
蒋介石不懂英语，无法知道威尔基和宋美龄在说些什么。但是，可能是前有“捉奸记”插曲的缘故，他对威尔基和宋美龄用英语交谈且又眉来眼去、频频传情的场面感到别扭和不快，碍于外交礼仪——更重要的是需要大批的美援及租借物资，他只好把这男子汉所难以容忍的醋意和怒火暂压在心底。会晤一结束，他把威尔基刚刚送出门口，就又转过身来，竟然对侍从下了这样一道命令：
“把窗户统统打开，把这个外国人身上的气味都放出去！”
……
二十
温德尔.威尔基离去之后，最大的受益者蒋介石对史迪威采取了敷衍塞责的态度，因为他相信罗斯福总统会对史迪威作出新的安排。
史迪威对威尔基中国之行的表现是很不满意的，可他这位蹩脚的政治家决不会想到幕后有那样多的政治交易——多数是对准他的。因此，威尔基在山城重庆搅起的“旋风”尚未散去，他就又投入到蓝伽计划和反攻缅甸的策划中去了。他根据缅甸锥形地形的特点，认为收复缅甸必须从北和西两翼出击。西面的部队由蓝伽计划训练完成，代号为X部队；北面的部队应由云南昆明等地在设立的整训三十个师的基地培训完成，代号为Y部队。如果再加上驻印英军和第十航空队的空中支援，收复缅甸指日可待。
史迪威的军事计划是一厢情愿的，因为他忘记了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都受着政治制约。而像收复缅甸这样极为特殊的战役，还要受着中美英乃至于缅甸和印度不同利益的制约。因此，他很快就应了孔明的一句名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这时，史迪威的“国务卿”约翰.戴维斯回国述职之后又返回了山城，并给他带回了令人沮丧的报告：“这个战区完蛋了。他们不再向这里提供援助……居里看上去似乎想要掐断我的喉咙，中缅印战区已没有多大希望，‘主要战略方向在其他地方’。参谋总长（马歇尔）说，派不出地面部队。”就常理而言，出任这样一个不受重视且又时时有可能被人排挤的战区指挥长官，史迪威有理由混天度日，过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清闲舒服还又不用负任何责任的日子。但是，这不符合史迪威的军人性格，他不愿等待命运的安排，喜欢向命运挑战，因为他坚信靠自己的努力会干出一番事业来的。他几经痛苦的思索和抉择，毅然决定不顾来自美国和重庆的各种干扰，继续请见蒋介石，协商反攻缅甸的大计。
然而就在史迪威准备请见蒋介石的当天，即温德尔.威尔基离去的翌日——十月九日的晚上，他收到了设在印度的司令部副参谋长费里斯的报告，告诉他在拉姆加尔受训的中国军队遇到了英国人的干扰。为此，他非常气愤地写下了这段日记：
令人沮丧。阿奇（韦唯尔）同意（中国增兵），但总督已把此事提交伦敦。“国内政府有最后决定权。”哈特利说。因此，他们必定要抱怨此事。给乔治（马歇尔）发去急电，求援。否则，它将毁掉我们的一切工作，激怒中国人，危害未来的所有合作，毁掉这一机会。自我们在这里干了些事之后我们有了一些权力，可他们对此会予以注意吗？不——英国人的策略是，“不能要那些肮脏的中国佬”；长期政策：害怕中印合作，害怕单独行动。除此还能有什么。
无论如何，蒋介石会发脾气，也许要退出整个行动。如果他这么做，我们就白干了。或许乔治能拯救此事。
在蒋介石看来，英国人的所作所为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英国人出于败落的宗主国的特殊心理，是绝对不赞成中国军队进驻要求独立的印度境内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人从根本上讲不赞成中国军队解放缅甸。而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政权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愿意牺牲中国的军队为“英国佬”解放缅甸，因为在中国的国土上驻有近百万的日本军队啊！有意思的是美国——主要是史迪威中英两国都不热心的蓝伽计划和缅甸战场在日夜焦虑。时下，英国人反对在印度拉姆加尔整训中国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变相地告诫中国：不要派军队染指缅甸。聪明的蒋介石不仅不会借此挑起中英之间的冲突，而且还将其视为给史迪威出难题的一个天赐良机。他一反常态，非常痛快地批准了由商震主持制订的向缅甸实施进攻的计划，并将中国预计派出的部队由十到十五个师改为十五到二十个师。不知实情的史迪威乐观地认为：“看来不错。”蒋介石却加重语气对史迪威说：
“请记住，这份作战计划是建立在美国和英国派出足够的舰艇和航空母舰，并在孟加拉湾获得制海权和制空权基础之上的。再者，英国人还必须保证在仰光实施两栖登陆。”
“这我清楚，而且我和委员长的意见是一致的。”史迪威连忙答说。
“英国人阻止中国部队在拉姆加尔整训是没有道理的，我也充分相信贵国是有办法改变他们这种做法的。”
“是的，一定会有的。”
“我已经批准了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能否执行，就看英国人的态度了。”
“我一定说服他们同意。”
“为了方便你的工作，我授予你在印度之全权，务必严守军纪。”
史迪威知道此次印度之行的艰难，认为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英国佬”的态度的。他就像竖起脖子上的羽毛、准备决斗的公鸡那样勃然大怒：“这么说他们决心要拆台啰！立即给乔治（马歇尔）发十万火急的电报，请他帮忙。”他希望马歇尔以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身份改变英国人的立场。接着，他打点行囊，带着自己的参谋班子飞往印度，和老对头——“独眼将军”韦唯尔进行舌战。
英国人突然反对把中国人运到印度进行整训是有原因的。从历史根源上看，中国和印度——尤其是印度深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之苦。英国要推行防止中印合作的长远政策，就“必须阻止中印两国人民——尤其是两国军队的接触”。在史迪威看来，英国“防止中印合作的长远政策”的本质是只关心大英帝国的利益；而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只关心中国自身的生存。简而言之一句话：英国和中国关心的都不是如何取得胜利，“而是怎样在战后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至少保持现有的利益”。另外，圣雄甘地和尼赫鲁在印度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运动，强烈要求大英帝国还印度人民以自由，英国为保全自己在印度的利益，除去下令逮捕圣雄甘地等领袖人物而外，再就是封锁来自世界各国的支持印度独立的消息。基于中印两国的历史渊源，以及蒋介石访问印度时作出的支持圣雄甘地的姿态，英国驻印总督遂给内阁写信，由帝国作出决定：阻止中国军队以整训为名进入印度。
自然，老奸巨猾的“独眼将军”韦唯尔决不会道出大英帝国的难言苦衷，而是当面向史迪威提出了各种困难：“铁路运输已经饱和，每天运送军队的数额不能超过二百名；机动车和畜力车数量有限，如用于运输中国部队，将影响印军运输。”最后，他竟然向史迪威发出这样的质问：
“请史迪威将军告诉我，还有多少中国军队要来？他们为什么要来？”
史迪威听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震愕不已地发出这样的自问：“为什么？我的天哪！……”但是，当他稍许平静下来再一想：“他们不想让中国军队参加收复缅甸的战役，这是问题的实质。”当他再一“看独眼将军”韦唯尔那毫无表情的脸，遂愤慨地说了这句话：
“中国军队来印度整训，是为了协助我们盟国收复缅甸。”
“谢谢。”韦唯尔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漠然地答道，“这需要帝国政府作出决定。”
史迪威非常气愤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顿感身处异国，一片凄凉。他无处诉说这满腹的愤懑，唯有像往日那样打开日记本，记下这一天难以宣泄的悲怆情绪：
五点三十分同费里斯一道去见韦唯尔。这个那个地一通大叫大喊，他明确说我们的拉姆加尔训练计划不受欢迎。全是困难——铁路、公路、航运、用水、食品、运输，等等，将妨碍印度军队的进展安排。如果我们用了卡车，那就会减少他的运输量……在此之前他一直不了解这一情况，也没有人提出请求，这个数字尚不能确切肯定。实际上，这使他心烦意乱。
好吧，见这个该死的老傻瓜的鬼。我们刚刚查出这一问题。他们不想让中国军队参与回缅甸，问题就在于此……令人失望的会面。
翌日——十月十八日，史迪威收到了马歇尔将军的来信，告知他已经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英国方面的将军商妥，为史迪威在印度整训中国军队提供一切方便，不久，这一决定就会由英国政府通知驻印总督和韦唯尔将军。史迪威激动地看了好几遍，颇有些得意地自语：
“否极泰来！终于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观局面。”
就常人而言，没有必要再找韦唯尔将军继续谈这件事了，因为这位“独眼将军”在没有接到英国政府通知之前，是肯定不会改变立场的。可是史迪威不属于这种常人之列，他希望再看看这个“老傻瓜”韦唯尔是如何表演和转变观点的，借用中国的话说：“有意取笑和看韦唯尔将军的热闹。”所以，他秘而不宣马歇尔将军的来信内容，以十分的真诚继续说服这位“独眼将军”改变立场，支持在印度拉姆加尔整训中国军队。
诚如史迪威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韦唯尔这个“英国佬对蓝伽计划怒气十足”。日记写道：他明确说不欢迎中国人。没有住处，无法运输，没有物资……昨天缺一万一千辆卡车，现在变成了三万三千辆。印度军队有一百四十万人，他对我们提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他的部队。总的态度是拒绝中国人，但他想让我们的空军服从他的指挥”；“他们对印度有一点中国人都恼火得不行”；“还是老一套，像过去关闭缅甸公路、拒绝军队一样。他们似乎没吸收教训”。
十月十九日，英国驻印度总督和韦唯尔将军收到了英国政府的指令，立即会见史迪威将军，态度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此史迪威写道：“现在他们每天可以运送四百人，而且还能搞到一些牲畜，还有卡车。他们将在需多给我们一个防区，他们将为我们提供补给品。”但是，作为交换条件，“他（韦唯尔）坚持要指挥拉姆加尔的部队”。更出乎史迪威所料的是，韦唯尔将军竟然提出想指挥美国驻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史迪威当即答说：
“我早已收到我国政府的训令，第十航空部队隶属美军系列，其他盟国无权指挥。至于韦唯尔将军指挥在印整训的中国军队一事，也须请示蒋委员长后再定。”
史迪威作为一名美国将军，原本是不相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是为政治服务”这一学说的，然而他通过和蒋介石，和韦唯尔，乃至于和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劳克林.居里、温德尔.威尔基等打交道，首次认识到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这一论断是何等的正确啊！
接着，史迪威又和韦唯尔商谈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首先，他提交了自己制订的反攻缅甸军事方略，供双方讨论。
韦唯尔仔细地审阅了这份反攻缅甸军事方略之后，为难地提出：目下北非战局，尚未分晓，英国海空军能否南调，孟加拉湾能否有制海制空之权，皆不可知，不能遽议收复仰光。“伊本有‘英军收缅甸’私案，但其目标不在仰光而在阿恰布，如阿恰布得手，则可收复上缅甸，沿钦敦江东进，为下一度收复全缅之前驱。”
明眼人一看即知，韦唯尔之策“旨在保卫印度，而非打通中缅，自与史迪威目的不同”。双方争论甚烈，依然没有结果。韦唯尔“仍谓缅南收复需要海军助力，而海军助力不可必得，不如先收复北缅。于是史迪威收复全缅案，与韦唯尔之收复北缅案乃同时审议”。结果，史迪威飞返重庆，并于十一月三日会见“委员长于黄山，报告在印商谈结果如下”：
一、收复缅甸之开始日期，定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左右。
二、使用兵力为英军一师、印缅军六师，共七师。其中三师自英帕尔经卡儿瓦沿钦敦江流域夺棠沙、斯威堡、孟尼瓦，另一师占阿恰布向东进展，其余三师为后备军。
三、中国军队若干师，自云南出击腊戍，夺曼德勒，经罗列姆占罗衣考，此部队须于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准备齐全。
四、在印之中国军队，以雷多为根据地，经胡冈谷地与孟拱，夺取密支那，与英军在棠沙会师。
五、因航空母舰未能确定，故孟加拉湾方面，能否握有制海制空之权，尚待再商。
六、雷多方面，须建筑道路、兵房、堆栈、修理工厂，及足容三千人之医院，并须储备四十五日之粮食、三个月之弹药。
蒋介石听后表情凝重，一言不发。史迪威误以为中国方面有困难，或者这位蒋委员长又节外生枝，甚至是撂挑子不干了，遂“叩问云南方面中国可用之兵力，与准备完成之可能日期”。蒋介石郑重告之：
“中国担任之兵力，除驻印两师外，并可再派一师，参加拉姆加尔训练，为后备军。云南方面，预定出兵十五师，可于二月以前准备完成。但此次缅甸作战之中心问题，在英国能否在孟加拉湾握有制海制空权，以阻止仰光方面敌军之增援。如海空实力不能充分准备，则我不愿令派一兵一卒参加此次战役，因吾人不能再受第二次之挫败。”
史迪威清楚蒋介石的方略是：“坚持南北缅水陆同时夹攻之战略，自始不变。”“然英国人收复缅甸，本自有其时期与方略……英国宁愿以自力收复缅甸之一部，而不愿以中国之兵力收复缅甸之全部。”怎么办？史迪威再次陷入进退维谷之中，遂发出这样的喟叹：
“引导两个国家一致对付日本绝非易事！”
史迪威为了完成所谓的中缅印战区的战斗任务，同时也是为了一雪缅战失败的耻辱，只好忍辱负重，甘愿身受中英两国的夹板气，再次奔波于重庆、新德里之间，竭力说服蒋介石和韦唯尔同意他的收复全缅甸的战略计划。但是，这位“尖刻的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爱以形象的比喻发牢骚。请看他说的这段牢骚话。
“活见鬼，我成了一名听差了，我跑到重庆拉拉委员长的袖子，告诉他最好南下向萨尔温江进攻，因为英国人正计划从南面攻入缅甸……如果英国人单独占领了缅甸，中国人可就无地自容了。接着，我又飞到印度，拉拉阿奇（韦唯尔）的袖子说，委员长正准备南下萨尔温江，你们最好也迅速采取行动，如果中国部队真的大胆地挥师南下，而你们却仍按兵不动，你们英国人没有尽到白人的义务，往后的日子可难过了。”
在这期间，史迪威诚如他的一位朋友说的那样，“像蟋蟀那样到处跳……什么事都要管”。就在他往返重庆、新德里“扯袖子”的过程中，他还挤时间经常到拉姆加尔训练基地，和负责训练的孙立人、廖耀湘共同制订计划，“视察驾驶员训练队、军乐队、医院和靶场。史迪威为自己能再次从事训练部队的工作感到十分愉快”。
史迪威利用重大节日之庆典——尤其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纪念仪式，“站在中国国旗下，向中国部队发表演说。他用汉语向士兵们讲述中国历史故事，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为使讲演更加富有色彩，恰当地引用了中国典故。在说到效忠国家时，他列举了宋朝大将岳飞抗击入侵金兵的例子。他还讲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忘失败的耻辱的故事。他告诉部队，他代表的是蒋介石。他们必须英勇战斗，否则他就有负重托，无颜见使他获得荣誉的委员长。他提醒中国士兵们应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有所贡献。他叫他们不必为武器和装备担心，他会亲自保证部队得到与日军同样精良的装备”。他看着这些在拉姆加尔训练的可爱的孩子们，真是打心里高兴极了。为此，他曾写信告诉自己的妻子：
我们给中国军队开办的训练学校十分气派。学生们学得很快。他们吃得很好，医疗上得到关心，教学也有实效，他们还拿到了军饷，可以看电影、进行田径锻炼，等等。他们喜欢这些；你知道，中国军队从未受到过如此的待遇。他们会是好样的。
总之，史迪威的“议事表中满满地排着兵站、交通管制、医疗卫生、通讯与工程保障，以及从蚊帐到榴弹炮等各类问题。在过去几个月中，美国参谋人员已经和中国作战处共同确定了一个齐装满员的整编团所需的人员和装备的详细数字，以及每种装备占租借物资的确切比率”。据计算，必须每月经由驼峰空运四千三百吨物资，方可满足在云南整训的Y军三十个师的需要。
结果，由于占用陈纳德将军的装运燃料油的货舱容积，因而遭到自以为获得总统特使威尔基支持的陈纳德的反对。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陈纳德依旧是一个不守纪律、爱虚荣的部下，他从未把他看成是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所以，当史迪威收到陈纳德的抗议书后，冷漠地笑了笑，拿起笔就在抗议书上批了这段文字：
陈纳德总是像鸭子那样咯咯地叫个不停，真碍人手脚。他对比斯尔仍然耿耿于怀。我要他住嘴。执行命令。
另外，史迪威似乎生来就和政客、官僚、喝兵血的高级将官无法共事。就在他往返穿梭“扯袖子”和监督整训部队的过程中，他和他的中国副手罗卓英闹翻了。原因是极其简单的：按照国民党的军队传统，军饷交由主管首长分发，而分管这件事的最高长官罗卓英不思改进，按照以往的规矩办理。不久，史迪威听说罗卓英及其属下克扣士兵的军饷，他怒不可遏地质问罗卓英，并擅自决定改变以往的规矩，要当面把军饷发到每一个士兵的手里。这样一来，士兵高兴了，罗卓英等就丢了面子，由此和史迪威产生矛盾，甚至怠工。史迪威整理了罗卓英的十大罪状，控告到了蒋介石那里，并强烈要求撤换罗卓英。
蒋介石虽然也是一位刚愎自用的军事家，但他决不像史迪威那样没有城府，把心存的大小事都挂在脸上，把一切心里的话都放在嘴上。有时，他为了达到某一政治目的，还违心地赔着笑脸说相反的话，直到他认识到应该“揭锅”的时候，方才翻脸、摊牌，甚至搞突然袭击，置对手于死地。再者，为了某种所谓最大的利益，他也可以随意地放弃局部的利益，或采用变通的手法弥补有意失去的局部利益。这就是蒋介石口中的“韬光养晦”。
史迪威并不完全了解蒋介石自中国传统中承继下来的这套治国之策和用人之道，他从不认为蒋介石“弃卒保车”甚至“遣卒保车”是一种对付他乃至于美国政府的手段。相反，他却认为这是自己坚持原则的结果，有时还视为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这就是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真正区别，这也决定了史迪威无论由谁支持，最终必然败在蒋介石的手下。
史迪威提出了撤换罗卓英的要求，以为还会像当年排除杜聿明那样难，出乎他所料的是蒋介石当即允诺。更令史迪威震惊的是，他久已想获得师团干部的任命和裁撤权，这次蒋介石也欣然同意了。为此，他激动地写下了这则日记：
报告与韦唯尔开过的会议情况。一系列的惊讶。一、我可以随时撤罗的职。蒋介石对此作了重复。二、在做准备工作时我可以对长官部下命令。三、蒋介石将在云南一侧部署十五个师，这还不包括印度支那边境上的防御力量，对缅甸的进攻准备工作将于二月十五日前完成。四、他将为此配备尽可能多的炮兵部队。五、夫人建议我来挑选作战的师团和任命指挥将领……蒋介石同意。六、我来指挥中国驻印军。……七、联合指挥。我的建议——蒋介石指挥。不，他不愿意。那么他能否接受和派我以参谋长身份代替？不可，我告诉他们韦唯尔不会接受。哦，蒋介石说，组成一个参谋部——一个英国佬、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把我放在前边。不可，还是因为韦唯尔。我说，如果斯利姆来指挥英国佬就妙极了。
“花生米”说，“海空控制权一定要有保证”，否则他就不行动。
总算有了些进展，如果他们的想法同所说的一样。好极了。这是我们向前迈出的最大的一步。
史迪威并不知道这“前进”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他竟然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是刚刚回国述职的宋子文在起作用？还是“我列出的必备之事是否吓坏了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们显然已谈论过，因此才建议撤下罗（卓英），代之以一个军衔略低但更多地懂得现代武器的人”。
史迪威是起绰号的能手，但唯一没有享受此“殊荣”的是宋子文。仅从这一点上看，史迪威对宋子文的印象不坏。尤其是宋子文回国述职给他带来的两件礼品——手表和打火机令他格外喜爱。但令他感到更为舒服、顺耳的却是宋子文的这段话：
“我为什么送给您这样两件小礼品呢？因将军心中最珍贵的东西是时间，我希望您能戴着这块表争分夺秒收复缅甸；将军毕竟临近花甲之年，指挥打仗累了的时候，用我送的打火机点燃雪茄吸上几口，解解乏。”
就在史迪威和宋子文愉快相见不久，他的小儿子约瑟夫.W.史迪威和女婿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上校来到了他的身边供职。这对身在异国迭遭创伤的史迪威将军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上最大的慰藉。
与此同时，史迪威收到了马歇尔将军等人发自美国的密件，告诉他蒋介石及陈纳德等人四处告状，不把他赶回美国誓不罢休。令他愤慨的是，不仅陈纳德通过威尔基向罗斯福总统告了他的状，而且蒋介石夫妇还利用私人关系，策动驻华使馆海军武官麦克休上校进一步向美国军部施加压力，要求召回史迪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麦克休原为语言教官，早在三十年代就是蒋介石的顾问端纳的好友和高尔夫球友。那时，他每周总有三四次去蒋公馆吃午饭。作为“宫廷圈子”里的人物，他也成了美国大使的耳目。当时任驻武官的史迪威对此极为愤慨，并和麦克休结怨。
到了现在，“蒋介石夫妇又把麦克休请到家里吃饭，向他强调用陈纳德取代史迪威对盟国的好处”。为此，麦克休给美国海军部长写了一封信，强调“史迪威坚持夺回缅甸是出于他在缅甸惨败以后所产生的个人野心。它分散了力量，妨碍按陈纳德的计划充分发挥空军的作用”。他认为“只要撤换史迪威和比斯尔，解散他们庞大的参谋机构，尤其是把权力移交给陈纳德”，就能鼓舞委员长，“使这个战区的局势得到根本的改变”。
海军部长诺克斯把麦克休的报告转送陆军部长史汀生，史汀生又将它转给马歇尔。“马歇尔读后怒不可遏。当他听说麦克休又把这套理论讲给在新德里的韦唯尔听后，更是火冒三丈。马歇尔认为，麦克休插手，对美国在中缅印战区作出的战争努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气愤地要求海军部不许当时正在回国途中的麦克休再去中国任职。”
但是，对于麦克休的告状信，罗斯福总统是很有兴趣的。这是因为“罗斯福早有调史迪威去其他地方的打算，所以他很愿意屈从于中国方面为陈纳德施加的压力，接受集中使用空中力量的建议”。这自然遭到了陆军部长和参谋总长的坚决反对。军界认为：“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十分必要。这与使用空军力量非但没有冲突，而且是对空军的支持。为了满足中国战场陆空军部队的作战需要，必须建立一条可靠的补给线。”因为“即使空运司令部能够完成运输所有必要物资的任务，但只要日军仍然占领着北缅，这条空运线以及位于阿萨姆的终点站就始终处于敌人的威胁之下，要保证安全，就必须开进缅甸。要把作战物资送到中国地面部队手中，就要开辟陆上通道，作为空中运输线的补充。作战处明确说，‘只有通过战斗夺回缅甸’，上述目的才能达到”。
这场争论的核心是中国战区的战略问题，其表象则是史迪威的去留。可是令史迪威本人宽慰的是：“对于陈纳德要求获得最高指挥权的愿望。陆军部从未认真予以考虑过。”在军界看来，“陈纳德通过‘外交渠道’直接乞求于总统，并继续动员其亲信进行院外活动，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使他在陆军部声名狼藉”。尤其是史迪威听说，马歇尔将军对陈纳德致罗斯福总统的信的评价是：“只不过是一派胡言，战略倒不错，就是毫无意义。”这使得史迪威那愤懑不平的情绪得以缓解。同时，他还认为自己立于众敌攻击之中是一种骄傲的本钱。
也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氛围和战略态势下，在温德尔.威尔基的安排下，宋美龄于十一月十八日赴美访问，史迪威去九龙坡为“白雪公主”——史为宋美龄起的绰号——送行。他望着那架远远飞去的专机，遂禁不住又发出这样的自问：
“罗斯福总统会听‘白雪公主’的吗？……”
二十一
宋美龄出访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宋美龄安抵美国不久，罗斯福总统的夫人专程去纽约的医院看望她。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发现她是那么的“弱小和娇嫩”，以至这位美国“第一夫人”“油然生出了想要帮助她并把她当做自己女儿的愿望”。事实也正是如此，宋美龄及其随行人员很快由纽约迁到华盛顿落脚，并作为最高贵的国宾住进了白宫。
罗斯福总统很早就听说宋美龄的魅力了。当他第一次会见宋美龄的时候，就“改变了让被会见者坐在自己身旁沙发上的惯例，在面前摆了一张牌桌，在桌的另一边放上一把椅子。他对女儿解释说，这样安排是因为他不想与客人靠得太近”。久而久之，随着了解的加深，总统发现宋美龄身上有一种“坚如钢铁般的意志，这与总统夫人所描述的可爱而又温柔的形象并不完全一致。一天晚上，宾主共进晚餐时，罗斯福就约翰.L.刘易斯发起的矿工罢工事件问蒋夫人，她的政府在抗战时遇到这种情况，会采取什么对策？蒋夫人用一个手指在自己的脖子上做了一个杀头的姿势，总统仰头大笑，同时朝着桌子对面的夫人说道：‘埃莉诺，你瞧见了吗？’”。
罗斯福总统的隐喻是：在美国长大的宋美龄压根就不懂得什么叫人权和民主。
但是，罗斯福总统忘记了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是可以改变人的本性的。只要把宋美龄和蒋介石联姻前后的言行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她早已判若两人。同时，也会从宋美龄思想变化的轨迹中发现东方文化潜移默化的力量。
话又说回来，宋美龄以她特有的风采，的确赢得了罗斯福总统的欢心。
宋美龄在访美期间，频频抛头露面于社交界和政界，激起了一片片赞美和欢迎之声。正如威尔基曾经预言的那样，美国人正以“超过对其他任何人的注意力”倾听她的声音。当二月十八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时，她在听众中掀起了阵阵狂热。一位评论员曾这样写道：“真了不起啊，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动人的场面。蒋夫人几乎使得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天，宋美龄“身着妖艳的黑色旗袍，体态娇小苗条，神情自若，一口标准的英语优雅而又动听”。她使国会觉得是在听“世界上的一位伟人演讲”。据一位也被宋美龄迷住而且对当时的情形很了解的记者报道说，“议员们全部被夫人的风采、妩媚和才华‘吸引了……惊愕了……缭乱了’。在议员们全场起立，热烈鼓掌达四分钟之久以后，蒋夫人开始了演讲，她的主题是：战胜日本比战胜德国更为重要，美国应该让她的人民去中国战斗，而不应该在太平洋花费那么多的力量”。当她说到，经过五年半的抗战，中国人民相信，“与其忍辱接受失败，不如光荣地冒失败之险，去争取胜利”时，欢呼的掌声达到了**。
另外，宋美龄以她非凡的外交手段和演讲天才，“在美国人心目中激发起想要表示友谊的强烈愿望。人们觉得，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普遍愿望的象征”。对此，《华盛顿邮报》载文说道：“她所想要的，都是为了地球上的全人类。”
但是，宋美龄在幕后的活动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自从她于十一月二十七日乘坐陆军部提供的飞机在美国降落起，她就开始尝试劝说美国改变战略。她在与赶来迎接她的总统政治顾问——霍普金斯谈话时，就闭口不提欧洲和太平洋战争，只是大谈特谈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所作所为”。她毫不掩饰她“对史迪威的厌恶，和对陈纳德的无比钦佩”。她告诉霍普金斯，史迪威“不了解中国人民，是史迪威逼着蒋介石把中国最精锐的一个师投入缅甸，以致后来该师全军覆灭。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就是在拜会罗斯福总统的时候，宋美龄也当仁不让地抨击了史迪威在华工作中的所谓失误，同时也直言不讳地称道了陈纳德所领导的“飞虎队”的历史功绩。另外，她为了改变军界支持史迪威的现状，按罗斯福总统的话说，“个个都是她企图‘勾引’的对象”。请看如下史实：
参联会主席莱希海军将军就曾被邀请来到她在白宫的套间。莱希后来回忆说，他“一直未能弄清楚，那次邀请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陆军部长史汀生发现她是“一位极有魅力，又非常迷人的小夫人”：她竟然“说我的手很漂亮”。但是史汀生又告诫也受到邀请的陆军部长助理麦克洛伊，要严加提防她所说的话。蒋夫人缠着所有来访的人，要求为空运司令部增拨飞机。由于她纠缠不休，以至……新型C—46飞机还没来得及完成全部性能试验，罗斯福就下令立即交付中国使用。这种飞机在喜马拉雅山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所暴露出来的构造上的问题，使许多飞行员丧了命。
宋美龄出访美国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使命，那就是通过她的外交手段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让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四强——美英苏中——之一，把蒋介石捧上“国际领袖”的宝座。自然，她作为蒋介石的夫人也就一跃成为四大“国际领袖”之一的夫人。
聪明的宋美龄完全清楚罗斯福总统的对华构想，也清楚在史迪威使华之前联合国宣言草案签署的时候，中国就被列为四大强国之一。只是由于丘吉尔首相的坚决反对，罗斯福总统才把名列第二的中国改排在第四位。为此，宋美龄和蒋介石是非常感激罗斯福的。
宋美龄清楚，近一年以来，除了要使中国成为战后世界结构中的四大强国之一以外，罗斯福的主要目标还有：“目前，继续让中国参战，将来和美国结成盟国。”他认为，“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会像中国那么有可能成为战后麻烦的根源。为了给中国未来的稳定奠定基础，罗斯福制订了四项原则……第一，中国必须与苏联达成一项协议，防止苏联在战后干涉中国；第二，中国必须收回被日本和其他国家侵占的领土，包括香港；第三，支持国民党政府，把它看成能够统一中国的唯一政权；最后，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政策，必须以中美两国的密切工作关系为基础来制订”。事实上，“罗斯福已经朝着使中国获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迈出了重要一步。美国经过谈判废除了美中不平等条约和所有保留的治外法权、特权及租界。同时他还敦促英国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不过香港除外”。据来自外交部的消息，罗斯福总统已经说服丘吉尔首相，决定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美英分别与中国签署协议。
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努力，美英“正式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结束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主权长达一个世纪的侵犯”，蒋介石欢呼这一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的新篇章”，使一个独立的中国享有“与英国和美国完全平等的地位”。这也给宋美龄造成了一种幻觉：从此，中国就以完全平等的地位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务了！
但是，事实就像是纸中的火，很快就把这种假象烧掉了。
据可靠的消息，就在美英分别签署废除不平等条约协议的第三天，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将相会于北非摩洛哥之卡萨布兰卡，举行世人瞩目的卡萨布兰卡会议。苏联的斯大林是否与会？未定；中国的蒋介石是否在受邀之列？不得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宋美龄如果能说服罗斯福总统邀请蒋介石出席，不仅会提高蒋介石的国际地位，而且还会提升中国战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地位。
不久，宋美龄又获悉：斯大林拒绝赴会，原因是“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决定性的攻势”，他“一天也不可能离开”。而中国，根本就未在被邀之列。
这极大地激怒了好大喜功的蒋介石，同时也使宋美龄看清了所谓平等的虚伪。按照往昔的经验推理，蒋氏夫妇认为一定又是自视不凡的丘吉尔在“捣鬼”。事有凑巧，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召开的前夕，中国和英国在收复缅甸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致使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
就在宋美龄筹谋让蒋介石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蒋介石依据他的韬光养晦的策略，借收敛和史迪威的矛盾以取悦罗斯福总统，希望罗氏能再为之撑腰、说话。从而开始了被史迪威称为“与‘花生米’同甘共苦”的阶段。
在这期间，“史迪威大权在握，意兴勃勃”，为收复缅甸调兵遣将：“十月、十一月之间，各地参战部队，纷纷向滇西方面秘密开动，陈诚由鄂调滇督师，宋希濂守滇西，郑洞国任驻印军军长。史迪威不满意之高级将领，如罗卓英、俞飞鹏、杜聿明等，皆已另调他职。”史迪威遂于十二月二日电告马歇尔：“中国方面业已尽如美方之意见，美方亟应履行援助之诺言。”盖其时“史迪威方为中国战场向美提出驱逐机两队、中型轰炸机一队之要求，且欲将中印每月空运之三千五百吨加至一万吨”。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政治嗅觉极其不灵敏的史迪威写信告诉他的妻子：“‘花生米’那帮人越来越友好，我甚至觉得他们令人起敬，当然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他们开始考虑也许我们有些道理。几个月前的讨厌家伙改变了主意，现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如果我祖父那边的人（指美国人）能全心全意地合作，那就只有好处。”其中，他对传说中接替罗卓英的陈诚印象最佳：“陈看来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向他询问官兵的训练情况和作战能力，证实了我的观点：下级军官，好的；师长们素质不稳定，全部需要进行进攻的训练”。
简而言之，在盲目乐观的史迪威看来，只要“我们能够在韦唯尔屁股底下点上一把不灭的火”，翌年春季收复缅甸的战役就正式打响了！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还未来得及在韦唯尔屁股底下点上一把收复缅甸的火，“印度传来不祥的兆头。英国人在考虑有限的战线，他们的目标简直是个笑话——阿拉干山、钦邦山和加列瓦。然后他们将骚扰日本人的交通线。这个将军（韦唯尔）什么都不懂，因此提出了孟加拉湾的问题。英国皇家海军也不可能有所作为。总的看来，他们想去北缅干一下，翌年秋天之前等在那儿，然后再真正地打过去”。
史迪威的运气或许又应了中国这句格言：“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接着，他又收到了马歇尔将军无法满足缅甸战役所需要的军火物资的电报。他阅后雷霆大发：
“上帝！这就是我们要进行一次战役所得到的支援。我不清楚他们给非洲运去了什么。我能用预期得到的这些东西安抚住中国人吗？这是为了‘支援中国军队’，我真他妈说不清，他们也许会嘲笑我，也许还会默不做声。”
接下来，又是老调重弹，中英双方为着各自的利益，又以收复缅甸的进军路线为名目展开了无声的彼此掣肘。史料记载：
华军路线，不从英坊（即英帕尔）出发，改由（即胡冈）河谷（即孟拱）河谷入缅。此路菁丛蔽天，蚊蚋遍地，蛇虺出没，山岭崎岖，行军已大艰难，而英坊地理环境较为平坦，韦唯尔特留为英军入缅之用。尤其要者，作战目的不在夺取仰光，而在占领密支那。夺取仰光，事关中国海上通路，中国自可不惜动用三个余万之大军，一与搏战；夺取密支那，与国际通路并无直接关联，中国应否以如许兵力冒此艰险，宜有考量。而史迪威志切一报前岁缅甸失败之辱，竟不顾及，又此路进军，补给方面亦甚有困难……十一月十九日英美参谋人员在新德里开会时，英方明告，谓在此情形之下，唯有将收复仰光与收复北缅两案同予暂缓，改用英方明春占取阿恰布之计划，因其时北非盟军登陆，苏德战争亦于盟军有利，地中海之英国舰只当有移调印度洋之可能。在马歇尔全力支持之下，史迪威虽能获得雷多筑路器材与工程人员之优先权，而英国对于收复仰光方案，则仍不愿如期实行。
为什么会相继出现这样“倒霉”的事情呢？史迪威只好对着世界地图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的态势，他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盟军于十一月八日在北非登陆后，历经一系列混乱局面，到目前为止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北非战役将延长，这就排除了一九四三年年底以前在中缅印战区采取大规模行动的可能。在太平洋，美国在保卫瓜达卡纳尔岛的战斗中损失了两艘航空母舰，使美太平洋舰队只剩下最后一艘航空母舰。在大西洋，船只损失严重，尤其是摩尔曼斯克航线，平均每四十艘就要损失十三艘。当各战场都要求加强力量的时候，盟国就很难同意向战略和作战目标都有争议的中缅印战区调拨其他战区亟需的物资了。”
自然，英国举棋不定的做法也反映出盟军在北非作战并不十分顺利。
史迪威这时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他用“粪堆里的哭声”这样的比喻自嘲，几乎是愤怒地向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发牢骚：“有时候我的脑子刚松快一下，心想‘好家伙，进展不错’！恰恰就在这时，我们自己的人又把一车大粪倒到了我身上，外带着扔进来的一颗手榴弹。”
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到了，史迪威作为一位高级的美国将领，那种雪耻、复仇、教训日本人的特殊心理是可想而知的。正当他暗自咒骂自己在军界的好友及靠山——马歇尔将军忘记缅甸惨败的时候，他意外地收到了马歇尔的电报通知。大意谓：“由于重新打通缅甸运输线可以加强从中国出击的空中力量，美国决定增加对缅甸战役的支援。你的要求已放在仅次于艾森豪威尔指挥下的北非战场的优先地位。为表示美国对缅甸的重视，支援项目中还增加了六千名美国勤务部队，执行筑路及其他任务。”史迪威阅此电文愁云顿逝，笑着自语：
“乔治就是乔治！……”
正当史迪威暗自高兴“进展不错”之际，“独眼将军”韦唯尔又把“一车大粪”倒在了史迪威的身上——也就是在可堪纪念的十二月七日这一天，韦唯尔发来了电报，提议取消进攻北缅的计划。这犹如晴天霹雳，惊得史迪威几乎失去了知觉，因为他清楚这标志着缅甸战役被扼杀。
史迪威深知韦唯尔代表英国作出这一决定的分量，他为使此事不在山城引起轩然大波，自然也是为了他这几个月的心血不至付诸东流，决定在向蒋介石封锁消息的同时，立即飞往印度新德里会晤韦唯尔将军，再次去干他最讨厌的工作——“扯袖子”。
韦唯尔是一位典型的英国将军，他喜欢摆排场、讲资历，同时还有着英国人那特有的在所谓绅士风度掩盖下的虚荣心。由于东南亚所有英国的殖民地——尤其是缅甸都是在他亲自指挥下丢给日本人的，他不由得担心：如果史迪威真的带着中国军队收复了英国的失地，世界的舆论将会如何评价英国的皇家军队？又会怎样看待他这位资深位尊的“独眼将军”？未来英国人再如何统治这些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所以，他除去站在英国立场上行事而外，从情感上说，他也是坚持反对中国军队入缅参战的。
韦唯尔和史迪威在近一年的军政折冲中，都逐渐地摸清了蒋介石的真实用意——一切为了重新打通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因此，攻克连接国际通道的仰光是中国参战的最高目的。另外，鉴于前次入缅参战失败的教训，在重新部署收复缅甸战役的时候，中国要求参战盟国必须有制空权和制海权，而且还要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否则，中国是不会出兵参战的。为此，狡猾的韦唯尔把球踢给了史迪威：
“现在一切都十分困难——尤其是后勤上的困难，无法在雨季向士兵提供补给。可是日本人呢，他们在缅甸有内陆公路网……”
“我们可以利用制空权切断他们的内陆公路网嘛！”史迪威不容韦唯尔把话讲完，就坚决地说。
“可我国皇家空军都用于北非战场了！”
“我设法请求美国提供，解决缅甸战场上的制空权。”史迪威开始有点火气了，“关键是贵国必须派出强大的海军舰队在仰光登陆，与中国军队形成南北夹攻之势。”
“我已接到帝国政府的通知：皇家海军全部用在欧洲战场，根本无暇东顾印度洋上的制海权。”
史迪威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就真的取消了春季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如何才能改变“英国佬”的决定呢？他一时想不出充足的理由，遂陷入了蹙眉凝思之中。
韦唯尔自以为得计——迫史迪威动摇了收复缅甸的决心，又继续大摆困难：
“中国在印度拉姆加尔整训的X军，在云南训练的Y军，会有多大的战斗力呢？”
韦唯尔的这番话语，等于在质疑史迪威整训中国军队的计划，因此史迪威用尖刻的口吻回答说：
“请韦唯尔将军不必为此担心，只要贵国按原定计划出七个师，我们就一定能收复缅甸。”
“很抱歉，”韦唯尔下意识地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由于北非战场吃紧，我国不得不把许诺的七个师减为三个师。”
对此，史迪威还能说什么呢？他唯有暗自大骂：“英国佬，真不是东西！……”
韦唯尔望着愤而不语的史迪威，遂又以胜利者的口气说道：
“我国希望把一九四三年春季收复缅甸的计划，改到秋季十一月份。到那时，我们可以同时派出二十二个师进攻南缅和马来亚。”
就这样，史迪威结束了和韦唯尔的第一次会晤，怀着怆然的心情回到自己设在新德里的司令部。未等他征询参谋人员对收复缅甸战役的意见，参谋部就变成了牢骚的集中地。用史迪威的话说：“极其悲观，故意设置障碍。提供物资援助，但歪曲铁路、公路的运输能力等等。”
史迪威不愿听这些泄气的话，他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接通了重庆何应钦的长途电话，希望能从何氏那里得到一点令人欣慰的消息。然而使他悲哀的是，何应钦对他说，“时间短促，无法将部队重新组织和集结起来。典型的策略——有意拖延，然后将缺乏时间作为借口”。史迪威没好气地挂上电话，自言自语地骂道：
“狗娘养的！似乎收复缅甸是为了我史迪威！……”
但是，史迪威是一位决不向困难屈服的美国将军，他和“独眼将军”韦唯尔反复协商，又达成了主要以史迪威让步为前提的新的春季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他为了再向中方做“扯袖子”的工作，遂将和韦唯尔会商的结果以备忘录的形式函告何应钦、宋子文。其文略谓如下：
一、英军将以第十四师进占阿恰布，利用该处之飞机场为轰炸缅南日军飞机场之根据地，此一师将在雨季以前坚守阿恰布；
二、以第十七及第二十三两师由英坊分狄定姆与卡廉姆岳两路南进，集中于卡儿瓦，南攻帕克库，另分一部由塔木攻西**，在雨季内坚守更的宛河（即钦敦江）；
三、据英海军上将苏马维尔称，因无航空母舰与巡洋舰，伊不能保证孟加拉湾之制海权；
四、此攻势之作用，在牵制日军不使增援缅北，如中国向保山出兵与拉姆加尔到密支那之华军，夹击日敌，则帕克库之英军亦可北进。
与此同时，史迪威预感到这一妥协作战计划前途难卜，遂求助于马歇尔将军，以给英国和中国施加压力，促使这一春季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顺利实施。
很快，史迪威的备忘录转到了蒋介石的手里。也就是在这时候，蒋氏依然未收到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正式邀请，就常识而言，蒋氏被冷落的大局已定。他在这种难以平衡的心理状态之下，自然对英美——尤其是英国首相丘吉尔越发充满敌意。加之，史迪威呈转的这份备忘录与原计划相去甚远，他遂以“察见英方之变卦与美国无意出兵”为由，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以如下电文密告罗斯福总统：
去岁丘吉尔首相在华盛顿太平洋作战会议席上，曾向各代表保证英国将于印度雨季告终以前，集中战斗舰八艘、航空母舰三艘（附以通常应备之军舰）于印度洋，以参加克服缅甸战事……中国据此保证极力筹备，今据史迪威将军自印度携回消息，谓英海军上将苏马维尔曾与明言，英国海军并无战斗舰、航空母舰及巡洋舰在孟加拉湾作战之准备。……
两月以前，韦唯尔将军亦曾面见史迪威，谓将以英印军七师参加收复缅甸之战，但最近又面告史迪威谓，英军只能动员三师作有限度之作战计划，其目标以阿恰布与更的宛河线为限。中国应用之军队皆已准备就绪，唯如英国不能践其诺言，致使吾人反攻缅甸计划无形打消，则实遗憾。
敬以至诚，请阁下敦促英方以充分之陆海空力量，负起共同收复缅甸之责任，中国军队与人民经过五年半军事与经济之消耗，实不能在缅冒第二次失败之危险。
对此，史迪威一无所知。
也就是在这期间，史迪威见到了一位小人物——美国租借物资管理委员会驻重庆代表艾尔索普。
艾尔索普是罗斯福总统的亲戚，也是一位被时人称做“可以影响总统”的华盛顿著名专栏作家。一九四一年，他在来华出任陈纳德的新闻发布副官的时候，就把陈纳德奉为崇拜的偶像。几个月后，他在香港被日本人捕获，在坐了一段监狱之后，被遣返美国。他在留居美国期间，一面利用他手中那支生花的笔，借报纸这块阵地拼力鼓吹飞机是制胜的决定性武器以及这一理论的创造者陈纳德，一面利用和罗斯福的特殊关系游说白宫的实力人物霍普金斯，并通过霍普金斯当上了美国租借物资管理委员会驻重庆代表，借此向史迪威发难。对此，美国的史学家作了如下评述：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他（艾尔索普）离开美国去中国赴任前，罗斯福写信给艾尔索普，希望能够与艾尔索普一同去中国见见陈纳德，或请陈纳德来华盛顿见他。总统对私人使节的报告很感兴趣，而不太相信官方渠道提供的情报，艾尔索普正好能够满足总统的这种偏好。艾尔索普笔锋犀利，容易激动，往往刚对形势有一点表面了解，便作出武断的结论，而且听起来似乎还很有见地。据霍普金斯的传记作者说，霍普金斯“无疑受到”艾尔索普寄来的大量信件的“影响”。
艾尔索普的报告危言耸听。他还没有到中国，就已在与返美飞行员谈话的基础上，有声有色地向霍普金斯报告说，美国空军在中国的处境是“民族的悲剧……国家的丑闻……是对美国总统、军队和国家声誉的严重损害”。他请求在两个月内召他回国，当面报告情况。他一到重庆，就拜会了史迪威……
艾尔索普建议撤换史迪威这个“傲慢、狭隘、守旧的常规步兵”，说他不但无知，而且还严重低估了空中力量的作用，他的地面战役“只能以一种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近似灾难的结局而告终”。他说史迪威以屈尊俯就的傲慢态度对待中国人。史迪威的训练计划被曲解为“用美国人取代中国人在战场上进行指挥”。……艾尔索普的结论是，由于史迪威压制空军的作战努力，并明白表示只要马歇尔继续担任参谋总长，他就决不放弃对美援物资的控制，因此史迪威必须被调离。
对此，史迪威则更是一无所知。
史迪威终于送走了令他厌恶的一九四二年。正当他暗自思忖一九四三年是吉还是凶的时候，马歇尔将军就在新年伊始给他发来了一件密电，告知他蒋介石于去岁十二月二十八日致电罗斯福内容，以及罗斯福对蒋介石的答复——“强调重新建立陆上补给线的必要性，敦促蒋在他以总统的身份与丘吉尔磋商以前不要作出消极的决定”。对此，史迪威的结论是：
“罗斯福总统是赞成春季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的，正因如此，他才决定以总统的身份与丘吉尔磋商，并要求蒋介石不要作出消极的决定。”因此，史的心情是激动的。
另外，负责卡萨布兰卡会议具体文件草拟工作的马歇尔将军，知道罗斯福总统将代表美国向英国施加压力，因此，他在密电中命令史迪威必须设法尽快开始进攻。为此，史迪威怀着更加激越的心情迎接一九四三年。他“向宋子文发出一份又一份备忘录，从中国自身利益、未来战略、取消缅甸战役可能促使美国取消对华援助等方面劝说中国”。史迪威强烈暗示，如果中国不参加行动，他的政府一定会就“中国目前的形势，它的人员、组织和政策情况是否还值得美国继续向该地区投入人力和物力提出疑问”。
就在史迪威一厢情愿地筹划春季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的时候，蒋介石正式获知不能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他以极大的愤怒于一月八日正式通知罗斯福总统：
“中国拒绝发动春季收复缅甸的战役！”
二十二
重庆的冬天是湿冷湿冷的，对于来自美国的史迪威将军而言，“这种可恶的气候令人消沉，简直无法形容”。再加上重庆大雾蔽日，一个月难得见上一次明亮的太阳，就越发加深了史迪威将军悲寒与怀乡的情感。
史迪威由于不适应这种湿冷多雾的气候受了凉，加之春季进攻缅甸的计划眼见着泡了汤，使得他的情绪非常不好，经常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生闷气，或自言自语地骂娘。
宋子文知道了这些情况，他或许是有意排解史迪威内心的积郁和愤懑，邀史迪威共进晚餐。在史迪威看来，这餐“中国饭菜妙极了”！但宋子文“却坚持说仅仅是便饭而已”。接着，主菜上席了！“这道菜是炸的，外焦里嫩，环形，拇指上戴的戒指般大小。”宋子文一看史迪威有点愕然的样子，忙介绍道：
“这是厨师的绝活儿，他对此十分骄傲，请品尝。”
史迪威拾眼一看，站在旁边的厨师就像是唱完堂会的演员那样，在躬身等待主人给予语言和物质的奖励。他会意地点了点头，旋即用筷子拣起一个外焦里嫩的环形“戒指”送往嘴里，就像是一位地道的美食家在品评佳肴。他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遂竖起大拇指，禁不住连声赞曰：
“好！妙极了，真可谓是妙不可言。”
厨师很有礼貌地道了声“谢谢”，转身走进厨房去做更拿手的莱了。
“TV，”史迪威按照美国人的叫法亲昵地称呼宋子文，随手又拣起一个外焦里嫩的环形“戒指”，在餐桌中央晃了晃，“如此美妙的佳肴是用什么原料做成的？”
“肚子。”宋子文淡淡地答说。
“肚子？”史迪威惊愕地重复道。
“对。”宋子文微微点了点头，“你是知道的，就是肠子，猪大肠的末端。”
“换句话说，这道菜叫炸猪肠子、烧烤括约肌，对吗？”
“对。”
“好啊！我现在在咬猪屁股。”
宋子文听后禁不住笑了，而且笑得几乎到了喷饭的程度。
但是，史迪威却未跟着笑。他竟然多愁善感地联想到了自己在华的现状，遂又自我嘲讽地说了这句话：
“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咬一口臭东西，而后我就成了一名完全合格的饮食专家。”
“请吃感恩节大鹅。”宋子文为了转换气氛，指着一道新上的菜热情地招呼着。
史迪威闻听一怔，方知今天是感恩节：“天啊！我怎么连感恩节都忘了呢！”接着，他再仔细一看摆在餐桌中央的大鹅——“它的头和脖颈坚挺着，仰成一个自鸣得意的角度，它的两眼中闪着惊奇的神色，嘴里吐出一只灯泡。做饭的人从鹅的咽喉处捅出一只手电筒，产生出一种新奇、优雅的效果”。他看着这巧夺天工的造型，似乎感到仍有不完美之处，有点遗憾地问道：
“这只大鹅怎么没有一只尾灯呢？”
“可能是厨师个人的好恶吧。”宋子文看着史迪威那认真的表情，随口解释道。
“但我希望在下一个大节日时能见到一盏。”
这就是史迪威的性格。
史迪威的情绪就像是重庆隆冬的天气那样越来越不好。到了一月八日的时候，他学着中国人的样子希望“八”字能给他带来吉祥的消息。但是，当他再一看日历，又发现八日是星期五，一种不祥的预感又打心底冒出——在西方人看来，星期五是最不吉利的日子。他下意识地摆了摆头，似乎是在说：
“为什么偏偏在八号是星期五呢？……”
有顷，宋子文打来了电话，请史迪威的助手多恩将军去他的官邸，说是有紧急的要事当面相告。这又引起了史迪威的警觉，他暗自诧异地自问：
“TV有紧急的要事相告，为什么不找我呢？……”
宋子文是一位十分注重礼仪的外交家，他深知史迪威这位美国将军的性格，更清楚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因此担心把蒋介石致罗斯福总统声明中国拒绝参加春季收复缅甸战役的电文直接转给史迪威，会惹得史当场发作，搞得双方都下不了台。他反复权衡利弊，终于想到了多恩将军。
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或减轻史迪威的愤怒。他阅罢这则电文之后，提笔在日记上写下了六个大字：黑色的星期五。而且还在每一个字的下边涂了黑点，以示醒目。接着，他怀着对蒋介石无比愤恨的心情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段燃着怒火的话：
“花生米”说他不会去打仗。“日本人将垂死抵抗，他们已有足够的准备时间。我们的供应线状况不佳，英国人的力量不够充足。我们冒着失败的危险，在缅甸遭受失败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联合的海陆行动是必要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时间开展空中攻势，我管保其结果与所投入的力量相比要合算得多。”等等，等等。
当然，到秋天日本人是不会打的，他们顶不了太多时间了。我们的供应线已将完善，英国人也将有“足够”的力量了，但这并不能保证他那时就比现在更愿意干点什么。
史迪威就像往常那样，很快就从对蒋介石愤怒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思索着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对英国佬来说，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啊，正是他们所要得到的，现在他们可以撒手了。中国人也可以撒手了，让他妈的美国人去干去打吧。陈纳德哇里哇啦的胡扯使我陷入了困境。他一直在说个不停，现在他们会让他放手干了。除非我们强硬起来并在眼下就把大元帅束缚住，否则他将会永远失去控制。”同时，史迪威还认为：“如果我们使得陆军部足够强硬，并以退出相威胁——卡住物资，存起来，运走——我们也许还能有所收获，从而使这一变更得到补偿。但如果他们不够强硬，我们今后也就捏在‘花生米’的手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