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并不知道史迪威复杂的内心活动，从表象上，他认为自己的言行完全慑服了傲岸不逊的史迪威。他本着所谓乘胜追击的原则又严厉地质问道：
“据委员长讲，你曾经公开对他说：如果‘委员长同意，我将率领共产党的队伍去进行夺回缅甸的战役’。有这样的事情吗？”
“有！不过那是我影射他无意收复缅甸时说的一句玩笑话。”史迪威为了验证自己是说玩笑话，又补充说道，“他当时也近似开玩笑地回答说：‘那我愿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
“你理解错了，当时，委员长可不是在说笑话。”
“那他……”
“是对我们美国的一种抗议，说我们表面上拥护国民党，而心里却相信共产党。”
这种解释，等于又砸了史迪威的“醋坛子”，他当时大讲了一通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事实，又说了周恩来曾经允诺把八路军交由他指挥抗日。最后，他无比愤慨地说道：
“我们美国人的最高宗旨是消灭法西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帮助蒋委员长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
“可你毕竟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啊！”
“那我们的罗斯福总统还是同盟国的领袖呢，可他不仅公开支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抗击希特勒入侵俄罗斯，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支持东欧地下的共产党抗击法西斯的入侵。而我史迪威仅仅说了句玩笑话……”
“好啦，好啦……”居里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阻止史迪威借题发挥，“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不要介入进国共两党的纷争中去。”
“看样子，你此行是没有会见驻在山城的中共要人的任务了？”
居里淡然一笑，遂点了点头。
“那周恩来先生一定会感到十分遗憾了！”史迪威沉吟片刻，下意识地叹了口气，用十分惋惜的口吻说道，“我认为阁下此次中国之行不见周恩来，也是一种遗憾。”
周恩来坐镇重庆，时刻关注着蒋介石和史迪威这一对矛盾的发展。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战区抗击日寇侵略的成败，还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军事实力的消长。所以，他对以调解蒋、史矛盾为目的的居里使华，也必然会给予特别的重视。
诚如前文所述，周恩来十分熟悉蒋介石的治国之策，也清楚蒋介石和史迪威这对矛盾的核心——是把美援物资用于时下的抗战，还是作为将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的物质基础？就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支持史迪威的做法的。另外，周恩来对居里是有所了解的，尤其对居里公然反对美国有条件援华租借法案更为担心，如果这位总统特使站在蒋介石一边，说服美国政府改变这一政策，必将从根本上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给战后打败国民党，取得全国的胜利带来极大的困难。因而，周恩来有责任遏制美国援华租借法案的改变。
周恩来作为一位纵观国际风云的战略家，非常清楚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是权宜之计。因为从根本上讲美国是反对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含中国共产党的。自然，美国的援华物资也没有八路军的份儿。如何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呢？周恩来制订的基本方针是：广交朋友，加强交流，化解一切不利因素。为此，他和约翰.戴维斯等一批思想敏锐的美国在华人员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但他也清楚，要真正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还必须设法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人。
基于上述理由，周恩来于七月三十一日约见了戴维斯，坦言：“中国抗战目的只在保存实力，供争取国内优势之用，除用交换压迫方法外，租借物资将被囤存，反攻缅甸必须以美国人为统帅。”最后，他又诚恳地表示：
“我希望会见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先生，当面向居里先生转述共产党人对抗战，对中美关系的意见。”
约翰.戴维斯或许是太了解腐朽、黑暗的蒋氏政权了，也或许是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不但完全赞成周恩来的上述分析，而且非常同意居里应该听一听中共方面的意见。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影响罗斯福的对华外交策略。因此，他作为史迪威的“国务卿”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请求，并要史迪威当面转告这位总统特使居里。
但是，这位只想讨罗斯福总统喜欢的居里，不愿冒和蒋介石闹翻的风险，婉言拒绝了会见周恩来。
周恩来获悉居里婉拒会见的消息，深表遗憾。
他为了继续对居里做工作，于八月六日请戴维斯函告居里：“希望美政府加紧控制租借物资，勿被当权派储作他用，美国宜以征取日本北攻西伯利亚情报为由，派遣代表前往共区采访一切。”
也就是在这次和居里晤谈之后，史迪威接受了“我们到这里是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思想，从此打消了自己再度访晤周恩来的念头。
但是，史迪威认为居里婉拒周恩来除去政治原因而外，还因反对周恩来主张由美国统管对华租借物资大权的意见。果如斯，史迪威认为对自己未来在华工作是十分不利的。为此，他给居里写了一份备忘录，除继续坚持由“美国为缅甸战役提供大量援助，但要求蒋介石保证，以改革军事和进行战斗作为增加援助的条件”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政权可能把美国当傻瓜捉弄。这个政权敷衍塞责，言而无信，它虽期望盟国胜利，但却不尽本分的努力去获取胜利，企图到战争结束时囤积一大批军火，从而让自己永存下去。”
对此，居里并不关心，因为这并不是他此次使华的任务。
历经居里的外交折冲，蒋介石和史迪威都感到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在短时间内谁也不可能离开谁。既然如此，他们都很理智地抑制了个人的情感，设法找到重新暂时合作的机缘。或许是蒋介石想留给居里一个豁达、大度的一国领袖形象，也或许是蒋介石遵从中国的传统——给客人一个完满离开中国的面子，他主动地采纳了史迪威提出的反攻缅甸的“脱身之计”。但他却“狡猾地提出两个参加缅甸战役的条件，即美军必须参加海上和地面战役，和必须得到空军的强有力支援”。最后，他又向居里郑重地强调：
“中国参战与否，首先取决于中国认为英国政府是否有意参战。”
居里使华的任务，是使剑拔弩张的史迪威和蒋介石坐下来，面对面地消除各自内心的愤懑，把暂时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搁置一边，在反攻缅甸方面取得统一。因而他一听蒋介石的口气，十分聪明地答说：
“可以，可以！为了不再生出其他枝蔓，趁我在重庆期间，委员长和史迪威当面讲清，由我向罗斯福总统汇报。”
就这样，蒋介石同意再度会晤史迪威。他为了做得自然，把再见史迪威的场合选在欢送居里的宴会上。
但是这次相见对史迪威而言，唯一使他高兴的是再次见到了他所敬重的宋庆龄女士，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孙夫人是三姐妹中最令人愉快的，可能也是最深沉的。她非常敏捷可爱，文静自信，细致周到，穿着很得体。”但他对蒋介石依然没有好感，挖苦地写道：
蒋介石来晚了，他去做晚祷告了，任何事情都不能打扰他，这是一个新把戏。无论如何，他对祷告是很认真的，不论他是真心的还是做样子。也许他正通过和他的上帝交谈来增强自己的直觉。他严重依赖他想象中的心理学知识（中国心理学）。你怎样感化像他这样的人？你怎样了解他的观点？他可以运用他的“直觉”而置逻辑和理性于不顾……他的顽固是不容争论的。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讨论的习惯，实际上是因为在他的周围都是唯唯诺诺的人。没有一个人敢告诉他令人不快的真实情况，因为他会十分恼火。他处于窘迫的困境之中，他能希望的最好情况是保持目前建立在恩威兼施基础上不令人满意的势力均衡。他不向前迈进一步，也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改善中国的地位，这样，他自己的地位也得不到加强。
史迪威或许是受够了蒋介石的冷淡之苦，“在谒谈中，史迪威面请委员长准其赴印视察拉姆加尔训练事宜，并查看英缅军对于反攻缅甸之准备，委员长允之”。他就像是一只逃离樊笼的小鸟，于八月四日和居里同机飞往印度。他为了倾诉此时此刻真实的情感，曾高兴地写信告诉自己的夫人：
“从‘白痴机构’的有毒气氛中解脱一时。”
但是，蒋介石却企盼着居里回到华盛顿后，能给他带来解除史迪威一切职务的消息。
……
十八
劳克林.居里随史迪威飞赴新德里，对印度进行短暂的考察后，遂乘机飞回美国，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中国之行。
居里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表现出强烈的美国意识，完全依据罗斯福总统支持史迪威的电文行事。但是，他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却为“迎合罗斯福的心意”而大谈中美关系。他以毋庸置疑的口吻告知罗斯福总统：
“我们有着难得的机会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施加深刻影响。据我看来，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充分支持委员长是完全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的。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这种支持规定什么条件或附带什么担心……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们完全能够信赖他按照我们的愿望推行一项有力的战争政策，并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和民主的强大国家。”
居里为了论证自己的中国战略的正确，他的“分析研究仍然注重促进一个亲美国民党成长的问题。他把这些同关心亚洲其他地方——特别是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在中国期间，居里听说甘地因英国人不肯致力于解放印度而同他们不和……许多印度人对于他们认为的美英联合反对亚洲的民族主义这一点深感愤慨”。他说：这种误解“危及你（罗斯福）在亚洲的道义上的领导地位，因而也危及美国影响战后合理而公正地解决亚洲问题的能力”。
是什么原因导致目前中美外交关系的紧张呢？居里坚持认为：“过去中美之间的误会和紧张关系主要是由蒋介石、史迪威、宋子文和陈纳德之间个人的纷争引起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改变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方式和个人表现得到解决。”换言之，居里认为“国民党和它的领袖代表着中国合法的民族主义，这是美国必须加以鼓励和支持的一股力量。所以，他竭力要求罗斯福撤换引起摩擦的史迪威将军，代之以一位愿意安抚蒋介石的‘外交’将领——或许就是陈纳德。同时，罗斯福最好召回不得人心的高斯大使。居里建议由约翰.卡特.文森特或欧文.拉铁摩尔接替高斯的职务，虽然根据他的看法，他们只是他自己的朋友，并不格外‘亲蒋’”。
这就是居里给罗斯福开的解决中美紧张关系的药方。
罗斯福与马歇尔，居里与史迪威在对华政策上没有根本的分歧，因为他们“都希望看到一个强盛的中国在亚洲起主要作用”，只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设想上却出入很大。史迪威需要一批立即投入对日作战的部队，而罗斯福和居里则主要考虑中国在战后亚洲的潜在价值”。另外，白宫中“那些中国的朋友，或出于诚心，或为了牟取私利，积极地为援助中国奔走，他们不断地向罗斯福发出警告说，援华努力的任何松懈都会导致重庆政府的垮台”。其中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在一个政策声明上写道：“当代中国就是一位伟大领袖在领导人民进行一场群众运动，这正是美国所希望的”，蒋介石的“决心、毅力和远大目光也许是使中国成为战斗的盟国的最重要因素”。罗斯福为了最后决策对华政策，再次召见了居里：
“你认为中美关系紧张的真正症结在什么地方？”
“对华特殊的租借物资法案。”居里是很会揣度罗斯福的心理活动的，他断然说罢，又补充道，“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援华时附加任何条件。”
“这我清楚。”罗斯福对居里的表态未置可否，话题一转又问道，“中美关系紧张的导火线是什么呢？”
“是史迪威和蒋委员长的不和。”居里滔滔不绝地向罗斯福报告了史迪威和蒋委员长之间存在的无法调和的矛盾之后，再次建议道，“为了维护中美关系的最高利益，我建议同时撤换史迪威、高斯、宋子文。”
总统是美国最高权力的象征，但是美国的总统——尤其是罗斯福总统只主管方针大计的筹划，具体事务均交由主管部门去做。在二战期间，有关全球战略设计以及高级指挥官的起用和罢免，主要是由参谋总长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方案，由总统签署执行。因而，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手中的权力是很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斯福为保持和军界的和谐关系，很少擅自行使总统大权否决军界的提案。
但是，今天罗斯福却把居里的建议看做是解决令人烦恼的中国问题的一种比较简便，或者至少是可行的办法。因此，他以特有的乐观口吻写信给居里说：“我不免感到，整个形势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性格，而不是什么战略计划，更不是中印关系或印度形势。”他同意“在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后”，考虑撤换一批人。为此，他十分干脆地说道：
“我同意召回史迪威将军，让惠勒尔将军代理他的职务。”
“那您就下命令吧！”居里对罗斯福采纳自己的意见感到高兴，但他清楚罗斯福平时说话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忙又补充说：
“我想马歇尔将军会执行您的命令的。”
“还是你代表我和马歇尔将军协商解决这件事为好。”
马歇尔将军是坚定地支持史迪威的。“他认为罗斯福的战后理想必然会使总统趋向于支持陈纳德和蒋介石对空军的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信念。白宫未必有人相信唯独空军才能有所作为，可是蒋介石却拼命想获得空军。”“因为中国人和陈纳德的愿望如出一辙，而罗斯福又想满足中国人的要求，所有这些情况很好地配合，不需要总统再花力气或详加分析了。”因此，他和史汀生部长坚决抵制罗斯福撤换史迪威的动议。另外，马歇尔等军界人士对居里非常反感，尤其在白宫传出由居里取代高斯出任驻中国大使的消息以后，都认为居里是一个可恶的政治小丑。请看马歇尔对这次谈话的记述：
居里“像一个矮小的侏儒”，钻进马歇尔的办公室，把一条腿垫在屁股底下对马歇尔说，总统想撤换史迪威。马歇尔问：
“总统确实想撤换史迪威，是吗？”
居里答道：“是的。”
“是不是他叫你来告诉我的？”马歇尔又问。
居里点点头。
“你在中国待了多久？”
“三个星期，先生。”居里回答。
参谋总长脸色阴沉，沉默不语，居里只好离开办公室。
罗斯福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他直接写信问马歇尔：“史迪威在中国的情形到底怎样？很显然，他与委员长的关系非常紧张，因此我认为，他在其他地方会比在中国更加有用。”马歇尔和史汀生对他说，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马歇尔写道：担负重新打通缅甸重任的人必须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能够率领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和谐关系的”协调者和物资供应者。
罗斯福总统向马歇尔将军让步。而马歇尔将军根据“欧洲第一”、“太平洋第一”的战略原则，同意罗斯福总统的建议：自一九四三年起，将派出一百架运输机，每月经驼峰向中国空运五千吨物资，另外还将向中国战区调拨二百六十五架作战飞机，满足陈纳德将军的要求。需要说明的是，罗斯福总统不赞成向蒋介石提交换条件，只是在马歇尔将军的要求下，强调改组中国军队“对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接着，马歇尔、史汀生亦同时约宋子文长谈，极言缅甸战场之复杂、中英关系之隔阂，及美国将领率带中国军队完成反攻之必要。“又云：美国将领中，史迪威最有能力，其性情固属乖僻，然中印缅战场之事，亦非柔和之人所能办，望子文予以合作。子文乃将史汀生坚留史迪威之情形电告委员长，其时撤废不平等待遇之中美新约，正在华府签字，中美交谊，方入新纪元，史迪威调任之事遂寝。”
就这样，史迪威和蒋介石第一回合的较量暂时被平息下去了。
史迪威不愧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他飞抵新德里不久，就很快组建了整训中国军队的司令部，亲自视察拉姆加尔训练基地，在克服了印度政府无休无止的反对和阻挠后，把九千余名步行到印度的缅甸战役的幸存者——堪称是与史迪威同甘共苦的“子弟兵”集中到拉姆加尔，举行了正式开训典礼。他站在指挥台上，望着换上新式装备——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子弟兵”，似乎已经看到了收复缅甸战役的胜利曙光。他无比激动地大声说：
“孩子们！中国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战斗力绝不亚于任何国家的军队！到那时，我一定能指挥你们打败狗娘养的日本鬼子！”
拉姆加尔是印度比哈尔邦的一个镇。“训练营本系意大利俘虏营所改造，可容二万人，气候与卫生环境尚皆适宜。史迪威原拟在此训练军官，授以机械课程，俾为回国教练三十师之用，经委员长指示后，决定即将驻印军队留此训练补充，并由租借器械内配给装备。管理纪律方面，由中国军官负责；装备教练方面，由美国军官负责；水电、伙食、营养、医药、运输方面，由英印军官负责。基本训练之期间，定为六星期，期满由中国军官根据美军要求之标准继续教练，由美军官在场督练，限一九四三年二月完成之。”
史迪威在拉姆加尔期间，很快发现中美两国士兵的差异：
“对美国人来说，拉姆加尔就像西伯利亚一样，比在热带丛林作战好不了多少。拉姆加尔烈日炎炎，尘土飞扬，易生疥疮，远离绿色和乐趣。饮食很差，住房拥挤。电影都是老掉牙的。红十字会办的汉堡包店和娱乐室不仅没能减轻美国兵的孤独和疲惫，反而使他们大失所望。这些中国士兵对机械的理解还只局限于古时的黄牛拖犁的水平。对他们讲解美国器械实在是苦不堪言。对于大部分不理解这一举动的历史意义的美国人来说，这似乎是枉费心机的。
“对中国士兵来说，拉姆加尔是块仙境。他们第一次能够放开地吃饱肚子。他们每人体重平均增加了二十磅。在射击场上，他们用实弹进行射击和开炮训练。医院给他们治病，从疟疾到脚气。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了津贴。津贴是由指挥官发放的。军官们预先得到各师的津贴发放名单，然后分发到各下属部队，在操场上集合部队，将现金直接发到士兵本人手中。”
拉姆加尔对史迪威而言是一种观点，即西方的战争技巧没有一种神秘到不能教会中国人；同时，拉姆加尔对史迪威而言又是一种新的战争起点，即在缅甸失败的中国军队经过整训一定能雪耻，重新收复被日本人占领的缅甸。简而言之一句话：史迪威把拉姆加尔当成了涅槃之地。当史迪威缜密筹划所谓“重生”的时候，他发现驻印的第二十二师、第三十八师自缅战溃败之后缺额甚多，亟待补充。他于九月三日乘飞机东行，由于天气的原因，到九月六日才安抵重庆。不久，他满腔的热情很快又被国民党的官僚体制拖得不耐烦起来。对此，西方学者是这样评述的：
两种社会形态发生了冲突：职责和权力明确、机械的美国指挥体制与蒋也感到无力改变的中国古老的习惯之间的冲突。蒋介石进行统治，是通过恩威兼施，搞以军阀对抗军阀、以将军对抗将军的政治平衡，搞地主对付农民、爱国主义应付苦难生活的社会平衡。美国人无论提出什么要求，蒋介石在字面上都能全部答应下来，但将这些诺言付诸实施时，他就要彻底检查他的政府机器和控制机构了。当史迪威再三要求他履行所担负的义务时，蒋就以抗议侵犯主权为名，拒绝改革其政府机构。美国的要员们飞到中国进行一周至一个月长短不等的访问。他们无一例外地对蒋的满口承诺大为满意，带着他们得到的允诺尽兴而归。他们认为试着将这些诺言加以落实的史迪威真是与他“尖刻的乔”的绰号名副其实。
为此，缺乏政治修养的史迪威将军又不耐烦了，他更加憎恨中国这种官僚体制。每当他想到急需整训中国三十个师的任务时，就情不自禁地萌动这样一个念头：“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并初拟驻印军营长以上军官由美国人担任。
史迪威的这一动议不仅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也“立即遭到全体中国将士的强烈抵制。因为这损伤了中国军队的自尊心，视史迪威所为是在中国建立殖民地式军队”。遂又形成了僵持局面。
史迪威可能是接受了以往的教训，他悄然作罢，再也不提他这种行不通的所谓改造中国军队的方案。蒋介石作为回报，令何应钦告知史迪威：同意自九月份起每日由昆明空运四百五十八名军事人员，补足在拉姆加尔受训的中国军队的缺额。
但是，就在史迪威欲和蒋介石进一步商讨增加在拉姆加尔训练的人数以及制订反攻缅甸计划的时候，蒋介石突然离开山城重庆，到外地视察去了。史迪威焦躁不安，再次给他亲爱的夫人写信诉苦：
“花生米”不在城里，政府机构自然就停止运行了。由一个人喂养一条狗是种可爱的习惯，而由一个人统治的政府则是另一回事了……倘若我最终完成了这一使命，并回到卡梅尔（史迪威的故乡），我将像一位八十岁的老翁，你就得用手推车推着我到处走了。
史迪威难以适应这种“被人们推来推去”的生活，他就像是在战场上主张进攻那样，力图靠自己的努力主动进取，改变这无所事事的现状，并对他为之奋斗的进攻方向——收复缅甸尽量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在这期间，他和老友商震将军频繁接触，共同讨论了反攻缅甸的计划，二人无原则性分歧，谈得十分和谐。商震将军或许是太了解史迪威的个性，也或许是太明白蒋介石的用兵之道，故有意提醒：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和我交谈，从某种意义上说，依然属知己之范畴，而你若想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
“更需要知彼，对吧？”史迪威有点耐不住性子了，遂抢先下了结论。
商震老于世故，深沉地点了点头。
“可我更需要知道的这个‘彼’——蒋介石，又太难摸清他心里是在怎样想的了！”
“你是军事家嘛，为什么不可以先进行一下火力侦察呢？”
商震的点拨，对史迪威而言虽无豁然开朗之用，却令他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认真地研究了时在山城的军事将领的情况，最终选中了“火力侦察”的对象刘斐将军。
刘斐，字为章，于一八九八年生于湖南醴陵县潭湾村一个农民家庭。其岳父是著名的民间中医，曾为桂系“小诸葛”白崇禧治愈恶疾，刘斐遂于一九二○年投军桂系，开始了军旅生涯。北伐胜利之后，他以桂系中的智囊、功臣双重身份被选送日本学习，入陆军步兵专门学校，结业时因学业成绩冠全校之首，被免试擢送陆军大学深造四年。一九三四年春，刘斐从陆大毕业回国，协助白崇禧训练民团骨干，并促成了粤桂联合反蒋的“两广事变”。旋即他又只身入京，面蒋力陈，说服蒋介石和平解决“两广事变”。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军委会一部作战组中将组长，主管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计划的制订和各战区作战协调工作，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之时任军令部次长。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中日会战的计划多出于刘斐之手。自然，这也是史迪威选中他这个目标对蒋介石进行“火力侦察”的原因。
史迪威对刘斐的印象是十分矛盾的。他称刘“有闪光的思想，是军事委员会的二号人物，一个需要理发、苍白、邋遢的家伙。严于律己，非常严于律己。他从不出格，总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谋士，总是在沉思，想出一个又一个精确而深邃的观点。他无所不知。其他人则一无所知”。但是，史迪威并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刘斐和中共以及主张抗日的民主人士关系密切，对蒋介石借抗日之名向美国索取军火物资十分反感。同时，刘斐不仅清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始末，也知道史迪威和蒋介石矛盾的本质。因此，史迪威也很难真的明白刘斐这段史有所记的分析：
一、进攻缅甸只有在三个条件下方可进行，即：
（一）中国战线两边都很平静；
（二）中国战线两边都很活跃；
（三）中国战线上只有数点活跃。
二、中国目前的目标是：
（一）维持现状（完全平静）；
（二）调整布局和建立第二条预备防线；
（三）准备反攻。
三、日本人将向缅甸派遣五至十个师团。英美应在缅甸有五至六个师。中国军队的三至五个军在腊戍地区牵制住两个日本师团，美英军对付另外的三至八个日本师团。
四、中国军队不能进攻，他们没有飞机和火炮。如果中方进攻，日方可向中国调入五至十个师团和三百至五百架飞机，以将中国军队打败，那样就万事皆休了。
五、当国际形势有利时，中国将进攻。当日本人在别处被大量牵制住时才会如此。
六、……
七、中国人只有在有把握取胜时才会进攻。
八、……
九、日本人占领着广州是一个点，他们已经控制了海，因此我们无法进攻他们；日本人占领着长江是一条线，他们有舰船和飞机，因此我们不能切断它；日本人占领着华北是一个面，扩展开来，我们也无法进攻（刘斐有价值的新观点）。
史迪威越是反复揣摸刘斐这有条有理的宏观纵论，越是有着一种不祥的预感：蒋介石在短期内不会真心同意反攻缅甸。怎么办呢？他的战略思想只好暂时又由反攻缅甸转到蓝伽计划方面来了。因为他始终坚信：只要有经过整训的三十个师，就能确保收复缅甸所需的军事实力。
这时，史迪威又想起前几天为争取几千兵员所遇到的困难，遂禁不住自问：“我能说服蒋介石交出三十个师让我整训吗？”与此同时，当他想到此举的结果之后，又暗自大骂蒋介石：“这个目光短浅的小人物，他怎么就看不到我是在为他整训三十个师呢！”或许是慢慢地适应了所谓的环境，也或许是逐渐磨炼得失去了一些棱角，他学得乖了起来，暗自骂过娘之后，又开始冷静地思忖起说服蒋介石的办法来了。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对蒋介石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宋美龄。在山城的多数外国人的心目中，蒋介石主内政大计，宋美龄掌外交方针。但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即使是内政大计，宋美龄也得当蒋介石的半个家。另外，史迪威在这时——只有在这时才欣赏中国的这句俗话：“老婆是枕边风，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因此，他坚信只要说服了宋美龄赞成整训三十个师的目标，蒋介石就不会再和他的蓝伽计划为难了。几经思索和准备，他使出了欧美男士向女人——向心中的“皇后”献殷勤的全部本事，先讨得宋美龄的欢心，然后才向这位“中国皇后”娓娓倾诉为什么要整训三十个师。此法果然奏效，据史迪威的日记所记：“她对拉姆加尔的训练印象颇深。”史迪威也不失时机地扩大战果，当即对宋美龄说：
“夫人对此有什么指示吗？”
“我们必须再派九千人去那儿。”
史迪威一听为之一振，暗自说了一句：“谢天谢地！”他为了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战果，又采用近似激将的口吻问道：
“委员长一定会同意这样的计划吧？”
“会的！”宋美龄大包大揽地说道，“委员长一回到重庆，我就告诉他这件事。”
史迪威对自己的行为十分满意，并称颂宋美龄：“她颇有胆识。”自然，他将宋美龄的慷慨许诺完全归功于自己的策略：“你必须要赢得她的信任。”
史迪威从情感深处非常讨厌蒋介石，压根就不想和他共事，可是上帝又是这样无情地开史迪威的玩笑：他必须和讨厌的蒋介石共事，有时候他还必须施用某些他所鄙视的手段甚至赔上笑脸讨得蒋介石的“令箭”，方能行事。如果说他向宋美龄“献媚”是心甘情愿的，那他给蒋介石一个笑脸都很不情愿。每当他和蒋介石打交道甚至讨价还价的时候，他总想靠手中的法宝——租借物资管理权慑服蒋介石。半年以来，无数次教训告诉他：蒋介石虽然想得到更多的美援物资，可决不想通过向他史迪威俯首称臣的办法达到目的。相反，蒋氏一旦发现了史迪威手中这张王牌的妙用，遂依靠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通过各种外交渠道，采用软硬兼施的策略，想把他史迪威轰回美国去。史迪威每每想到这些令他愤怒的往事，就断了向蒋介石屈尊求教的念头。今天，他刚刚想到可否采取类似向宋美龄献媚取悦的策略和蒋介石谈话，便下意识地漠然一笑，又近似鄙夷地哼了一声，暗自说道：
“取悦‘花生米’？笑话，我还没有下贱到这样的地步！”
但是，当史迪威稍许从情感的漩涡中跳出之后，又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名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遂又叹而摇首，暗自说：“是啊！在这个世界上，尽如人意的事情是没有的。”当他的情感波涛完全平息之后，他又进而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中的人——无论是政敌还是朋友都是在相互制约中造就事业的。为此，他才又理智地寻思一种办法，能让蒋介石同意让他整训三十个师。
蒋介石作为政治家，是非常爱听歌功颂德的赞歌的，毫不夸张地说，其程度绝不亚于皇帝爱听三呼万岁、万万岁的声音；蒋介石作为军事家，又是非常讲求军事实力的，很少作军事冒险，正因如此，他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地方实力派，并建立了蒋记军事独裁政权。有鉴于此，史迪威一改往日口头汇报或纸上谈兵的惯例，决定用蓝伽计划已取得的成果向蒋介石证明：在印度拉姆加尔经过整训的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提高了战斗力。为此，他冲洗放大了在拉姆加尔训练中国部队的照片，请蒋介石审阅和提意见。
蒋介石终于回到了山城重庆，是出于外交礼节？还是宋美龄从旁起了作用？他决定于九月二十一日在官邸与史迪威共进晚餐。开宴前的活动是特意安排的：与宴者陪同蒋介石看史迪威准备好的那些照片。其效果大出史迪威的所料，这些照片打动了蒋介石。对此，史迪威有些激动地写了下边这段话：
当开始讨论计划时，我们只花了十分钟加以修改，有关印度训练的事情都通过了。给拉姆加尔增派部队——同意。
我们也可挑选自己的人。
史迪威就像是经历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扰，突然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真是既高兴激动又无限感慨啊！是日深夜，他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段话：
事情的规律就是如此——你几个星期忧心忡忡，到处争斗，突然之间，一切全都明朗化了。打动蒋介石的是那些照片，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他可以真实地看到事情的进展情况。显然，他对这一点感到很满意。小傻蛋，他怎么会不满意呢？我们在拼命帮助他，而他批准一下倒显得好像作出了巨大让步似的。这种态度也有其作用。人们在受到阻挠和无休止的欺骗之后，一得到批准就感到大大松了一口气，使你几乎要对你正不由自主地设法帮助的那个家伙十分感激了。
在蒋介石看来，史迪威在印度训练中国部队，是得到美械装备的最简便的途径。换言之，也就是国民党一不用花钱请外国军事教练，二不用购买现代化武器，就使国民党部队——主要是蒋记嫡系部队现代化，像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另外，蒋介石还认为在暂时轰不走史迪威的前提下，赞成蓝伽计划是讨好美国人最简便的方法，所以他同意了史迪威的全部请求。然而，对于未来如何使用这些经过整训的部队，蒋介石的心里却有着另外一本账。他为了加强这种友善气氛，又关心地问史迪威：
“运送这样多军队的工具解决了吗？”
“解决了。”史迪威边说边取出一份与中航公司签署的合同交给蒋介石，“根据合同，双方共同投资，各自承运。请委员长批准。”
“很好，很好。”蒋介石当场阅毕，遂在合同的右上角签上“同意”二字。
“关于反攻缅甸的计划……”
“不急，不急……”蒋介石示意不必说下去了，“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就要到达山城了，等我和贵国的总统特使会谈之后再议也不迟。”
到这时，史迪威才恍然大悟：罗斯福总统派出的环球亲善大使温德尔.威尔基就要到达中国访问了。他几乎是本能地自问：
“温德尔.威尔基的来访是吉还是凶呢？”
……
十九
温德尔.威尔基是美国政坛上一大怪杰，生于一八九二年，律师出身。他崛起政坛，不循常轨，却得到许多美国人的欣赏与支持。一九四○年，“他成为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与竞选第三次连任的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大抢总统宝座。当时威尔基声势极大，大到他自信甚至不必做竞选活动就可进入白宫的程度。在竞选过程中，他甚至极诚实、极有风度地不讳言他赞同对手罗斯福的某些改革方案与外交政策，这样增他人声势，灭自己威风的干法，可真千古罕见。最后，他得了两千两百万票，仅以五百万票少数差距，败给罗斯福”。
威尔基“为人豪侠热诚，他本是民主党员，在一九三○年中，改属共和党。早在他做民主党人时，罗斯福就非常喜欢他，说要请他做国务卿。后来他虽成了罗斯福政敌，但罗斯福对他的好感不减。罗斯福说自己决不忽视曾有两千两百多万美国人支持的这位优秀政治家，因此，委请威尔基做他非官方的代表，飞访世界各地”。
罗斯福总统派出温德尔.威尔基作环球亲善访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带去美国给同盟国的关怀，借坚定同盟国战胜法西斯的决心而树立美国霸主的地位，顺理成章的是罗斯福也就成了未来战胜国中至高无上的世界领袖了；再是同盟国中或是同盟国间的确存在着矛盾和分歧，通过威尔基的访问——并满足同盟国的某些所需，进而缩小与缓和这种矛盾和分歧。像这样艰难的外交任务，唯有由资望甚高却又不是政府阁僚的政治家担任才是最合适不过的。这是因为民间人士的言行是有弹性的，即使发生某些争议，罗斯福也可进退有据。除去上述原因外，罗斯福还深知威尔基在国际关系中所鼓吹的“天下一家”的理论，与自己的外交政策相近似，选择威尔基代表自己完成上面两大任务是最佳抉择。就这样，威尔基于八月二十六日搭乘一架四引擎轰炸机出访，并于五个星期之后飞抵山城重庆。
蒋介石准备以盛大的国宾礼仪欢迎威尔基的到来。他认为“威尔基是自一八七九年美国前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访华以来到中国访问的美国最高级官员”。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对威尔基感兴趣的一个更实际的理由是，他们预计威尔基很可能成为下届美国总统。威尔基体格魁梧，精力充沛，踌躇满志，仍旧沉浸在赢得名望和权力的竞选的兴奋之中。中国人准备在他的身上下一番工夫，总目标是争取美国增加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近期目标是促使美国向中国投入更多的空军力量。”也正是出于这一战略目标的需要，蒋介石还试图利用威尔基访华这一有利的时机，轰走史迪威，而继任者最好是坚定支持蒋介石夫妇的陈纳德将军。
蒋介石——或者说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大小政府官员都善于驾驭外国人。把话说穿了，从上到下都是弄虚作假欺骗“洋鬼子”的行家。为此，蒋介石下令大搞装饰门面的活动：重庆市警察拆毁了市内贫民窟，把肮脏龌龊的乞丐赶出门外；禁止破烂小店在访问期间开门营业；街道上到处是彩旗和欢迎标语；学校儿童们排列成队，摇旗欢呼；当局命令市民到警察局购买中国和美国的国旗。威尔基并不是没注意到眼前的景象是一次有组织的表演。但是，作为一个心地善良、宽宏大量的客人，他还是被“作为中国力量的源泉的人民身上的纯朴和**所展示出来的动人场面”感动了。就是在这种不可名状的良好感觉中，威尔基开始了他的访问。
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借威尔基访华大造舆论，对美国公众施加影响。为此，威尔基的“访问日程里安排着各种宴会、欢迎仪式、会见、午餐会，访问学校、工厂、女童子军和军火仓库等等。他不是下榻在美国大使馆，而是住在中国政府的国宾馆。美国大使高斯对此极为恼怒”。在高斯看来，“他们这样安排是为了确保威尔基只能耳闻目睹中国人想要他耳闻目睹的东西”。而史迪威则认为：蒋介石是为了把威尔基与“美国人的污染隔绝开来”，其目的是为了在威尔基“酒足饭饱，筋疲力尽，全身器官麻木迟钝时，向他灌输适当的理论”。
就说陪同威尔基的政客官员吧，也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精心挑选的。一位是受过美国教育、巧舌如簧的董显光，另一位是中国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后者虽然不懂英语，但威尔基给他下了如下评语：“我所知道的最讨好人喜爱的性格……无时不看见他露出一副可能露出的最友好的微笑。”而这种微笑使威尔基感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民热情好客，处处都有美国的朋友”。
蒋介石下令山城各界人民倾城而出，拥上街头，欢迎威尔基的到来。展现在初到山城重庆的威尔基眼前的是：“男女成人和儿童，长须的绅士，有的戴着呢帽，有的戴瓜皮帽；挑夫，走卒，学生，抱着孩子的母亲，衣着有的讲究，有的褴褛——在我们车子缓缓驶向下榻的宾馆途中十一英里的道上，挤得人山人海。他们在嘉陵江的对岸恭候着，在重庆所有的山坡上……站在那里，笑，欢呼着，挥动着小小的纸制的美国和中国的国旗。”这一切人为的——必然是虚假的现象，使威尔基竟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在我所注视的面孔上，没有一点人为的或虚构的成分，他们看我是美国的一个代表以及友谊和即将到来的援助的一个具体希望的代表。那是一个群众善意的表现，而且它是人民中和情感中的单纯力量的动人表现，这个力量也就是中国民族最伟大的富源。
按照中国传统的外交礼仪，蒋介石亲自出场，主持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仪式，并发表了《欢迎美国总统代表威尔基氏致词》。他使用了几乎是赞颂基督的言词赞美威尔基：
吾人从威尔基先生之言论中，深知其对于日寇所久蓄扰乱世界之野心与中国艰苦抗战之价值，有深切之理解，尤其对于吾国抗战建国之理想，有精到之认识，而其领导美国社会致力援华运动之热诚与成就，更使我立国精神共同之中美两大民族，增加感情上之密切联系。威尔基先生此来将亲见日寇五年余来在中国残暴破坏之遗迹，将亲见我中国军民坚忍不拔始终乐观之信心与决心，将亲见我中国在如何艰难状态中，努力充实战斗力量，与复兴建设工作，将亲见中国军民，如何为实现共同目标争取共同胜利而奋斗，并将使吾国人民，更深切了解美国政府与人民，对于战时工作一致努力之实况，而益加奋勉。
接着，蒋介石为展现中国军队的强大，在一个四周都是西式建筑的大型阅兵场上，为威尔基举行阅兵仪式。“参加检阅的权贵们衣着华贵，卫兵和警察都戴着白手套，受检部队排着整齐的方队，迈着不太标准的德军正步，从检阅台前通过，钢盔闪闪，枪尖如林。在方队的后面是坦克、装甲车和打着三角旗的骑兵部队。这是一支专供阅兵用的部队。贵宾还观看了成都军校数千名学员表演的激动人心的军事演习。他们把枪高高举过头顶，涉水渡过一条湍急的河流。然后他们冒着硝烟炮火，穿过层层铁丝网，爬上一座山。”而威尔基竟然仅仅从这些做给他看的表演中，得出了如下结论：
中国举国上下，团结奋战，领导他们的是一批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将领；中国军队是一个由懂得为谁而战和如何作战的将士组成的有力的战斗集体。
漂亮的表面文章做完了，接下来就是“单兵教练”式的会谈。蒋介石趁热打铁，以自己所谓的军事之长纵论亚洲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中国在这片东方古老的土地上单独抗击日军侵略长达五年多的战略作用，以及对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特殊贡献。这给威尔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事后，他著文写道：“蒋介石穿着中国长袍，显得庄重而又有学者风度”，“这位中国领袖的形象比传说中还要高大”。
蒋介石在扼要地追述了缅战失败的教训之后，遂又谈起未来中国战区抗击日军侵略应以空军打击为主，以陆军反击为辅的战略原则。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本人相信，在华空军尽早进攻实属可行。”蒋氏兜售完陈纳德的空中打击理论之后，突然把话锋一转，其矛头自然地对准了史迪威，毫不留情面地攻击史迪威坚持不懈地强调地面行动，“是一个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老朽，一个妨碍以空战制胜、在泥淖中费力前进的老顽固”。最后，他郑重说道：
“这也就是我和史迪威将军的分歧。而这一分歧的缘起，盖源于贵国军界保守和先进两大派系在中国战区的反应。我只不过是支持先进派而已！”
威尔基在受命出访的前夕，就知道了史迪威和蒋介石闹得很僵，且又把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乃至于总统罗斯福都牵扯进去，只是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主导着美国参战的主攻方向，使得美国决定政策的军政两界的要人未能采取断然措施。不言而喻，威尔基此行是负有调查或调解这一矛盾的使命的。威尔基听了蒋介石这铮铮有声的介绍和论证之后，得出的结论比劳克林.居里还明确：史迪威的战略思想阻碍着中国战区反法西斯战争顺利进行。也就是在这一瞬间，资深权重的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的形象从他的脑海中浮现，迫使他不敢贸然答应蒋介石些什么。他沉吟片刻，非常策略地说道：
“委员长阁下，您可否把方才讲的战略思想说得再详细些呢？我回到美国，一定如实地向罗斯福总统报告。”
“我看，由驻华的美国将领讲这些问题，不更客观一些吗？”宋美龄示意蒋介石住口，微笑着代为答说。
这时的威尔基早已被宋美龄雍容华贵的仪态和风采折服了，他情不自禁地问道：
“夫人说得在理，但不知夫人讲的是哪一位驻华的美军将领？”
“陈纳德将军。”
威尔基和陈纳德虽同属共和党人，但并无政坛相识的渊源，只是由于“飞虎队”的威名播扬于海内外，威尔基始注意到这一夜之间成为英雄的陈纳德将军。威尔基一踏上中国的大地，就发现到处都在传扬陈纳德的英雄事迹，“陈纳德在中国竟成了家喻户晓和受人敬佩的英雄人物”。再者，他在美国就听说军政两界对陈纳德褒贬不一——陈纳德在赢得了政界同情的同时，却失掉了军界的支持。他决定当一个仲裁者——起码可以为罗斯福总统最后仲裁提供有力的佐证。为此，他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单独约见陈纳德。
陈纳德和史迪威的分歧点主要是军事方面的。由于陈纳德率领美国航空志愿队，以不满一百架飞机，在半年多时间内作战百余次，取得了击落敌机二百九十九架的辉煌战绩，使他越发坚信“空军制胜”的理论。他认为“取得了空中优势，就等于阻止了日军在地面的行动”，并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只要有一百零五架新型战斗机、三十架中型和十二架重型轰炸机，并且不断得到补充，始终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就可以在六个月至多不超过一年的时间内，叫日本垮台。
史迪威则认为：空中力量应该是克敌制胜的武器，但绝不是打败日本的根本条件。收复缅甸，把上百万日本军队从中国大地上赶走，主要是靠陆军来完成。仅就后勤保障一项，没有陆路或海路通道，单凭空军运输也是难以完成的。就说飞机场吧，也必须有强大的陆军来保卫它。因此，史迪威乃至于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和空军司令阿纳德将军均反对陈纳德“空军制胜”的理论。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支持陈纳德与反对史迪威是密不可分的。对此，一位史学家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蒋介石希望打通滇缅公路以获取更多的租借物资，但他不愿为之付出太大的代价，更不愿让一个外国人染指他视为生命的军队。因此，史迪威的计划无法得到他的首肯和支持。与此相反，陈纳德的空战计划只提出美国空军攻击日军的任务，而不要求中国军队承担什么重任，这就容易得到蒋的好感和赞同。同时，蒋介石也确实相信美国空军能有效地打击日军，加快对日战争的进程，给中国战场带来转机，从而减少中国军队的牺牲。在战争中，任何一方，即使在盟国之间也总是希望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损失，蒋介石当然不会例外。因此，出于依靠盟国打败日本以保存自己实力的总的战略考虑，蒋介石十分赞赏并积极支持陈纳德的空战计划，并以此作为反对和替代史迪威作战计划的王牌。
这样一来，在中国战区就形成了蒋介石联合陈纳德反对史迪威的格局。而蒋介石依据“以夷制夷”的策略，许给陈纳德的筹码是使他取代史迪威的位置。结果，陈纳德为了登上美国在中国战区最高指挥官的宝座，不仅要设法击败对手史迪威，而且还要忠诚于中国的恩人蒋介石。
但是，按照美国军界的规定，陈纳德未经史迪威的批准是不能与威尔基正式见面的。“使陈纳德惊奇的是，尽管他感到史迪威对他没有好感，但史迪威还是批准他与威尔基会晤。史迪威告诉他，他可以与威尔基畅所欲言，甚至可以陪威尔基去重庆郊外的白市驿机场走走。在机场上，陈纳德威风凛凛地站在一排P—40型战斗机前，机头都画上了鲨鱼的图案。史迪威让他们两人在陈纳德的办公室里单独会晤了两个小时。”
诚如陈纳德的一位好友所说，“陈纳德从来都不是一个注意按指挥系统申述的人，即使在昔日的陆军航空队时也是如此。他认为，只要打赢战争的目的正当，什么手段都可使用”。陈纳德利用威尔基召见的良机，详细地论证了他的“空军制胜”理论。同时，他直言不讳地“对通过驼峰运输的物资姗姗来迟，对他认为的史迪威和比斯尔（已出任驻印的第十航空队司令）力求压制在中国的空战深感不满”。当然，他也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全面攻击了史迪威将军。他甚至举出缅战失利后史迪威拒绝乘坐飞机离开战场，被部属讥为“飞毛腿乔”的例子，作为史迪威不懂空军的有力证据。
先入为主，是造成偏听偏信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威尔基早已从蒋介石夫妇那里接受了对史迪威的论评，因而就更容易听信陈纳德将军的“空军制胜”理论。他毕竟仅仅是总统的私人代表，无权代表罗斯福支持陈纳德和反对史迪威，但既然他心存当仲裁者的本意，就决定要为这种“改变”尽力。他说道：
“你可以直接致函罗斯福总统嘛，我负责把信转交给总统。”
陈纳德认为实践自己“空军制胜”理论的良机到了，遂于当夜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长信。诚如美国史家所评说的那样，这封信“说得再差，也是经典之作”。为使读者全面了解这场争论的情况，现将这篇“经典之作”摘其要点如下：
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的特使
温.威尔基先生：
您告诉我您是美国总统在军、政方面的直接代表。您命令我向您直接汇报一下在华与日本人进行军事作战的情况，我谨遵您所嘱，汇报如下：
一、日本会在中国被打败。
二、日本会被这样一支小小的空军打败，它在其他战区会被认为是可笑的。
三、我深信，只要我有全权指挥这样一支空军，我就能把日本人打垮。我相信我能拯救千千万万名美国军人和海员的生命，而美国将付出的代价很小。
四、我对我所说的是有信心的，这不是带着个人考虑说的。我之所以有信心是基于下列事实：自从一九二三年以来我一直坚信日本会对美发动战争，我将自己军事生涯中最美好的年华用于研究这一问题；我任中国空军的非官方顾问已有五年之久，同时，我以此身份，对日作战也有五年之久……
五、我到中国……得到了蒋委员长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信任。如果说我有了他们的信任，这是因为我（一）已是一位常胜将军；（二）我从不对中国人说假话，我从不许诺去干那种我力不能及的事。
六、我现在深信，只要我拥有作为一个美国驻华军事指挥官的全部权力，我不仅能打垮日本，且能使中国人变成美国持久的朋友。我相信，我能培植这种友谊，使中国世世代代成为美国一个大的、友好的贸易市场。
七、军事任务本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现在它被那些不灵活的、不合理的军事组织和不懂如何在中国进行空战的人复杂化了。
……
十三、然而，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应给我充分的作战自由，让我能直接与蒋委员长和中国部队打交道。我知道蒋委员长也希望我这样做。要是我在于航空志愿队工作期间后退一步，我就不会作出那么有信心的声明了……
假如我有权只向蒋委员长报告一切，我想在中国进行陆空联合作战。
十四、我重申，这一计划将使中国的地面部队作战顺利，而且肯定会使麦克阿瑟顺利前进，并会支援在太平洋上的海军的作战。而且，还会在战后使中国成为我们持久的友邦。
美国准将陈纳德
与陈纳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迪威却受到了威尔基的冷遇。
史迪威自认为是美国在华最高军事长官，总统私人代表威尔基理应首先找他了解情况。可是出乎他所料的是，威尔基根本就没有召见他的意思。当有人告诫他说“蒋介石打算在指挥问题上玩弄卑鄙的诡计”时，他又产生把基本事实当面告诉给威尔基的想法。“但威尔基疲劳过度，昏昏欲睡，似乎什么都听不进去。”第二天，史迪威又去见他，但“仍无结果。他没有提一个问题，完全听信了蒋介石夫妇的话”。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他建议我也为他们说几句好话。见他的鬼去吧”；威尔基“不是太疲劳了，就是对我不感兴趣。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问，几乎是有意这样做的”。
史迪威不悦地看着威尔基接受蒋介石有意作出的虚伪宣传，一直也想不出让这位总统特使认识中国真实情况的办法。就在军政部在军人俱乐部为威尔基举行的一个有委员长出席的鸡尾酒会上，何应钦似有准备地提议：
“总统特使阁下，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西安附近的黄河前线看看。”
史迪威对这一带非常熟悉，早在二十年代末就曾在这里帮着冯玉祥修过公路。另外，近来他还不断地听说，“在此驻扎的胡宗南所部不仅全力封锁陕北的红军（即八路军），而且还和隔河对峙的日军相安无事，大做军火买卖”。因此，史迪威认为这倒是一个极好的机会，遂大声附和地说了这段话：
“威尔基先生当然应该去看一看，绝不应该错失良机。那里是中国最大的市场。日本人和中国人在那里交换他们各自需要从对方那儿得到的一切商品。”
史迪威的言行是失礼的，这是他的性格使然。
史迪威这位“中国通”毕竟是美国人，而且是一位远离中国现实的高高在上的美国将军，他不可能对蒋介石的一切弄虚作假了如指掌。就说他口中的“中国最大的市场”吧，那里还有专门开辟的“供来访客人由人陪着去参观”的所谓“日占区边缘的前线地区”，哄骗像威尔基这样的美国人还不容易吗？为此，蒋介石淡然一笑，不露声色地说道：
“威尔基先生的确应该去看看中国最大的市场。为了确保阁下的安全，我决定委派犬子纬国陪同前往。”
威尔基已经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话音中听出了某些门道，遂笑着说道：
“好！我一定去看看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
威尔基在蒋纬国的陪同下飞往西安，然后“又乘火车和四轮大车，沿着当年史迪威和冯玉祥的部队一同走过的道路到达黄河岸边”，按计划视察了前线。“借助望远镜能直接看见日军大炮的炮管还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所谓前线视察结束之后，威尔基对蒋纬国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个前线不仅仅是一个只供参观的地方。”
聪明的蒋纬国清楚这句评价实际上是对史迪威将军言行的批评。这位曾在希特勒属下学习装甲兵知识的青年人知道美国人特有的嗜好：喜欢收集一切战利品。他在回程中，怀抱着日军骑兵军刀和几瓶上等法国酒走进威尔基的包厢，恭敬地说道：
“威尔基先生，这是我英雄的突击队送给您的战利品。”
威尔基一见兴奋不已。或许是为了他回国写文章用吧，他惊奇地问道：
“他们是怎样从日本军人那里缴获来的？”
“突击队在夜里渡过河去，回来时，总是带着这样或那样的战利品，包括俘虏和敌人的军事计划。”
威尔基这个毫无军事常识的人就不会想一想：几个突击队员乘着夜色泅渡到黄河的对岸，靠什么去抓获敌人的俘虏？又靠什么把这些俘虏运到黄河的这边？蒋介石就是以此拙劣的办法骗过了这位美国总统派出的钦差大臣。更为可笑的是，威尔基回国之后又用手中的笔为蒋介石作了轰轰烈烈的宣传。
威尔基的中国之行是惬意而愉快的。但是，他也在山城重庆演出了一段极富喜剧效果的“涉外恋”插曲。由于他倾心的对象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女士，蒋介石也愤而演出了一场“捉奸记”。当时中美两国上层人士将此事作为谈资笑料广为播扬，后人也纷纷著书予以评说。台湾专和蒋氏家族过不去的李敖先生写有专文《蒋介石捉奸记》公开行世，笔者的拙作《宋美龄和蒋介石》也作了客观的述评。为使读者对这段历史花絮有个概略而公正的了解，笔者把当年随同威尔基使华的美国出版大亨、《展望》杂志创办人迈可.考尔斯写的《感情上的密切联系》一文摘抄如下：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的致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之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位子，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作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的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时，就立刻慌乱地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掌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嘈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支自动步枪，委员长压抑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儿？”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儿？”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遍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