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多么希望周恩来、朱德的部队能来这里作战啊！”

史迪威终于从这无比痛苦的思绪中镇静下来，以将军那独有的临危不惧的风格驾驭这溃败的战局。他有意戴上心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留下来的供战斗用的军帽，身穿卡其布制式军装，没有佩戴军衔和功勋奖章。接着，他又把点燃香烟的琥珀烟嘴含在嘴里——烟嘴高高地翘向右前方，他一边颇有风度地吸烟，一边若无其事地走进会场。

但是，精神的痛苦是难以掩饰的。旁观者西格雷夫医学博士就曾记下了这样的评语：看到史迪威这副不修边幅的样子，觉得他看上去“非常疲倦”。

亚历山大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巧妙地利用了自己手中的军权，同时又利用了史迪威、蒋介石、杜聿明等人的性格弱点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把濒临全军覆没边缘的英国军队拯救出来，并转移到邻近印度的安全地区，为大英帝国建立了特殊的功勋。至于缅甸的陷落、中国远征军的命运等等，他这位所谓的盟军最高司令长官是从不放在心上的。所以，他依然如故地坐在首席指挥官的座位上，例行公事地主持了这次决定中国远征军命运的会议。

与会的罗卓英将军在西格雷夫医学博士的眼里，显得“大腹便便，怏怏不乐”，而杜聿明则是“心神不定，满脸怒气”。说句老实话，面对十万中国远征军将士的生死存亡，罗卓英这位中国远征军司令能乐得起来吗？而拒绝实施拿中国将士的血肉去拯救大英帝国的残兵败将的战略方案的杜聿明将军，他能高兴得起来吗？当杜再看见亚历山大将军那副高傲而得意的样子，他又怎能不“满脸怒气”呢！

读者从上述四人不同的表情，就可以想象出今天会议的气氛了！

西方人说：“政治家是虚伪的，军事家是实在的。”笔者权且不论“政治家是虚伪的”这一命题是否科学，但从这次决定中国将士命运的会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军事家是实在的。”面对缅战溃败的态势，尽管不同国籍的将军们都有满腹的牢骚，但谁也不再指责谁，因而也就没有追究失败责任的争吵。“会议各方一致认为，全面撤退是唯一的出路。既然承认失败已不可避免，以后的行动就是在包围合拢前迅速撤退。”

也可能是“英雄所见略同”吧，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也看出了缅甸战局崩溃的颓势，就在史迪威等人决策中国远征军存亡大计的前夕，发来了如下这则命令撤退的电文：

第五军、第六十六军以八莫、畹町为根据地，确保密支那，在缅北活动，维护印度——密支那——昆明的空运走廊和缅北国际交通线。第六军在景东一带活动。第二○○师如尚未撤到瓦城，可向景东转进，归甘军官指挥。长官部可移往密支那。张轸可率一部退回国境，改隶昆明行营，受林团长指挥。

与会者有了蒋介石的撤退指令，很快就统一了意见，并作出了如下的部署：

一、第六军撤过萨尔温江回国；

二、在腊戍、西保的第二十九师应竭力阻止敌人，待命撤回龙陵；

三、一切车辆、战车、后勤单位和伤患立即沿滇缅公路退回保山。以上由林参谋团长指挥。

四、第五军、第六十六军经曼德勒撤往英多、八莫、密支那；

五、英军退往印度。

决策会议就要结束了，最后一项议程是亚历山大将军口授全面撤退的命令。这时，突然变得多愁善感的史迪威将军竟然想起了句中国成语，叫做“含辛茹苦”。他现在唯一能够聊以**的就是：“他们没有像在新加坡、爪哇那样让部队投降。”也可能是上帝有意要开史迪威等人的玩笑，正当亚历山大将军口授全面撤退的命令时，“六架敌军轰炸机飞到了会议地点上空，好像是来宣告盟军的失败。正当军官们四下寻找掩蔽地点时，一颗五百磅的炸弹落在不到一百英尺远的地方，爆炸声震耳欲聋。在空袭的整个过程中，亚历山大摆出司令官的样子，若无其事地直立在院子中央。史迪威也不示弱，他倚在走廊的栏杆上，以罗斯福抽烟时含烟嘴的角度含着琥珀烟嘴”。

读者看到上述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临危不惧的形象时一定会想到：“他们虽然都承认失败了，但都要在敌人面前表现得比对方更英雄一些！”这种近似稚童表现的军人特有的斗气实在可爱，但从另一方面讲，有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失败在这种可爱的斗气中！

史迪威作为美国的军事家，他也深信战争中的退却——尤其是大溃败中的总退却是最难驾驭的，而且十之八九会出现“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乱局。他为了避免当年拿破仑自莫斯科撤退导致全军覆没的悲剧重演，决心独自坐镇曼德勒，试图创造指挥溃败之军安全退出战场的奇迹。

史迪威的这一无畏忘我的行为，只能在高级将领中起到“进攻在前，退却在后”的表率作用，他绝不可能影响下级的官佐。自然，他也无法改变中国远征军撤退中的混乱局面。请看杜聿明将军的如下记述：

西路我军自四月二十七日前后，即由孟尼瓦……向印度英普哈尔撤退，所有武器车辆全部遗弃。至五月三日前后，在孟尼瓦附近与敌小有接触后，即无消息。

东路第六军在二十五日以后即向景东方向撤退。敌先头卡车约百辆，已到腊戍南一百一十英里之孔海坪，二十六日午后六时，即到达细包东南之南海附近，与新编第二十二师第八十二团接触。二十七日，我放弃细包，二十八日，敌向腊戍新编第二十九师攻击，当晚腊戍失守。三十日，新编第二十九师在新维布防，五月一日即失守。五月二日，贵街失守，三日，攻陷畹町，分兵进占八莫。一百零五英里通密支那、八莫的公路开放。当时参谋团控制着战车部队，竟不知使用战车逐次抵抗，阻击敌人，反令与敌战斗，又在芒市附近破坏一连战车以阻塞道路。他们对于武器运用毫无常识，可以想见。五日上午，敌进至惠通桥，与我第三十六师先头部队接融。当时惠通桥已被破坏，敌由上游渡河，与第三十六师后续部队发生激战。六、七、八这三天，敌我仍在惠通桥东岸激战。八莫之敌于八日进占密支那。九日，惠通桥东岸之敌被击回西岸。十日，敌占腾冲。

中路我军于五月一日全部撤完，并将伊江大桥破坏。史、罗原计划退过伊江后，利用火车由密曼铁路向八莫撤退。不料史、罗乘第一列火车从斯威堡开出二里即碰车，竟日修通后，开至坎巴拉车站，以后再无车可开。此后第五军直属部队第二○○师，第九十六师，及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即徒步轮流掩护撤退，部分以汽车分段利用牛车道转运。

杜聿明将军的记述只是撤退中的大体框架，他并没有——也不可能详细记载中国远征军在“败走麦城”时的混乱局面。对此，美国史传专家却生动地作了如下记述：

司令部从曼德勒转移到北面五十英里外的瑞冒，日军飞机又追到这里。参谋人员不但感到军事上的失败即将降临，而且也感到个人生命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有些人公开承认自己“十分恐惧”，有些人陷入一种不知所措的愚钝境地。铁路运输成了最严重的问题。史迪威决定调军用列车，撤出第二十二师，但中国的运输部门如同散沙，已经失去作用……他只好亲自去曼德勒组织运输。史迪威在返回途中经过阿瓦大桥，被挤在疲惫不堪的部队人流当中，桥下还有许多人在乘船渡江。通往瑞冒的公路挤满卡车、弹药车和难民的马车。尘土、腥热、臭气和恐怖笼罩着撤退的人群。曾经非常自豪的锡克教徒们现在变得垂头丧气……中国士兵的眼睛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他们在这块异国的土地上，无法脱去军装，躲入农村……日本零式战斗机从头顶掠过，用机枪向路面扫射，坐在吉普车里的中国将军，还有英国军官，意识到“当地人”就在身旁，极力避免做出有失体面的事。可是谁都明白，脸已经丢尽了……已名声扫地。

四月二十九日，包围圈进一步缩小……沿撤退路线提供食物和饮水的最后工作被迫停止。炸毁阿瓦大桥的时间被定在四月三十日午夜。史迪威原打算把司令部转移到密支那……但是腊戍的失守使这一计划落了空。于是他决定把他的大部分参谋人员用飞机送往印度，而他将同罗卓英将军一起去腊戍一线的莱温。他打电报，命令五月一日之前来一架飞机把罗将军从那里送出去……五月一日，史迪威醒来时发现首席指挥官罗卓英将军已经离开营地逃往密支那机场……莱温机场已经关闭，可是史迪威仍觉得有责任在中国军队撤退沿途准备粮食。参谋人员争辩说，他的位置应该是在新德里的司令部。“不！”他说，“我要告诉你们这是为什么。”随着接二连三的军事挫折，包括美军在菲律宾败北，西方已经名声扫地。他的工作就是对他所领导的中国部队负责，至少在纸上是这样。“如果我现在就走，这里就会有另一次失败，又一次投降。那样，我就再也不能回来指挥中国军队了。”

也就是在这可纪念的五月一日，亚历山大将军前来和史迪威将军告别，驱车赶往钦敦江，由此返回印度。这在史迪威周围的美国人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

“我们怎么办？”

“我们留下来！”史迪威果断地说道。接着，他为了安抚这些早已愤怒的同胞，取出一副破旧的扑克牌：“来！我们一块玩纸牌。”

几个情绪不高的美国军人刚刚坐下，准备靠玩牌排遣满腹的怒气的时候，敌机又飞来轰炸。这些美国军人又蓦然跃起，逃向可以安全防空的地方。当敌机飞走后，他们回来时发现史迪威仍坐在桌边，饶有兴趣地独自一人玩着纸牌。为了再一次宽慰自己的同胞，他听着敌人攻击的隆隆炮响，十分乐观地说了这句话：

“小伙子们，哈，真是个盛大的五一节啊！”

“乔，你在想什么？”一位美国参谋听后惊疑地问道。

“打倒一切，打倒所有人！”史迪威瞪大射出怒火的双眼，毫不假思索地说了这句话。

虽说史迪威决心留在失败的缅甸战场殿后，掩护所有将士安全撤退。但是，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决不会让美国的三星中将无谓地死在无可救药的地方。当他们获悉缅战溃败的实情之后，遂由美国空军司令阿纳德将军给盟军美国空军发来如下命令：

“马上前往瑞冒附近，立即把史迪威及其参谋人员接回来。”

然而奉命前来接史迪威的飞行员却没有完成任务。“当他们走进史迪威作为司令部的一座茶叶种植主的屋子时，发现将军已在埋头疾书，头上戴的还是那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宽边战斗帽。斯科特，这位后来加入了陈纳德的驱逐机六队，并击落了许多日机的英雄人物，用不太稳重的戏剧语调宣布道：‘先生，阿纳德将军派我们来搭救你出去。’史迪威在最后这些紧张的日子里变得面容憔悴、身体瘦弱。他抬起眼睛，透过无框眼镜，看着‘飞机驾驶员’，拒绝了这一特殊照顾。飞行员们愣住了。他们告诉他，他们来的时候在离瑞冒不到二十英里的地方发现了敌军部队。史迪威毫不动摇。从开始撤退时起，他唯一的想法就是与中国军队一起离开缅甸。他认为这是他作为司令官不可推卸的职责。他欢迎飞机把他的参谋人员送出去，但他自己打算乘火车、卡车、吉普车或其他可能的交通工具前往密支那，他希望能在那里与中国人取得联系。

“他没有对自己的决定作任何解释。这种拒绝解释的态度就像他不愿佩戴军衔一样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作为一名中将，他感到没有必要向几名空军上校解释自己的想法，不过更重要的是，他无意对鲁莽而又不能理解自己的陌生人倾吐肺腑之言。对于这两位飞行员来说，一位头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宽边毡帽、坐在桌后的老头儿，在敌军离这儿不到二十英里的时候，仍然拒绝空军援救，而宁愿荒唐地选择陆路出走，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污辱。”

史迪威放弃了逃生的机会，就这样默默地留了下来。他虽然失去了控制与指挥部队撤退的权力，但是，他还有着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义务：必须尽其全力安置那些交给他照管的美国军方工作人员——通过一米宽的窄轨铁路把他们运往密支那。然而，“那条单行的铁路线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各个方面的部队使铁路运输不堪负担，各种级别的指挥官都在拼命寻找车辆，根据自己特殊的需要和理由来使用它们。当两列火车在温萨北面迎头相撞的事故发生后，史迪威的计划突然搁浅了。铁路已无法使用。由于没有穿越丛林抵达密支那的公路，美军司令部的工作人员陷入困境”。

史迪威及其随行人员都清楚自己的处境：“要么徒步走出缅甸，要么坐以待毙，成为日本人的俘虏。”史迪威毅然选择了徒步。他望着情绪低沉的部属，十分乐观地说：

“请相信我这个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我一定把你们带出这该死的缅甸！”

现在，史迪威身边只有一些破烂不堪的各种型号的车辆和近百名各种身份的人员，“其中有十八个美国军官，六个美国士兵，西格雷夫医院的两个医生，十九个缅甸护士，十六个中国警卫人员和一支由六人组成的英国公谊会救护队，此外还有九名印度、马来亚和缅甸的厨师以及勤杂工，几名掉队的英国军官和英国难民，会说山区部落土语的美国传教士，平满纳农学院院长凯斯先生，在英国命令所有记者离境时坚持留下来的杰克.贝尔登，以及其他几个掉队的人……埃尔德里奇原为专门采访警察消息的记者，后在奥德堡担任新闻发布官，他在这支队伍里仍然是新闻发布官”。

史迪威清楚自己带的这支队伍的成分和素质，“每一个人都在逐渐失去自信。失败对大家造成了巨大影响”。加之他们一行已经离开铁路线，进入渺无人迹的森林。除了一部无线电发报机外，与外界的联系已全部中断，孤独感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史迪威不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当一队士兵沿公路走近时，他在看见他们那可怕的瞬间，还真以为是日本人来了呢。‘天哪，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行军途中不断出现耽搁。”夜晚，队伍又集合起来，他甚至发出这样的祈求：“耶稣，要是在附近能够找到他们该多好。”每到最困难的时刻，西格雷夫就领着护士唱起“前进，基督的战士”。听到那圆润纯真的嗓音，“大家戛然静了下来，咒骂和牢骚停止了”。

五月六日早晨，史迪威集合队伍时，发现多了十五名英国突击队员，为首的是戴维斯-豪斯顿上校，他们胡子拉碴，全身都是泥土，锇得有气无力，史迪威大声吼道：

“你们从哪儿来？有干粮吗？”

戴维斯-豪斯顿等人摆了摆头。

史迪威气愤地瞪起眼睛，但当他想到这些失散的英国突击队员未来的命运时，他还是忍气同意把他们留了下来。

到现在为止，史迪威的队伍已扩大到一百一十四人。

也就是在这一天，史迪威等人的道路走到了尽头。除了装载补给的吉普车外，其他的车辆只好丢下了，其中也包括无线电通讯车和二百磅重的电台。这将意味着史迪威一行完全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孤立无援地走在一望无际的热带原始森林中。为此，他决定拍发如下两份电报：

一份是发往印度的，除去告诉他们自己的行军路线还特别声明：“我们的粮食越来越少，附近也找不到粮食。”史迪威命令他们派出担架人员，携带食品和药物前往霍马林等候。同时，他还要求他们立即报告印度政府：“成千上万的难民和中国部队，正沿着远在胡冈谷地的各条小路逃往印度。必须立即在沿途准备粮食，派出警察和医务人员，否则将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路上有大批的人，一片混乱，随时有可能发生一场大灾难。”

一份是发给美国陆军部的，是史迪威在向他的祖国作最后一次报告：“我们带有武器、食品和地图。开始步行，现在位于英都以西五十英里。请勿担心。中国军队也沿这条路线前往印度……相信这是短期内我们的最后一份电报。再见。史迪威。”

史迪威发完这两份电报以后，他怀着怆然而悲愤的心情带头用斧头砸毁发报机，并烧毁了全部密码本和通讯记录。接着，他低沉地宣布休息。但是，大家一听见森林中的大象发出那吓人的吼声，似乎睡神也被逐出了体外，都不安地在等待着什么。

夜幕终于徐徐打开，史迪威登上一辆卡车向队伍发表讲话。他解释了行军计划，宣布了行军规定，他要求将所有行军食品集中管理，除武器弹药和个人所能携带的物品以外，其他东西全部丢掉。他告诉大家：前面还有一百四十英里的路，中间有条大江和一座山。山口海拔七千英尺。他们每天必须走十四英里，任何耽搁都会使队伍落入断粮或被雨季困住的危险处境。他警告说，大家只有严守纪律才能生存。谁不愿意服从纪律，现在就可以领取一个星期的食物离开部队。他向周围环视了一圈，没有一个动一下，他最后大声说道：

“等我们走出去以后，你们中间一定会有不少人恨我今天的无礼。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大家全都能够胜利走出缅甸。”

从此，史迪威率领着他这支特殊的队伍穿越大山森林，涉渡汹涌的江水，冒着瓢泼的大雨，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行军。为了准确记录这一军史上的悲壮历程，现摘录有关著述如下：

史迪威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把步速统一到正规陆军的每分钟一百零五步……从第一天开始，许多美国人就因酷暑造成的疲劳掉了队。雨季来临之前的五月是缅甸一年中最热的月份。史迪威对这种不能吃苦和“体力极差的表现”大发脾气。他只许每小时休息五分钟，除此之外，决不允许减慢速度或停下来。到了河边他还继续按照自己的步伐涉水过河。他一面蹚水，一面执拗地注视着手表，计算每分钟一百零五步的步速。在他身后排着一列长长的纵队。疟疾和痢疾袭击着行军者，队伍中的人普遍都很虚弱，行军速度又减慢了。史迪威不得不把每小时休息时间增加到十分钟……蚂蚁、荆棘、驮包破裂、担架员失踪、离群的猛象、昆虫、水蛭、腿痛、脚泡、感染和烈日袭扰着行军队伍……史迪威发现一名军官把自己所有的衣物放在挑夫的担子里，立即集合全体人员，不点名地严厉训斥了他，因为他的铺盖卷占去了本来可以安置一名病人的空位。史迪威的声音愤怒地颤抖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耶稣，甚至他的宽边毡帽看上去也像气疯了似的。”一个惶恐不安的行军者悄悄地说。

队伍又继续爬了五天山，每日行程增加到十五到十六英里，为了赶在雨季的前面，下山的速度达到每日十七英里甚至更多。已经开始下雨了，路面泥泞，不断有人摔倒。他们踉踉跄跄，咒骂着天气，还要经常弯下身子，把脚尖插进泥坑向上攀登。西格雷夫腿部感染，痛得他每天行军结束时什么也不能干，“只是蜷缩在军毯里，祈求上帝让他毫无痛苦地突然死去”……倔强的缅甸护士唱起了基督教赞歌和美国流行歌曲。

五月二十日，队伍抵达英帕尔。史迪威以自己周密的计划和坚强的领导，终于把这支队伍完全地带出了缅甸。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平民中，这是唯一一支抵达印度而未减员的队伍。在史迪威带领下走出缅甸的人中确实有不少人恨他无礼，但所有这一百一十四人都知道，他们能够活下来，也幸亏了他。一位记者报道说：史迪威“貌似愤怒的上帝，骂起人来犹如堕落的天使”。他体重减少了二十磅，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只剩下了皮包骨头。他双手颤抖，蜡黄的皮肤就像得了黄疸病，眼珠深深陷入眼窝。

但是，史迪威永远是个乐观主义者，他在印度新德里写给夫人的信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老伙计从印度给你写信，通知你我已从缅甸来到这里。一切都好。我的体重偏轻了些——说句大实话，我看上去很像是医学书中那种没有皮肤、展现着下层肌肉的家伙。无论如何，我正在猛吃猛喝以便迅速恢复起来，能把我的那帮人带出丛林我简直高兴透了。”

史迪威永远是一位不认输的英雄！他到达印度不久，就利用新闻媒体向全世界庄严宣布：

“我们吃了个大败仗。我们被赶出了缅甸，这是天大的耻辱。我认为我们应找出失败的原因，打回去，重新夺回缅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