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虽说时令刚刚进入六月，可素有“火炉”称谓的山城重庆已经是很热很热的了！
还是重庆南郊避暑胜地黄山那间会客厅，还是一个万籁俱寂的寻常深夜，蒋介石依然驻步在那幅世界地图的下边。与往昔不同的是，他那分外严肃的目光忽而盯着缅甸，忽而又移向印度，待到他的目光由非洲、欧洲逐次转向美国华盛顿的时候，他那本来就沉郁难看的尊容，就越发没有一点愉悦之色了！
近一个月以来，缅甸溃败的电文就像是雪片似的飞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他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是重庆气温太高的缘故？还是他那焦躁不安的情绪在起作用？他一身接着一身的汗水出个没完。说句实在话，他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怎能不关心入缅抗战的十万将士的存亡和安危呢！有顷，机要人员送来了入缅将士最新伤亡数字，他迫不及待地却又是十分沉重地拿起文稿，稍经犹豫，遂又哀痛又悲愤地读了起来。
第五军是蒋介石第一个机械化军，合计有四万二千将士，历经同古会战等役，到克复棠吉前后，总共伤亡七千三百余人，但是，自所谓曼德勒会战被迫取消之后，在各自求生的大溃败撤退中死伤了一万四千余人，恰好是战场伤亡的一倍！二者相加，又正好是第五军原有人数的一半。换言之，仅第五军就有二万一千多名将士的忠骨弃埋于异邦大地啊！然而直到今天，军长杜聿明所率军直属部队仍未走出缅甸，到达印度，如此还要有多少将士付出宝贵的生命呢？为此，蒋介石首先拆阅了杜聿明发来的最新电报，大意谓：
“缅甸雨天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爬虫到处皆是。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我自己也曾在打洛患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全体官兵曾因此暂停行军，等我被救治清醒过来时，已延误了二日路程。我急令各部队继续北进，而沿途护理我的常连长却因受传染反而不治。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殉国，团长柳树人阵亡，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凌则民为掩护主力安全而牺牲。”
这是一幅何等恐怖的用血肉之躯堆成的画面啊！蒋介石看着看着，下意识地把头垂在了胸前，本能地对这些将士的英灵默默地致哀。他的心酸楚了，他的双眼模糊了，他的眼前，伴随着自己首次赴缅视察画面的再现，那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士兵形象渐渐又化做了漫山遍野的白骨……待到他再次想起“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殉国”之后，他近似哭泣地自语：
“戴安澜，我的好学生……”
戴安澜率部攻占棠吉后的第二天，迫于命令，率部策应所谓曼德勒会战而自动放弃了棠吉。当时，“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北进，侵占腊戍、畹町等地，并且侵入中国国境一百多公里，到达怒江（即萨尔温江）畔惠通桥，实现了对远征军的战略包围。罗卓英惊慌失措，急令聚集在曼德勒附近准备会战的远征军各部队，向北方的八莫、密支那撤退”。
戴安澜率部转入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之间，以无比坚强的毅力战胜困难，同敌人周旋。敌人决心置该师于死地，在广播中曾扬言：“非消灭第五军尤其是第二○○师不可。”
五月十八日夜间，该师在即科地区通过细（包）摩（谷）公路时，突然遭到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两个大队的伏击。戴安澜指挥部队与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搏斗，全师伤亡惨重，他胸部、腹部各中一弹，身负重伤。
戴安澜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微微睁开双眼，用微弱的声音，艰难地对围在身边的部属说：“大家……不用……管我，赶快……突……突围出去，这胜……胜过救我啊！”并当众留言，如果他殉职，由师步兵指挥官兼第五九八团团长郑庭笈带领部队，回到祖国。
全师食粮早已断绝，官兵以寻求山野菜充饥。一位营长向当地村民寻得一碗粥，送到戴安澜身边。他仅仅喝了一口，左顾右盼地望着大家，伤感地说：“我怎么能够忍心一个人独吃呢！”说着，潸然泪下。
戴安澜的伤口因为没有药物、没有药棉而无法治疗。他疼痛难忍，然而却保持着坚定的胜利信念，坚持指挥部队突围。在弥留之际，他还念及国事，屡次询问距离云南的远近，何时能返回祖国，询问双方交战的情况，还用手指着地图，示意部队在茅邦渡河，沿河西岸前进，并勉励部属努力杀敌，为国立功。
五月二十六日，第二○○师到达茅邦。戴安澜的伤口因得不到治疗，又遭受雨淋日晒，严重溃烂。他预感到生时有限，又庆幸全师生还，于是嘱咐部属帮助他整理一下衣冠，扶起他向北瞭望。他嘴里喃喃地说：“反攻，反攻，祖国万岁！……”下午五时四十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壮烈地以身殉国，时年仅三十八岁。
这时，蒋介石蓦地抬起头，连满面的泪痕都未擦一把，近似歇斯底里地大吼：
“我要厚葬戴安澜！……”
六月十七日，第二○○师到达云南腾冲，戴安澜的遗骸随部队回到了祖国。他的灵柩先后经过云南昆明、贵州安顺和贵阳、广西柳州和桂林，最后运到全州厝葬。灵柩所经各地党政军民各界人士隆重迎送和路祭，借以表达对英灵最真挚的追思和悼念。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全州隆重举行全国性的追悼戴安澜大会，一万多人参加，全国各地派代表前往致奠。蒋介石特派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为代表，在追悼大会上致祭。李济深在悼词中说：戴故师长为国殉难，其身虽死，精神则永垂宇宙，为中国军人之模范。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等人撰写挽联、挽词，哀挽戴安澜以身殉国。其中毛泽东送的挽诗曾轰动一时，现恭录如下：
海鸥将军千古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在此之前，一九四二年十月六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批准戴安澜由陆军少将追晋为陆军中将；十二月三十一日颁布命令，批准他的英名入祀首都忠烈祠，同时入祀省、县忠烈祠。
美国政府为了奖励戴安澜作为盟国友军的一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以总统罗斯福的名义，向戴安澜颁发了懋绩勋章，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新中国建立以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
此乃后话，补记如上。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抗战彻底失败了！说句公道话，这比起美国珍珠港事件、丧师马尼拉等战役而言是不足道哉的；比起英国在香港、新加坡、爪哇等地全军缴械投降而言则更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是，由于第一次入缅抗战错综复杂的战争背景，这次失败在中国军政各界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追究失败责任的争论不仅在当时，即使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也没有统一的结论。再者，由于中、美、英三国的利益不同，国共两党的政见不同，其论述分歧是难以弥合的。综观诸家之说，何应钦的分析是较为公正的，道出了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的本质：
“此次入缅作战，先因同盟国之作战准备未有具体协定，当敌陷仰光之后，英军主力移至铁路以西，铁路正面由我应战，而因时间仓促，未能及时集中，无法发动全力，自始至终，均呈被动之态势……”
但是，更多的人乃至于今天的学者都把缅战失败的责任归于史迪威将军。他们看重的不是“此次战役……指挥方面，既乏统一之准备，作战方面，又乏空军之掩护，与谍报侦察之组织，以致仍见失利”，而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有意把矛头指向史迪威将军。就说受到蒋介石夫妇宠信的陈纳德将军，也因为美军中的权势之争的恩怨公然指责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在中国军队准备攻势之顷，突将精锐抽出，致为敌所乘，在委员长观之，直是军事经验尚未成熟之表现，委员长自此对史迪威统帅大军之能力与信任，均生动摇……”
三十年后，亲台学者梁敬先生则更是直言：“史迪威措施之失当，尚不止此。在密支那失陷一周前，委员长曾电史迪威、罗卓英，令其速将主力向密支那与气马方面移动，其时腊戍甫失守，而杜聿明军长尚能集合三个师，故其局势并非不可挽救，不幸史迪威竟未遵照委员长之指示，早入密支那，而徘徊于曼德勒与士威坡（即斯威堡）之间，直至前方兵退路塞，密支那铁路无法成行，我数万大军乃因此困于北缅，遭受饥冻，牺牲逾千。尤可异者，史迪威身为前敌指挥官，当战事紧张败衄之时，既未向统帅报告战情，又擅自弃军离队，转入印度。”
而率部入缅指挥作战的杜聿明将军则认为失败的责任有三：一、中英在战略上的矛盾；二、中国迁就英美，放弃指挥权；三、中国远征军将领的失职。在谈到第三条原因的时候，他讲了如下这段话：
“中国远征军的惨败，罗卓英和我都有责任，罗卓英的责任更大。尤其是罗卓英对于乔克巴当的行动……更是惨败的关键。他把军队的‘生地’……变为‘死地’……一意孤行，以致一败涂地，丧师辱国。
“我的最大责任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未能独断专行，下令让第五军全部向棠吉集中，反而委曲求全，选遣了一个团到乔克巴当去。对于史迪威的命令，我并不在乎（因为我可以直接向蒋介石请示），而对罗卓英应服从到如何程度，却未曾得到蒋的指示，心中无底，未敢断行，以致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以后又未料到敌人先我侵占八莫、密支那，丢车上山的决心太晚，又造成雨季困于野人山的惨境。
“至于其他某些将领的无能，如甘丽初逐次使用兵力，对当面之敌始终不明；陈勉吾放开正面，回避战斗；新编第二十八师、新编第二十九师均系康泽的别动队改编成师，毫无战力，一触即垮等等，也是惨败的原因。”
蒋介石认为首次入缅抗战失败的根子在于战略。他所指的战略有两层意思：其一是中英缅印美等盟国没有统一指挥核心，各自为战，一盘散沙，必然败在有着统一意旨、统一作战目的的日军手下；其二是史迪威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地强调“倒霉的进攻战略”。而蒋氏真正得到的教训是什么呢？一位美国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蒋介石把部队交给一个外国人指挥时，并没有想到他自以为最精锐的两个军会受重创。他请外国人指挥自己的军队意在取悦美国，以便获得更多的租借物资，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打算假戏真做。”
蒋介石自有高明之处，随着入缅抗战的失败，他“希望盟国拯救中国的幻想化为泡影”，他于沉痛的失败中感悟到战争——尤其是同盟国参战无一不是首先为了本国的利益。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英国和美国。
美国人为什么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才宣布参战呢？因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罗斯福作为一名大国政治领袖和军事战略家，清楚要战败德意日等法西斯侵略者，必须建立全球性的统一战线。也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罗斯福为了美国在华的最大利益——钳制在华的近百万日军不能脱身南侵，减轻太平洋和印度支那等地的军事压力，不仅说服丘吉尔“恩赐”给蒋介石一顶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桂冠，而且还破例同意拨给中国五亿美元的贷款。
同时，罗斯福为了使美国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盟主——自然他也随之变成了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司令，说服美国人把报复日本人放在打败希特勒之后，同意丘吉尔的“欧洲第一”的战略。但是，当日本人乘胜扩大在太平洋以及印度支那的战果的时候，罗斯福又视情况制订了亚洲战场“太平洋第一”的战略，而从未将抗击日寇近五年的中国战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这是受罗斯福的“美国出钱、出武器，由中国人完成钳制日本人任务”的既定方针所决定的。
也就是在这种战略格局之下，美国兑现了“出钱、出武器”的允诺，罗斯福才视唯一通往中国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为事关全局的补给线。因而，他不仅同意中国派遣远征军入缅抗战，而且还赞成史迪威统帅这支和美国利益无直接关系的中国军队。史迪威为完成美国交给他的战略使命，忍辱负重地屈从于亚历山大将军，而不顾及中国军队的伤亡，也是情理中事。这时——也只有这时蒋介石才清醒地认识到：
“史迪威迁就乃至于违心地保护英国军队，绝不是惧怕亚历山大将军，而是在坚定地执行美国的亚洲战场的特殊使命！”
英国人为什么开始反对中国出兵缅甸呢？因为它担心自己在东南亚最大的殖民地被中国染指。可是当新加坡、马来亚等英属殖民地和香港相继陷落，并有近十万英国皇家部队当了日本的俘虏之后，老奸巨猾的英相丘吉尔认为只有借助中国军队方可保住缅甸，遂和罗斯福总统达成默契，同意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不久，仰光陷落，驻缅英军害了“恐日症”，并达到“谈日色变”的地步而失去战斗力，聪明的亚历山大将军利用美、中在缅的各自利益，自然也巧妙地利用了史迪威将军的弱点，借助中国军队掩护已成惊弓之鸟的英国军队安全撤退到印度。这都是从大英帝国最大利益出发而为之！也正因如此，丘吉尔首相才代表英国政府对亚历山大将军作出如下评价：在缅甸特殊的战场上打了一个大胜仗（大意）。
但是中国人——尤其是蒋介石是如何对待缅战的呢？公平地说，自缅甸战役一开始他的目标就是清楚的，那就是借保卫仰光达到保卫滇缅公路畅通的最高目的。“史迪威到渝之日，仰光已陷日手，中国军队入缅之意义已失。向使史迪威不以统带中国军队为急务，则入缅华军自曼德勒逐渐北移，缩短防区，专护北缅自畹町、八莫而至密支那之交通线，犹是胜莫。纵令此线不能终守，全线退出，亦较战败为愈。”但是，那时的蒋介石为顾全大局起见，并未向史迪威明语，只是曲言相告：“我军此次入缅作战，能胜不能败，第五、第六两军为我国军队之精锐，苟遭败挫，不但在缅无反攻之望，即中国全线欲再发动反攻，亦将势不可能，故此次出师之成就，绝不应视为二三个军战争之效果，其胜败之机，不独足以决定全部军心之振颓，且足以影响全国人民之心理。”并再三叮嘱：“坚持华军作战须以保卫曼德勒为目标。”但是，蒋介石为取得“指挥中英双方在缅甸作战部队”的大权，难以从各种矛盾杂糅一起的局面中跳出，相反，却十分被动地迎合亚历山大和史迪威的请求，组织“同古会战，收复仰光”于先，放弃平满纳会战于后，待到被迫取消曼德勒会战，缅战的败局就无法挽回了。他的教训是：
“再也不听美国人的话、受英国人的愚弄了！”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今后处理亚洲战场——尤其是收复缅甸的战争时，要调动美国人和英国人为中国的利益服务。”这就是未来蒋介石指导缅甸战局的主导思想。自然，这也是蒋氏未来和美国，和英国，尤其是和史迪威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核心原因。
“达令，你又在为缅甸战役的失败伤神吧？”
蒋介石闻声从沉思中醒来，缓缓地转过身，望着宋美龄微微地摇了摇头。
“那……你一定又是在望着地图生史迪威将军的气了吧？”
蒋介石淡然一笑，遂又摇了摇头。
“你是在……”
“生美国人的气！”蒋介石猝然变色，非常严肃地说道，“准确地讲，我是在生罗斯福总统的气！”
“为什么？”宋美龄愕然了，忙又追问，“难道罗斯福总统对苦难的中国，还有对达令你……”
“都是做给世人看的！”蒋介石真的发怒了，大声地指责，“在他的良心天平上，中国——还有我蒋某人是无足轻重的。”
“你的根据是什么呢？”
“还用我讲吗？在全球战场上欧洲第一，在亚洲战场上太平洋第一，在所谓的盟国中英国是第一。简而言之一句话：中国在他罗斯福的心目中永远是最末一名。”
对此，宋美龄未置可否。
接着，蒋介石转身望着挂在墙上的那幅世界地图说：就在缅甸战场急需空军支援的时候，罗斯福通过他的参谋总长马歇尔发电给我，说美国时下没有支援缅甸的飞机。但是，他们为了报复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并借以提高美国人的士气，却动用了十六架最先进的B—25型轰炸机，在可爱的杜利特尔将军的精密策划下，于四月十八日在航空母舰“黄蜂号”上起飞，冒险去轰炸日本本土。结果，对日本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而这些先进的B—25型轰炸机难以回到“黄蜂号”航空母舰上，不得不在夜幕中冒着恶劣的天气飞临中国的上空。由于事先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许多飞机失事，一些驾驶员被迫在黑暗中跳伞，被我国军民营救。最后，他哀叹一声，说道：
“夫人不会不知道陈纳德将军对这次行动的评价吧？”
宋美龄自然知道陈纳德如下的意见：“杜利特尔出击的结果是日本人派出一支十万人的远征军，在一支颇具规模的空军支援下，攫取杜利特尔一行和另一批轰炸机本想利用的机场……在当时三个月的战役中，日本人将其血腥的矛头戳进了华东心脏地区二百英里之深，在二万平方英里上大肆**，破坏着陆机场，杀害任何被怀疑与杜利特尔空袭稍有关系的人。空袭者们所经之村镇人民均被屠杀，就连孩子也不放过，村镇被夷为平地。”对此，宋美龄也极有情绪地说道：
“他们的这种短视行为，的确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不幸。”
“更为重要的是，再一次证明了罗斯福不把中国战场放在眼里。”蒋介石越说火气越大，“另外，他不是处处在说要平等对待中国吗？为什么他和丘吉尔在美国再次会商不邀请我们参加？这不又恰好证明他说一套做一套吗？”
宋美龄也因此而忧怨满腹。最近，她从欧美一些有良心的新闻记者笔下经常读到这样的文字：“盟国也没有平等地对待中国。中国对未能制订一个以反对殖民统治为内容的、与《大西洋宪章》对等的太平洋宪章而心怀怨恨。他们对美国过分重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深感不满，认为这是无视中国的严重局势。丘吉尔六月份第二次访美期间，盟国召开的所有会议都把中国拒之门外。更有害的是继续不让中国参加英美军火分配委员会。中国径直提出参加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样能自动成为英美军火分配委员会成员，但被该组织于六月十三日以保密为理由拒绝了。”也可能是这位受美国教育长大的“第一夫人”懂得了“弱国在强国面前不可言勇”的道理，她就像是受欺侮的小媳妇那样把这种忧怨存于心底，有意转移话题：
“达令，史迪威将军已经到达了陪都重庆，你打算什么时候召见他？”
也可能是上帝的安排，蒋介石于无意之中看见了日历牌——今天的日子是六月三日。他有意地问道：
“夫人，还记得你我第一次会见史迪威将军的日期吗？”
“这……”宋美龄犹豫片刻，“记得，是三月三日，在缅甸的腊戍。”
“到今天正好是三个月。”蒋介石近似自我嘲讽地说道，“如果我这次于四日召见他，岂不是和上次仅差一天？”
“你的意思是……”
“一、我和史迪威将军的交往重新开始；二、这次交往是接着上一次开始的。”
史迪威到达印度新德里以后，胸中已有随时可以写成文字的收复缅甸的计划。但是，依据他在缅甸战场上的亲身经历，他对中国和英国的军队失去了信心。他带着愤怒的心情向美国陆军部报告：“对于英军的行为只能有一种解释：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坚守缅甸，他们为了削弱中国的力量故意放弃了缅甸。”他担心史汀生陆军部长和马歇尔参谋总长怀疑他的结论，还使用了这样一句富有哲理的话为自己辩护：“相信什么是历史真相，往往比历史真相本身更重要。”他的结论是：收复缅甸，必须有美国军队参加战斗。为此，他于五月二十五日致电陆军部：“我相信中国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地位，我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不向中国战区派遣美国部队无疑是个重大错误。”
缅甸失陷，日本对中国完成新的包围，此时罗斯福的对华战略是：担心中国的抵抗意志将因其与外界的隔绝而窒息，但“欧洲战场始终占有不可改变的战略优势地位。亚洲战场上的战略尚未确定。美国迄今只能设想继续拖住中国，以中国为基地对日海上航线进行空袭，并在将来使之成为进攻日本的跳板”。
史汀生和马歇尔把罗斯福新的对华战略概括成一句大白话：“拖住中国。”具体内容是：“向中国提供足以使之继续战斗的物资。”为了平抑蒋介石和史迪威的愤懑情绪，马歇尔把驻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交史迪威指挥。然而，史迪威请求派美国军队来缅参战的设想也随即化为泡影。也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随史迪威撤退到印度新德里的参谋人员接二连三提出调动申请。史迪威望着这一份份请调报告感慨良多，可又无法借大骂请调人员而发泄满腹的积郁，唯有在日记上写下这句话：
“主啊，难道他们中间就没有一个人把战争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放在第二位吗？”
史迪威在得不到美国军队支援的情况下，他那已经铭刻在心的誓言——“重整旗鼓，胜利地返回缅甸”，依然没有动摇过。他的办法是：整顿中国军队。诚如一位美国学者说的那样：“史迪威明白，改造军队的工程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事业，他甚至有可能是在拆自己的台。不过，他相信，以租借物资作为交换条件，是能够争取蒋介石同意改造军队的，至少可以先从训练三十个师的计划开始。”
这是史迪威的一贯想法。时下，在得不到美国军队支援的情况下，“为了中国，为了战争，也为了他自己”，这恐怕是最佳选择了。
史迪威为了说服蒋介石同意他整顿中国军队的方案，首先制订了一个可信的收复缅甸的计划，大意谓：“被日军占领的缅甸如同一个大楔子从南面插在西边的英属印度和东面的中国之间。要想将日军赶出缅甸的丛林地带，并修建一条盘山公路，就需要英国方面和中国方面的合作。”史迪威的任务就是力劝、请求、威吓以及乞求中英双方组织战斗，立即收复缅甸北部，以打破日本的封锁。史迪威制订的缅甸战役指导方针是：中国部队从云南边境插入缅甸东部，与之配合的英国部队从印度边境或海上插入缅甸的南部，第三路从印度北部的阿萨姆邦插入缅甸的西北部。
其次，史迪威用缅战失败的教训证明，蒋介石的军队必须改组、整顿。他满怀希望地相信：委员长一旦了解了缅甸战役的真实情况，也许会“吓得决心对军队实行真正的整顿”。为此，他在报告中公然提出：“有一大批中国高级军官应该枪毙。”其中第六军军长甘丽初以及两名师长和一名团长是不杀不足以儆戒其他高级军官的典型。
史迪威清楚这必然涉及到首次入缅作战失败的责任。为此，他“不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技术上的劣势——空军、坦克、火炮、机枪、迫击炮、弹药以及后勤运输上的劣势，而是归结为缅甸人的敌对情绪，日军的主动进攻精神……英国人的铁路运输组织工作的混乱，糟糕的交通状况，英军的失败主义和不利的战术态势”。当然，还指责了中国高级军官的昏庸和无能。他为了使蒋介石信服，还特地称道了戴安澜和孙立人两位师长。
自然，史迪威手中还有一张王牌：他“监督及办理（支配）美国援华之军火、武器及其他器材”。把话说白了，史迪威有权力通过整顿中国军队，为蒋介石培训三十个美式装备的机械化师。史想当然地认为，这对蒋介石而言是有着不小的**力的。
这时，史迪威患了严重的黄疸病，医生催促他去中国治疗。就这样，他怀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和蒋介石摊牌的决心离开新德里，飞赴中国的重庆。出乎他所料的是，蒋介石预先给他准备好了依山而建的官邸和司令部，从官邸平顶的屋顶上可以看到嘉陵江水从北面穿过巨大的峡谷奔流而下，真是既壮观又雄伟。使他更为惊诧的是，他刚刚住下，宋美龄就亲自打来了电话：“蒋委员长明天中午召见你。”对此，他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我和蒋的会见是喜还是忧呢？……”
十四
史迪威是一位性格倔强的美国军人。同时，他又是一位讨厌政治权术且又过分重感情的末流政治家。再者，他清楚美国对于中国战区坚持抗战的分量以及他手中握有的“监督及办理（支配）美国援华之军火、武器及其他器材”的王牌，这使他忘记了蒋介石是一国之领袖，而自己是蒋领导下的一位战区参谋长。因此，他一见蒋介石的面，就像是背台词似的大讲了一通。待蒋介石“询以缅战失败的原因”，他“开门见山，指名道姓讲述了全部情况”，并且有些得意地暗暗挖苦蒋介石，“那情形就如同踢一位老妇人的肚子一样”。接着，“他就提出了军队整编方案”，其要点为：
“合并步兵师，使各部队满员，然后把现有武器发给那些能够作战的部队……为数不多，但却可靠，装备精良、物资供应充分的师，其价值将超过目前所有师的总和一倍以上……它们的战斗力会更强，更容易补给和控制。即使只靠中国当时的有限资源，中国仍然能够装备起一支有力的突击部队，并利用这支突击部队改变目前的状况”，“顶住日军的进攻，直至盟军发动强大攻势，赢得战争的胜利”。
史迪威或许是深为作陪的宋美龄的风采所慑服，也或许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宋美龄会完全支持他的整军方案，他把一份用英文书写的报告当面呈交宋美龄，并有意用英文说道：
“请夫人过目，如有不成熟的地方请夫人直言。”
宋美龄当场浏览一遍，她对这份报告的整体印象不佳。因为史迪威这一套整军建议，蒋介石早在三十年代初就试验过了，但是，由于中国各地割据的实力派群起反对蒋氏的“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整军方案，遂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因而宋美龄直言说了这样一句话：
“哎哟，这不就是德国顾问向他（蒋介石）建议的那些东西嘛！”
这对期望值过高的史迪威而言，犹如中国的一句俗话所说的那样：“用热脸蛋贴了一个冷屁股。”其感觉真是丧气极了，他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今天晤面，蒋介石自始至终都很少说话，似乎就是带了两只耳朵，耐着性子倾听史迪威讲话。待到宋美龄讲完上边那句话后，他有意避开缅战和整军这两个话题，分外关心地询问起史迪威的病情，并关切地说道：
“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的当务之急是养病。怎么样？本星期六来黄山一块度周末好不好？”
史迪威听了这番话后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可是当他再看看蒋介石的笑靥，又不能否认这就是事实。也就是在打量蒋介石的表情的瞬间，他发现蒋介石那光头的形状像是一个“花生米”。这为他给蒋起绰号找到了依据。他沉吟片刻，近似本能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
“他——‘花生米’说这番话的真意是什么呢？”
蒋介石是靠军队起家的三军统帅，一向看重自己在军中的尊严和权威。黄埔建校近二十年来，他要求部属——尤其是他的黄埔弟子必须严格执行军中的礼节。事实上也是如此，任何将佐见了他都要被告诫：必须执礼如仪；单独召见要行军礼，开会前必须起身立正欢迎。因此，他今天对史迪威这种类似“教师爷”的说教是不会满意的。另外，蒋氏又是一位信奉东方礼教的政治家，这种礼教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尊重同仁，即使是十分生气地指出对方的缺点，也要给对方“留面子”。然而，今天史迪威的表现却与此大相径庭。对此，一位美国学者批评道：“在一个人的面前，尤其是在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列举在他领导下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绝不是说服他采取改进措施的最佳方法”；“就说史迪威擅自提出枪毙军长和师长这样大的事情吧，除去有越权妄谈之嫌外，他忘记了这些人是蒋介石的部属，这也就太不给蒋委员长面子了！要知道，中国人——尤其是蒋介石是注重‘打狗也要看主人’的传统习俗的”。
但是今天，蒋介石却一反常态，他不仅一忍再忍史迪威的越礼言行，而且还能做到以微笑对怒颜，主动请史迪威来黄山度周末，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简而言之一句话：蒋氏是遵照“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行事的。
诚如前文所述，由于美国杜利特尔将军轰炸东京事件，“引起日敌对于浙东衢州机场之争夺，日敌第十三军军长泽日义与第十一军军长阿南惟几正以两股十余万之兵力，侵我浙东赣东，浙赣会战正在激烈，加以缅战失败，国际交通完全锁闭，人心震动，全局动摇。我委员长正向罗斯福提出空军援助计划，希望前线供给能有五百架飞机为标准之空军，中印交通每月能有五千吨之空运力，以维中国继续作战之局面”。自然，像这样大宗的援华物资，必须交由时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办理。如果史迪威能从旁相助，当可玉成。
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再度访问美国，与罗斯福总统讨论全球战略问题。据宋子文报告，丘吉尔出访的核心是：“下决心阻拦一九四二年在欧洲进行‘不惜牺牲的登陆’”，并敦促实施原由史迪威指挥的进攻北非的“体育家”计划，当面请求罗斯福“派遣美军去埃及——利比亚边界，援救陷入重围的英军”。而罗斯福及其军事助手们则认为：“体育家”计划是分散兵力的计划，它将削弱“波利牙舞”计划并延长战争。罗斯福希望帮助苏联人，从全局来看，罗斯福认为：“如果苏联人能抵抗到十二月份，退一步也可打保票：我们将赢得胜利；如果他们给打垮了，盟国胜利的机会不到一半。”
蒋介石对这次英美首脑会晤极感不快。除去未邀请他参加讨论全球战略问题的原因外，他们——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未把东南亚尤其是中国战区列入英美会谈的议题。谁能为中国战区讨得一席之地呢？时下唯有由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向他的上司兼好友马歇尔将军去争取。
蒋介石和史迪威在对缅战失败的看法上是非常对立的。但是，蒋氏在收复缅甸、加强中国战区的军事实力诸方面却与史迪威有着共同或近似的看法。再者，他懂得由史迪威出面向美国呼救，远比由宋子文通过外交途径求援要有力得多。所以，他不但理智地做到了以微笑和大度相待怒不可遏的美国参谋长，而且还指示在美的宋子文做史迪威的工作。
蒋介石为了上述整体利益，明令指示不准国内各界批评史迪威在缅战失败上的责任，同时，还电告时在美国充任军事代表团团长的熊式辉和外交部长宋子文，“不必遽与美方或马歇尔言及，以待美军部之自悟”。蒋氏致熊、宋二氏原电如下：
前得电，询我对史迪威之感想，业已另复。中国战区至今并未有何组织，亦未筹备进行，甚至于维持中国最少限度与其可能方案，亦尚未曾着手。至于空军之建立与补充，以及空运按月之总量，陆空军作战与反攻时期之整个方案，亦皆视为无足轻重，一若中国战区之成败存亡，与彼无关痛痒，此人（指史迪威）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此或因平日未习幕僚长业务之故。缅战失败之原因，其咎全在战略之失败，而彼乃完全归罪于我高级将领，且谎报罗卓英逃回保山，其实彼自缅甸退却之先，我已电令彼与罗卓英先到密支那基地，布置防务，罗卓英因密支那途中碰车出轨，交通阻绝，折回温藻（即温萨），而彼竟自赴印度，并擅令我军入印，事前对我并未有一请示，或直接报告，于情于理，皆出意外，我为保全友邦荣誉计，不愿多言，此时对马歇尔参谋长不必急于答复，将来彼或亦能了解吾人之苦心也。
在此期间，史迪威利用在重庆官邸养病的特殊机遇，继续运筹空运中国三十个师至印度的拉姆加尔基地进行整训。他“不顾蒋氏夫妇的冷遇而乐此不疲的原因，除去个人要雪缅战失败之耻外，他还坚信建立一支完整、有战斗力、可用的军队显然符合现政府的利益”。另外，他还深信：“有美国站在蒋一边，支持他，蒋不至于轻易放弃这个千载难遇的良机”；“即使不谈军事，仅从整编能减少在农民中强拉壮丁这一点来说，它对于中国的社会福利也将起重要作用”。因此，他一俟病情有所好转，就主动地要求晋见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这时考虑的中心不是史迪威整训三十个师的所谓蓝伽（即拉姆加尔）计划，而是赶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再次会晤结束之前，设法通过史迪威、宋子文这两条不同的渠道争得更多的美援。因此，蒋介石依旧是耐着性子听完史迪威的所谓蓝伽计划，之后就直言指出：
“根据中国战区的实际情况，我正向罗斯福总统提出空军援助的计划，希望前线借给五百架飞机为标准之空军，中印交通每月能有五百吨之空军能力。唯有如此，方能维持中国继续作战之局面。我希望史迪威将军……”
“能利用我的特殊地位，帮着委员长得到这些军用物资，对吧？”
“对，对……”宋美龄笑颜常驻地望着史迪威，有意奉承地说道，“你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嘛，有责任帮着中国战区获得更多的军援物资。”
“那……我的整训中国军队的蓝伽计划呢？”
蒋介石直言相告：“蓝伽计划固甚重要，而空运之飞机数目与吨位之供给，则尤急切。”最后，他看着焦躁不安的史迪威，复又加重口气补充道：
“中国军队是需要整训换装，但作为中国战区全局而言，却是要求贵国兑现军援物资。”
史迪威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火气了！用他事后写在日记上的话说：“又是那一套——什么飞机、坦克、大炮才能赢得战争等等。”他忘记了——实际上他也从来没把蒋介石当做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猝然变色，发怒地说道：
“我再强调一次，就是提供再多的物资装备，这支军队也还是会继续腐败下去！”
“你……”
“我的结论是：赢得这场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整饬地面部队。”
蒋介石何曾受过这样的顶撞，他气得浑身微抖，双目直冒金花，几乎拍案而起，下令送客。但他还是在“和为贵，忍为高”的古训教导之下，为了他的最高目的——争取更多的美援物资，强忍下了这口窝囊气。
这时，聪明的宋美龄急忙出来打圆场，告诉史迪威：“委员长还得考虑到某些势力的影响。”接着，她为了缓和气氛，有意转移话题：
“你在印度期间，见到英国驻印最高司令长官韦唯尔将军了吗？”
“见到了，还谈到了打回缅甸的计划。”
“什么？”蒋介石猝然冷笑起来，似乎要把方才的怒气一泄而出，遂又用鄙夷的口吻说道，“没有中国军队的支援，他们想都不敢想！”
虽说蒋介石的话语道出了未来收复缅甸之战的某些真理，但傲岸不逊的史迪威却忍受不了蒋介石这充满鄙视的态度，他有点激动了。或许是史迪威就像许多美国男人那样，不愿意在他尊敬的女士面前暴露自己的性格弱点，他一见楚楚动人的宋美龄正在朝着他微笑示意，遂又强迫自己把激动的心潮平息下来。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告诉他（蒋介石），对此我心里当然有数，但他对于站在他一边并支持他的美国所干出的小蠢事，会使他失去一生中重大的机遇。”
接着，史迪威“与蒋介石谈这谈那”：“第五军将留在印度，我保留指挥权，因为这样做对中国人便利一些，他们用不着和英国人打交道。杜聿明将留任。”对此，史迪威认为：“他（杜聿明）的面子保住了，我的脸却丢了。”
在这种气氛中，宋美龄知道蒋介石不会真心投入谈军队整编这等大事，即使是决定了的事也是不作数的。她担心史迪威和蒋介石再次话不投机而引起争吵，遂巧妙地宣布这次会晤结束：
“史迪威将军该休息了，有关蓝伽计划具体实施之事留在下次再议吧。”
这次会晤，蒋、史二人都未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史迪威为了验证自己对蒋介石的印象准确与否，曾和一位中国将军进行了如下谈话：
“你说蒋介石是否会进攻缅甸？”
“我看史将军能说服他，其他人是办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敢告诉他什么不好的消息。”
“何应钦将军呢？”
“何虽是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也不敢告诉大元帅（蒋介石）任何不好的消息。”
“大元帅对战局是否真的焦虑？”
“他在内心里是的，但却装出一副全局在握的样子。”
……
史迪威听后非常失望，他禁不住想起了他所熟悉的北洋政府时代的军阀和政客的表现。为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
中国政府是一个建立在威恩兼施基础上的机构，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中。它与家族和财团关系密切，一旦与之脱离，这一政府就会轻而易举地土崩瓦解。面对危急情况，它除了硬撑下去之外，拿不出其他办法来。即使有必要的爱国之心，占有支配地位、盘根错节的势力一个也不会出面接管和进行内部清洗，更何况没有这种爱国之心。只有外来的影响会对中国发生作用——或是被外来侵略打得四分五裂，或是立即形成一些新观念并马上加以实施。
至此，史迪威也很自然地联想到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他的为人和价值的，他沉吟良久，又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段话：
蒋介石是怎样看待我的呢？我认为他意识到我告诉他的是真实情况，到目前为止他对此不屑一顾。我成为他逃避英国人的便利工具。他认为给我下一道命令（你不是我的参谋长吗？），他就能够利用美国的每一件物资和每一支部队。他知道我对中国怀有友情，并希望我在所有问题上都站在中国人一边；我是美国援助的可见标证。
但他在缅甸问题上使我备受欺骗。他从未通过正式官方渠道任命我为总司令。他与杜、林蔚和侯直接联系，他没有对俞飞鹏，余或杜发挥影响。
他对答复我的备忘录毫不上心，他不肯对中国军队进行整顿。
现在的问题是，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是袖手旁观，还是辞职而去？
正当史迪威于养病中独自揣度蒋介石的时候，蒋却把注意力转到正在美国举行的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会谈上来。他指示宋子文要随时报告情况。
宋子文是国民政府中最富活力的外交干才。二十余年以来，他坚持走拒日亲美的外交路线，被美国华尔街视做中国亲美路线的代表人物。实事求是地说，宋子文在以美抗日——尤其是争取美援用于抗击日寇方面是有着特殊勋劳的。他收到蒋介石的电报以后，自然明白蒋的全部用意，在遵命报告罗斯福和丘吉尔会谈的情况同时，还迭电在重庆养病的史迪威，以软硬兼施的手段逼史迪威就范。对此，美国学者作了如下评述：
中国战区物资紧张的原因在于“包列罗”行动和苏联战场被放在更优先的地位。然而宋子文却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史迪威。他打电报给史迪威说：“由于你不打电报支持中国的要求”，陆军部正“慢慢吞吞地”对待中国的严重局势。他要史迪威认识到自己对美国总统、国务卿、参谋总长及其以下官员所具有的“奇迹般的支配能力”：“你无论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会支持的。”
丘吉尔于六月十七日飞赴美国，在华盛顿稍事休息之后，就动身到罗斯福总统在纽约州的海德公园住宅进行拜访，双方就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还是执行“体育家”计划争论不休。六月二十日晚，丘吉尔同罗斯福一起乘火车回到华盛顿。第二天，罗斯福在白宫交给丘吉尔一份电报，说非洲的托卜鲁克陷于敌手，二万五千人被俘。丘吉尔听后震惊得目瞪口呆，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罗斯福对丘吉尔显而易见的悲痛迅速作出反应，并表示关切，使丘吉尔很感动。罗斯福非常动感情地问道：
“我们能帮你什么忙？”
马歇尔将军望着心情沉重的丘吉尔首相，首先提出派一个美国装甲师去增援，并立即作出安排，结果表明，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决定。然而，英美主要的军事行动方向仍未决定。
蒋介石获悉这一消息之后非常紧张，他认为罗斯福即使不是中了丘吉尔的苦肉计，也会再次屈服于丘吉尔的压力，除继续赞同“欧洲第一”的战略之外，又必然会增加一个“非洲第一”。结果，在满足英国军需的前提下，势必减少对中国战区的支援。怎么办？唯有借助于史迪威的力量，才能保住已经向美国提出的军援物资。
西方人说：“政治家是实用主义者。”总评蒋介石的一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实用主义者。时下，他为了获得史迪威将军的好感，遂一改往昔要人朝拜的礼习，采用礼贤下士的姿态，偕夫人宋美龄主动到史迪威官邸，进行第三次会晤。
史迪威并不了解蒋介石夫妇屈驾访谈的背景和目的，他只是从自己的视角认为，蒋氏夫妇脸上的笑颜是向他屈服的象征。因此，他准备会谈一开始就向对方发动攻势。出乎他所料的是，蒋介石主动提出了方案：
一、稳定计划，其中包括稳定中国战区和实施蓝伽计划两个方面。对此，蒋介石和史迪威均无异议。
二、反攻计划，也就是收复缅甸的计划。只要美国答应给中国五百架飞机，并每月通过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航线）给中国运送五千吨军用物资，中国就坚决执行交由史迪威指挥的以收复缅甸为目的的反攻计划。
接着，史迪威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完全承诺蒋介石所需物资，尽管他也讲了通过驼峰航线运输这些物资的困难。旋即，他又提出了炮兵训练计划，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双方无异议地通过了。
至此，史迪威感到与往日和蒋介石晤谈有点不同，但他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蒋介石在谈判中常常会突然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是其中的一次。”由此可知，史迪威对蒋介石知之甚浅。同时也足可证明：史迪威不是一个权谋家，未来他败在大纵横家蒋介石的手下是必然的。
今天会晤，史迪威自以为胜利了，遂又向视军权为生命的蒋介石发起进攻：
“为了确保蓝伽计划的实施，我提议留下孙立人将军负全责。”
“他太年轻了。”蒋介石不想在这些问题上和史迪威纠缠，边说边起身，“好吧，我会仔细考虑的。你和夫人继续谈吧，我暂时出去一下。”蒋介石找借口躲了出去。
宋美龄再次审阅史迪威送呈的蓝伽计划，没有再说一些泼冷水的话。当她听了史迪威坚拒杜聿明的全部理由之后，并未感到有什么意外，且十分平和地说道：
“你愿意接受罗卓英将军吗？”
“可以，如果我负责训练的话。”
史迪威和宋美龄比较融洽地谈了一会儿，不知何故，宋美龄又借故走开，蒋介石回来，史、蒋继续会谈，很快达成了协议：史迪威任司令并负责训练；罗卓英主管行政和军纪。
蒋介石为了继续讨好史迪威，又讲了如下这段被史迪威称做“心理课”的话：
“我常常晚上躺在**，想着他们会做什么蠢事。然后我写信告诉他们不要去做这些事情。但他们是如此愚笨，如果你不事先告诫他们，他们还是会做出许多蠢事来。控制他们的奥秘在于你必须想象到他们会做的任何一件错事，并警告他们不要去做。这正是我勤于写信的原因。”
作为回报，史迪威再次通报蒋介石：美军驻印度的第十航空队归史迪威指挥，史将有计划地调往中国战区，交由陈纳德将军指挥，借以加强中国战区的空军力量。
最后，蒋介石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语：
“君之任务，除拟具联合参谋部组织外，并应尽速拟具中国战区整个作战之计划，尤应特别注意战事发展中，各阶段所需陆军空军之实力，及恢复缅甸越南泰国应采何种战略与战术及其使用之时期。依我所见，此时期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应保持中国现状，不任其续被敌人吞占；第二阶段应注意反攻，如军队应如何训练，军备应如何储藏，发动时期应如何推算等……
“君来华时，正值缅甸作战，匆遽之间赴缅指挥，对于中国军事，实只负一部分之责任。君既为我之参谋长，应将全部军事作一统筹计划，勿眼一隅。关于飞机数目及中印空运吨位之事，即系保持中国战场现状之所必需，望君特别留意。”
第三次蒋、史会晤应当说是和谐的，史迪威也是比较满意的。但是，这种和谐的氛围很快就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乐极生悲”，迅速地朝着新的对抗发展，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罗斯福总统应丘吉尔首相所请，为稳定因德军名将隆美尔进攻北非而造成的危局，决定调美军驻印度第十航空队飞往埃及，轰炸德军之补给线。也就是在蒋、史第三次会晤的翌日——六月二十五日，美军驻印之第十航空队接到调飞命令，即于二十六日将其轰炸机悉数飞往埃及的开罗。直到这时，才飞报时在重庆的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获悉这一消息之后深感意外，且矛盾到了极点。请看他当天的日记：
咳！布里尔顿带着全部重型轰炸机和他所需要的运输机去了埃及。唉！A—29型飞机将留在喀土穆，用于支援英国人。现在我能对大元帅说什么呢？我们所有的诺言都没有兑现，却喋喋不休地对他说：坚持干吧，老兄。航空汽油用完了，我们的人正在绞尽脑汁寻找替代办法。无线电报务员还没有到，我们的小伙子还是新手。
这意外消息还有更为严重的负面效果：史迪威曾代表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保证，美军驻印之第十航空队将用于中国战区，但就在作出保证的翌日——六月二十五日，航空队接令全部飞往埃及，这必然会给人造成史迪威欺骗蒋介石的印象。自然，还会加剧时已缓和的蒋、史间的矛盾。
与此同时，蒋介石收到了自美国发来的情报：“正在前往中国途中的一批B—24型重型轰炸机也在苏丹的喀土穆突然改变航向，前去支援英军。”这就越发地使蒋介石夫妇感到受了史迪威的愚弄。因此，当史迪威心情沉重地把这些消息通报给蒋介石夫妇之后，蒋氏夫妇冲着史迪威大发雷霆。蒋介石异常严厉地责问史迪威：
“罗斯福总统不是保证把第十航空队派到中国来吗？为什么不预先通报我就把飞机调拨走了？种种迹象表明，我不能相信罗斯福总统是掌握情况的！”
史迪威是无权回答蒋介石的责难的。他为了表述自己的情感和看法，当即答说：
“我不仅反对把第十航空队调往埃及，而且对擅拨中国战区的军用器材也十分反对。但木已成舟，无法阻止。”
“史迪威将军，你是我的参谋长，应该发电回去问明‘是’和‘否’。”接着，蒋介石望着不予回答的史迪威进而断言，中国受到了歧视，并历数了受到歧视的事实。最后，他又大声责问：“我有权要求美国政府作出明确回答：中国战区还是不是同盟国的一个战区？”
“我可以代为回答：是！”
史迪威绝没想到，他这句带有几分情绪的答话又引来了更多、更严厉的非难。首先，蒋介石严正指出：“中国为同盟国之利益，已贡献其最大之努力，且以最忠诚之态度，尽其应尽之义务。五年抗战，固为中国求生存，亦为同盟国作奋斗，倘英美以中国之实力尚有保持之必要，则绝不应一再无视中国之利益……”接着，令史迪威震惊不已的是，他向所尊敬的蒋夫人也怒不可遏地责问：
“为什么每次英国人吃败仗，都把中国人的装备拿去抵挡？如果总是这样，中国没必要打下去了。”
史迪威愕然地望着宋美龄，似乎真的有点不认识她了。恰在这时，宋美龄愤怒地站起身来，用最后通牒的口吻，分外郑重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委员长要盟国就中国战区有无存在和支持的必要作出‘是’或‘不是’的回答。”
史迪威在此咄咄逼人的责问下既无法代为回答，也不想因此和蒋氏夫妇闹翻，他为了尽快摆脱这尴尬的困境，遂采取“三十六计走为上”的策略，主动地告辞了。
……
十五
史迪威是非常同情中国战区的处境的。他受着自己这一特殊地位的决定，不仅是真心地反对美国不顾中国的利益支援英国，而且也是真诚地希望中国战区能从美国多得到一些战略物资。但是，这次突然事件的爆发搞得他措手不及，难以为补；令他更为气愤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竟把全部责任推到他的身上。他于暗自惊呼冤枉的同时，凭着他那颗“热爱中国的良心”，回到自己的官邸，立即给罗斯福总统发了这则电文：
蒋委员长相信总统确有诚意，而此命令（指调拨第十航空队之命令）总统或是尚未知情。他觉得盟邦未将中国看作共同做战之一员，中国五年抗战，业已尽过最大努力，而盟邦曾否以最善努力相待，则有疑问；如果利比亚危急，中国又何尝没有危险？他又说，第十路空军用于帮助中国作战，是得过我们保证的，第十路空军如有调动，中国应该先受通知。现在盟邦似乎对于中国战场不感兴趣，他希望对于此点有一“是”或“否”的答复。蒋夫人亦言亲日活动正在发展，他们要问“美国是否愿意中国与日本讲和”。委员长与夫人对于此事均甚愤怒，他们坦白地要得到“盟邦是否对于中国战场尚有兴趣”的答复。职以为事态如此严重，宜请交由深谙此事背景之官员处理。职现派顾鲁白立刻飞回美国……以职所知，此事业至极端严重阶段。
这天——六月二十六日对史迪威而言真可谓是祸不单行！他刚刚给罗斯福总统发完电文，就又收到宋美龄怒声责问他的电话，告之宋子文自美国打来长途电话。据宋掌握的情况，史迪威的言语不慎，帮助了罗斯福下决定调驻印第十航空队飞赴埃及。为此，他火气攻心，第一次和自己敬爱的蒋夫人在电话中吵了起来。请看他当天的日记：
蒋夫人来电话说，宋子文来一长电。现在我成了坏蛋。由于我说过我们不能使用一百架以上的运输机而破坏了中国的运输，我说过不需要四引擎轰炸机而破坏了该轰炸机的运送计划。如果我什么东西也不要求，陆军部当然不会运来。总之，我是个狗娘养的。我狠狠地反驳了他们，告诉他们我所要求的物资，并提请他们注意五月到十月期间所指定的优先权和吨位，说明了汽油和机场的困难。
史迪威稍事平静之后，又不能不虑及由此而引发的所有后果。当他想到一切正直的人经常被政客当猴耍的残酷现实，遂又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但我却害怕现在自己被怀疑上了。同时我也害怕陆军部把我当成替罪羊：“遇到麻烦，就找史迪威算账。”
史迪威这位自称坦****的君子再也坦**不下去了！说句老实话，他并不害怕蒋介石夫妇的怒责，因为他是美国将军，在出使中国期间不仅有美国做后盾，而且手中还握有制约蒋介石的不少本钱。也许正因为他太看重自己是美国将军这一点了，他过分地考虑如何使自己置身事外，免为美国陆军部的替罪羊。最后，他决定派自己的副手顾鲁白借回国述职之机，当面向史汀生、马歇尔二位了解自己的上司讲清这一事件的原委。到这时，过分自信的史迪威如释重负，有些得意地自语：
“我看‘花生米’将奈我何……”
话再说回来，蒋介石对史迪威本来就既无好感，又少信任，而今美国突然调拨驻印之第十航空队飞赴埃及，他与宋美龄都开始怀疑史迪威从中做了手脚，戏耍了中国。因而，他那种备受屈辱的民族心理猝然之间走向反面——一定要对所谓戏耍中国人的史迪威发泄满腔的愤怒。同时，他为了验证自己的结论是否正确，给时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发了如下这则电文：
刻史迪威来言，空军第十队之轰炸机，奉美政府令悉调北非作战；准备飞印之运输机，亦调往北非。此意是否罗斯福总统之意，彼有告之否？总统前电所云之四百六十架飞机，已拨来华，而现到者，据予所知，不及十分之一……史迪威已派副团长顾鲁白回美报告……希洽。
无独有偶，诚如亲台学者梁敬先生所言：“委员长责问史迪威之日，亦正是宋子文与美军部摊牌之时。”对所谓宋子文与美军部摊牌的缘起与经过，梁敬先生作了如下记述：
“盖子文因我国要求加增前线飞机与中印空运吨位之事久不获准，曾经制一紧急空运方案，径向罗斯福请拨，军部以史迪威未有表示，百般推托，宋已不耐。某日军部忽向宋言，运华物资在印堆积甚多，拟自七月份起将在美待运之物资器材暂时停运，宋怒，遂告军部来人谓，事既如此，我们在此已失效用，当令在美有关机构关闭，所有人员立命回国。军部因恐决裂，始将停拨之议取消。罗斯福总统闻讯，当晚召见居里，命其赴渝解释。居里先叩宋意，宋答执事此行，殊可不必，中国所需要者，乃实际之行动，而非空言，一年以来，空言多矣，何补于事？即就飞机一事而言：一、“空中堡垒”二十四架，原定赴华，中途应英方之请，改派地中海作战；二、轻轰炸机六十六架，八个月前已允即拨，因珍珠港之变，减为三十三架，今并此数亦改赴地中海作战；三、双马达之运输机十七架，前已派好，担任中印运输，今亦改赴地中海；四、第十路空军司令蒲立登（即布里尔顿）来渝，委员长召见，竟以未奉史迪威命令为词，规避不应。今第十空军队又改派地中海，我以为除非总统已有确切不移之空军实施方案，执事此行，恐不能收到实益。”
也正是宋子文和美军部摊牌的这一天——六月二十六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不仅劝阻了罗斯福总统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设想，而且还借口隆美尔进攻北非向美国要到了开辟非洲战场的军需物资。他——丘吉尔就像是一个本领高超的化缘和尚，背着装满东西的钵盂高高兴兴地打道回府了。
而罗斯福呢，他却成了一位永远也满足不了各种和尚所需的施主。他刚刚送走“本家”——共同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和尚”丘吉尔，又赶忙研究“东方和尚”蒋介石需要些什么。他仔细地审阅了史迪威发来的报告，又听了亲信居里和宋子文谈话内容的汇报，顿感问题非常严重。在他的脑海屏幕上立刻闪现出这样的画面：日美在太平洋激战犹酣，中国战区却突然烽火猝熄……当他再想到在华的百万日军乘虚挥师南下，他禁不住黯然自语：
“一定要拖住蒋介石！……”
罗斯福清楚蒋介石是一位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一切空头支票对他再也不起作用了。然而，时下原本财大气粗的美国已经初露捉襟见肘之绌，并经常出现僧多粥少的被动局面，罗斯福暂时拿不出任何东西满足蒋介石的所需了。怎么办？他思来想去，也只有向蒋介石解释的言词。遂于翌日——六月二十七日给蒋介石发了如下这则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