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华败北004(1 / 1)

“夫人,你觉得史迪威将军此行是旨在辞职,还是意在索权呢?”

“当然是为了索权。”

每到此时,宋美龄就认为到了她纵论天下大事进而折服蒋介石的时候了。她不屑于就事论事地去谈史迪威以辞职为借口,进而索取军权的小伎俩,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全局来分析史迪威的去留,从而使蒋介石心悦诚服地相信:主动给史迪威台阶下,冠冕堂皇地把史迪威送回缅甸战场是全局的需要。最后,她微笑着说道:

“你的任务是为史迪威重返缅甸战场调飞机,我的任务是让史迪威尽快登上飞机的舷梯。”

宋美龄说的“飞机舷梯”是什么呢?是指新闻媒介这些舆论工具。

宋美龄准确地判断了史迪威此时此刻的矛盾心理:辞职吗?就必然要承担同古会战失败的责任,这是任何一位将军都不愿背负的奇耻大辱;不辞职吗?在这种无兵无权的位置上就要承受更大的缅战失败的压力。怎么办?最佳选择是当面向蒋介石索取军权,以缅战更大的胜利雪耻同古会战的失败。而这也是主导史迪威使华的军事信念。为此,宋美龄通过董显光调集数十名御用新闻记者,突然包围了史迪威的住处,强烈要求史迪威说明同古会战失败的原因和责任。

与此同时,史迪威注意到,报纸上大吹大擂,说他一星期内就能打进仰光:“如果日本人把我赶出缅甸,那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傻瓜啊。”这时,美国公众从报上看到的都是诸如“中国机械化部队痛击日军装甲部队”这一类的标题。简而言之,从中国到美国都人为地把史迪威捧上了战神的宝座,使之想跳下来都不可能。

宋美龄的这一招的确灵验,搞得史迪威无所措手足,于惊恐之中或曰从爱惜自己的尊严出发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于当晚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段十分矛盾的话语:

最糟糕的事情在新闻界发生了。在我还未得到一个机会站稳脚跟时,一大堆风言风语已传了出来,要想洗清冤屈,我就必须在一周内到达仰光……我希望指挥权的事能迅速得到解决,这样我就能重返前线,大干一场。

蒋介石为史迪威重返前线“调飞机”的任务也干得十分漂亮,为了照顾史迪威的面子,转移同古会战失败的责任,他许诺免去廖耀湘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的职务,同时“林蔚将被解职,林显然对付不了杜(聿明)”。但是,杜聿明是蒋介石在前线的“影子”,应继续充任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留在缅甸作战。考虑到杜曾和史迪威发生过正面对抗,不宜再担任中国远征军代司令的职务,那么由谁代替杜聿明在缅甸前线负总责呢?蒋介石陷入了选将的沉思中。

“军委会已经任命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司令,现在就请他出山吧?”宋美龄提醒道。

“卫立煌是当今的魏延,有反骨,不能用。”

“有根据吗?”

蒋介石冷峻地点了点头。

卫立煌是蒋介石手下能征惯战的五员虎将之一,但由于他在抗战爆发后力主联共抗日,并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有很深的私谊,遂受到蒋介石的冷遇,被贬到远离抗日前线的西北行营坐冷板凳。就在他准备就任中国远征军司令而待命重庆期间,原中共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被戴笠收买,和盘托出了卫立煌与八路军的关系。蒋介石得知之后非常恼怒,决计改变原来的任命。而卫立煌也只好远离陪都重庆,回成都奉养老母以排遣过日。

最后,蒋介石选定了罗卓英取代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

罗卓英,字尤青,别号慈威,一八九六年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乡渔洋坪村。早年喜欢舞文弄墨,后投笔从戎,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军炮科。在军校期间与陈诚结为莫逆之交,后成为陈诚派系的骨干和智囊人物。他先后参加东征、北伐、中原大战、“剿共”等战役,迨至抗战前夕,他已升任广州行营办公厅厅长兼参谋长、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特派员等职。抗日军兴,他先后参加上海、南京保卫战,旋即转战江南数省,数度和日酋交手。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率部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粉碎了敌军的侵略计划。时下,由罗卓英取代卫立煌不仅使蒋放心,而且也会被史迪威所认同,军委会遂于四月二日任命罗卓英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

蒋介石和宋美龄略施小计,不但打消了史迪威的辞职念头,而且还打动了这位美国将军的情感,当他获悉上述决定之后,他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段话:

无论如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我希望它将扫清阴云。大元帅将亲临现场,明确地告诉那些部下我是老板。

当你想到他们的历史以及他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历时,蒋介石的这一姿态确实是宽宏大量的……夫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答应尽她所能给予帮助,这真是再好没有了。

蒋介石虽然不是政坛上的表演大师,但他有时却能演得惟妙惟肖。他为了使史迪威相信自己的真诚,在第二次会晤结束的时候紧紧握住史的手,说道:

“为了给我的参谋长一壮行色,我和夫人随将军重返缅甸前线!”

……十

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再去前线,与其说是为史迪威一壮行色,倒不如说是采用中国帮会传统的手法,由他出面为所谓失败者东山再起“拉场子”,为史迪威重新指挥中国远征军当场赋予军权。史料记载:

四月七日,召集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戴安澜讨论军情。在就席前,蒋宣称:史迪威为予之参谋长,故以下五点,各员必须注意遵守。

一、史迪威负指挥国军在缅作战之责;

二、罗长官卓英应受史迪威将军之指挥,第五军、第六军两军军长以及其他在缅中国军官,则皆应受罗长官之指挥;

三、予授全权与史迪威将军作一切最后决定;

四、史迪威将军有赏罚之全权;

五、对英一切问题由史迪威将军接洽。

熟悉中国文化传统的人一看便知,蒋介石此举的真实目的是:借此在部属面前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老头子”地位,而重新赴任的史迪威将军也随之真的成了他这位“老头子”的部属了。遗憾的是,史迪威这位一流的军事指挥家、末流的政治家既不完全谙熟这近似帮会行为举措的真实目的,也不能预卜到他未来指挥就更不会有绝对权威性。相反,他对蒋介石却感恩戴德地写下了这段自作多情的日记:

他们被明确告知,我是老板——他们应无条件地服从命令——由我同英国人打交道,我有提升、撤职、惩罚中国远征军中任何一名军官的权力。天哪,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特征。

蒋介石在安抚了史迪威将军之后,准备实施他飞赴缅甸前线的第二个目的:和驻缅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将军摊牌,迫使亚历山大将军交出缅甸前线盟军的最高指挥权。

诚如前文所述,由于视权如命的英国人不愿把缅甸变成中国的附属国,使得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不能染指盟军在缅甸的军权。同古会战失败了,盟军司令亚历山大将军责难推诿。同时,亚洲人民与在缅盟军官兵都再次看清了大英帝国的虚弱、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的无能。

再者,就在史迪威飞赴重庆的七天中,英军“士无斗志,一经与敌接触即行溃退”,“四月一日突破英军阵地普罗美,五日占察叶特模、乔克巴当,六日放弃亚兰谬”,以后逐日撤退不停。有准确消息说:亚历山大把全部溃败的英军集结在靠近印度的西路,并主动请求中国军队接防,其目的就是为了保存实力,把所余英军安全撤到印度。这表明丘吉尔已经决心变死守缅甸为弃缅保印,进行战略转移。换言之,未来的缅甸战场必然是从属于中国战区的。但是,蒋介石作为战区最高统帅,如何逼亚历山大将军——实际上是逼英国首相丘吉尔交权呢?他历经深思熟虑,遂决定采用“捧得高,摔得重”的策略,让高傲的英国人双手把缅甸战场的军事大权交出来。

四月六日晚七时,蒋介石按此既定方针和亚历山大举行会谈。不知所以然的史迪威事后写道:“蒋介石竭力恭维。”但是出乎史迪威所料的是,蒋介石的“恭维”却换来亚历山大让权,决不指挥中国远征军。“亚历山大阐述了他自己的理由”之后,竟然主动提出:“和睦地分手。”

何为“和睦地分手”?把话说白了,亚历山大这位盟军司令体面地自我解除刚刚争来的军事指挥权。对此,蒋介石依然高姿态地说:“中英联军统由亚历山大将军指挥。”同时,他又顺坡下驴地说:“同史迪威将军商量,他全权指挥中国军队。”接着,蒋介石反客为主,竟然以上对下的口吻要求亚历山大将军:坚决固守英军的阵地。对此,亚历山大将军只好当面允诺——尽管他私下已经做好了退守印度的准备。这样一来,蒋介石实际上变成了真正的驻缅三军统帅,对有名无实的亚历山大将军下达了作战命令。

就这样,蒋介石不露声色地完成了飞赴缅甸的第二大任务。

蒋介石深信传统的带兵格言——“打架要靠亲兄弟,征战还需父子兵”的内涵,这也就是他主持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并以此为基业发展他的“八千子弟兵”的目的。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核心均出自黄埔,其中像杜聿明、戴安澜等人又是黄埔嫡系中他的亲信,他有责任看望并安抚这些弟子,使之为他尽忠卖命。这也就是他此行的最重要的第三项使命。

为此,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史迪威、罗卓英会见了指挥同古会战的杜聿明、戴安澜以及其他入缅作战部队的军官。首先,他指出:“同古战斗,第二○○师是完成了任务的,战术战斗都比较成功。我远征军既不能适时适地集中主力与敌决战,那么予敌以一定打击之后放弃同古,保持战力,选择另一有利时机,再集中主力与敌决战,这是合乎战略、战术原则的。”谈到中国远征军在同古会战中的表现,他颇为激动地说:

“同古会战向全世界表明:我军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本皇军的武士道精神!”

与会的中国将官下意识地猝然起立,以最热烈的掌声回报蒋介石给予的高度评价。

史迪威却被这意外的情景惊呆了!他忽而看看蒋介石那傲岸而严肃的所谓统帅风范,忽而瞧瞧与会的中国将官那受宠若惊的表情,终于从这热烈的掌声中渐渐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蒋介石是中国远征军真正的军事权威,而自己什么也不是。因此,他那尴尬的表情中带有几分愤怒,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蒋介石或许是完全猜透了史迪威的内心活动,随即又大声补充道:

“这是和史迪威将军的指挥分不开的,今后,为了远征缅甸的最终胜利,你们要无条件地服从史迪威将军的指挥!”

史迪威内心中的不悦遂又被欣喜所取代,他庄严地站起身来,朝着带头向他鼓掌祝贺的蒋介石行军礼,旋即又学着中国人的样儿拱抱双手,满面生辉地向鼓掌的中国将军们表示感谢。

在这次接见中,蒋介石注意到了杜聿明那不悦的表情,行前又单独召见了这位永可信赖的弟子,算是一种补偿。会见期间,杜聿明报告说:撤出同古之后,“当晚令新编第二十二师以一营在叶达西占领前进阵地。掩护主力在斯瓦河南北岸构筑逐次抵抗阵地,三十一日下达正式命令。这一战斗的目的是掩护主力集中,准备平满纳会战。其所以称为逐次抵抗战斗,是根据当前地形,敌我战术特点,缅甸交通运输腐化,主力集中无法预计,以及同古被围的教训等等,确定我军掩护部队不必固守一地,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的攻击;在诱敌深入我阵地内,尚未立足时,埋藏的地雷炸弹一齐爆炸,两侧埋伏狙击兵配合我正面部队,一举反击消灭敌人。……其间激烈战斗亦达十二日之多,使敌人伤亡惨重,寸步难行。我军则达到以少胜众、以劣制优的目的”。最后,杜聿明颇有情绪地说道:

“史迪威将军不顾战场态势的变化,一味强调进攻,是错误的,以此谴责第二十二师也是不公允的!至于该师师长……”

“我全都清楚,不必再说了。”接着,蒋介石把话题一转,“你对举行平满纳会战有何想法?”

平满纳位于同古以北的地方,我远征军第二○○师自同古突围之后,即退守平满纳一带。另外,我第九十六师奉命据险扼守平满纳以北。史迪威等人分析,日军陷同古之后,必然乘胜挥师北指,遂决定第五军主力在平满纳预设伏击圈,由掩护第二○○师撤退的新编第二十二师在第一线逐次阻击日军北犯,并将其吸引到第九十六师阵地前,乘敌攻势顿挫之机,举第五军全力反攻。这就是史迪威为挽回同古会战的败局,亲自主持制订的所谓平满纳会战。

但是,在平满纳会战提出之前——史迪威在重庆期间,杜聿明根据战势的发展,提出并报请蒋介石批准了平马道会战方案。他的计划是:“以第九十六师在平马道东西之线构筑坚固阵地,拒止并消灭敌人;以第二○○师、新编第二十二师置于东敦枝、萨斯瓦之线,同英军保持联系,待机出击;以第六十六军(四月上旬可在曼德勒集中完毕)置于央米丁、乔克巴当之线,乘敌在第九十六师阵地前攻势顿挫时,全线反攻,将敌包围于平马道至平满纳间歼灭之。”实事求是地说,史、杜两人的计划指导思想基本相同,只是决战地域和使用兵力略有不同,目标则完全一致,都是迅速歼灭敌军,扭转战局。所以,杜聿明稍加思索,十分大度地说:

“校长批准哪一个方案,学生都会竭尽全力实施之。但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

“你是否担心参加会战的西翼英军不积极配合?”

“是的!如果英军在会战期间突然从西线溃退,敌人就会自西线跟进,包抄我参加会战的主力部队。”

蒋介石沉默片时,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还担心我军据守的会战东线被敌军攻破,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局面……”杜聿明突然终止自己的话题,用眼扫了一下蒋介石那严肃而又沉郁的表情,复又说道,“那不仅会导致平满纳会战的失败,而且连我远征军回国的退路都被切断了。”

蒋介石沉默了相当长的时间,他蓦地站起身来,走到沙盘前,望着沙盘上所标示出的战争态势陷入了凝思……

同古突围之后,盟军在缅甸的部署是:右翼西线毗邻印度,全部由英军以及英缅军和英印军防守;东线是通往中国云南西部边陲重镇畹町、芒市的必经之路,由中国远征军第六军驻守;中线,也就是同古至曼德勒、密支那一线,是阻止日军北侵的正面战场,由杜聿明的第五军节制。为增强中线正面战场我军会战的实力,急调张轸统帅的第六十六军挥师入缅,急驰曼德勒以南支援会战的部队。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非常清楚:右翼西线的英军溃败后,他们可以安全地退往印度;一旦我左翼东线被敌人突破之后,我入缅抗战的三个军就失掉了回归祖国的退路。因此,他非常严肃地问道:

“我军坚守的左翼东线有什么问题吗?”

杜聿明没有正面回答蒋介石的问话,只是策略地指出:由于同古会战未成,放弃控制毛奇公路的要镇,既不能达到收复仰光的目的,反使敌人从毛奇公路向我军大后方腊戍**。接着,他又严肃地点出:在正面战场同古会战期间,东线毛奇公路方面仅有敌人一个联队策应。时下,同古业已失守,实际上等于打开了通往中国云南的大门。最后,他显得十分沉重地说道:

“我最担心的是敌人向左翼东线增兵,这不仅会动摇我正面战场即将开始的平满纳会战,更重要的是断掉了我军归国的通道。”

蒋介石再次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他已经知道并有了解决的办法。

是日夜,蒋介石召见同古突围的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与他同住一夜,予以慰勉”。算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奖赏。

翌日——四月八日,蒋介石在了解并分析了诸方情况之后,感到就要打响的平满纳会战不容乐观,遂约杜聿明、戴安澜等人陪他同车北上,巡视缅甸军事重镇曼德勒。他看到从梅苗到曼德勒间汤彭山脉一带,山峦重叠,十分险要,遂对杜聿明等人说了如下这段话:

“平满纳会战十分重要,必须鼓励将士一举击败日寇,进而收复仰光。万一日寇后续部队增加,我军也不要勉强决战,退一步准备曼德勒会战,或把握住这个山口与敌作持久战。”

杜聿明听后颇以为然。但是,当蒋介石再次向杜聿明正式明确指挥关系的时候,杜可能考虑到未来还会和史迪威发生歧见,遂也再次郑重地复述他和史迪威在同古突围时的争吵,并满腹怨气地说了这段话:

“如按照史迪威的命令,第二○○师早已断送了,他既不了解军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

蒋介石明白杜聿明发此牢骚的真正目的:今后再发生类似的争吵怎么办?谁负就要开始的平满纳会战的责任?蒋忙拦住杜的话题,应声答道:

“我知道的,以后有罗长官在,他会了解的。”

蒋介石如此回答是向杜聿明暗示:新上任的罗卓英会按照他的旨意行事的。为了缓解杜聿明和史迪威的矛盾,杜听罗卓英的就是了。然而蒋介石的这招棋下错了,罗卓英并未像杜聿明那样唯蒋命是从,使得缅甸战场的指挥系统愈加复杂,并进而导致了缅甸战场彻底失败。此乃后话。

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赴缅的三个任务顺利完成,遂打道回府。行前,宋美龄还演出了一段世人不知的小插曲,令史迪威感到鼓舞,永不忘记蒋夫人的一份功劳。为存史惜墨,现全文录下:

蒋夫人临行留给史迪威一罐果酱和一封信,信中充满了**的语言。她写道:罐中的食品代表着生活的甘和苦。她向史迪威保证:“我们支持你。……我在线的另一端。……你前面摆着一项男人的事业,而你是一个男子汉,我要补充说,你是一名多么出色的男子汉啊!”蒋夫人认为,对西方人没有吞吞吐吐的必要。

史迪威自认为真的获得了指挥大权,遂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平满纳会战的运筹之中。但是,由于盟军不能准确地把握战机,又对北侵日军的情报缺乏侦知,史迪威不知道缅甸战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期间,“日本人又调来两个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团……分兵三路,沿三条峡谷向前推进”,计划“在五月中旬雨季来临之前,包围并歼灭位于腊戍和钦敦江之间的盟军部队”。敌人这一进攻的目的,不幸被杜聿明将军所言中:“占领腊戍就可以切断通往中国的公路。”史迪威唯恐东线被敌突破,动摇正面战场平满纳会战的进行,匆忙急驰东线会见中国远征军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等人。他发现“情况非常严重。部队没有接到命令就撤到防线上,指挥所内毫无紧张气氛,军长甘丽初将军懒洋洋的,不穿军服,就连他的师长也管束不住。该军第五十五师帅长陈勉吾将军在日军的一支小部队面前毫无必要地后撤,丢掉了重要的阵地”。史迪威回到自己的司令部以后,严厉要求罗卓英申饬甘丽初,查办陈勉吾和夺回失守的阵地。由于史迪威不具备绝对权威,加之战况瞬息万变,“除了甘丽初收到申饬令外,其他事都未办成”。

接着,西线英军传来了全线崩溃的消息:北撤的英军于“十二日放弃萨斯瓦、东敦枝和新榜卫,十四日放弃了重要空军基地和屏障仁安羌油田的要地马圭及新甸。十五日,斯利姆将军下令炸毁仁安羌油田,顿时烈火冲天,响声震地,英军狼狈夺路逃走,途为之塞。日军望见油田火起,立即以第三十三师团的二一四、二一五两个联队用最快速度扑向仁安羌,企图保住油田,捕捉英军;同时以第二一三联队乘车急驰,抢占宾河渡口,把英印军第十七师堵在宾河南岸,陷于绝境;敌另一个加强营飞速抢占了仁安羌北面的宾河大桥,截断了英缅军第一师和英军第七装甲旅北逃的通路。英军惊恐万状,虽有武装齐全的七千多人,又有坦克大炮,竟不敢对占据大桥的日军发动进攻,反而掉头后退,涌进左近几个村落和油田建筑物中,想等待援军来救。该师师长斯高特闻讯后即率第十三旅由稍埠来援,却被日军击溃。敌第三十三师团主力遂于午夜赶到仁安羌北部,将英缅军第一师和英军第七装甲旅团团围住”。

面对英军全军覆没的危局,盟军司令亚历山大将军气急败坏地赶来找史迪威,要他火速派兵解围。当史迪威严肃地询问西线战场情况的时候,这位不可一世的英国将军不得不承认:他的部下“对日本人谈虎色变”。史迪威听后的感觉是:“那里充满了失败和绝望的气氛。”最后,史迪威问道:

“你们派人和孙立人将军接洽了吗?”

“我已派斯利姆将军赶到乔克巴当向孙立人将军求救了。”亚历山大唯恐中国的将军见死不救,又衷心而动听地说,“你是中国远征军的最高统帅,乔,你再下道命令吧?”

乔,是对史迪威的爱称。对此,史迪威事后不无挖苦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在焦急之中又称我为‘乔’了。”他不计前嫌,当即写了一道命令,派王参谋驾车送给孙立人将军,命孙不顾一切困难出兵为英军解围。

孙立人,字仲伦,一九○○年生人,祖籍安徽舒城县。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和美国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并于一九二八年毕业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按中国的传统而论,马歇尔和孙立人是先后就读一校的师兄弟。孙毕业后从戎,受到中国政坛欧美派代表宋子文的器重,组建税务警察部队。抗战军兴,孙率税务警察第四团编入第十五集团军序列,参加上海、武汉保卫战,并屡建战功。一九四二年四月初,蒋介石下令第六十六军挥师入缅,孙率第三十八师南下,按时进驻指定地点八莫。这时,蒋介石正在缅甸协调与盟军的关系,鉴于孙立人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故指定他多和西线的英军联系。

孙立人将军接到史迪威的命令之前,已经和英军的斯利姆将军商妥救援计划,在此紧急关头,孙立人调派唯一的装甲兵团第一一三团,由副师长齐学启和团长孙继光率领,星夜赶往英军被围前线,他自己也亲赴现场,指挥作战。四月十七日傍晚,孙部第一一三团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经两天激烈苦战,克复仁安羌,歼灭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主力一千二百多人,残敌狼狈溃逃。孙所率第三十八师取得了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大捷,解了包括驻缅英军司令亚历山大上将在内的七千多名英军之围,解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国军人、美国传教士及新闻记者五百多人,并把被日军夺去的英方一百多辆轻重汽车和一千多匹战马交还英军。

此次仁安羌大捷,孙立人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十倍于己的友军,立时轰动全球,受到中外人士的赞许和敬佩。美国官方的中缅印战场战史专家曾给予如下高度的评价:

“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第三十八师及其卓越的指挥官一出兵,就建立了他们的荣誉。在仁安羌的巧妙的战役中,英勇干练的孙立人率领他的训练良好、士气旺盛的部队,完整无损地穿过了克铭邦,这真是罕有的成就。”

后来,英军方面颁发给孙立人、第一一三团团长孙继光等人勋章,并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同时,为了奖励孙立人在仁安羌战役中创建的战功,褒扬他的英勇顽强精神,美国政府为他颁授了丰功勋章。此乃后话。

但是,被围困的英军刚刚脱险,就丢下孙立人率领的第三十八师,“连招呼也不打,竟独自向北撤退,分成两路,经稍埠和蒲甘渡过伊洛瓦底江向曼尼坡退去。四月二十五日,英军的先头部队已通过甘高和梦内瓦,脱离了战场”。更为可笑的是,孙立人率领的第三十八师遂成为英军的后卫,并掩护其撤退。至此,抗击日军十万多人、保卫缅甸的重担,就全部落在中国远征军的肩上。为此,史迪威于四月十五日给马歇尔将军写信说道:

“英国在印度的驻军足以拯救缅甸,韦唯尔竟不向缅甸增派一兵一卒;亚历山大也一定得到了伦敦的命令,要他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一下就撤出缅甸。”

这样一来,盟军抗击北犯日军的右翼西线已不复存在。而日军却跟在英军的屁股后边**,很快就又从右翼威胁到缅甸中部的古都曼德勒。

与此同时,盟军左翼东线中国军第六军节节败退,其中据守罗衣考方面的暂编第五十五师已失去联络,棠吉告急。我正面中路军面对左右两翼的败局,极有可能被东西两路敌人截断包抄,放弃还是坚持平满纳会战,遂又成了盟军司令部争论的中心。

面对危厄的态势,尚留居前线的参谋团团长林蔚提出两种意见:一、贯彻平满纳会战,努力击破敌军一路,以解除我军危局;二、彻底脱出敌之包围圈,一举退守曼德勒东北,再增调兵力,重新部署作战。

史迪威也看出了平满纳会战态势难以逆转,经与罗卓英等协商,遂赞成林蔚提出的第二种意见,并签发命令,要旨如下:

一、放弃平满纳会战,改守梅克提拉——敏扬之线,准备曼德勒会战;

二、令第六十六军刘师固守瓦城,先一步占领敏扬、棠沙,对西南警戒;

三、令第六十六军孙师前方两团逐次阻敌,会合于乔克巴当,以棠沙为后路,节节阻敌前进;

四、令第五军先抽第二○○师回占梅克提拉——瓢背一线,掩护主力转进;

五、以第九十六师在平满纳坚强抵抗当面之敌;

六、该军以棠吉为后方,准备在梅克提拉、他希、带侧打击北犯之敌。

但是,杜聿明却坚决反对史迪威和罗卓英放弃平满纳会战,重新组织曼德勒会战挽回败局的计划,其理由如次:

一、史、罗这个计划将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分布于长达一百公里之平(满纳)曼(德勒)公路上,如此分散使用兵力,必然造成既不能攻,亦不能守的被动战局。如**的左、右两翼敌人分进包抄,中线正面战场上的盟军势必被敌人围而歼之。

二、有鉴于战局逆转,可认定失去了重新组织新的会战的可能,因而缅甸之战的目标必须由“击败日军”,“收复仰光”,确保滇缅公路,变为保存我军有生力量。换言之,就是赶在侧翼的日本人截断我军退路之前,盟军——主要是中国远征军通过铁路迅速撤向曼德勒和上缅甸的重镇密支那。如果战局继续恶化,中国军队能够从曼德勒沿公路退回云南,英军也能西撤印度。

为此,他坚决主张:“放弃已有准备的平满纳会战,那就必须集中兵力保全腊戍的两大门户——棠吉和梅苗,不应再作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

很清楚,杜聿明的战略方案是以“守”、“退”为核心的,这就必然和史迪威以“进”改变危局的军事思想发生尖锐的冲突。

这时的史迪威天真地认为,自己手中握有蒋介石授予的尚方宝剑,决计对他口中的“狗杂种杜”行使军权。加之史迪威身边的罗卓英太“聪明”——觉得依靠美军可以拿到美国装备,进而利用美国装备达到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因此,对史迪威言听计从。当罗听到杜聿明不同意他和史迪威签发的命令之后,遂拿出中国远征军司令的威风命令杜聿明:

“不接受命令决不许可。”

正当史迪威和罗卓英积极调兵遣将,重新部署曼德勒会战的时候,他们根据英方提供的情报,获悉在乔克巴当西南发现敌军三千人,史根据他的主动进击敌人的军事原则,暂时中断部署曼德勒会战,要求杜聿明下令所部第二○○师急驰乔克巴当西南,突袭所谓孤立无援的三千敌军。

杜聿明根据摩托化骑兵搜集的情报说,孙立人领导的第三十八师尚在仁安羌掩护英军撤退,北面的乔克巴当并无敌情。再者,由于乔克巴当是西线英军撤守的阵地,向那儿出兵与杜聿明集中中国军队保住退回云南的东线门户意旨相悖,他再次和史迪威发生冲突。开始,“史、罗坚持认为英方情报确实,非去不可。杜聿明坚决反对,力陈确保东线退路的利害”。最后,杜聿明等于直言相告罗卓英:

“即使西线有敌情,也不应该置东线门户棠吉之危急而不顾。”

出乎杜聿明所料的是:“罗卓英唯史迪威之命是从,完全拒绝我的意见。”二人争论到最后,杜聿明以威胁的口吻对罗卓英说道:

“如果出此决策的话,我不能负责。”

罗卓英深知杜聿明的话的分量,另外,他更清楚杜与蒋介石特殊的师生关系,万一坚持调第二○○师去西线乔克巴当歼敌失策,从而导致东线溃败,他是负不起责任的。因此,他听后“出现窘态”。这时,他的参谋长等人出来帮腔,力劝杜遵照命令。

史迪威作为一名美国将军,他想的是如何在缅甸战场上消灭日军。对于英军的无能,他表示愤慨;对于亚历山大指挥西线的英军有计划地后撤,由于他听命于亚历山大将军,也无权阻止英军的行动。他唯有向马歇尔控诉英国在缅甸退而自保的策略。

史迪威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蒋介石又授权他指挥中国入缅军队,他基于美国人的立场,认为中国入缅军队必须无条件地按照他的意旨行事,将杜聿明坚持保卫东线的门户棠吉、梅苗的主张视为大逆不道。最后,他竟然以刻薄的语言说了这样一句话:

“中国军队吃饭不打仗吗?”

这句话极大地刺激了杜聿明的民族自尊心,尤其杜聿明想到史迪威同意让中国人保护西线的英军安全撤退,却对中国军队的后路丝毫不加考虑,更是怒火猝起,本能地回敬了史迪威这样一句话:

“我吃的是中国饭,而不是吃英国饭。”

由此,史迪威和杜聿明的争吵白热化了!

……

十一

史迪威和杜聿明如此大吵大闹,且又互不相让,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后追论:像这样的指挥机构打了胜仗,那才是个天下最大的奇迹呢!

杜聿明是位坚定的“中国派”——决不为保护欺压中国的英军利益牺牲中国远征军。他大吵大闹过后再次抑制自己的愤怒,向史迪威和罗卓英申述道:

“即使乔克巴当发现敌人,以新编第三十八师掩护英军撤退还可安全无虞,我军应顾全大局,不要前门拒狼,后门进虎,致使我军一败涂地。”

但史迪威和罗卓英仍不改初衷,坚持要求第二○○师星夜赶往百公里之外的乔克巴当,突袭三千之敌。杜聿明作为部属只能表示无可奈何,一面表示接受史、罗的命令,并严正声明:如再侦察无敌情,仍不能派兵前往;一面驱车赶往第二○○师驻地,当面吩咐戴安澜师长:

“除先开一团外,其余等我从梅苗回来,再决定行动。”

与此同时,罗卓英唯恐杜聿明拒不执行奔袭乔克巴当的战斗计划,贻误亚历山大将军制订的符合英国利益的战略:“防御西线,保全英军,破当面之敌,确保曼德勒。”他乘杜聿明去了解西线乔克巴当有无敌人之机,以中国远征军司令的名义,命令戴安澜将军率第二○○师立即赶往乔克巴当,消灭所谓的三千敌人。同时,罗又担心东线不守,断中国远征军的退路,遂和参谋长杨业孔稍作交代,又急忙驱车赶往东线梅苗视察。

四月二十日,杜聿明“得我骑兵再度往乔克巴当搜索的情报,仍无任何敌情,只有大批英军零零散散在我新编第三十八师掩护之下狼狈溃退”。杜为中国远征军最后命运计,再次驱车赶赴长官部向罗卓英报告,以期改变史、罗的行动计划,而此刻罗已赶往东线梅苗,只有参谋长杨业孔守候长官部,并“坚持将第二○○师向乔克巴当运送,否则以抗命论”。杜聿明觉得罗、杨等人已不可理喻,遂决定驱车赶往东线梅苗,希望借助林蔚的力量迫使罗卓英改变用兵西线的错误主张。

杜聿明感到军情紧急,星夜疾驰。令他惊诧的是,约在午夜十二时前后遇见了迎面急驰而来的罗卓英。杜一看罗那惶恐不安的表情,一种不祥之感猝然由心头生起,本能地感到了战况发生逆转,遂以愤然的沉默对待不期而遇的罗卓英。

罗卓英可能是理亏心虚的缘故,主动地和愤然沉默的杜聿明打招呼。待他问清了杜赶往梅苗的本意之后,遂又不安地说道:

“你不必去了,现在照你的意见,第二○○师不去乔克巴当,改调棠吉。”

杜聿明一听愕然,未有说些什么。罗卓英十分不安地接着说道:

“我于本日午前,已直接令第二○○师于黄昏前集结乔克巴当以东,向敌攻击。不知现在情况如何。”

杜聿明听罢有些恼火,忙又申辩道:

“乔克巴当确无敌情,我只要第二○○师去一团,如果有你直接命令的话,可能主力已到乔克巴当了。”

“算了,快上车和我回去吧!”

杜聿明觉得既然如此,争取时间紧要,已无再见林蔚的必要,于是同罗一路赶回。在车中,罗卓英有些张皇地对杜聿明说道:

“东线罗衣考已失守,暂编第五十五师情况不明,敌人正向棠吉、罗列姆前进中。”

“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杜聿明怅然而叹,遂又严厉地指出,“乔克巴当是我们上了英国人当。我认为目前必须集中第五军主力第二○○师和新编第二十二师,与敌人争夺棠吉,否则棠吉不保,腊戍危急。”

杜聿明获悉罗卓英越过他私调第二○○师奔袭乔克巴当的消息之后,他的军人自尊受到了最大的伤害;当罗再令他调遣赶往西线而扑空的第二○○师挥师东下,急救有可能陷落的东线门户棠吉之后,他真想当面大骂这位顶头上司一顿。但这时的杜聿明毕竟是一位颇具城府的高级指挥官了,很快就从个人的恩怨情潮中解脱出来,并认为在此危厄的情况之下,有可能改变罗卓英唯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命是从的主张,遂又“力述棠吉、梅苗是我腊戍、畹町上的门户,必须以最大决心保全棠吉;如敌已占领,必须以全力攻克;如我先敌占领,则必须顽强阻击北犯之敌,使我军主力集中梅苗、棠吉间,与敌作持久战;第九十六师掩护主力集中后,也要归还建制”。

罗卓英完全明白杜聿明集中兵力于东线的真实目的,但他又不愿承担和史迪威相对立的军事责任。再者,仓促作此重大的军事变动且又没有得到史迪威的批准,他是难以下此决心的。他沉吟良久,只是给杜聿明开了这样一个药方:

“只要你带第二○○师把棠吉控制住,我就有办法准备曼德勒会战。”

但是,罗卓英并未向杜聿明讲清作上述变更的原委。多年之后,杜聿明才把历史的真相写成如下文字:

其实史、罗这时仍然决心将第二○○师,新编第二十二师,新编第三十八师,皆使用于乔克巴当方面,第六十六军及直属部队和新编第二十八师也向曼德勒方面运输。而这种毫无军事常识的改变处置,据说是“自四月十八日变更决心后,与史迪威参谋长同亚历山大总司令所商决者”。其理由为“彼时我如不去,则英军要走”。继知并无目标后,史、罗又改定措施如下:一、新编第二十二师在梅克提拉不开,二、第二○○师仍开乔克巴当附近,以一部搜索敌情,以主力控制待机,并支援新编第三十八师行动。

二十日下午,得知罗衣考方面十分紧急,遂又决定:一、新编第二十二师附战车及战防炮各一部,由廖师长率领,增援第六军……二、第二○○师到达乔克巴当后,如敌情不急,则待第三十八师集结站稳后,即开回梅克提拉;三、预定第二○○师须于二十一日运完,以便迅速输送新编第二十二师。

参谋团看到史、罗以上的处置后,极为不安,用电话通知侯代表,立刻派员赶往皎克西,征求罗卓英的意见,即:一、可否立即停止第二○○师之运输,并改运棠吉;二、可否令新编第二十八师只留一团守曼德勒,而令刘伯龙率师主力或一团由火车运回细包,并连同第六十六军将到腊戍之军直属部队……归一人指挥,再由汽车向罗列姆方向运送,以期与新编第二十二师夹攻北进之敌,并掩护极为空虚的腊戍根据地。

罗卓英的处置则是:一、对参谋团第一项意见,立令杜副长官率第二○○师及特种兵半部,由汽车开回,并指挥甘军准备迎击壤田、罗衣考北进之敌;二、对于参谋团第二项意见,认为不必如此处理。

综以上事实可知,史迪威和罗卓英依然坚持原案,“对于腊戍的门户棠吉的重要性,始终未认识,也不了解第六军的战力脆弱”。加之史、罗对杜聿明存有戒心,未把上述军情变更告于杜知,气得杜聿明多年之后还写了如下这段文字:“谓为欺上瞒下,贻误戎机,亦不为过。”

杜聿明于二十一日十二时前后返回梅克提拉司令部,“即作重新部署,将已运到乔克巴当的第二○○师主力(两个团)及骑兵团,改向棠吉运输,并先遣骑兵团向棠吉方面搜索敌情”。同时,杜聿明感到战势发展危厄多艰,不改变自己无力改变的现状,势必铸成历史的大错。他深思熟虑,遂决定“将集中主力于梅苗、棠吉间与敌作持久战的意见,电告蒋介石”,即使蒋也无力改变现状,他也做到“勿谓言之不预也”了!但令杜聿明不解的是,他始终未得到蒋的回电。

史迪威是一位不屈不挠的标准军人。或许正因为过分相信自己的军事指挥天才和这不屈不挠的标准的军人个性,使他忽视了自己指挥这场特殊的战争所难以克服的两大弱点:一、在异国他乡指挥难以与他合作的外国军队;二、他必须臣服于自己瞧不起的败军之帅亚历山大将军。由于他在异国他乡指挥的战役近似遭遇战,又不熟悉人情地形,这就决定了他难以正确地审时度势,胸有成竹地作出合乎战场实际的作战计划;再由于英国部队已成惊弓之鸟,遇敌即溃不成军,他的顶头上司亚历山大不可能提供准确的敌、我、友三方军事情报,他只能凭着军人的热情在沙盘前面相继作出同古会战、平满纳会战、曼德勒会战的计划,岂有不败之理?所以,史迪威能做的就只有骂“英国佬狗娘养的”以及“狗杂种杜”了!

平满纳会战被迫取消之后,史迪威这位异国指挥就像是一个聋子,越发地难以获得正确的日军情报,结果,先是听信英军亚历山大将军的错误情报,命第二○○师奔袭乔克巴当扑空,继之他一方面不知“十八日敌侦知我放弃平满纳会战计划后,始将集中同古之第五十六师团主力转用于毛奇方面”,另一方面又不知东线的第六军战斗力较差,与敌军一接触,就溃不成军,待到东线之敌“乘汽车在战车、装甲车掩护下,轻取知榜、棠吉、黑河”,杜聿明惊呼“腊戍南门洞开,我军处境甚危”的时候,方又于震恐之中急调西线的第二○○师救援东线的棠吉。这都是史不可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所至。待到史迪威驱车赶往东线监督中国军队克复棠吉等失地的时候,他这位堂堂的司令官完全失掉“任凭风浪险,稳坐钓鱼船”的大将风范,面对东线溃败的不利态势,遂变成了一位拆了东墙补西墙,毫无主动性可言的指挥官了!

另外,作为盟军最高统帅的亚历山大将军真不能算是个真正的军人!由于他清楚西线的英军在中国远征军的救援和掩护下脱离了灭顶之灾,遂故作谦恭状地向史迪威表示:“我将做你让我做的任何事情。”至于正面战场和东线上的中国军队的安危,他是从不放在心上的。在讨论解救东线的作战会上,他竟然近似无耻地对史迪威将军说道:

“我同意你赶到棠吉督战,但我不去!”

就在盟军司令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争吵声中,戴安澜将军亲率第二○○师官兵星夜奔袭乔克巴当,果真没有发现任何敌人。恰在这时——四月二十一日午后,立足未稳的第二○○师又接到司令部的紧急命令:火速开回梅克提拉,转向东线棠吉,进击由罗衣考北进之敌。戴安澜审视命令许久,依然摸不清上级指挥官的意图。他再一算,东西两线的间距有三百余公里,最快也得三日才能赶到指定的位置。慢说连续疲于奔命的将士尚存多少斗志,就说亟待救援的棠吉门户也必然陷于危殆。他无可奈何地仰天喟叹,旋即召集紧急的作战会议,以大无畏的勇气下达命令:

“为解棠吉之危,立即出发!”

戴安澜将军及其所部第二○○师全体将士就是如此可爱、听话,真正做到了指到那里就打到那里,且能做到攻必克、守必固,请看如下战况记录:

“二十三日午后,我先遣骑兵团及第二○○师一部到达距棠吉约十五公里的黑河,即与敌人遭遇,我骑兵团对敌猛烈袭击,将敌击退。进展至距棠吉约九公里附近,又发现敌前进阵地,至晚攻占并接近棠吉敌人阵地,准备明日开始攻击。

“二十四日拂晓,我第二○○师向棠吉攻击前进,进展迅速。至午,我已攻占西南北三面高地,继续突入市区与敌巷战,争夺至晚十一时,克复棠吉。敌大部东窜,仅有一小部尚在棠吉东南隘路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顽抗。

“二十五日,敌增援部队向我反攻,棠吉东方及西北高地得而复失,至晚始将敌人击退。”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获悉棠吉门户失而复得的消息,备极赞许。他或许是看出了缅甸战局崩溃在即的态势,想到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试图借发扬第二○○师的战斗精神,激励其他将无良策、士无斗志的部队,于是向中外昭示:向第二○○师颁发奖金一百万元。自然,也有史家认为,蒋介石此举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在向瞧不起中国军队的“英国佬”示威,同时又是向美国——尤其是罗斯福总统——中国军队是有希望的。

罗卓英虽然并不完全明了蒋介石向第二○○师颁发奖金的用意,但从客观上讲,第二○○师的荣誉也有他一份——他不仅是中国远征军总司令,而且又是他下令第二○○师挥师东指的嘛!或许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荣誉感,也或许是为了邀买第二○○师全体将士,他学着蒋委员长的样儿也向第二○○师颁发奖金十万元。

呜呼悲哉,第二○○师将士拼死卖命的战果,就这样变成了当道者沽名钓誉的本钱!

但更为可悲的是,棠吉之战的胜利,并未成为巩固东线战场的开始,相反又变成了盟军最高指挥机关继续进行内部争斗的契机。

首先,杜聿明基于确保东线退路的战略思想,在夺回棠吉之后,继续肃清隘路之敌,向罗列姆攻击前进,以断绝北犯腊戍敌人的后路。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林蔚的支持,林急切地电告杜聿明:“腊戍之安危,系于吾兄一身,望不顾一切,星夜向敌攻击。”为此,杜聿明按既定的战略方针调兵遣将,部署东线的战役。

林蔚为了确保杜聿明的东线战役计划能顺利进行,以参谋团的名义迭次向史迪威、罗卓英发电建议:“我军应当先破东路之敌,确保腊戍、梅苗安全,然后回师迎击中路之敌。否则,就应迅速向腊戍或密支那转移,尽快脱离敌人,重新寻求决战之战机。”

史迪威看到了战局在迅速恶化,但他基于以进攻定安危的既定军事思想,从感情上对杜聿明、林蔚的军事决策就十分反感。加之輿论对克复棠吉之役的胜利给予了不适当的宣扬,给史迪威造成了一种假象:有第二○○师在,东线可保无虞。他遂毅然决然地作出决定,置东线之危于不顾,再次要求中国远征军执行他的战略进攻方案:“先破心腹之患的当面之敌,实施曼德勒会战。”

罗卓英坚定地支持史迪威的战役计划。他清楚在此危厄之际,如不拿到蒋介石新的尚方宝剑,杜聿明在林蔚等人的支持下很可能独行其是。为此,他给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发电,力陈进行曼德勒会战的重要意义,并希望得到蒋的支持。

蒋介石并不了解缅甸战场的真实情况,也不清楚史迪威、罗卓英和杜聿明、林蔚之间的分歧点是什么,他只是凭借罗卓英、杜聿明分别发给他的密电内容,加以主观的分析和判断,于四月二十四日给罗卓英回复了下述这则模棱两可的电文:

“腊戍应有紧急处置,万一腊戍不守,则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应以密支那为后方,第六军应以景东为后方。”

蒋介石这一指示,虽然着重于保卫腊戍,但有“万一”云云,这就给前线争论的双方都有空子可钻。史迪威和罗卓英认为,既然蒋介石同意以中线北面的八莫、密支那为后方,那就是等于同意他们在中线实施曼德勒会战。另外,罗卓英自以为拿到了蒋介石的“手谕”,遂连下四道命令给东线的杜聿明:“着将已攻克之棠吉除留第二○○师向棠吉以东罗列姆攻击外,其直属部队一部、新编第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均向曼德勒集结,准备会战。”

杜聿明一是坚决反对在中线发动曼德勒会战,再是认为东线须有第五军三个师的兵力,方可遏制北犯的敌第五十六师团。换言之,“必须以第五军主力控制棠吉东西南北隘路”,才能真正做到“解腊戍之危”。否则,棠吉门户会得而复失,通向云南的东线退路必然被敌切断。因此,他拒不执行命令。

史迪威和罗卓英清楚:扼守东线的第六军已丧失战斗力,第六十六军主力第三十八师还在西线肩负掩护英军撤退的任务,没有杜聿明亲自指挥的第五军参加,所谓曼德勒会战就只是一句空话。为此,罗卓英下死命令调杜聿明立刻返回曼德勒。

杜聿明“迫于命令,不得不从,于是星夜急迫皎克西”。也就是在杜聿明匆匆西返的路上,用第二○○师将士的鲜血和生命克复的东线门户棠吉再次陷于敌手。

杜聿明西返的目的,是想当面说服史迪威和罗卓英放弃曼德勒会战。但是,当他从罗卓英的手中接过蒋介石的“手谕”一看,遂长叹一声,就再也没有说些什么。多年之后,杜聿明依然怀着怆然的心情,记下了他彼时的真实心情:

这时我对蒋介石的电令也深感不快:第一,自罗、史到后,有关作战部署,蒋对我无直接指示;第二,我二十一日陈述集中主力于梅苗、棠吉间作持久战的意见,蒋始终未复,不知他的意图;第三,我认为蒋二十四日“手启”电是未了解棠吉第二○○师的战绩,决心变得过早,给史、罗钻了空子,转发命令来威胁我;第四,到这时已将我军弄得一塌糊涂,很难挽回危局。总之,我认为蒋介石太相信史、罗,已将战局搞坏,再向他们说话也无济于事。于是我抱定丢车上山的决心,听他去吧!

罗卓英望着怒而不语的杜聿明,有些尴尬地犹豫片刻,遂取出一纸命令,有意缓和气氛地说道:

“光亭,这是曼德勒会战的兵力部署,你先看看。”

杜聿明沉吟片刻,看了看罗卓英那不太自然的表情,很不情愿地接过这纸命令,双手展开,带着极大情绪审读所谓曼德勒会战的兵力部署:“以新编第二十八师四个营守曼德勒核心,以新编第三十八师守瓦城以西伊洛瓦底江的北岸(弯曲部),以新编第二十二师及第九十六师分防瓦城以南小河之线。”杜聿明看过之后,遂在手中掂了掂,冷漠地一笑,非常不客气地说道:

“还有举行曼德勒会战的必要吗?”

这实在有点大出罗卓英的所料,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所谓长官面子,猝然把脸色一沉,分外严峻地反问:

“为什么没有必要?”

“请问,”杜聿明霍然起身,一双就要冒火的怒眼直视罗卓英,停顿片刻方说,“西线之敌已进至什么地方?”

罗卓英咂舌,回答不了,只是告之英缅军第一师及英军第七装甲旅在我新编第三十八师的掩护下,全部撤至曼德勒以西的安全地带。最后,他嗫嚅地答说:

“据来自英国的情报,西线之敌自发现我新增援的部队以来,未敢贸然追击北进。但具体的位置……”

“说不清,对吧?”

罗卓英很是不满杜聿明这种咄咄逼人的口气,但碍于事实,也只好勉强地点了点头。

“请问,英军下一步的去向是什么地方?”

“在我第三十八师的掩护下继续后撤。”

“他们为什么不参加曼德勒会战?”

“这……”

“这究竟是为什么?”

“亚历山大将军说,英军害了‘恐日症’,大有谈虎色变之怯……”

“所以,他们不仅不参加曼德勒会战,还要命令我新编第三十八师掩护他们安全后撤,对不对?”

罗卓英无言以答。

“咳!”杜聿明气得挥拳击向空中,大声愤怒地自语,“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窝囊啊?!……”

罗卓英理亏地垂下了头。

杜聿明异常悲痛地合上了双眼,泪水沿着眼角渐渐地淌了下来。许久,他揩去眼泪,又缓缓睁开眼睛,低沉地问道:

“请问,正面之敌的兵力部署怎样?”

罗卓英终于从死一样的沉寂中醒来,遂坦然相告:“自十八日起,敌第五十五师团和第十八师团主力及重炮战车、空军向我第五军第九十六师猛攻。该师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抵抗,与敌作战八日。”虽然“该师伤亡惨重,凌则民团长阵亡”,但“始终未被优势的敌人击破”。最后,他郑重地说道:

“该师士气旺盛,仍能予敌以沉重的打击,仍是我曼德勒会战的主力部队。”

杜聿明是第五军军长,清楚第九十六师在第五军中又属战斗力较弱的部队。加之该师已经顽强地抗击日军八日,其战斗力越加削弱。他走到沙盘的前面,拿起长长的教鞭,指着平满纳以北梅克提拉间的地形图,沉重地说道:

“罗长官,这儿地形多开阔平坦地势,很少隘要可以利用,如继续将伤亡惨重的第九十六师置于此地与强敌决战,就等于把全师将士的忠骨全扔在这里!”

杜聿明再次噙着滚动欲出的泪水,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恰在这时,作战参谋送来了东线敌我拉锯战的最新战况:“我第二○○师为救援罗列姆,于二十六日被迫自动放弃东线门户棠吉。敌看破我军弱点,以轻快部队用日行百里的速度,大胆向腊戍前进。”罗卓英看后大惊失色,禁不住低声自语:

“腊戍必陷敌手,这样一来,岂不真的断了我军归国的退路?……”

杜聿明见状完全猜出东线失利,他顾不得军中所谓的礼节,一把从罗卓英手中夺过这份战报,阅后,他脑海屏幕上出现了这样的画面:敌以重兵堵住通往中国的必经之路腊戍,造成“关门打狗”之势,我第二○○师、第六军残部处于日军南北夹击之中,前无出路,后又得不到军火补充和生活给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断然地说道:

“为我十万入缅将士的安危着想,必须立即放弃曼德勒会战!”

“这……必须得到史迪威将军的批准。”

“我提议,请求史迪威将军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以决定我军的命运!”

……

十二

史迪威将军完全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痛苦抉择中。

史迪威作为美国近代有名的军事家,他怎么可能看不出缅甸战局的胜负呢!早在放弃平满纳会战之前,也就是被围困的英国人刚刚获救时,他就完全感到了这场战役最沉重的打击即将降临下来:“日本人奋力穿过泰国边界尘土弥漫的道路和丛林,出现在缅甸战场的东翼,在莱林把中国人的防线撕开了很宽的裂口。他们歼灭了中国的第五十五师……他们向北突破了第六军的防线,向着腊戍和没有设防的缅甸公路挺进。”

到这时,史迪威清醒地知道:“此后,战役的目标变成了维持基本的生存。战线已变得无法收拾,毫无重新构立的可能。盟国军队的指挥问题已变得很简单,就是要在侧翼的日本人截断他们的退路之前,通过铁路撤向曼德勒和密支那。”

也就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史迪威于四月十六日给他夫人写信时,第一次明确地承认:“我想,我们即将溃败。”我们可以设想,他满怀打败“日本狗杂种”的坚定信念出使中国,又衔命中国远征军最高指挥长官,风尘仆仆地赶到缅甸前线,想在印度支那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战绩来,但仅仅是五十五天的战场较量,就无情地宣判他第一次指挥缅甸作战完全失利。这种结果以及悲哀的前景令他痛苦,也必然使他异常愤怒,充满了常人所难以理解的报仇雪耻的心情。

史迪威作为一名军事战略家,不但看到了“缅甸仍然是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主要走廊,而且他深信,中国必将成为对日作战的最后战场。他希望有一天他能率领中国军队,在美国部队的参与下,结束这场战争”。也就是在四月十六日这一天,他在经历了这一连串的失败的过程中,终于悄悄地制订完了重新打回缅甸的作战计划,并派亲信送往重庆,面呈蒋介石。

史迪威是位永不服输的职业军人,有着美国人特有的高傲个性。换言之,“他一定要打曾经战胜过他的敌人,并向世界证明:中国军队只要有好的统帅就能够完成使命,成为自己的救世主”。基于此,他认为经北缅即上缅甸通往中国的公路和空中补给线可能会被日本空军切断,“所以,如果武器运不到中国军队手里,中国军队就必须自己设法去取武器。他建议在印度组建和训练两个军,每个军三个师,团以下的军官由中国军官担任,团以上指挥官和参谋长先暂时由美国人担任,等中国军官具备条件以后再由中国人接替。他大胆地提出了如何解决把中国部队运到印度这一关键性问题的办法,他提议他们先从密支那沿雷多公路步行经孟拱和信宾洋……穿越北缅,抵达印度阿萨姆的火车起点站。‘如果这个办法是可行的,他们还将得到美国空运公司的帮助’。他已经得到通知,已经调集了二十五架运输机,它们正在飞往阿萨姆的途中,并已经做好了投入空运的准备。他要求五月十五日开始行动,这意味着部队要在雨季作长途行军”。

史迪威敢于作上述军事设想,是因为他对和中国、印度接壤的北缅还抱有一线希望,这里不仅具有重新收复缅甸的战略价值,而且对中国军队而言相对是“生地”。加之,他不甘心未战即退——恐怕还存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因此,继同古会战之后,又相继组织了难以实施的平满纳会战和曼德勒会战。

时下,由于盟军指挥系统的凌乱,加之溃败之军难以言勇,所以史迪威坚守北缅的战略设想也越来越渺茫。另外,“日军向腊戍的进攻粉碎了盟军的东部防线,使继续进行战役的任何希望都化为泡影”。一旦西线之敌突破第三十八师防线北进,与东线陷腊戍之敌分进包抄曼德勒通向北缅重镇密支那的通道,中国远征军全军覆没就不可避免了!为此,史迪威要求和亚历山大这位挂名的总司令出面召集会议,与中方的罗卓英、杜聿明等高级指挥官共商决定中国远征军命运的大事。

任何一位指挥家在下达进攻和退却命令时的心情都不会是一样的,更何况时下的退却命令将标志着缅甸战场的彻底失败啊!史迪威此时此刻的情感痛苦是他人难以理解的。同时,他那如麻的心绪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他忽而想到自己受命来华的雄心壮志,忽而又想到自己的进攻计划一再受挫……当他想到自己在同古会战之后向蒋介石请辞的时候,他怀疑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的腊戍之行是一个骗局,在日记上愤慨地写下:“我完全受骗了,我真傻……我还认为他是诚心诚意的”;“蒋介石使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现在只好承认这一点”。

也就是在这种时候,史迪威竟然忽发异想:“假如中国入缅远征军不是国民党的部队,不是蒋介石、杜聿明这些指挥员,而是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挥的八路军,缅甸战场的结局将会是什么样的呢?”随着这一忽发异想的扩展,他回想起自己数年前——一九三九年回国述职前的一些事情:他敬佩八路军挺进后方,首奏平型关大捷;他感谢中共领袖人物周恩来、叶剑英在武汉会见他,而周恩来纵论抗日大局的远见卓识以及那彬彬有礼的风度至今仍留在他的记忆中。为此,他由衷地对王参谋说了这样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