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早在二十年代在华工作期间，就从冯玉祥、阎锡山等友人的口中知道了蒋介石为政不廉、拥军为王的事情了，用美国人的标准看蒋介石，他是不会得到好的印象的。就在十多天前和蒋介石会谈期间，他也听说了美国在山城的“中国通”——尤其是驻华大使高斯对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感，甚至仇恨”的情绪。他们亲眼见到“重庆生活之艰苦，环境之肮脏，衣食之昂贵，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只有夏天湿热的气候和一年四季不停的阴雨还和过去一样。在轰炸中幸存下来的房屋破烂不堪，摇摇欲坠。夜间鼠害猖獗，拥挤使这个城市更加污秽，到处都弥漫着臭气。职员和工人拿不到足额的工资，营养不良”。在美国记者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在中国，除了财政部长以外，没有一个胖子。”
面对通货膨胀，蒋介石不仅不加以控制，反而毫无计划地滥印钞票。官吏们乘机大发横财，终日山珍海味，与下层人民形成了鲜明对照。一位美国人写道：“国民党已经焦头烂额了，其建党宗旨早已化为乌有。他们像末代清廷那样，只想如何保住权力。”而蒋介石“对不断扩散的政治溃疡病视而不见”，“用他的威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把国民拢合在一起”，“以逃避现实的态度，勉强维持着残局”。对此，史迪威说了一句名言：
“蒋介石是二十世纪最狡猾的政治家，他必须这样，否则就无法生存。”
而今再次北上“朝圣”的史迪威的主导思想是：他必须放弃对蒋介石的一切偏见，设法说服蒋氏赞成“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作战计划。唯有如此，他才不虚这次出使中国之行。更为有意思的是，他主观地认为唯有完成“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作战计划，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才会脸上有光。因此，他对这次会见“二十世纪最狡猾的政治家”蒋介石，还是满怀信心的！
史迪威与商震一行于三月十七日下午两点三十分飞抵重庆机场，旋即驱车来到下榻处。史迪威知道商震眷属留居山城，遂通情达理地说道：
“先回家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吧！”
“不！先国后家是所有军人恪守的信条。”商震说得非常严肃和认真，“我先联系你和委员长会晤，接下来还要和军事委员会的要员联系，希望有更多的人支持你的作战计划。”
史迪威听后深受感动，他目送商震驱车远去，直到车子消失之后才返回自己的下榻处。他面对这空旷的房间，似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孤寂感。不知何故，他竟然想起了远在大洋彼岸的那个温馨的家以及妻子和儿女。可是当他想到就要会晤蒋介石的时候，他又失去了方才的自信，发出了这样的自问：
“他会同意我的作战计划吗？他又有什么理由反对我的作战计划呢？”
三月十八日的黎明，他于七时起床，用过早餐之后，独自一人回到客厅焦躁地等待，他取出心爱的烟斗，装上自美国带来的烟丝，熟练地点燃，有滋有味地大口抽着，想以此填补时间的空白。当他举目远眺窗外雾气迷蒙的长空的时候，是由于心情不好？还是想到了“如坠五里雾中”这句话？他忽然觉得自己“未来的前景十分暗淡”，使他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难道他（蒋介石）真的会反对我的作战计划吗？”
史迪威的预感是正确的。他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十点三十分商震来了，我们在十一点至一点这段时间拜访了蒋介石。我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每提出一个论点我便加以反驳。我们就这样不断纠缠。”但依然没有结果。他愤然告别重庆南郊的黄山别墅，驱车回到了自己的下榻处。他再次取出心爱的烟斗，大口大口地抽着，似乎每吐一口香丝丝的白烟，就会驱散笼罩在他心湖中的怒气。他正如中国古诗所吟的那样：“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上愁。”最后，他气得挥动着手中心爱的烟斗，用英语骂起了蒋介石。待到他稍许平息满腹的愤懑，又拿起笔记下了他和蒋介石的争论：
他问我有什么计划，我告诉他我打算在同古一带把这三个师集结起来。这一方案未得到同意。他坚持认为，曼德勒是形势的关键所在，他希望把第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部署在那里，以便使那里有坚强的防御力量。我们被告知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曼德勒。我告诉他，这将意味着第二○○师被击败，日本人将毫无阻碍地直扑曼德勒。我希望把所有的部队集中起来，在尽可能远的地方进行战斗。如果我们能集结起三个师，我们就有可能挡住日本人，而让第二○○师孤立无援就意味着失去它，以后不得不以仅有的两个师来抵御日本人。不，事情不会这样发展——他以他自己的经验给我举了个例子……我告诉他，第二○○师处于极为突出的暴露位置，应该得到增援；那是一个很优秀的师，我们不能失去它；如果让它去承受日军攻击的主要压力，那么它的士气将受到打击。蒋介石说不必为此担心，我完全可以命令该师坚守并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不必为此不安，也不必神经过敏……要做的事情就是让第二○○师尽其一切力量，独力坚守。
实际上，曼德勒毫无军事意义，作为一个防御阵地也没有有利条件。蒋从未认识到这一点，但他显然是认为曼德勒有城墙环绕，因而是个有利的防御点。他在地图上围着曼德勒画了个圈，指着它用戏剧性的口吻说：“这里是缅甸防御的关键。别管它的南边发生什么，我们必须在曼德勒部署坚固的防线，保住它。”……
史迪威为什么会生这样大的气呢？这是因为他非常赞同拿破仑所讲的“战争中第一原则，就是要求所有的部队在战场上集中好了之后方进行会战，即不管敌人采取什么行动，你都应在几天之内把你的兵力集合到一起”，“迅速是一种必要的和基本的因素，善于运动的军队必能获得胜利”等作战原则，而他并不明白蒋介石违反这些军事原则的真正原因，仅是从表象上或就事论事地认为蒋介石说外行话，不懂得“军事指挥艺术就在于当自己的兵力居于劣势时反而能在战场上化劣势为优势，时间和速度则是关键”。当他想到“同古攻势能否成功，仰光能否收复，关键就在于同日军争夺时间，竞赛速度，看谁能抢先一步，谁就能获得胜利”的时候，他再次愤怒地自语：
“这个笨蛋！连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都不懂，还当什么战区统帅！”
否极泰来。商震给史迪威带来了希望之光——“商去同军令部磋商。……令我惊奇的是他告诉我，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刘斐都同意我的观点。他们明天将去见蒋介石，要求他给予批准。”
史迪威听后兴奋不已，他激动地在日记上写道：“令人吃惊，几个月来我的心第一次落下来，我感到自己仿佛是个被缓刑的人。”为此，他“很早就上了床，几周来的第一次”。
史迪威“睡了整整一夜——自加尔各答以来的第一次，醒来时没有那种丧失了一切的感觉”。翌日——三月十九日，他决计带着进攻的姿态也就是决不让步的原则再度和蒋介石会谈——因为他的作战计划得到了军令部的认同。他记述这次会谈的口气，也体现出了他的这种进攻心态：
十一点再去见蒋介石。顽固的家伙。但他稍微让了点步。第二十二师可以去东敦枝，可以去支援第二○○师，或是在英国人失去卑谬时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只能由我来指挥，只有处于十分紧急的情况下……
第九十六师必须留在曼德勒，但第六军的一个师将被派往眉谬（即梅苗）。此后另外两个师将被派到边境地区……他再次对我说，决不要让第五军和第六军吃败仗，于是我对他说，让他另外找一个能保证这一点的人来，因为我无法保证做到这一点。在战争中，我们必须竭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并面对现实。他笑了。他说他同意我建议中的某些部分，但坚持认为他了解他所谈论的事情。我告诉他，一旦战斗打响，我必须取得行动的自由，他同意了。当然，我还要受到进攻上方框框的限制……这糟透了。但情况也许会改变。我所能做的就是去试一试。
会谈结束之后，宋美龄取来了一份电文，双手捧到史迪威面前，笑容可掬地说道：
“史迪威将军，首先让我——并代表委员长祝你五十九岁生日快乐。这是贵国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给你发来的生日贺电。”
史迪威完全忘记了今天是自己的五十九岁生日。他双手捧着马歇尔将军发来的电文：“有你在中国，对于总统、史汀生部长和我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宽慰……”他激动得几乎老泪纵横，潸然而下。他再一看一听宋美龄那迷人的风采和甜蜜的祝福，真悔恨自己没有带来一束最美的鲜花。因为在他一厢情愿的感觉中，宋美龄是站在他一边的，似乎正是有了她无声的支持，他才敢于和蒋介石争论下去。
啊！这就是宋美龄独有的魅力。
史迪威是很欣赏中国这两句唐诗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天是他的五十九岁大寿，他很自然地会想到远在大洋彼岸的亲人——尤其是和他恩爱如初三十余年的夫人……然而他毕竟是一位想在军事上做些轰轰烈烈的事业的将军，他想得更多的是自己使华的使命以及对自己工作的检查。是日夜，他在日记上写的是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工作有成效吗？回答：与两周前相比，已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被任命为参谋长，第五军和第六军建立了联合参谋部，以我为指挥官。当然，还有许多限制，但已不像起初时那么多了。不断的争论已使对手慢慢败退下来。反复申述自己的观点使夫人的立场也有了松动。（事实上，她还让我坚持下去。）……甚至连蒋介石也在某些问题上作了让步……如果再过一个月，防线平安无事，防守取得成功，他将考虑进攻的问题。供给已安排妥当，医务人员已发动起来，英国人知道他们必须怎样工作。中国人接受了我的地位，这近乎奇迹，一个外国人指挥中国的正规军，这在近代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史家认为：“史迪威是一流的军事家，末流的政治家。”这话是公允的。例如，他认为自己此次重庆之行打了胜仗，并自负地认为同古会战也必将取得胜利。他在山城举行记者招待会，以“情况不错，应付自如”的得意口吻昭示海内外。但是，由于他未曾料到的政治因素，就要开始的同古会战朝着相反的态势逆转了！
……
八
史迪威告别缅甸北飞重庆之后，戴安澜将军统帅的第二○○师就揭开了同古会战的序幕。
同古是四战之地，在仰光失守之后，它就有着更为重要的战略位置。它北通缅甸古都曼德勒，西通英军集结地普罗美，东通毛奇，交通发达，是缅甸南部锡当江与勃固山脉间的一个大平原，又是一片全无依托的广漠地区。这就决定了同古易攻难守。但是，同古一旦失守，就等于打开了东出毛奇，西下普罗美，北上曼德勒的门户，这就意味着大半个缅甸落入日军之手，而我国的西南边陲重地云南省也就听到敌人的枪声了！
同古原本是英军中路的防御重镇。仰光失守之后，英军溃不成军，他们为了保存实力，要求把同古的守军撤往离印度较近的西路普罗美。这样，防御中路同古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国远征军第二○○师的肩上。
戴安澜将军奉命南下，他“先遣第二○○师附骑兵团及工兵团的一部，先头部队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到达同古。九日，接收英军防务”。又“根据连日侦悉日寇大胆追击英军的战术，在皮尤河南十二公里处，先构筑假阵地，又在皮尤河南岸构筑埋伏狙击阵地，皮尤河北岸构筑主警戒阵地，并准备好皮尤河大桥下的爆破工作，等待敌人行至北端，即用电气导火爆炸。所有阵地都伪装得十分巧妙，不易为敌人发现”。
接着，戴安澜为了完成“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作战使命，必须首先守住仰光至曼德勒的咽喉要道同古。他确立的作战方针是：“固守同古，以待会战。”为此，他果断地下达了构筑工事的命令。从三月八日到十八日，在全体会战官兵的努力下，“防御阵地上的交通壕、机枪阵地、散兵坑，以及阵地前鹿砦障碍设备等，不但完成得很好，而且都加上了掩盖，坚固适用”。
与此同时，戴安澜依据同古易攻难守的地形特点，精心配备阵地：“第五九八团与第六○○团为第一线，第五九八团位于师的左翼阵地，第六○○团位于师的右翼阵地，守备机场。第五九九团为师的预备队，守备锡当江东西两岸。”为了使同古会战万无一失，他“不断亲率参谋长及各团团长，至营连排班阵地上作具体指导，对一挺机枪射击目标与一个散兵坑监视的方向，都作了全面的了解。战前这些准备，为我军阵地不被敌人攻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团级以上指挥官，对掩体内弹药的补充、干粮的准备、饮水的贮存，都作了妥善的安排”。
此外，“为了决心打好这一仗，戴师长下了一道命令，从他个人起，各级指挥官都要指定接班人。如师长牺牲，就由副师长接充，以下直到团、营、连、排、班，都必须指定接班人。这说明同古之役，我军是下了很大决心和做了充分准备的”。
就在史迪威在山城重庆和蒋介石激烈争辩的时候，戴安澜将军在完成掩护全部英军撤退任务之后，又根据日军目空一切，敢于孤军深入的特点，估计到达同古皮尤河以南十二公里处并与我守军发生激烈前哨战的日军还要北上追击，他当即命令我守军星夜撤退，埋伏于皮尤河南岸，准备阻击冒进之敌。十九日晨，也就是史迪威五十九岁华诞这一天，敌军果然采取追歼英军的姿态，以一大队轻快部队冒进。当敌军用汽车数辆行至桥北端时，全桥轰然陷落，敌车尽覆。“但敌兵仍下车企图顽强挣扎，后续车辆霎时拥塞于南岸公路上。这时我军枪声四起，埋伏的机枪从尾到头，反复射击，打得敌军落花流水，向公路两侧逃窜。企图顽抗的敌人，多被智勇双全的我军王若坤排长予以消灭。敌后援不济，大部被歼，仅有少数向森林内逃窜。”
我军乘胜搜索敌人尸体，发现击毙敌人中有联络军官一员，“虏获地图、日记、望远镜、文件、武器、车辆甚多”。证明敌军原企图分三路向曼德勒进攻。“午后敌人增加兵力，并以步炮联合向我皮尤河警戒阵地进攻。这时我骑兵团已完成任务，转移至后方既设阵地，皮尤河岸仅留少数狙击兵，迟滞敌人前进。战斗至深夜，撤回既设阵地。”
也就是在十九日深夜，杜聿明收到了蒋介石的密电，大意谓：同意集中第五军三个师的兵力，与北犯的日军在同古决战。这时，杜已从敌人缴获物中“明了敌情及敌人整个战斗计划”，他“判断当面之敌最多不会超过两个师团，就下决心照蒋介石指示，集中我军主力，击破当面敌人，进而协同英军收复仰光”。遂于三月二十日开始了为期十二天的同古保卫战。
日敌“自前日受我伏击后，行动极为谨惧。先头以步骑联合约五六百人，向我军广正面搜索前进。当其发现我军在鄂克春有既设前进阵地，随即展开一联队附山炮四门，向我攻击”。
翌日——三月二十一日，时在重庆的史迪威获悉同古会战开始的消息之后，内心的兴奋是他人难以理解的。因为他来华不足二十天，已历经千难万阻，说干了唾沫，磨破了嘴皮，终于促成在英军溃败的战场上发起了“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反攻壮举。当他想到希特勒、墨索里尼继续扬威于欧洲战场，而美国和英国等盟国部队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之际，他却在缅甸战场上即将创造奇迹，他那激动的热血就要沸腾了！他驱车赶往机场，恨不得马上就回到缅甸同古决战的前线，看一看他所喜爱的第二○○师官兵是如何痛歼“这些狗娘养的日军的”！
史迪威作为一名战略家，知道要在战场上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必须确保盟军在“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全过程中始终掌握着制空权。他暗自计算了一下盟军——主要是英国皇家空军和陈纳德将军的航空志愿队留在缅甸战场上的全部飞机，认为完全可以确保战役初期的空中打击力量。但是，随着缅甸战场不断扩大，盟军必须加强空中作战能力。靠英国人吗？他们连保卫本土的飞机都是由美国提供的。怎么办？必须把希望寄托在改造陈纳德的航空志愿队，将其纳入美国空军正式编制上。想到此，他很自然地想到陈纳德因未取得驻华空军司令之职正在闹情绪。为了安抚陈纳德的权力失落感，他决定在昆明停留和陈纳德相见，“约定五月一日（航空志愿队）投入战斗，安排好了空援事宜”，之后于下午三点二十分飞离昆明。
史迪威回到腊戍，立即召见杜聿明，询问同古会战的情况。当他获悉“昨天第二○○师包围了一支很大的（日本）巡逻队，消灭了他们”以后，非常激动地说：
“好！初战获胜，是个不错的兆头。”
杜聿明知道为确保同古会战的胜利，单凭第二○○师官兵奋勇作战是不够的，必须尽快把第五军另外两个师——新编第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运抵会战的前线，有力地支援第二○○师。虽说亚历山大将军已应允提供火车、汽车等运输工具，但能否兑现尚是个未知数。所以，他不无担心地说：
“同古会战的成败，全部取决于英方能否以最快的速度把另外两个师运抵前线。”
“请放心，”史迪威大包大揽地说，“这件事全都包在我的身上。”
“恕我直言，我看将军是指挥不动英国军队的。”杜聿明感到事关重大，不得不坦言相告，“英军已成惊弓之鸟，指挥系统失灵，莫说让他们提供运输工具，就是答应提供的空中保护我都表示怀疑。”
史迪威听了这相当悲观的话，虽说也难否认这是事实，但此时此刻他更多地认定这是中英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他沉吟片刻说道：
“有关运输问题和盟军空军参战问题，交由我去处理。”
史迪威为了坚定杜聿明打好同古会战的决心，又补充说道：“明天一早，我就去见亚历山大将军，要他必须兑现英国承担的义务。”
杜聿明勉强地点了点头。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立即赶赴同古前线，协助戴安澜将军指挥同古会战。”
“好！”史迪威当即紧紧握住杜聿明的双手，有些激动地说道，“你在前线督战，我在后方协调，只要前线和后方同心协力，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史迪威对战争态势的估计过分乐观了！就在他和杜聿明高谈阔论“前线和后方同心协力，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之时，灾难突然降临到盟军马圭空军机场。
马圭机场在伊洛瓦底江边，位于卑谬以北一百英里处。二百架日军飞机袭击了这个机场，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航空志愿队停在地面的飞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收拾残余部队撤到中国境内的垒允”。英国“皇家空军中队敷衍地打了两三次仗，结果损失惨重，残余飞机退回了印度”，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参加过空战或侦察。“美国航空志愿队将损坏的飞机拼凑修补起来，为争夺局部优势又坚持了一阵。飞行员被迫在不利情况下连续作战，变得越来越牢骚满腹，难以驾驶飞机。”结果，盟军在同古会战中失去了制空权，用史迪威的话说：“现在再没有空军支援了！”
当英国皇家空军在马圭机场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史迪威和亚历山大的会晤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令史迪威震惊的是，亚历山大既不过问“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作战计划执行得如何，也不关心皇家空军被炸后的应变措施，他含糊其辞地答应调拨火车、汽车运输新编第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后，突然提出要去重庆见蒋介石。史迪威愕然一怔，百思不得其解。他禁不住发出这样的自问：
“亚历山大为什么在这种时候要去重庆见蒋介石呢？”
亚历山大去重庆见蒋介石的目的是明确的：索要盟军在缅甸战场上的最高指挥权。
虽说史迪威在第二次会晤亚历山大的时候，就根据马歇尔将军的意思违心同意服从亚历山大的指挥，但是，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不曾将此作为命令下达。事实上他们二人在缅甸战场上依然是各为其主，各行其是，谁也管不了谁。就在史迪威二上重庆会晤蒋介石期间，亚历山大迭次收到英国驻华武官的密报：蒋介石决不把中国军队交给英国人指挥。加之这次“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作战计划是由史迪威和杜聿明等中国将领制订，经蒋介石批准的，而他这位被英美双方认可的最高指挥者只有从旁协助运输部队的任务，这怎么能允许呢！他决计北上重庆向蒋介石索要军权。
啊！置盟军——尤其是自己统帅的英军生死于不顾，依然想的是奢取所谓权力，这就是英国人乃至于所有视权如命的统治者们的通病！
史迪威怏怏不快地回到自己的下榻处，收到了杜聿明一份关于同古会战的通报，大意谓：“二十一日，敌增炮二门，共为六门，向我整日攻击，敌机并更番轰炸同古，我军勇猛还击。敌伤亡三百余人，攻击顿挫。我亦伤亡一百四十余人，但阵地屹然未动。二十二日，敌再向我鄂克春阵地进攻未逞，一部企图迂回，亦被击退。全日炮战激烈。”最后，通报“请求盟军克日派出强大的空军，支援我固守同古的第二○○师官兵”。史迪威阅罢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翌日——二十三日清晨，史迪威和杜聿明通了电话，获知戴安澜将军为了誓死固守同古，胜利完成任务，带头写下了如下这份遗嘱：“余此时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史迪威听后一阵热流打心底涌起，两眼禁不住潮湿了，模糊了……
“杜将军！同古前线最缺什么？”
杜聿明十分沉重地告知：“军队医院医务人员不足，设备很差。由于缺乏公路和救护车，担架员尽力把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能抬多远就抬多远。有的伤员只能自己给自己包扎伤口，有的则死在倒下的地方。”最后，他近似凄楚地请求道：
“史迪威将军！为了不让死难士兵的父母咒骂我是敌人，请多派些红十字会员来吧！”
“请放心！我一定设法解决急需的药品和医务人员。”
事有凑巧，一位名叫戈登.西格雷夫的医学博士前来要求效力。他是美国浸礼教会派到缅甸工作的外科医生，已经在缅甸生活了多年。他不是正统派，为人刚毅、坦率，有献身精神，只是有点像史迪威那样为人苛刻，厌恶虚荣。他在掸邦建立了一个医院，并培训了一批缅甸护士。他表示愿意到同古为中国第五军提供医疗服务，“在快节奏的战争中，他与史迪威只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便取得了相互理解和尊重”。或许是他们二人性格相近的缘故吧，他们由此在缅甸战场上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史迪威虽说在上帝的帮助下解决了医药和医务人员问题，可是他一想到自己这个堂堂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兼同古会战的最高指挥官无力调动军队，仅仅在司令部里找医生和药品，真是怒火不打一处来，可又无力改变这一状况，他唯有仰天长叹，说了这样一句自责的话：
“我是个鸟司令啊！……”
是因为过分焦躁？还是由于缅甸三月下旬的天气太热？史迪威和戈登.西格雷夫医学博士谈过话后就大汗淋漓了。这时，他才想起清晨起来应先洗个澡——这是欧美诸国人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正当他走进浴室宽衣解带，打算先上厕所，然后再痛痛快快地冲个澡的时候，远方隐隐传来了隆隆的飞机马达声，他犹豫了片刻，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管他呢，就是死也留个干净身子！”旋即若无其事地准备小便。
“史将军！快穿好衣服进入地下室防空！”
伴随着敌机越来越近的隆隆的马达声，室外又传来王参谋焦急的呼唤声。同时，司令部的庭院里又猝然响起了防空的枪声。史迪威一听这枪的响声，惊诧地问道：
“王参谋！是谁在院子里用布朗式轻机枪打飞机？”
“报告！是梅里尔少校和一位不认识的英国的陆军中将。”
史迪威听后一怔，遂大声地说了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告诉梅里尔少校，这帮狗杂种在我解裤子的时候打上门来，等它们再飞回来的时候，我会去帮助他。”
这位英国陆军中将叫威廉.斯利姆，他是随亚历山大将军从中东调来的，出任英军新编第一军军长。他是个职业军人，斗志旺盛，很想在缅甸战场上一显身手，有所作为。当他听说史迪威准备在同古发动反攻之后，当即问联络参谋梅里尔少校：
“史迪威的目标是什么地方？”
“仰光！”梅里尔少校一本正经地答说。
“去告诉史迪威，他可以把我算在内。”
就这样，斯利姆中将结识了史迪威将军。斯利姆也认为在同古发动反攻是可行的，但他没有多少可用之兵。他告诉史迪威：“缅甸籍士兵为家属担忧，不少人开小差，而且招募不到新兵补充兵源。空中掩护没有了。印度军队的野战炮和重型武器在锡当江损失殆尽。军队士气低落，士兵对军官的信任降到了最低点，阵地不战而弃……土匪和民族主义领袖昂山领导的游击队肆无忌惮地四处活动。缅甸农民像‘穿着长裤、头戴白帽的凶悍女仆’，他们个个腰间佩着锋利的长刀……看上去让人觉得凶狠可怕。”最后，他用力握住史迪威的双手，再次恳切地说：
“困难是很多的，但在你积极主动的进攻之下是可以克服的。不要忘了，在收复仰光的战斗中一定要把我算在内。”
史迪威总算碰到了一位“好样的将军”，他激动地抽出双手，紧紧拥抱了斯利姆中将。
不久，史迪威的参谋人员报告：“同古受到攻击，杜（聿明）感到担忧”，他再次要求把新编第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尽快运抵前线，支援固守同古的第二○○师。但是，史迪威再一追问负责运输的英方，获悉“因缅甸铁路未行军管，兼之自三月二十一日英军空军在马圭覆灭后，日军飞机更加肆虐，对重要城市、交通枢纽、车站、机场、铁路、公路频频轰炸，铁路员工相率逃亡，火车运输陷于停顿，以至第二十二师除第六十五团由平满纳改乘汽车于二十四日到达叶达西外，师主力仍在平满纳、央米丁地区候车”。他听后“十分焦急，又十分生气”。当他再想到亚历山大将军的承诺，只有借大骂“英国佬无能而且滑头”排解自己满腹的怒气；当他再一想蒋介石对缅甸战役的态度，遂又“怀疑廖耀湘可能受到蒋介石的遥控而有意迟迟其行”。怎么办？他沉吟片时，大声命令：
“王参谋！立即准备车辆，随我赶到平满纳火车站实地视察。”
“太危险了！”王参谋极力劝阻，“缅甸人最恨英国佬，如果他们把你当成英国人……”
“那也没有关系！”史迪威拔出腰间供自卫用的手枪，“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它是吃素的吗？”
“可缅甸人不会当面和你一对一地决斗，他们躲在暗处打冷枪！”
“那就碰运气吧！”史迪威有些得意地笑了，“别担心，我的运气一向不错。”
“碰上日本飞机怎么办？”
“我不是说过了嘛，我的运气一向不错，日本鬼子的飞机是炸不着我的。”
王参谋无奈，只好遵命调来了军用汽车，准备好了武器，随史迪威出发上路了。
史迪威驱车沿着拥挤不堪的公路艰难地爬行着。他沿途看见村庄在燃烧，越来越多的难民堵塞了公路，牛车首尾相接，尘土飞扬，人们又饥又饿，冒着酷暑赶路。“人人都在骂铁路。机务人员大都逃之夭夭。平满纳以南已经没有火车和汽车可乘。”再者，逃难的缅甸人误以为史迪威是英国人，有的故意走在本已拥挤不堪的公路中间，任凭司机不停地按响喇叭，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无人让路。史迪威连急带气，不停地骂道：
“这都是英国佬多年来造的孽，今天却向我史迪威讨债，混账！实在是混账！”
突然，史迪威的专车后边传来了“嘀嘀”不停的喇叭声，以及有人用英语叫“让开！让开……”的喊声，其中一个女人近似下流地用英语大声吼道：“好狗不拦路，拦路不是好狗，快给我们让路吧，前边这条好狗！”史迪威听后怒火猝起，下意识地拔出了手枪，但当他准备探出车窗朝后边开枪的时候，又禁不住发出了这样的自问：“这些女人真的是英国人吗？又是谁出动这些汽车护送她们呢？……”他收好手枪，摇下汽车的玻璃窗，好奇地探出头，向汽车后边一看，他惊呆了：原来竟是美国人！对此，史家作了如下记述：
“几乎每一辆卡车上的美国司机旁都坐着一名英印混血姑娘。美国航空志愿队人员说，他们不妨把这些姑娘留在即将沦陷的城市里。大多数姑娘身穿印花布衣服，戴着美国电影明星式的摩登墨镜。她们高高地坐在草绿色卡车上。这是一大堆五颜六色的人。他们沿着崎岖曲折和尘土飞扬的滇缅公路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去中国的征途。”
史迪威无可奈何地把头缩回车厢里来，当他的视线再投向车前逃难的缅甸百姓，又愤慨地自语：
“这个陈纳德不从严治理志愿人员！”
中午稍过，史迪威一行终于赶到平满纳火车站，“看到道轨上摆满了火车车厢和车头，却没有司机，也没有站长和其他铁路员工，只有第二十二师的警戒哨兵和对空射击部队。经打听方知廖（耀湘）师长和他的部队都分散在车站东南一座大庙前的森林里”。这时，又有十多架日机由南面飞来，王参谋“连忙请史迪威上车，打算开到森林里去隐蔽。他却不听劝阻继续朝车站水塔走去。因塔上有第二十二师的高射机枪，又是一个明显目标，会受敌机扫射和轰炸”，王参谋不让他去。敌机已经临空，正向车站投炸弹，王参谋忽然听见一阵刺耳的啸声向他们这边呼啸而来，不容分说，王参谋一下把史迪威推倒在地，史迪威“刚一倒下，猛地轰隆一声，一股浓烟、泥土巨浪涌向天空和四周”。几分钟声，史迪威等纷纷站起来，睁开眼睛一看，个个成了泥人。史迪威风趣地说了这句话：
“我仍完整无缺，你们少了什么没有？”
王参谋等咧嘴一笑，庆幸大难之后无恙。
这时“敌机仍在上空盘旋，还不时低空扫射并投炸弹，他（史迪威）气得直跺脚，指着敌机骂道：‘狗杂种，你别逞凶，我一定把你给揍下来。’随即向水塔跑去，一直登上塔顶，亲自指挥那挺高射机枪追踪敌机射击，果然有一架敌机被打中起火，一头栽进了满文纳东面的林山上，引起一声巨响和一团大火”。敌机离去，警报解除之后，史迪威充满自豪地说道：
“我的运气一向不错！王参谋，开车去廖师长的临时指挥所。”
史迪威一见廖耀湘的面就气呼呼地指责部队行动太迟缓，两天只移动了二百八十英里。廖耀湘也正在火头上，反唇相讥说了这段话：
“本师如果遵照史迪威将军您的命令仍然呆呆地在那里等候英方调拨火车，我们现在就一定还在曼德勒，岂能来到这里！”
史迪威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好继续听廖耀湘大发对英方的牢骚：
“请将军恕我直言，眼下正是我军进攻敌军的良机，可是这样一个师一个师向前送，显然是犯了兵家的大忌。‘逐次使用不充分的兵力’是无法取胜的。”
“说得好，继续说下去。”
“必须在三四天内把一切兵力都集中到同古，从东、西两翼进攻，包围敌军于我第二○○师阵地前歼灭之，千万不可犹豫，坐失良机。”
不打不相识。史迪威立即改变了对廖耀湘的态度，马上与廖计议向同古集中兵力发动反攻的细节。当日傍晚，史迪威看见第六十四团坐上汽车出发后，才回到第五军军部住下。
史迪威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他一合上双眼，白天的所见所闻就闪现在他的脑海屏幕上，迫使他不得不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作战计划能实现吗？最后，他非常痛苦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有效抗击日军进攻的机会显然已经丧失。”他思之良久，遂又把这一结论通报给了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
二十四日，“敌炮空联合向我阵地猛攻，另一部敌五六百人附小炮数门，由同古以西向同古以北飞机场迂回。同古机场北部由我工兵团警戒，正在破坏铁路，团长李树正仓皇失措，向后撤退；仅第二○○师五九八团的一营与敌激战，午后五时，放弃机场退守同古。是晚，戴（安澜）师长调整部署，将鄂克春、坦塔宾前进阵地放弃，集结该师主力保卫同古”。
杜聿明为了减轻日军进攻同古的压力，一方面催促新编第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加速挺进同古，另一方面又一次地请求史迪威和英方协商，在西路重镇卑谬等地主动发起进攻，从侧翼支援固守同古的我二○○师。
史迪威这位缅甸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就这样被降为联络副官的角色。他无权对英军下达命令，即使有权对中国军队下达命令，还要受着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和近在前线的杜聿明等的制约。这是因为他的“所有命令都必须经杜聿明、林蔚和一个联络官侯将军报请最高领导人批准。侯将军带有一部和蒋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最高领导人批准后，再依次通过同样的渠道传下来，然后才能开始行动。此外，蒋夫人还写信给史迪威向他转达委员长的希望。信放在一个专用信箱内，由重庆——腊戍班机送到缅甸。采取这种办法的原因是因为据信日本人能够破译无线电密码”……为此，史迪威发出了非同寻常的怒吼：
“主啊，被绳索拴着的指挥官，其精神负担该有多重啊！”
史迪威决没想到英国军队是那样的无能，他们在西路卑谬一线刚一出击，就被日军切断，打得溃不成军。当他听说英军计划放弃卑谬的消息后，悲愤地仰天长叹：
“天哪！卑谬一失，同古势难坚守，精心构筑的卑谬至同古的东西防线就全部崩溃了！”
三月二十六日，史迪威听说驻于卑谬以北一百二十英里处的仁安羌的英军发生了骚乱。仁安羌有个油田，缅甸战役所需的全部油料都由那里供应。不久，又传来了更糟的消息：英国人正在捣毁油井。对此，史迪威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天啊！我们到底在为谁而战？”
与此同时，同古机场丢失以后，日军以一部挺进南阳车站，占领阵地。待至三月二十八日，敌人在同古以北要点构筑阵地，企图“集中主力先消灭我第二○○师，并放射糜烂性毒气。敌我反复冲杀，我伤亡虽重，但士气旺盛。迄晚，城内阵地仍未动摆”。
同日，我新编第二十二师主力及炮兵战车各一部集中叶达西，“为了解救第二○○师，向南猛攻，至午后，攻占南阳车站四周及部分建筑物；战车并将敌炮兵阵地摧毁，获山炮一门及弹药文件甚多。但南阳车站坚固建筑物中的敌人，仍顽强抵抗，迄未肃清”。
二十九日，“我新编第二十二师向南阳车站继续攻击，敌军增援，以步炮联合反攻，敌我战斗竟日，均无进展……这一天，同古西、南、北之敌，被我军攻击牵制，对同古攻击减轻，仅有炮战。大桥以东之敌，仍对戴师攻击甚烈，似有断我同古后路，包围歼灭我第二○○师的企图”。
恰在这时，亚历山大将军由重庆飞回缅甸，当面通知史迪威：“蒋介石同意我为缅甸战场最高指挥官，你在我的节制下指挥中国部队！”史迪威听后大惑不解，黯然自问：
“蒋介石为什么同意把军权交给英国人呢？”
……
九
史迪威的大惑不解是有道理的。多年之后，美国的史学家和传记文学作家谈到此事，都依然认为这是个谜。
杜聿明既是缅甸战场的亲历者，又是蒋介石最可信任的学生，他事后是这样解释的：“蒋介石当时是中国战区总司令，可是联合军统帅部并未赋予蒋介石在缅甸作战的指挥权，中英双方亦未就此点达成协议。可是，蒋本人企图以这个头衔来指挥中英双方在缅甸作战的部队。他的做法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就是说他要取得指挥权，必先让英国指挥一些中国的部队，然后在重要关头由他自己亲自来指挥。”
杜聿明所见不无道理，但他依然没有说出蒋介石为何在此时此刻突然改变初衷，试图改变以美国的史迪威抗衡英国的亚历山大，从而间接取得缅甸作战指挥权的做法。
笔者认为，蒋介石的这一举措，和当年罗斯福总统认同韦唯尔为盟军司令有异曲同工之妙。诚如前文所述，绵延数千英里的盟军防线必失无疑，与其让美国人背着失败的历史罪责，还不如交给视权如命的丘吉尔背着对美国更为有利。当时，蒋介石通过和林蔚、杜聿明等前线将士的联系，知道同古会战必败，“收复仰光”是痴人说梦。随着同古会战的失败，盟军在下缅甸构筑的卑谬至同古防线也必然瓦解。接下来，盟军一定是节节败北，退到他早已预测到的“最危险的临界点”曼德勒。由谁来承担缅战失败的责任呢？他蒋介石决不承担！同时，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参谋长史迪威来承担。正在这时，亚历山大来到重庆向他索要缅甸战场上的最高指挥权，他就顺水推舟，学着罗斯福总统的样儿拱手交给了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将军就像英国所有新老殖民主义者那样，永远地瞧不起东方的国家和人民。当史迪威面告他英国军队并没兑现保证运输车辆、供给的许诺，从而使中国军队不仅未能准时被运抵目的地，中国士兵还饿着肚子和日军打仗时，他不分青红皂白，当即破口大骂中国军队是“寄生虫”，“他们指望我来喂养他们”！
亚历山大将军的头脑里，想的全是自己的荣誉和大英帝国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并不希望中国远征军胜利实施“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作战计划。果如斯，必将有力地印证英国军队无能，说明自韦唯尔到亚历山大都是常败将军，理应把缅甸战场上的最高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和蒋介石。同时，他还很自然地想到这样的问题：一旦中国远征军在史迪威的指挥下打败了日军，收复了失地，作为宗主国的大英帝国未来还有何脸面在缅甸行使主权？万一由此而失去了缅甸——无论其成为中国的附属国还是变成美国的殖民地，这都是不符合大英帝国的最高利益的！假如“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作战计划以失败而告终，不仅可以保全他个人的荣誉和大英帝国的最高利益，同时还能假借中国远征军的失败消耗日军的实力。为此，他抓住史迪威求胜心切的弱点，极富煽动性地说道：
“请杜聿明等中国将领必须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以进攻的姿态固守同古。”
但是，同古会战态势完全逆转，已经到了不可能再固守的地步了！
日军自攻陷仰光之后，从未遇到真正的抵抗，因此，他们从仰光海途和泰国的陆路迅速向同古增兵，在空军和炮兵的配合下向同古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迫使戴安澜将军的第二○○师官兵不得不缩小自己的阵地。这说明原来发动同古会战的条件已不复存在，第二○○师继续固守同古不但已没可能，且无必要。当时，负责同古会战指挥的杜聿明将军认为：“第二○○师已在同古连续战斗十二日，补给中断，加以日寇顽强坚守既得据点，我军攻击亦非一举可以夺取……在此形势下，我军既不能迅速集中主力与敌决战，以解同古之围，而旷日持久，仰光登陆之敌势必参加同古战斗，坐使第二○○师被敌歼灭。如此，则我远征军将被敌人各个击破，有全军覆没之虞。因此，我决心令第二○○师于二十九日晚突围，以保全我军战力，准备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与敌决战。”遂在临时指挥所叶达西呼叫史迪威，请求下令第二○○师自同古撤出战斗。
史迪威不顾战场上发生了变化，依然坚持他的进攻战略。就在杜聿明呼叫他之前，他的作战安排是：“中国人将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发动进攻，然后就取决于英国人是否照中国人的精神去做。”为此，他还亲笔写了这道命令：“明天或后天从前线向前推进，向同古全力进攻。”所以，他听到杜聿明请求退出同古战斗的要求之后，本能地认为，若同古弃守，他为之运筹的“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作战计划就化为泡影，并贻笑世人，他当即就和杜聿明在通话中大声争吵起来。下边这段对话，是黄济人先生写的，并得到了杜聿明的认同：
“史迪威将军，史迪威将军，第五军九十六师，战车炮兵等部队尚未集中，第六军何时靠拢更难预料。第二○○师已在同古连续作战十二日……有全军覆没之虞。”
“杜将军，你的意思是什么？请你明确告诉我。我怎么感到了你有撤退的意思呢？”
“是的，是撤退。不，是突围！史迪威将军，同古危在旦夕啊！”
“尊敬的杜将军，我相信同古所面临的严重局面，但是我不相信你会说出‘逃跑’这两个字……”
“保全战力，这是任何一个指挥官的常识和义务……史迪威将军，现在没有时间辩论了，请你同意我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与日军决战吧！”
……
事后追论：史迪威的进攻战术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抉择，一定会令第二○○师全军覆没。因此，杜聿明临机处置，坚决抵制史迪威的命令是正确的。但就其指挥关系而言，杜聿明违令行事是错误的，而且还势必刺伤史迪威作为最高指挥者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当时，史迪威可能是正在火头上，也可能是他的倔强性格使然，当即命令王参谋开足汽车的马力，一口气跑了二百多公里，于傍晚赶到杜聿明的临时指挥所，严厉阻止杜聿明下令撤出同古，并要求杜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进攻命令。
杜聿明为什么敢于抵制史迪威的命令呢？容笔者补述几句：
杜聿明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弟子的长处之一，就是善于揣度校长的战略意图。当他受命亲率中国远征军入缅不久，就发现自己的头上有两个“婆婆”：一个是史迪威，一个是蒋介石。就军事常识而言，这种重床叠架的指挥系统，不仅影响前线指挥人员捕捉战机，而且还必然陷于战略决策中的两难困境。另外，杜聿明清楚：史迪威虽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但决定不了自己军旅生涯中的升迁；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既是自己的恩师，又是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蒋氏一直主宰着自己的命运。换言之，蒋、史发生冲突时，杜聿明只能听蒋介石的话，决不能站在史迪威一边。因此，杜的既定方针是：唯蒋氏之命是从。
另外，杜聿明还有着其他同级将领所没有的聪明，那就是愿代蒋氏受过的同时，预先为自己修好了一条安全的退路。就在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于三月三日视察腊戍返回昆明的第二天——三月四日——召见杜聿明，面命他“归史迪威将军指挥”，并说对史迪威将军要绝对服从时，聪明的杜聿明为给自己预伏退路，有意请示：
“如果史迪威将军的命令不符合校长的决策时，我应如何去办？”
“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蒋介石郑重地答道。
就这样，杜聿明轻易地摸到了蒋介石的真实想法。同时，他也等于拿到了对付史迪威的尚方宝剑。所以，当英国驻缅甸总督多尔曼.史密斯提问“一个职务怎能为两个人同时占有”时，杜聿明不加掩饰地说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噢，阁下，这位美国将军只是认为自己是统帅而已。其实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让美国人留在战争中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给他们一些名义上的指挥权。只要我们实权在手，他们是干不出多少傻事情来的。”
杜聿明在指挥同古保卫战十二天的全过程中，一面接受史迪威的命令，一面又及时地向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请示。待到三月二十九日，他把撤出同古战斗的方案电告蒋介石并得到批准之后，遂很有底气地和前线的“婆婆”史迪威据理而争了。
史迪威虽然感到了指挥系统方面的某些奥妙，但他依然相信蒋介石对自己的授权。再者，他于盛怒之下，为了维护自己手中的军权，那特有的刚愎自用的个性又突现出来，他坚决反对杜聿明撤兵，“仍坚持以不足的兵力向敌攻击，双方争执甚烈，竟至闹翻”。最后，史迪威竟以“服从命令”之语威胁杜聿明，同时还派出他自美国带来的参谋长监督杜聿明实施他的攻击命令。
杜聿明有蒋介石做靠山，自然是不会理睬史迪威。至于史委派参谋长监督实施所谓的进攻命令，他就更不放在眼里了，继续坚持撤出同古的决定。
杜聿明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指挥员，深知撤退和突围是战争中最难的举措，古今中外有很多著名的军事家不是败于进攻的疆场，而是全军覆没在突围或撤退的路上。他能否避免拿破仑自莫斯科撤退之厄运，安全地把三面受敌的第二○○师自同古撤出呢？这的确是一份十分难交的考卷。他历经深思熟虑，决定实施有计划的主动撤退。事后杜聿明追述道：
撤退时，同古城内部队接到戴师长命令，由步兵指挥官郑庭笈指挥。撤退前，对敌实施佯攻，撤退后，仍留少数部队牵制敌人。到三十日拂晓，我大队已经安全渡过色当河（即锡当江），而敌人仍围住这个空城，步炮空联合向城内大举进攻，弹如雨下。我最后牵制敌人的小部队也就在这个时候安全渡河。敌军继续前进，才发现同古是一座空城。我第二○○师却连伤兵都未丢失，全师归队。
具体负责实施同古撤退计划的郑庭笈团长也作了如下的证述：
“我接到命令后，用电话……商讨撤退事宜，决定以团为单位，派各团少校团附指挥伤病兵和炊事班，利用色当河大桥到河东岸沿河大道，向叶达西集中。伤病兵过河后由师卫生队收容送后方医治。第一线步兵营，以营为单位派出狙击组向各营阵地前敌人实行夜袭，掩护各团撤退……”各营狙击组拂晓前离开阵地，向河东岸归还建制。布置完毕后，部队依照计划开始行动。夜间四时左右，全师已安全撤出同古城，在大部队行动时，前线的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震动全城，敌人始终没有发觉我军行动。拂晓前，各营狙击组也撤出了同古城。
“三十日拂晓，敌人炮兵向同古大桥和东岸不断炮击，到十时左右还能听到稀微的枪炮声。我渡河后率领第五九八团为后卫，掩护全师向叶达西前进。上午十时，由缅甸人带路，在河东一间草棚里会着戴安澜师长，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高兴得和久别重逢一样。”与此同时，扼守西线的缅甸军早已撤退。“他们本应守住彬文那一线的亚兰谬，但是这些部队一触即溃。该军一退就是八十英里，一直撤到油田附近的马圭才停下来。这时，甚至英军也有人开小差了，他们抱着从中国逃出去的模糊希望向曼德勒方向逃窜。中英双方突然互相激烈地指责起来，每一方都说另一方暴露了自己的侧翼。”
自从卑谬——同古一线盟军撤退后，梅苗司令部的气氛恶化了。“史迪威的美国参谋人员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作战，而且美国到目前为止的军事表现也不那么光彩，但他们仍然为中英两国军队感到丢脸。”他们公开表示：“亚洲局势已无可挽回，除非全部用美国军队作战。”英国人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公然嘲笑“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作战计划，是“史迪威发动的伟大的中国攻势”。更有甚者指责说：“随着英帝国的版图在他们的手中一块块地破碎……以致现在甚至弄得他们连印度也难保。”
史迪威陷入了困境，他悲愤地认为自己是在指挥一支不服从命令的部队作战，并四处发泄自己的愤懑：“我不能枪毙他们，也不能扔下他们，对他们讲道理也不起丝毫作用。”他面对困境，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任事态自由发展，不予干涉”；要么“干脆辞职”，或者“离开这里，要求派出我们自己的部队”。他几经痛苦思索，遂毅然作出决定：
“北上重庆，找蒋介石摊牌，坚决辞职。”
在西方国家，四月一日是愚人节。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有意和史迪威开国际玩笑？他恰恰是在四月一日到达重庆的。他作为军人是从不迷信的，但作为走背运的将军却又很自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我是愚人节的傻瓜吗？”他此次重庆之行的目的是和蒋介石摊牌，可是他的手中又有什么牌能当面和蒋介石摊呢？为此，他写下了这段日记：
由于愚蠢、恐惧和态度消极，我们失去了一个在同古打退日本人的绝好机会。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的插手。如果他允许我在彬马那（即平满纳）集结力量，那我们早就作好进攻的部署了。当我命令第二十二师投入时，如果他不加以阻止，我们便有足够的力量切断刚刚到达同古的日本人。如果不是他在我背后对杜和林蔚进行指挥，他们本来有可能服从我的命令。他无法做到不来插手……他诅咒英国人的溃败，但他自己也在未通知他们的情况下做着同样的事情。他对保卫曼德勒如痴如迷，但却没有看到要保住它就得在同古击退日本人。……他告诉我管好自己的部队，不要同英国人打交道，然后又说亚历山大可以指挥。当我告诉他我需要一百五十辆卡车时，他只让俞飞鹏给我送来五十辆。
他不停地插手干预，不断地写信，其效果就是使我本来就很小的权威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有军队，没有警卫，没有枪毙任何人的权力。军级和师级指挥官最感兴趣的，是去做他们认为他要他们去做的事。他们为什么要服从我呢？
蒋介石作为一名谋略高手，在英国人不合作的前提下，命令放弃同古会战，免使第二○○师全军覆没，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笨蛋军事家会为“仇人”或为保卫“仇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军队。同时，蒋介石也清楚如此而为必然获罪于他的参谋长史迪威。因为他擅自同意放弃同古不仅令史迪威处境难堪，而且也等于给史迪威的脸上抹了黑。就这层意义上说，史迪威来重庆大闹是在蒋氏意料中的事，他毫不感到惊奇。
蒋介石和史迪威晤谈不过数次，前后刚好四个星期，但他已经熟知史迪威是位异常自负的将军。根据他的用将之道，只要“以柔克刚”，并运乎之妙，就能制服这位桀骜不驯的美国中将。同时，多年政坛沉浮的生涯，把蒋介石磨得已经不是那种受情绪所左右的主宰者，他清醒地知道美国不仅是中国抗战的政治和经济的后盾，而且也是在缅甸战场上平衡大英帝国的重要砝码。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通过史迪威来体现的。他为了加强“柔”的分量，这次会晤史迪威的既定方针，就是要耐着性子听这位美国将军放大炮。另外，他为了成功地克史迪威之“刚”，有意邀宋美龄参加，请精通英语的夫人以高超的外交手腕打圆场。
史迪威绝没有政治家的城府。用中国话说，他是典型的“直性子”、“炮筒子”，他的言行有时是不计后果的。这次蒋、史会见十分坦诚，史迪威后来直言不讳地说道：“我投下的那些炸弹发出了巨大的声响。简单地说，军级和师级指挥官不服从命令，我没有足够的权威强迫他们服从。商震感到震惊，蒋介石和夫人忧心忡忡。”会谈最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我必须被解职。请委员长不要忘了，我来华还有另外一项任命：帮助中国训练三十个师的军队。”
对于某些政治家而言，当面说谎话是决不脸红的。蒋介石不仅清楚同古会战的全过程，而且撤出同古也是他亲自批准的。可他现在却装出一副茫然不知的样子，一声不响地听史迪威放大炮。最后，他避开史迪威辞职的话题，神态严肃地说了这段话：
“他们为什么不服从？我要调查，如果师级指挥官不服从命令，我就枪毙他！”
看！这就是蒋介石的高明处——虽不能把死的说成活的，却也能把假的说成真的。他为了表示自己的真诚——完全是为了说给史迪威听的，又进而严肃地问道：
“杜将军下令撤退了吗？我可以告诉他们，他们必须服从命令，我们可以把它纠正过来。”
史迪威绝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更不懂得谋略和政治的关系。他听了蒋介石的这番话语，不但没有看穿蒋氏这番表演的用心，反而把蒋的问话当做他继续放炮的契机，旋即又说了如下这些记录在案却近似是鸡毛蒜皮的一大篇废话：
怎样逃避服从命令呢？第五军指挥官杜将军是用下面的方法：“我们怎么能进攻呢？他们有一○五火炮，而我们只有七五火炮”，或“他们有四十九辆坦克车”，或“第九十六师不能及时赶到这里”……或“这些是刚成立的部队，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机会去习惯它”，或“缅甸人正在我们的后方制造麻烦”，或“火车总是出轨”，或“东枝（即棠吉）线中断，需要修理三天”，等等，等等。
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他故作生气状，煞有介事地大发脾气：
“岂有此理！我一定要查办、严办！”
史迪威一听要查办、严办，似乎对蒋介石的怨气就消了一半，当即说了这段话：
“杜觉得他能如此粗暴无礼地对待我这一事实表明，他从最高指挥机构得到了暗示……但是，为他们所有的人说句公道话：让他们在一个极其关键的地区把两个军交给一名该死的外国人，而他们对此人又所知甚少，不可能过于信任，这未免期望过高了。”
蒋介石一听史迪威的口气，知道自己“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以柔克刚”的策略发生了效用，遂又进一步假戏真做地说道：
“他们服从你的命令，这是起码的军事要求，即使你原谅他们，我也决不姑息、迁就，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史迪威虽然不是一位好的政治家，但他来重庆追求最高目标——军事指挥权，却是和政治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通过这番强大的进攻，自己“以退为进”的策略收到了成效。他为了迫使蒋介石把军权授予他，遂又按照既定的策略说了后来并记在日记上的这段索取军权的话：
我要求他好好考虑一下，我还提议再派一个军去缅甸，归我指挥。我要求他对此也加以考虑。我说，也许无论如何，我现在不会被接受，因为中国人已接受了英国人的领导，一个第三国国民的存在已不再有必要了。但是，我告诉他，我不能让美国空军去支持我对其指挥官缺乏信任的军队。
在这次会晤中，宋美龄也起到了缓和气氛的作用，遗憾的是史料中并没保存下来相关记录，只有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了如下这段话：
一位聪明、有头脑的女人，持有西方的观点……她直爽，坚强，精力充沛，喜欢权力，重名誉，喜奉承，对于她的过去满不在乎。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她从不向西方观点让步：中国人永远是正确的；外国人永远是错误的。文笔引人入胜，但也失于肤浅，对西方的缺陷极尽讽刺，但从来不提中国任何一个微小的缺点。能够随心所欲地施展魅力。她知道该怎么做。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力，主要是好的影响。有几次帮了大忙。
史迪威自以为大获全胜，从而得意洋洋地告辞离去。然而真正的胜利者蒋介石却笑容满面，却又不无鄙夷地摇了摇头。旋即，他又以考试的口吻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