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迪威的祖先是英国人。祖父乔.史迪威是位颇有头脑和富于报复心理的干货商人，因经营房地产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父亲本杰明.史迪威是位性情固执的绅士，并于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九日生下史迪威，给他起的名字是约瑟夫.沃伦。这个聪明活泼而又有进取心的孩子最喜欢干的事，是爬房顶和在马槽里淹死老鼠，最不喜欢的是礼拜天的礼拜。而这种不安分或曰喜欢自行其是的性格至死未改，成为史迪威在华悲剧事件中的性格原因。
史迪威原本是要上耶鲁大学的，只是因为他在中学复习期间恶作剧，才在父亲的安排下考上了有名的西点军校。在军校读书期间，他天赋最高的是语言，其中法语成绩名列全班第一；他最喜欢的是运动，且又偏爱大运动量的体育锻炼，他是西点军校长跑队队长、划船运动员、足球运动员，同时还享有把篮球引进西点军校的美誉。这充分说明他有着极强的竞争意识和求胜心理。自然，也为他后来从军过非人的战争生活打下了基础。
史迪威于一九○四年毕业于西点军校，以少尉军阶被派往菲律宾第二步兵团服务，两年后回国，被调到母校——西点军校任法文、西班牙文语言教官，对他这位语言天才而言堪称是如鱼得水。他非常轻松、愉快地当了五年教官，于一九一一年再次奉调去菲律宾，顺路过中国，小住十三日。这是他第一次到中国，或许是因正好赶上辛亥革命，亲眼见到了中国人民反抗清政府的义举，由此和中国结下了一种亲缘。换言之，他十分热爱中国美丽的山河，分外喜爱一贫如洗却吃苦耐劳的下层人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史迪威奉命调往法国，在美国最有名的军事统帅潘兴将军领导的情报处服务。因他精通法语，又勤于思考，所以由他主持的情报工作十分出色，赢得了潘兴将军的赞赏。在这期间，他认识了时为第一步兵师参谋的马歇尔和史汀生。这是他和未来统帅美军的两位主要将军相识乃至于相知的开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史迪威奉派到中国北京充任美军语言教官，一住就是三年。他不仅亲眼目睹了“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情形，而且开始努力学习汉语，广泛接触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学着中国人起名的习惯，取华字谐音史迪威为名，与此同时，他和北洋系的政客、将军始有交往，并和冯玉祥、阎锡山、商震等人结下友谊。
不久，史迪威奉调回国深造，曾和日后名声大噪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同级。一九二六年他再次奉派到中国天津美军第十五团任营长，顶头上司就是马歇尔中校。他们共事虽说仅有八个月，而且这两位性情相反的军人谁也不承认结下很深的友谊，但马歇尔这位“在美国陆军中最有军人风度”的将军，的确在影响着史迪威的后半生。请看如下事实：
马歇尔回国以后致力于美军军事变革，并通过主持本宁堡步兵学校发动所谓“本宁革命”。为此，他请来了享有东方问题权威之誉的史迪威出任战术科科长。一年以后，马歇尔称史迪威“有教育家的天才”，“可以担任和平和战时的任何指挥职务”。也就是在这期间，史迪威认识到自己有时“不讲道理，缺乏耐心，喜欢抱怨，常板着面孔，疯狂，严厉，爱骂人，粗鲁……”等缺点。为此，他赢得了“尖刻的乔”的诨号。
马歇尔去职不久，史迪威也离开了军校。正当史迪威准备以五十一岁之龄退役之时，他又奉调到中国担任驻华使馆中的武官，一住就是五年。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全过程，不仅看到了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队抗日的真相，而且也听说了八路军挺进敌后抗战的消息。他历经深入考察，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军官是腐败无能的，士兵是吃苦耐劳的，是优秀的，只要有优秀的军事将领，中国军队将无敌于天下。”
一九三九年九月，史迪威重新回到美国陆军中供职。这时，马歇尔已经出任美国陆军参谋总长，在他的提议之下，史迪威被任命为为步兵第二师三旅旅长，并晋升为陆军准将。珍珠港事件前，他任少将师长，负责从加州沿海直到墨西哥边境的整个西部防御司令部南部战区防务。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是在马歇尔的提议下，史迪威飞往华盛顿，就任执行旨在法属西非登陆、代号为“黑色”的作战计划的远征部队司令。不久，因阿卡迪亚会议的需要，史迪威又奉命制订代号为“体育家”的卡萨布兰卡作战计划。
一九四二年大年初二，史迪威奉命赶到了马歇尔的官邸，向着这位可尊敬的老上司行过军礼，十分幽默或曰尖刻地说道：
“按照中国的风俗，昨天是除旧，今天是迎新，请问参谋总长，我们美国人除了挨日本人揍的旧了吗？”
马歇尔是位不苟言笑、被称之为“冷冰冰”的将军。他一听史迪威的口气，生怕把谈话的内容引向和太平洋战事有关的议题，遂直截了当地说道：
“今天请你来不是说除旧的，而是谈在一九四二年如何迎新的。”
“好吧！我先向你汇报‘体育家’计划。”史迪威不容马歇尔分说，就把他一手制订的“体育家”计划扼要地讲了一遍，旋即又以不无得意的口吻说，“这就是我献给阁下的迎新作战计划，怎么样？”
“一句话，我不能批准你这个‘体育家’计划。”马歇尔十分干脆地下了定论，遂又示意就要厉言相驳的史迪威缄口，严肃地说了一番难以为史迪威信服的理由，然后才说，“我今天请你来，不要听你谈‘体育家’计划，而是为了中国的事情想听听你的意见。”
至此，史迪威方知马歇尔传见的真意，遂微然点头，默然静听。
马歇尔扼要地讲了阿卡迪亚会议的内容，重点讲了英国和中国在缅甸的矛盾，以及为东南亚和远东没有统一的有力的指挥系统而感到的忧虑。接着，他又说明为了调和英国和中国的矛盾，盟国决定成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战区最高统帅，由美国派出一名负指挥之责的参谋长。最后，他十分友好地问道：
“人选尚未确定，正在物色之中。干脆说，你有兴趣没有？”
“我？”
马歇尔点点头。
“不行，谢谢。”
“为什么？”
“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不过是个不被他们放在眼里的小小上校。他们见过我赤着脚在泥里走路，见过我同苦力在一起，见过我乘坐士兵的火车。”
马歇尔认为史迪威说得有一定道理，按照东方人的礼仪标准——尤其是蒋介石选择合作者的要求，“对等”是第一位的。否则，会在未来的合作中隐伏下不愉快的种子。他沉吟片刻，又请教道：
“你是个‘中国通’，我们派谁去中国充任自负的蒋委员长的参谋长呢？”
“德鲁姆！”
德鲁姆中将是美国有名的高级将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担任过美国远征军第一集团军参谋长，不久，又出任名帅潘兴将军的参谋长，当时马歇尔是参谋。德鲁姆中将是个自负、自夸、妄自尊大的资深将军，他瞧不起曾是他的下级而今却是美国陆军参谋总长的马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曾以第一集团军司令的名义要求指挥美国第二支远征军开赴欧洲作战，被马歇尔断然否决，导致他在一九四一年夏季演习中和马歇尔发生冲突。他以傲慢无礼和尖刻的讲话激怒了马歇尔，两人交恶不语。
“你为什么推荐德鲁姆呢？”马歇尔有些茫然地问道。
“德鲁姆大腹便便，会长篇大论地讲话，然后要经过译员翻译，这样他就有时间考虑，慢慢地作出决定，就能保得住自己的尊严。”
“还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我认为，”史迪威又操起他熟练的尖刻言词继续说道，“他和蒋委员长从性格到为人可说是天生一对、地长一双，他们合作一定有好戏可看的。总之，德鲁姆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马歇尔接受了史迪威的建议，决定和陆军部长史汀生一道和德鲁姆中将谈话。史料记载：
“史汀生指示德鲁姆，他去中国的目标是确保中国成为进行初期作战，并最终‘发展成对日发动有力反攻的基地’。他的第二个目标是使中国不脱离战争。史汀生说，中国目前形势很糟，有与日单独讲和的可能。他特别提到第三项主要使命：‘负责处理全部’租借物资，全权指挥美国驻华空军作战，以及可能根据蒋介石的提议，指挥中国军队。蒋曾经表示可以‘提供一到两个军的部队’。
“马歇尔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他认为，保住中国的目的，除了要把中国当做空军基地和在那里加强美国航空志愿队的力量外，主要应‘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帮助他们训练’，使他们能够更加有力地对日作战，以限制日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这就是陆军部队租借物资应该达到的目的。
“这样的使命对德鲁姆将军没有什么吸引力。他觉得任务本身‘模糊不清’，与要在战争中达成的主要目标相去甚远，而且由于马歇尔声明不准备向中国战区派遣美国地面部队，那么具有像他这样高的职务和作战经验的军官去那里实则是一种浪费。”
结果，陆军部长史汀生凉了下来，拿起笔划掉了德鲁姆的名字。
接下来，马歇尔又向史汀生推荐了史迪威。
史汀生虽说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在战场上结识了史迪威，而且知道史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深谙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但史汀生并未瞩目于史迪威。原因也很简单：在一次讨论“体育家”计划的会上，史迪威低着头坐着，一言不发。马歇尔扼要地讲了史迪威的军事素质和个性为人之后，又以幽默的口吻接着说道：
“他低着脑袋，很可能是正在准备冲锋呢！”
“好吧，我和他当面谈谈。”
元月十四日晚九点，史迪威奉命来到史汀生的住处，他们在书房内的壁炉前交谈了一个半小时。史汀生问他对担任此职有什么想法，他以军人的姿态和口吻答道：
“我听从调遣。”
“我听从调遣”这五个字，给史汀生留下了极佳的印象。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他完全了解中国。他半个小时所谈的关于中国军队作战英勇的第一手材料，比我以前得到的所有资料还要丰富。他对中国人的勇敢精神评价很高。”
在这次谈话中，史迪威告诉史汀生，这项使命的成败完全要看蒋介石是否愿意把他的部分军队交给美国人指挥。陆军部长要史迪威放心：蒋已经提出交出部分军队，宋子文也这样表示过。史迪威或许是太了解蒋介石了，他对此表示怀疑，并以怀疑的口吻说道：“如果能得到军队，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将是无限的。我对此抱有极大的热情。”史汀生恰好寻求的是这种热情，因为对他来说，这项使命代表着“多少年来他一直深信不疑的政策和原则的实现”。入睡前，他欣慰地感到：“发现了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对付未来问题的有用人才。”从这天起一直到最后，史汀生始终是史迪威最热情、最坚定的支持者。
两天后——元月十六日下午两点半，马歇尔召来了史迪威，二人就出使中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史迪威，你是不是认为出使中国可以大显身手、有所作为？”
“是的，”史迪威沉吟片刻，又担心地补充，“如果我能够得到军权的话。”
“怎样安排才能得到军权呢？”
“问问蒋介石是否愿意？”
“好，把这个问题记下来。”马歇尔用铅笔记在了一张纸上，“我还要把这个问题转告宋子文。”
“我再说一遍：未来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时，我将行使指挥权。”史迪威作为一名将军，深知军权的重要，故又加重口气地说，“或者他们拒绝而我不去，或者他们接受了而我可以去。”
马歇尔是一位非常实际的战略家，近来太平洋——尤其是英属东南亚诸国殖民地逐渐落入日本之手，待到日渐危厄的缅甸完全陷落之后，盟军作战地区恐怕还得重新划分，故他又笑着说道：
“不要想这样多了！情况进展很快，说不定等你到达中国上任的时候，你可能成为驻澳大利亚军队的司令官了。”
史迪威作为典型的美国军人，十分反感政治家们朝令夕改，他赞同这样的说法：“陆军部如同消化道一样，你在这头送进食物去，那头出来的都是废料了。”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以缄默表示自己的不满。
“如果你出使中国成行，我们将任命你为陆军中将。”马歇尔对缄默不语的史迪威说。
一月十九日，史汀生与宋子文会谈，要求蒋介石把部分中国军队，特别是即将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交给到目前为止尚未任命的美国人指挥。蒋介石的回答是肯定的：同意交出中国驻缅甸军队的“行政控制权”。接着，史汀生讲出了史迪威，征求中方的意见。宋子文调查了史迪威的经历，表示对史十分满意，并认为“被挑选担任此项职务的人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不久，又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非常欢迎史迪威将军前来中国担任此职。”在此基础上，马歇尔再次与史迪威谈话，依然用商量的口吻说道：
“你就是理想人选了，你愿意去中国吗？”
“我愿听从调遣。”史迪威就像回答史汀生那样干脆，没有再说些什么，就这样平淡无奇地接受了出使中国的任务。
但是，他当时的真实感受却是异常复杂的，甚至内心也是很矛盾的，准确地说是反对的。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打击终于来到了。俗话说：‘他们将用一只山羊做烧烤的祭品。’这话成了我自己的境况。参谋长把我找去，告诉我说看来我将是那个‘祭品’。”
史迪威为什么违心地甘做“祭品”，而未能像德鲁姆将军那样加以拒绝呢？有的说“他看在马歇尔的情分上不愿拒绝马歇尔的好意”，有的说“他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也有的说“他的‘体育家’计划进展不顺利”，甚至有的说“他看重的是晋升中将”……但笔者以为起主导作用的是史迪威的性格——尽管上述众说纷纭的理由也在起着某些作用。
艾森豪威尔将军奉命向史迪威的原参谋班子宣布这一新的任命，全体“大吃一惊，鸦雀无声，一片沉默”。其中一位同事半开玩笑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乔治（马歇尔）本想用一个聪明的办法摆脱德鲁姆，结果却失去了他最好的军长，他大为恼火。”
事后追论：未来史迪威出使中国的悲剧结局，却不幸被这位同事言中。此乃后话。
史迪威不愧是位典型的军人，当即移交“体育家”计划，旋即走马上任。在此后的几天里，他忙于研究有关中国的文件，凑出出使中国的参谋班子，拟写申领清单，长时间与时在美国的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等人交谈。
就在史迪威忙于行前准备之际，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又取得了新的进展。他被确定为“理想人选”那天，日军在俾斯麦群岛的拉包尔登陆，三天后他们在所罗门群岛采取了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联系的第一个步骤。在缅甸，日军正在向毛淡棉挺进。简而言之，这在史迪威及其随行人员的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的战略顾问，对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区的形势估计更是悲观。他怀疑英军守不住新加坡和仰光，认为中国出兵是赌博，或许出于对史迪威这一任命的歉疚和矛盾之情，他再次警告史迪威，后者的最终去向也许还是澳大利亚。
史迪威却毫不动摇，一心扑在了出使中国，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上。因此，他存在着种种顾虑，经常发出这样的自问：
“中国人会合作到底吗？他们会不会节外生枝或袖手旁观呢？英国佬愿不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会不会在到达那里的时候，已经发现仰光陷入敌手了呢？”
为此，史迪威给马歇尔写了一份战略问题备忘录，明确指出：西南太平洋是盟军处于守势的地区，必须“最大限度”地动员中国的“进攻力量”。同时，至少投入一个美国军，以便把战争引向日本本土。
史迪威或许是太了解中国和英国的国情了，他对指挥中国军队——尤其是英国军队存在着某种担心，因此，他提出美国应当派遣一个军去中国战区交由他指挥。遗憾的是，美国在“先欧后亚”的战略指导下，决定不派美国军队去中国战区。也就是在这节骨眼，马歇尔正式通知史迪威出使中国的六项使命：
一、美军驻华军事代表；
二、在缅中、英、美军队司令官；
三、对华租借物资管理人；
四、滇缅公路监督人；
五、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
六、中国战区参谋长。
史迪威面对这六个头衔毫无兴奋之意，因为他清楚未来完成这六项使命是何等的困难。然而他那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军人性格使他毫无畏惧，他想的是作为一名指挥官，如何更好地完成这六项使命。在这些待命出发的日子里，他想得最多的是蒋介石，因为他懂得只有他们二人合作完满，盟军在中国战区始可有为。自然，他也清楚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弱点——尤其是其独断专行的品格，返使他想到必须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加重自己这位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砝码。为此，他希望行前能谒见罗斯福总统——随身带一封美国总统私人信件给蒋介石委员长，是提高自己身价的最佳的办法。
陆军部长史汀生满足了史迪威的请求，并安排他在二月九日中午赴白宫晋见罗斯福总统。但这次晋见起码对史迪威而言是不愉快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影响了史迪威未来在华的工作。
罗斯福是民主党选出来的总统，而史迪威在美国国内是个平凡的共和党人。出于传统的党派之见，“共和党人有一致的情感，都很憎恨罗斯福”。加之史迪威的哥哥是个极端派，对他这个弟弟也产生了极端派的影响。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如果史迪威在用烟嘴抽烟时烟嘴翘起的角度跟罗斯福一样，那肯定是偶然的巧合。因此，命中注定这次会见不会融洽。
再者，罗斯福和史迪威的性格反差实在是太大了！罗斯福有个痼癖，就是跟别人谈起话来总是喜欢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而史迪威是个军人，最不习惯的或者说最反感的就是在他看来漫无边际的空谈。另外，史迪威和罗斯福之间的地位相去甚远，他不可能像罗斯福的老朋友那样，“趁他吃饭的时候找他谈话，因为那时他嘴里嚼着东西，无法多说话，或者给他严格规定五分钟时间，一到时间就坚决打断他的话”。同时，他更不可能像陆军部长史汀生那样，“跟他（罗斯福）在电话中交谈时会把电话挂上，不听他多说”。他这位刚刚晋升为中将的军人，唯有耐着性子听罗斯福训话，而这又是史迪威所不情愿的。对于这次晋见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在日记上是这样写的：
十二点至十二点三十分去白宫。罗斯福很令人愉快，但给人的印象不深，似乎我是作为一名选民前去见他一样，漫无边际侈谈他对战争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战线有二万八千英里长”，等等，等等。只是一大堆空话。我听够了，便插话问他是否有信要带给蒋介石，显然没有，但他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五分钟，想找出什么能够震惊世界的话语来。最后他找到了——“告诉他，我们永远支持中国的事业，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直到中国收复全部失地。”接着他说，他认为蒋夫人最好不要到美国来，无论是应某些组织的邀请还是以其他的名义，那太像妇女俱乐部的演讲旅行了。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他热情、快乐……但浅薄。
实事求是地说，史迪威对罗斯福这番谈话的评价是有欠公允的。同时，也看出了他和罗斯福在政治诸方面的水平相差悬殊。对此，美国的史学家评论道：
“在罗斯福的笑谈中阐述了他的对华政策的纲要。他决心推行‘欧洲第一’的战略，近期内不给中国以大规模援助。他为了鼓励蒋介石，极力保证中国在盟国的同盟中占据中心位置，并答应实现最终目标——收复失地。但是，他又担心蒋夫人的访问会激起国内出现给中国更大援助的压力，于是，他指示要阻拦她来访。总之，他已认定，在目前为战争作的努力中，中国是不会一下子变得更重要的，他希望一方面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一方面通过给予它地位来使它的幻想得到满足，但又强调长远的利益来防止它要求更多的援助。”
接着，史迪威又拜访了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霍普金斯。他希望能从政治顾问的口中得到在总统那儿未得到的示谕，但遗憾的是这位政治顾问更是一位大而化之的政客，令史迪威不仅不得其门而入，且对这位美国政坛有名的政客印象更坏。他在日记上用了最尖刻的语言记述了这次会见：
回到白宫去见哈里.霍普金斯，一个不可思议的、侏儒式的家伙（患有胃溃疡）。他认为在我这个年纪能够出发去进行“伟大的历险”是件美妙的事情（讨厌！）。什么样的机遇啊！“我相信，你会去指挥部队的。如果蒋介石把全部中国军队都交给你指挥，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他又说：“你需要总统做什么吗？”“你打算调动美国军队吗？”于是我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罗斯福对中国问题非常关注，如果我们需要，他随时准备从航空公司抽调一百架客机。他说我走运并答应提供帮助。他建议把在印度航线上运行的“诺曼底号”轮船作为我们和波斯的运输船……在出来的路上，他告诉我他的办公室曾是林肯的书房，是林肯和格兰特首次会见的地方。我当时太迟钝了，本可以这样说：“我不是格兰特，但我和林肯有相似之处。”他穿着一件老式的红色运动衫，和一双从路口商店买的鞋子，没系吊袜带，头发八个星期没有理了。要是他给我们帮忙，我就原谅他。
史迪威与霍普金斯的会见再次说明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差异：前者重热情而空泛的鼓动，后者要凝重而实际的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说，军事家往往是政治家手中的道具。对此，史迪威却反其道而行。结果，最后参与判决他命运的人，就是他死瞧不上的“侏儒式的家伙”——霍普金斯。
史迪威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撮合下被决定派往中国的。凭着他的敏感，他朦胧地预感到了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必将影响他出使中国的使命。因此，越临近告别自己的祖国，踏上他热爱的中国土地的日子，他越是感到此行使命的沉重！
史迪威及其随行的参谋班子很快完成了准备工作，于二月十一日告别华盛顿，飞往迈阿密。由于天气等方面的原因，在两次取消飞行计划之后，他们终于在十三日——星期五起飞升空，怀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告别了祖国和亲人。
啊！这是一个多么不吉利的日子哟，既是十三日，又是星期五。西方人不知是出于何种历史的原因，把这两个日子的前面都冠上“黑色”二字。今天，这两个“黑色”的日子偏偏又重叠为一个日子，是自然的巧合？还是他们信奉的上帝有意的安排？总之，这种带有极浓的迷信色彩的习俗就像是一团棉花，堵住了史迪威及其随行参谋人员的心口，一个个真是憋闷极了！
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很快燃遍了欧、亚、非三大洲与三大洋，美国通往中国的正常航线完全被切断了！史迪威一行不得不改飞临时航线，有时为了安全，一会儿乘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一会儿又搭乘DC—3型运输机，前后十二天，进行了一系列高难度的飞行。但是，史迪威想的不是飞行安全，而是他未来的顶头上司蒋介石。他越是接近中国，蒋介石的形象越是闪现在他的眼前，像过电影似的回放在他的脑海屏幕上。最后，蒋介石渐渐地化做了一尊雕像立在他的心中，令他不得不发出这样一系列的自问：
“我如何与这位中国的军事独裁者合作？我又该如何利用美国租借物资以及其他权利，把这位中国的军事独裁者纳入反法西斯战争的轨道？……”
史迪威没有结论。
四
蒋介石在其军政生涯中是得益于外国军事和政治顾问的。
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立之初，应孙中山先生之邀，苏联派来了以鲍罗廷为首的政治顾问代表团和以加伦为总负责的军事顾问代表团。在前后三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通过和加伦将军的合作，不仅得到了大批的苏联武器，而且还充分调动和利用加伦等苏联将领的军事才干，为东征、北伐制订了高明的战略方针，参与了许多重要战役的指挥，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对蒋介石的崛起进而取得国民党最高权力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与此同时，日本眼见蒋介石这颗军事明星在中国南方升起，有意派来了蒋氏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的铃木贞一，朝夕与之相伴。蒋氏自然明白铃木贞一肩负的来华战略使命，他将计就计，巧妙地利用“以夷制夷”的策略，通过铃木贞一钳制苏联的同时，暗修和日本的友好关系，为未来排苏、分共、下野、复出打下了伏笔。就说他的军事发祥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吧，也是从日本天皇党羽集团组建“大学寮”培养死党得到了启示。
十年内战期间，蒋介石为了消灭所谓心腹之患——中国工农红军，请来了德国军事顾问，并在其参谋下制订了不同的军事战略，迭次向中央苏区及各地苏区发动军事“围剿”，加之中共中央受军事教条主义的控制及危害，使中国工农红军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根据地，相继开始了悲壮的长征。
时下，以珍珠港事件为契机，虽然未能诱使美国确立“亚洲第一”的战略方针，但却在军事上为蒋介石带来了起死回生的转机。他审时度势，故伎重演，决定通过主动聘请美国军事顾问性质的参谋长，达到向美国要更多的钱、更多的枪的既定目的。
蒋介石何以能达到这样的既定目的呢？首先，蒋氏通过和美国在军事上结盟的捷径，利用中国在亚洲战场上的特殊地位，顺势造成中国出人，美国出钱，两厢情愿，共同抗击日本的战略格局。这样，蒋氏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美国要钱。事实上，珍珠港事件爆发不久，罗斯福总统就说服参众两院乃至于持反对意见的驻华大使高斯等人，使“予中国五亿美元财政援助的提议，经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并成为法律”。为安抚蒋介石决心抗日，遂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电告中国政府。
其次，蒋介石通过和美国在军事上结盟，利用未来史迪威参谋长这个砝码抗衡英国。一九四一年，英军高级将领韦唯尔的傲慢和无礼，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首先是损伤了蒋氏的自尊心。他出于亚洲人的特殊心理，对英国在亚洲诸殖民地国家的军事惨败——尤其是新加坡弃守失陷，八万盟军举起白旗向日本投降，是怀有某种幸灾乐祸的心理的。这是因为近两个世纪以来，英国人在亚洲作威作福，形象不佳，英国军人不可战胜的神话由此破灭了。换言之，照此发展，英国人从亚洲“滚出去”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蒋介石作为一位统观亚洲战局的战略家，他知道新加坡的陷落对英国而言，必然造成无法控制的灾难。接下来，日本战争的矛头一定会指向英属澳大利亚和缅甸，一旦缅甸失守陷落，英国在亚洲最大的利益所在地印度就失去屏障；万一德国在北非和中东得手，继而再挥兵东指，和日本共同造成东西夹击之势，印度就难以确保无虞了。因此，蒋介石胸有成竹地暗自说：
“无需我再主动，傲慢无礼的英国人会主动找我求救的。”
战争态势完全如蒋介石所预料的那样发展着，只是比蒋氏所估计的更糟、更快。换句话说，英国设在东南亚属地的防线未经几个回合的较量，就被入侵的日本军队全部摧毁了。接着，被称之为“马来亚屏障”的北部要点缅甸，一月十五日被一支日本先遣队从南部突破。“这支先遣队从泰国沿古代步兵和皇帝的象队走过的山路进入缅境。配备现代化运输工具和火炮的部队通常难以通过这一地区，但入缅日军以持不同政见的缅甸民族主义分子为向导，正向毛淡棉挺进。”
这时，曾被韦唯尔将军拒之门外的中国军队突然变得受欢迎起来。英国正式提出请求，希望蒋介石派军队入缅，守卫东部边境的掸邦，以便换下那里的第一师去保卫仰光。丘吉尔结束阿卡迪亚会议回到伦敦以后，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令人惊讶地向参谋长委员会宣布说：“我认为，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是一个比坚守新加坡更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如让滇缅公路落入敌手，必将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我们与中国的联系就会被切断”。从此，“保持与中国的联系”第一次变得重要了。
英军已成惊弓之鸟，不战而溃的残兵败将使日军惊奇地叹道：“英国马大，英国兵腿长，我们拼命追都追不上。”由此可见战争态势是何等快地向前发展！不久，英军失去缅甸战略要地毛淡棉，日军距离作为仰光正面最后一道屏障的锡当江只有一百英里了。可是，在此拱卫这道防线的英军只有一个步兵师，且是由一个印度旅和一个缅甸旅组成，还在退出毛淡棉的途中受到重创，已经大伤元气。怎么办呢？无兵可调的英国佬只好收起绅士派头，违心地请求中国派出入缅的远征军，同时，还请求美国驻重庆的军事代表团马格鲁德将军从旁劝言，力促中国入缅远征军尽快挥师南下，阻止日军攻陷仰光，断其滇缅公路的运输。
但是，英国的那位韦唯尔将军依然是醉死不认那四两酒钱，他决不相信中国军队能够阻止日军入侵缅甸，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战略主张：“弃缅保印，尽快撤出英军。”并得到了身在缅甸的英军将领的支持。英国首相丘吉尔从全球战略大局出发，听从罗斯福总统的劝告，断然拒绝了韦唯尔将军的建议，毅然派出英国名将亚历山大接替胡墩出任英军司令，确保缅甸无虞，同时，命令韦唯尔将军再次请求蒋介石派出入缅远征军。韦唯尔将军虽然不敢抗拒首相的命令，但他仍然心怀疑虑，难改初衷，坚持不向中国入缅抗日的远征军提供急需的运输车辆和燃料、给养等物品，有意调集全部车辆和大批工兵、民工、器材，去抢修通往印度的公路，以应他日自缅甸撤出英军之用。
韦唯尔将军再三主动求援，的确是让蒋介石出了一口窝囊气。蒋氏为确保滇缅公路的畅通——自然也有作个姿态给美国人看的意思，遂下令调陈纳德将军统帅的航空志愿队部分战斗分队移往仰光协防，同时，着手编组中国入缅远征军，临时改用罗卓英将军率领第五军（杜聿明）、第六军（甘丽初）、第六十六军（张轸）待机分道援缅，并指示“第六军集中芒市、遮放、龙陵，候英方派车接送入缅”。
随着日本人对东南亚尤其是对缅甸入侵的节节胜利，缅甸和印度掀起了反英民族运动。其中印度在民族英雄、国大党精神领袖圣雄甘地的领导下，再一次把民族独立运动推向**。罗斯福总统深恐印度的人民会向日军敞开大门，再次要求英国对印度的要求作出让步，“但是英国人拒绝许诺在战后给予当地人民独立或自治领地的地位。他们认为，如果只有抛弃帝国才能打败日本，那么抗日对他们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就这样，英国和美国在废除殖民主义政策方面陷入了严重的对立。自然，圣雄甘地领导的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政策的矛盾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危险地步！
蒋介石作为一代纵横之才，完全清楚英、美、印之间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一方面要确保中国的南大门——缅甸和西南大门——印度成为日本入侵的两道屏障，另一方面还渴望扮演所谓国际角色，促成联印抗日的国际统一战线形成，于是学着当年孔明东下吴国的样儿主动两飞印度，和圣雄甘地及其国大党的其他领导举行了多次会谈。
出乎蒋介石所料的是此行结果事与愿违，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不仅没有被他说服，聪明的圣雄甘地反而利用他的访问向英国施加压力。同时，圣雄甘地为了说服蒋介石支持印度独立，尖锐地指出：“蒋介石自己在盟国那里受到的待遇，就说明蒋的论点没有多少意义。”最后，深谙纵横之术的圣雄甘地一针见血地说了如下这句话：
“他们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平等地对待我们印度人，他们甚至也不让中国参加他们的会谈。”
圣雄甘地的这句话刺到了蒋介石的要害处，蒋氏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也产生了极大的共鸣。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英国人公然抢夺运抵仰光的美援物资以及韦唯尔将军对自己的无礼等往事，猝然一改访印的初衷，决计利用印度风起云涌的反英态势，狠狠地敲打一下英国人的傲慢。几经深思，他指示中国驻英大使转告丘吉尔首相：“印度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使我感到震惊”，如果目前形势不能“迅速得到改变”，日军入侵的危险将与日俱增。为了盟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的整体利益，他建议给予印度人真正的权力，满足其民族独立的要求，这样或许能够阻止日军继续入侵。
丘吉尔这个冥顽不化的大英帝国代言人听后十分生气，断然且又藐视地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
也就是在和圣雄甘地等国大党领导人会谈期间，蒋介石获悉美国决定把中国拒于英美军火分配委员会之外，并为此耿耿于怀。因为这将意味着蒋介石无权调用盟国——主要是美国——援助中国战区的军用物资，并由此必然引起未来和史迪威永不调和的矛盾。他思前想后多时，遂决定把圣雄甘地和他会谈的内容通知时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并由宋子文代为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表达他的愤懑和不平，他同时还让宋子文转达如下这段话：
“我们在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受的待遇尚且如此，那么在战争后的和平会议上，中国的地位又将如何呢？”
罗斯福总统始终怀有——也仅仅是怀有平等待蒋的良好愿望的，他多次明确表示以所有战区平等的原则对待中国。然而在给予中国战区军援——尤其是大宗的租借物资等实质性的问题方面，他就不能不听驻华大使高斯以及中国问题专家关于中国政府极端腐败的忠告，担心美援物资被中饱四大家族所代表的军政要人的私囊，而于抗击日本侵略无补。因此，他依然未给蒋介石分配军用物资的权限。
就在蒋介石访问印度期间，他获悉“据英代表请求，仰光情况紧急，请速派第五军入缅”的消息，遂审时度势，密电指示他的心腹爱将和得意弟子——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将军再次动员入缅，“所有野炮、战防炮均应随同出发，装甲兵团先做出发准备”。至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事宜，待他回国之后再定。
蒋介石就要结束访问印度回国了，驻印盟军英方的外事人员告之史迪威将军一行就要飞抵印度，请示蒋委员长在何处晤面。蒋介石非常懂得所谓下马威的作用，遂以大国领袖的口吻淡然地答说：
“我知道了！史迪威将军晋见我最好的地方是中国，要么就在缅甸战场。”
史迪威将军一行经由埃及的开罗、伊拉克的巴格达等地，越过波斯湾到达阿联酋的沙迦，他在领略了中东的风情之后，于二月二十五日飞抵印度的首都新德里。
新德里始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大英帝国为了显示对印度享有的至高至尊的统治权而建造的新首都，“其布局当然宏伟雄观，宽阔的空地，通往各政府大厦的很好的街道，市容十分齐整”。史迪威在此停留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英方了解缅甸战场的态势和有关的情况。为此，他参加了总司令举行的一个会议。史迪威的日记记载说：“这个总司令部很大，足以容纳我们的陆军部”；“房间坐满了（英国的）中将、少将和准将等军官。我发言后便开始提问，除军需官外没人了解任何情况。他们将着手采取行动，但于事无补……令人伤脑筋的是，在缅甸的军需品只剩下很少一些了，他们将转向左翼，向北撤退”；“有关英国人的消息还是老一套。没有伤亡，没有战斗”……
总之，驻印英军高级将领给史迪威的第一印象实在是太差了！这里的人们依然“喜欢喝鸡尾酒”，可史迪威却“一直在到处奔走，同各方面进行联系，熟悉……必须与之打交道的诸多机构，忙得焦头烂额，以至于连日子也搞不清了”。他为了尽快进入临战的状态，遂决定告别娱乐升平、灯红酒绿的新德里，飞往加尔各答会见韦唯尔将军。
韦唯尔将军与史迪威同庚，是一位职业军人。他身材魁伟，性格内向，常常令人生畏地一言不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比利时伊普雷夫战场上失去了一只眼睛，人送绰号“独眼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在中东先打了胜仗，继之又在中东败北，令他沮丧。不久，他又调往印度担任总司令。现在，由于马歇尔将军在阿卡迪亚会议上提出每一个战区内的盟军实行统一指挥，他又被任命为爪哇至缅甸大约二千英里范围地区的司令，在“一片难以防守和正在腐烂的阵地上，抵挡日军计划十分周密的猛烈进攻”。
韦唯尔作为一名军事家清醒地知道：他这位被仓促任命为英、美、荷、澳联军司令所统帅的部队已成惊弓之鸟，很难抵御日本军队的进攻。就在新加坡陷落的第二天，他曾经给丘吉尔发了如下这则悲观的电报：“失去爪哇，虽然无论从哪一种观点来看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并不是致命的打击。因此不应作出努力来增援爪哇，这样做可能危及缅甸和澳大利亚的防御。”结果，爪哇不久陷落，韦唯尔将军不幸受伤。
英军在缅甸根本就谈不上防御，加之缅甸人民仇视英国殖民主义者，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挡日军沿着锡当江朝仰光推进。这些“英国佬”认为如日本逼近仰光，切断纵贯南北的铁路线，自己连安全撤退都来不及了。因此，他们想的是如何尽早、尽快地向印度撤退。接着，毫无斗志的英军在锡当江大铁桥遭到毁灭性的惨败，进一步加速了大英帝国在缅甸的崩溃。就在日军逐渐缩小包围圈，用机枪扫**守桥的英属印度军的时候，驻守缅甸的英军司令部作出决定：炸毁锡当江大铁桥。
就在史迪威自开罗飞往巴格达的那一天——二月二十三日凌晨五时半，锡当江大铁桥的桥梁“在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炸毁了，接着出现一道炫目的闪光和一股炽烈的气浪”。保卫铁桥和仰光的印度师官兵被水流湍急的江河切断，终被日军全部歼灭。而韦唯尔等英军高级将领听到锡当江惨败的消息之后，“和平常一样显得沉着冷静”。这就是英国佬对待殖民地军民的真实态度。
二月二十八日，负伤的韦唯尔将军终于从即将失陷的爪哇飞到了加尔各答。
加尔各答是印度的前首都，记录着印度的古老文明和近代民族的耻辱。由于英国把首都迁往德里，这里的市政建设处于停滞的状态，古老的房屋年久失修，狭窄的街道拥挤不堪，使得这座通往缅甸的古城真是肮脏极了！史迪威驱车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赶到机场，见到了大败归来的韦唯尔将军等人。他发现这位盟军司令“疲惫不堪，情绪沮丧，完全被打垮了”。旋即，他陪同韦唯尔将军驱车赶到政府大厦，在阴暗的餐厅里一边用餐，一边听韦唯尔讲述盟军三个月来的败绩。最后，这位英国的“独眼将军”哀叹：
“大势已去，不可逆转了！”
诚如前文所述，由于历史的原因，史迪威就像许多美国人那样对英国人怀有恶感。现在，他终于见到了“讲排场，比资历，会享受”，但一见到日本人就投降逃跑的英国将军，昔日的恶感一下变成了鄙夷的情绪。所以，他边听韦唯尔大言不惭地讲述自己“走麦城”的军事败绩，边幸灾乐祸地想到了这样一句话：“英国佬终于威信扫地了！”然而当他想到自己未来在缅甸的使命，就又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提问：
“在缅甸战场上，英国军队为什么会失败得这样惨呢？”
“简单地说，我们英国军队从未受过热带丛林战的训练，行军离不开车辆和公路，又不会步行作战，实在对付不了日军的路障战术。”
“日本和英国在地球上的纬度相差不多，为什么日本的军队能适应缅甸的热带丛林战呢？”
“一言难尽。”韦唯尔频频摇头，连连喟叹，不知该如何回答史迪威的提问，最后，他无可奈何地想了想说，“等你到了缅甸战场就全然明白了！”
史迪威实在不满意这种回答，但又不想过多纠缠这种难题，遂又转移话题：
“仰光能守得住吗？”
“必须放弃！”韦唯尔断然说罢，用一只眼睛看了看震惊不已的史迪威，复又加重口气地说道，“就是中国军队能赶到仰光，也挽救不了这座城市的陷落。”
“我们为什么不主动进攻呢？”
“你有所不知，缅甸山区的密林和瘴疠构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要通过这些山区发动一场进攻战役，在军事上讲是不可能的。”
“看来，”史迪威听罢怒火猝燃，但他又理智地把它熄灭，用着挖苦的口吻说道，“贵国是把缅甸当做保卫印度的缓冲地带了，对吗？”
韦唯尔不知该如何作答，很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那我在缅甸的使命是什么呢？”
“你作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去询问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吧！”
史迪威怀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告别了败军之帅韦唯尔将军，由印度的加尔各答搭机东飞，按照预先约定，赴缅甸腊戍晋见指示军机大事的蒋介石。他步出飞机，见到前来欢迎的竟然是中国军界老友商震将军，二人十分亲热地拥抱在一起。
商震，字启予，于一八八八年生于河北省大城县苦水雾村。商震甫离襁褓，其父就为仇家所杀，其母贫苦无依，只好携儿女改嫁。这在商震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难以泯灭的烙印。他十七岁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并加入同盟会，后因“煽动革命”被校方开除，从此开始了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他先后参加滦州起义、护国讨袁，并成为晋中名将。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和史迪威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私谊。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商震归附中央，先后出任河北、河南等地封疆大吏。全面抗战之后，他转战各地，后调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他率领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飞抵仰光等地，作为期两月的军事考察，写下了洋洋三十万字的报告书，可惜不为英方重视，致使东南亚诸国——尤其是缅甸战局惨败。时下，他因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被选为高级幕僚，陪同蒋介石出访印度，接着又作为前考察团长随蒋介石来缅甸腊戍为远征的将军们鼓气。他和史迪威相见过后，指着一位年过半百的将军介绍道：
“这位是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将军。”
史迪威并不认识林蔚，但他在美国时就从有关材料获悉，林蔚是浙江人，为蒋介石的“乡党”，多年以来都受到蒋介石的宠信，历任军界要职。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他作为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副团长辅佐商震将军考察。不久，应英国方面的要求，中国为共同防守滇缅公路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林蔚被任命为团长，负责筹划中英有关作战事宜。聪明的史迪威早就知道，未来他在缅甸指挥作战的军事协调人必然也是这位林蔚。因此，他主动地握住林蔚的手说道：
“希望你我合作愉快！”
“一定会愉快的！”林蔚有些刻板地说罢，转身指着一位洋派头的书生，“他……”
“是我的老朋友，我国哥伦比亚新闻学校的毕业生董显光！”史迪威转而握住董显光的双手，操着英语半开玩笑地说，“老弟，官运亨通啊，都当上了副部长了！”
“还不是多亏了委员长和夫人的提拔！”董显光耸了耸肩膀，遂又做了个鬼脸，“放心，我愿为你效劳。”
史迪威原本就不喜欢董显光，他认为董是中国虚假夸张的战报的制造者。这次战地相见，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非常厌恶这个人”，并进而写道：“油滑，虚伪，他表面上对我的到来感到很高兴。”
这时，中国驻缅甸军事代表侯腾少将主动晋见史迪威，旋即引史走到一辆军车跟前，指着一位年轻的陆军上尉介绍：
“他姓王，在我手下任参谋。”
王参谋向前跨出一步，双腿并拢，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算是向史迪威晋见的礼仪。
史迪威先是一怔，继之是面色沉沉，并蹙起眉头，用一种鄙夷的口气，直接用汉语毫不客气地问道：
“你是哪位大官的子弟，能有机会到缅甸来当份好差事？”
出乎史迪威所料的是，这位年轻的王参谋猝然变色，就像是受到了极大的人身污辱，怒目而视，不肯答话。
“孩子，难道我说得不对吗？”史迪威缓和了一些口气，依然是惊诧地问道。
“不对，他是一个平民的儿子。”侯腾唯恐王参谋当场发作，说出一些不礼貌的话来，便匆忙代为答说。接着，他又指着王参谋下颌的伤疤说道：“他虽然年轻，打仗却很勇敢，日本鬼子还在他脸上留下了这个印记呢！”
史迪威边听边审视王参谋的表情，微笑着点了点头，并主动地用力握住王参谋那只很不情愿的手，颇动感情地说道：
“好孩子！今后跟着我再狠狠地揍日本鬼子这些狗娘养的！”
王参谋没想到这位洋将军会如此粗野地骂日本鬼子，禁不住笑了。他转身打开后车门，请史迪威上车。
史迪威满意地笑着摇了摇头，出乎众人所料的是他亲手打开了前车门，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的空位子上，待他的副官以及侯腾坐在后排座位上，他拍了拍王参谋的肩膀，近似下命令地说道：
“开车！”
汽车行进的沿途，史迪威就像是一位老练的汽车教练，仔细地观察王参谋的操作，满意地点了点头。不时，他又和气地问王参谋：
“孩子，你这么年轻就同日本鬼子打仗，不怕吗？”
“不怕！”王参谋就在这不长的接触中，发现史迪威这位美国将军没有官架子，是位可爱的老人，方才心中的余愠顿释。他一边小心开车，一边扼要地述说在缅甸作战的见闻，很快就到了蒋介石夫妇下榻的波特酒家。他熟练地刹住车，客气地说道：“到了。”
史迪威这位战场上的老兵，最喜欢听的话题就是战争，而最爱交的朋友则是下层官兵。他走下汽车，转身对侯腾说道：
“我们没有谈完，回头再叫他开车送我好吗？”
“好，好！”侯腾指着波特酒家的凉台说，“看，委员长正在给部属训话呢！”
史迪威只在一九三九年见过蒋介石一次，且只有十五分钟，蒋氏给他留下的印象实在是不佳。但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远在保卫大武汉的时候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称她是“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人”，发现她“非常有魅力、聪明、诚恳”。在这次会见以后，史迪威成了常向宋美龄献花的人。这次，史迪威在缅甸腊戍拜见蒋介石和宋美龄，不知是否对未有准备一束鲜花献给宋美龄感到遗憾，但是，他确实急切想见到未来的顶头上司——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亲自听听蒋氏对缅甸战局的看法。因此，他未等蒋介石训完话，就亲自上楼，在楼道里听到“蒋介石尖细、迅速而不连贯的声音”。令他惊疑的是，“楼上极其安静”，偶尔可闻“听众轻轻的耳语声”。
蒋介石结束了训话，热情地欢迎他的美国参谋长。出乎史迪威意料之外的是，这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热情地寒暄过后，就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你我的司令部在重庆，等回到那里再研究缅甸的战事。”
“那你和夫人……”
“现在就动身回国。”蒋介石打量了一下震惊不已的史迪威，“你也立即乘飞机去重庆。”
史迪威大失所望。但是，他毕竟是一位职业军人——唯上司之命是从。所以他猝然换做另一种表情，几乎是本能地答说：
“是！”
五
史迪威主动赶到缅甸腊戍“朝圣”，没有想到会遭此冷遇，心中的确是十分的不高兴。
但是，当史迪威的观念由西方转为东方，尤其是想到中国森然的等级传统——官大一级压死人，又认为中国当代的“通天教主”——蒋委员长给来自异国的臣属一个下马威是在情理中的。他只好把美国人的高傲和自尊人为地收敛而起，委曲求全地服从蒋介石的意旨。然而当他想到未来和这位委员长的合作，竟然想起了“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这句中国话，一种不祥的预感打心底生起，似乎中国战区未来的前途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史迪威毕竟是一位典型的美国军人，他的心中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和推不倒的心理障碍。他想到自己此行使华的任务，尤其是想到罗斯福总统授给他的诸多权力，又感到这些所谓的困难和心理障碍不翼而飞了。就在蒋介石和宋美龄驱车离开波特酒家不久，他也坐上了王参谋驾驶的汽车赶往飞机场。
史迪威似乎天生就不是一位政治家，因为他最厌恶上层社会——尤其是中国当政阁僚们的清谈和应酬，他认为除去看到他们用微笑的面纱掩饰其虚伪以外，任何真实的情况都听不到！另外，史迪威一直坚信中国战区未来的希望在于下层官兵，也唯有这些血洒疆场的下层官兵会说老实话。因而当他获悉王参谋于元月初就随英印第十七师在缅甸作战之后，遂主动地问起了驻防缅甸的英军和日军交战的情况。
或许是应了“不打不相识”这句俗话，也或许王参谋这个年轻人是个直炮筒子，合了史迪威的胃口，二人在赶往机场的路上谈得十分投机。当史迪威征询对方“对缅甸局势的看法”时，王参谋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将军此来是参加抗日的，也是来挽救缅甸的，请恕我直言，缅甸的病根在英国。早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韦唯尔拒绝中国派兵入缅的事件发生之时，缅甸的败局便已注定。眼下，如果英国决心守缅，愿同中国并肩作战，那就应该赶快建立中英联军统帅部，策定统一的作战计划，实行统一指挥，切实改进交通通信和后勤保障工作，加强民防和空防，把缅人和华侨组织起来，切实肃清缅奸、日谍，妥善安置难民，确保后方安全，免除后顾之忧；就战术而言，当前，应迅速集中我军主力……整顿态势……乘日军兵力分散，增援未到之机，由同古转移攻势，先吃掉第五十五师团，再会攻第三十三师团，收复仰光，准备迎击敌增援兵团。现在是战机难得，稍纵即逝，关键在同敌军抢时间、争速度，谁能制敌机先，谁就能取胜。我年轻无知，但伤敌不敢后人。说得不好，请将军谅察。”
史迪威认真地听着王参谋对缅甸战局的分析，不时下意识地点点头，他似乎从这个小小的连级参谋的言谈中看到了中国战区未来的希望。机场到了，史迪威从沉思中回到现实，他轻轻地拍了拍王参谋的肩头，笑容可掬、非常慈祥地说道：
“我的孩子呀！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倒很有见识，你说得在理，我会记住你的。”
史迪威告别了腊戍，改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中国，历经两个小时的飞行，DC—3型运输机降落在昆明机场，史迪威旋即换乘轿车去农学院美国航空志愿队，下榻在他未来在华工作的政治和军事对手克莱尔.李.陈纳德的房间，准备和这位在中国鼎鼎大名的“飞虎队”队长进行工作会谈。
陈纳德于一八九三年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是一名陆军航空队上尉，他以高超的飞行技术赢得了“飞行杂耍表演大师”的称谓，又因反对传统的航空作战理论，撰写了《防御性追击的作用》一书而获罪于上司，再因他桀骜不驯的个性不得不以上尉的军阶退役。
不久，陈纳德接待了一位中国航空专家毛邦初，毛称道陈纳德的飞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表示愿与他签订去中国教学的合同。卢沟桥事变前夕，陈纳德受聘来华，但不是当飞行教员，而是出任宋美龄主持的航空委员会的顾问。值得一提的是，宋美龄雍容华贵的风度令陈纳德折服：“这是一次难以忘怀的会见……以后我要称呼她‘公主’。”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陈纳德以他那丰富的飞行经验在卓有成效地提高中国空军的战斗力。同时，他在中国也找到了异性知音——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而这时的蒋介石“对其期望并不很高，让陈主持在南昌的战斗机训练。陈纳德却由此切实了解了中国空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并向蒋介石作了如实汇报。这与蒋介石根据部下报告而对中国空军实力作出的过高估计相差甚远，使蒋受到很大震动。陈纳德因此赢得了蒋的初步信任”。
抗日战争初期，“陈纳德参与制订中国空军的对日作战计划，从战术上指导中国飞行员作战，并在沪、宁、汉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当时远东最为有效的空袭警报网，减少了日军空袭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武汉保卫战期间，陈纳德靠一个美国商人提供的轰炸机，组织了一支由法、荷、美、德和中国飞行员组成的‘国际中队’，对日军进行过几次成功的空袭。此后，陈纳德奉宋美龄之命到昆明开办航校，为培养中国飞行员辛勤工作了两年。陈纳德显示出的空军指挥和训练才能使他逐渐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被蒋视为在空军方面的主要依靠人才”。
陈纳德为了帮助中国抗击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同时也为了实践他积累多年的飞行作战理论，毅然回到美国，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四处游说、八方求援，终于说服美国同意组织美国航空志愿队。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陈纳德“第一次有了需要用来打败日本人的一切东西”——预订的一百架中的六十八架P—40型飞机，三十二架“战斧”式飞机以及所需的飞行员、地勤人员、医务人员和行政人员。
也就是在这当口，作为总统战略顾问的马歇尔参谋总长不想让平民——退役上尉陈纳德来指挥任何一个空军作战单位。他明确要求：
一、志愿队能否作战统由美军事代表团或另一特别指定的代表团来决定；
二、志愿队应由有经验的航空人员指挥和担任领导职务。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一看便知，这实际上限制了陈纳德应该享有的权力。
陈纳德或许懂得中国这句军事名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或许自恃在中国有蒋介石夫妇做坚强的后盾，他不管美国军方的训示，依然是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空军作战理论和既定的计划进行严格训练。为了隐蔽目标，P—40型飞机全部漆成草绿色，喜欢标新立异的美国飞行员又在每一架飞机上画了一个鲨鱼的笑口，再加上一只邪恶的眼睛，算做美国志愿队的标志。同时，陈纳德把志愿队编为三个飞行中队：第一中队命名为“亚当和夏娃队”，第二中队叫“熊猫队”，第三中队叫“地狱里的天使队”。从此，美国航空志愿队在中国正式开张。
陈纳德在接到日本进攻珍珠港得手的消息之后，凭着军人的敏感和美国人的自尊，认为狠揍日本鬼子的时机到了，他立即命令美国航空志愿队进入战备状态。接着，应蒋介石所请，他悄悄把三个中队的飞机自缅甸同古飞到昆明，突然腾空迎头痛击日本轰炸昆明的飞机，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从此，日本飞机再也不敢光顾昆明上空显其威风了！
不知何故，中国老百姓称这些画有鲨鱼标记的志愿队为“飞虎队”，而且这个名称很快通过新闻媒体传遍海内外。对此，陈纳德弄不明白，并写下了如下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