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肯刚刚做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一笔交易，罗马诺和贝尔德对事情的变化非常诧异，他们甚至在想米尔肯的脑子里究竟在琢磨什么。也许，作为一名交易员，米尔肯只是相信一笔更好的交易可以通过蔑视最后期限而达成。

两位检察官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下来，最后期限终于过去了。他们一直担心这份认罪协议太宽大仁慈，那天上午他们已经协商好，最后期限一过，协议就将收回。他们不会再重新考虑它了。然而，他们没有说起利曼打电话的事，甚至对他们的同事也没有说。利曼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米尔肯阵营的其他人。

当新闻发布会最终开始时，已经是下午5点15分了。罗马诺在会上宣布米尔肯已经被起诉，罪名共98项，其中包括RICO法案的指控。他指出，对米尔肯的罚金也是有史以来政府对个人处罚最高的一次。正如米尔肯已经同意的，他已经从德崇公司休假，并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在美国，起诉标志着诉讼程序的开始，并不是结束。在经历了两年半的谣传和曲解之后，我现在迫切希望可以公开并公正地将所有的事实告知天下。对于指控，我坚决否认，并且要奋力抗争。我坚信最后我终将被证明是无辜的。”

两周后，米尔肯秘密地来到了曼哈顿的联邦法院接受提审。他提前三个小时就来到了法庭，当轮到他时，他拒不接受指控。这是他第一次和负责审理他的法官金巴·伍德见面。伍德最近刚刚被里根总统任命为法官，她温柔可亲，思维敏捷，黑发飘飘。从她的履历中几乎看不到她将如何审判一起重大的证券欺诈案。

米尔肯晒得有点儿黑，不过看起来很放松。他站在伍德法官的面前，利曼和弗鲁门鲍姆分别站在他的两边。他的妻子洛丽和桑德勒坐在旁听席的第一排，就在他的身后。法庭里挤进来了几百人，大部分都是记者。伍德法官问道：“你今天身体感觉如何？”米尔肯回答说：“很好，法官大人。”“你看内科医生或者精神病医生了吗？”米尔肯回答说：“没有，法官大人。”确实，他的律师们甚至也认为他现在的精神状态要比最近几周来都要好。诉讼反而让他如释重负，尤其是诉讼主要是依赖布斯基的供述。米尔肯再一次相信他会赢得这场审判。伍德法官问道：“你想如何辩护呢？”米尔肯坚定地回答说：“无罪，法官大人。”

米尔肯现在得到了曾经专属于布斯基的恶名。当他离开法庭匆忙钻进等候的汽车时，大批的旁观者和电视记者朝他涌过来，但是却被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挡住了。数百名米尔肯的支持者也来到了法庭外面，他们身穿T恤，头戴棒球帽，上面还印着“迈克尔·米尔肯，我们相信你”。米尔肯的主要客户们也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其他的报纸上刊登整版的广告，上面重复登着一句话：“我们相信你。”用这种方式来支持被指控重罪的人，这是一个先例。

但是，米尔肯的公关活动甚至离事实更为遥远。米尔肯被起诉之后，又有一些指控米尔肯的证人同政府达成了协议。大卫·所罗门可能是最具毁灭性的，他向政府供述了他和米尔肯之间的非法交易，包括芬斯伯里基金和麦克弗森合伙公司的非法活动，此外，他还供出了其他的犯罪活动。里德·哈蒙是比弗利山的另一名员工，他也参与了同布斯基的非法交易，他获得了政府的豁免，并出庭作证。米尔肯同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的交易，包括非法逃税的交易，都在紧张的调查中。

1989年3月，政府开始以伪证罪起诉莉萨·琼斯，这是从莱文和布斯基供述中引发的第一起庭审案。她的律师布赖恩·奥尼尔没有什么可辩护的，只是呼吁陪审团同情这位曾经积极进取的年轻姑娘。琼斯被带到了被告席上，她哭泣着对陪审团说：“我当时在大陪审团面前非常惊恐，我只是想我回答得不太准确，因为我想不起来了。”陪审团只花了四个小时就宣告琼斯有罪，所有的罪名成立：五项伪证罪和两项妨碍司法公正罪。当法庭宣布判决时，琼斯禁不住哽咽起来。罗马诺补充说，琼斯一案表明政府对伪证罪的指控是“非常严肃”的，这句话很显然是在向其他潜在的证人暗示。

然而，一个更为重要的审判即将开始，这就是对里甘和他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一案中其他共同被告的审判。米尔肯阵营经常说他们认为陪审团是不会搞清楚这么复杂的金融案的。审判于六月份开始，一直持续了5个星期，指证工作经常是乏味而又复杂的。陪审团听了检察官们在突击检查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总部时查获的众多录音带。威廉·黑尔，就是被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解雇的那位员工，也出庭作证了。更为重要的是，弗雷德·约瑟夫也出庭作证了。作为一名政府的证人，约瑟夫解释了德崇公司自己制定的禁止对公司客户的证券进行交易的规则。

陪审团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审议工作，对于一个牵涉到了64项重罪的复杂案子来说，这个时间确实比较短。被告们认为这就是宣告他们无罪的标志，尤其是詹姆斯·里甘，他一直都认为任何陪审团都会判决他无罪的，这种念头他从来都没有动摇过。正如卡图希罗在诉讼结论中所说的，这些被告全都是一群“傲慢自大的人，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极其复杂和巧妙，无人能够参透其中的奥妙”。

7月31日，当陪审员们在审议结束列队回到法庭时，其中一位被告扎尔热茨基，也就是在录音带中非常突出的那个人，竟然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并向旁听者竖起了大拇指。但是，当陪审团主席宣读判决书时，气氛突然改变了。审议的结果是：64项罪名中的63项成立。许多被告的妻子一下子就哭泣起来。

罗宾逊公司的人员听到审判结果时，非常郁闷。尤其是肯尼思·利勒尔，似乎对这个结果非常震惊。许多人都曾经信誓旦旦地预言陪审团将会宣告被告无罪的，最坏的情况就是无效审判，在这些人中，利勒尔是最为突出的。

然而，对检察官们来说，这个决定性的有罪判决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为直接的他们所希望的突破。尽管增加了新的压力，但是纽伯格和里甘仍然拒绝认罪。这两名被告最可能向政府提供关于米尔肯和弗里曼的很有价值的信息。

由于里甘仍然在负隅顽抗，弗里曼一案的每一条调查线索几乎都被堵死了，负责此案的卡图希罗和麦坎尼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高盛公司密不透风，没有人“叛变投降”，这也反映了该公司的组织文化，这种文化要求公司的利益高于单个合伙人的利益，并且已经经过了好几代人的锤炼。检察官们根据《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追踪到了比阿特丽斯公司的收购案，并讯问巴尼·拉斯克关于他给弗里曼打电话的事。拉斯克声称他想不起来这件事了。检察官们日益绝望，为了寻找突破口，他们竟然提出给泰伯尔豁免权，以换取进一步指证弗里曼的证词。但是，泰伯尔拒绝了，因为他感觉到政府的调查可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威格顿几乎都被遗忘了。

西格尔独自待在佛罗里达的家中，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案子尽快宣判，他越来越忧虑。弗里曼、高盛公司和德崇公司联手聘请了朱尔斯·克罗尔私家侦探公司（Jules Kroll），对西格尔的所有活动进行跟踪调查。一次，西格尔在杰克逊维尔市为孩子们组织计算机训练营活动。有一天，西格尔正在一位潜在捐款人的办公室洽谈，突然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人自称“菲尔·斯彭斯”，是美联社的自由记者。他告诉那位商人他正在写一篇关于“伊万·布斯基和马丁·西格尔关系的文章”，他问这位商人，西格尔是否在他的公司有“隐藏的利益”。当“菲尔”拒绝进一步透露自己的身份，或者留下电话号码时，这位商人把电话挂断了，最后，他也拒绝为西格尔的计算机训练营活动提供赞助。

西格尔和拉科夫就这件事向卡图希罗抱怨，卡图希罗进行了追查，最后发现美联社根本就没有一个叫“菲尔·斯彭斯”的人，这个打电话的人实际上是朱尔斯·克罗尔私家侦探公司的侦探。这个自称菲尔的人也给西格尔以前在康涅狄格州居住时的邻居打了电话。当西格尔到纽约拜会朋友时，“菲尔”给西格尔的这位朋友也打了电话。他上来就说：“我知道你是在帮助马丁·西格尔藏钱。我们知道这件事的。”后来，一个人到了西格尔这位朋友的家中，声称自己是纽约州警察局的侦探，并且亮出了自己的徽章。这位朋友让他进了屋，那人进屋后四处看了看。后来，这位朋友给警察局打电话，却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侦探。根据那个人的徽章牌照，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追查到这个人就是朱尔斯·克罗尔私家侦探公司的人。

检察官们非常恼火，他们威胁说要起诉朱尔斯·克罗尔私家侦探公司，告他们妨碍司法公正和骚扰联邦证人。该公司同意停止活动。接着，该公司的侦探又开始采取其他方式活动，他们同和西格尔的孩子们一块儿拼车的孩子的家长联系。一名侦探甚至还用50美元贿赂西格尔家雇用的16岁的小保姆，问她西格尔是否给她支付现金报酬，是否看见西格尔吸食大麻。西格尔夫妇还经常在半夜三更接到骚扰电话，他们不得不三次更换电话号码。检察官们再次警告朱尔斯·克罗尔私家侦探公司，此后，这些骚扰活动才逐渐消失。

尽管朱尔斯·克罗尔私家侦探公司对西格尔的骚扰让他十分不舒服，但是弗里曼、高盛公司和德崇公司花了150万美元聘请该公司，最后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只是落得让人耻笑的地步。现在，西格尔在想他还能再容忍多久。每一次，当媒体上提到弗里曼一案时，西格尔都被讥讽为说谎者。1989年1月，他到纽约找到了贝尔德，请求对他进行审判。贝尔德再次劝他回去再等等。

弗里曼的律师罗伯特·B.菲斯克（来自达维律师事务所）和保罗·柯伦（来自凯寿律师事务所）以及高盛公司的佩德威兹继续同政府进行卓有成效的会谈。和米尔肯的律师不同，他们从来不声称弗里曼是无辜的，也从来不说西格尔是说谎者或者弗里曼是国家财富，并以此贬低检察官们的才智和判断力。相反，他们只是不断进行大量的调查工作，以表明弗里曼和西格尔的交易信息可能存在其他的来源，而不是内幕消息。他们从来没有声称这些调查是真实可靠的，他们只是强调他们的调查能够激发陪审团的疑虑。由此可以看出，起诉专业套利人进行内幕交易的案子是多么困难，即使有像西格尔这样的合作证人也是艰难无比。

然而，贝尔德和他的同事们还是准备将此案提交给陪审团。他们认为可以依据西格尔的有力证据和其他的确证文件证据提起诉讼。接着，案情终于出现了一个幸运的突破。

在对西格尔的证词进行最后确证时，检察官们对弗里曼的高级助手弗兰克·布罗森斯提出了豁免，并把他带到了大陪审团面前。布罗森斯是高盛公司套利部的员工。最开始时，布罗森斯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或者有价值的情况。接着，就在大家都要放弃时，麦坎尼问他：“你还记得其他什么事吗？”布罗森斯似乎非常不安，他问是否可以和他的律师协商一下。传讯暂时中止了，他得到许可去和律师协商。

当布罗森斯回来时，他回答说：“是的。”接着，让检察官们惊喜的是，他承认弗里曼在比阿特丽斯公司的交易中给西格尔打过电话。弗里曼在打完电话后，情不自禁地重复了西格尔确认巴尼·拉斯克的消息的那句话：“你小子鼻子够灵的啊。”这证明是弗里曼的一个致命的轻率之举。

最后，政府得到了些许确证情况，这产生了超预期的惊人效果。布罗森斯立即被高盛公司和弗里曼的律师们召去汇报情况，他把对政府坦白的情况重复了一遍。他们全都惊呆了。当《华尔街日报》在一年多前刊登那篇包含“鼻子够灵”那句话的文章时，他们就认为政府的检察官们是故意把这个情况透露给《华尔街日报》，希望借此给弗里曼施加压力。他们推断，这就说明政府有一个消息源——可能就是西格尔——而这个人可以证明同弗里曼交换情报的谈话。

然而，直到1989年6月，检察官们才向西格尔讯问“鼻子够灵”那句话的事，他再次被带到了大陪审团面前。当被问道在比阿特丽斯公司的收购案和“鼻子够灵”这句话时，西格尔回忆说那天他给亨利·克拉维斯和弗里曼打过电话，但是他已经想不起来说过什么了，只是好像有这句话。他想不起来这句话了，也想不起来在比阿特丽斯公司的收购案上曾经给弗里曼提供过内幕消息。

弗里曼的律师们陷入了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律师们曾经陷入的一个陷阱中：他们简单地认为记者可以从任何人那里获取信息，但是政府除外。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政府对“鼻子够灵”这句话原本是一无所知，也是从《华尔街日报》上才获悉的。他们猜测西格尔将为这段对话作证，并且，他们现在认定——错误地认定——政府有两个证人，不只是布罗森斯。

高盛公司的联合董事长罗伯特·鲁宾是弗里曼长期以来的支持者，最后也对此案的看法产生了动摇。他总是认为弗里曼的案子是一个“可以裁判的”案子，一个很有机会获胜的案子。然而，在对潜在的陪审团组成人员进行研究后，他发现结果并不乐观。公众显然认为套利人都不是什么“好鸟”，并且弗里曼还从中获取了高额的利润。对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裁决证实了鲁宾的忧虑，公众对腰缠万贯的华尔街经理人都怀有恶感。

再者，弗里曼并没有对比阿特丽斯公司的收购案提出辩解。他从来没有否认巴尼给他提供消息一事，也没有否认是根据这些消息进行交易的。对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裁决对弗里曼尤为残酷。有位律师认为，在里甘被定罪后，“弗里曼再负隅顽抗就没有意义了”。

鲁宾自己现在也认为弗里曼的“判断有误”，正如他给高盛公司的同事们所说的那样。如果这个曾经被政府指控为大规模阴谋的违法活动现在被简化为一句话“你小子鼻子够灵的啊”，那么鲁宾确信，这个案子最终可能会以对高盛公司损害最少的方式而解决。实际上，政府可能会成为一个笑柄。

弗里曼的律师们同贝尔德和其他检察官进行接触，并且表示愿意考虑认罪协议，接受一项罪名，承认在比阿特丽斯公司的交易案中进行内幕交易。这立即在检察官当中引起分歧：卡图希罗和麦坎尼坚决反对这样的协议，因为这明显有利于弗里曼，他们愿意继续追查下去；但是，贝尔德认为这个协议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根据协议，弗里曼将承认有罪，被禁止再涉足证券业，并有可能被判入狱。其他未尽事宜可以由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解决。

贝尔德认为不能总是拖延西格尔，他等待审判已经两年多了。此外，和米尔肯不同，弗里曼的案子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新的有力的证据。贝尔德曾经发誓要把弗里曼一案追查到底，但是现在他迫切希望离开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尽快自己开业当律师。

对罗马诺来说，这个协议也是为他的朋友兼导师朱利安尼帮忙的机会。朱利安尼竞选市长的活动正处在白热化阶段，如果现在解决了弗里曼的案子，就会为他的竞选铺平道路，因为该案的解决可以说明朱利安尼逮捕弗里曼是因为他有罪，而不是像朱利安尼的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认为弗里曼是无辜的受害者。因此，罗马诺支持贝尔德。尽管卡图希罗和麦坎尼继续抱怨不停，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被说服了，因为他们得到了许诺，可以在弗里曼的宣判听证会上提交他其他违法活动的所有证据。

8月17日，弗里曼出现在了联邦法庭，同意接受一项重罪。同时，他宣布从高盛公司辞职。在辞职时他说，19年来，这个公司一直都是“我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给高盛公司资深合伙人约翰·温伯格的辞职信中，弗里曼承认在比阿特丽斯公司的收购案中有罪，但是他没有道歉。他坚持说自己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再没有其他任何违法行为，并说政府的调查活动对他和他的家人都是一场噩梦，并暗示他之所以认罪，主要是为了早日结束调查活动。弗里曼的认罪协议没有要求他和政府合作，因此，他也从来没有和政府合作过。

高盛公司竭力淡化此事的影响，并抓住机会抨击检察官，而不是批评一个刚刚承认有罪的合伙人。在给公司全体员工的一份声明中，高盛公司说：“鲍勃曾经被捕过，后来检察官们认为是一个错误；曾经被起诉过，后来又被撤销了。检察官们发誓要对鲍勃重新进行指控，并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他们还对鲍勃进行了一系列公开的指控和诽谤，而这些远远超出了他实际的所作所为。”

但是在高盛公司内部，有些人对弗里曼的认罪所暴露的问题深感忧虑。从弗里曼的供述中可知，作为高盛公司的高级套利人，他经常可以得到其他投资者所无法获取的市场信息。例如，在比阿特丽斯公司的收购案中，他承认曾经和亨利·克拉维斯谈过交易的事；他知道理查德·奈在出售比阿特丽斯公司的股票，因为高盛公司是为奈处理交易的；他向奈披露过相关情况；拉斯克打电话告诉他比阿特丽斯公司的交易出现了问题，然后他又给西格尔打电话求证。

即使这种机密消息的自由交换不是犯罪活动，但是这些消息也是其他投资者所无法获悉的，这种行为至少也是很可耻的。这种情况表明，允许大的投资银行从事套利业务是非常危险的。尽管如此，高盛公司的套利部门仍然存在，并且是华尔街上最为活跃和利润最丰厚的部门之一。这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举措截然不同，该公司在断定套利业务会引发公司内在的利益冲突之后，自愿放弃了套利业，撤销了该部门。

对威格顿和泰伯尔的调查也结束了。威格顿对他最初被逮捕一事非常淡然，处变不惊，一直表现出沉着坚定的神态，这也是他所熟悉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精神所在。当弗里曼的认罪听证会开始时，检察官也同时宣布对他的调查结束。当时，威格顿正在健身房锻炼，他留言说不想被打扰，因此没有立即听到这个消息。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继续到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球。后来他说，他感到检察官们很“绅士”。

西格尔现在成了家庭“主夫”，他刚刚购物回来，正在厨房忙碌。突然，电话铃响了，是他的律师奥德丽·斯特劳斯打来的，告诉了他弗里曼认罪的消息。西格尔大为震惊，他简直不能相信这一切——他经受了这一切折磨，最后却换来弗里曼只接受一项罪名。实际上，他已经开始期盼着作证。他知道自己所说的都是实话，并且他肯定陪审团会相信他的。最后，公众会看到他已经尽力在做正确的事情。

西格尔曾经认为政府会解决一切事情，但是弗里曼一案的结束击碎了他对政府的信任。更为糟糕的是，他还不能被宣判，因为他还要继续等待，可能会在弗里曼的宣判听证会上作证。西格尔痛苦地向卡图希罗抱怨，卡图希罗告诉西格尔，他会竭尽全力争取让弗里曼至少再接受两项重罪。卡图希罗告诉西格尔和拉科夫：“有句话我不能在法庭上公开说，但是，我们对此事的处理是完全不当的。”

在米尔肯被起诉之后一周，3,000多名支持米尔肯的人云集比弗利山的希尔顿酒店，参加1989年的捕食者大会。米尔肯的支持者在洛兰·斯珀奇的带领下，正在约瑟夫的房间里和他交涉，他们要求在会上播放颂扬米尔肯的录像。他们威胁说，如果不播放录像，他们就退出大会。约瑟夫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在这个由米尔肯控制的公司中，他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像以前那样，他这次又妥协了。在星期四的晚上，会场开始播放热情颂扬米尔肯的录像，还配有米尔肯的画外音和激动人心的音乐。尽管米尔肯没有参与这次捕食者大会，但是他似乎仍然是会场的明星。

在会场的上面悬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德崇公司将成为2089年高收益债券之城。横幅的下面是一个可旋转的空间站模型，上面展示了公司客户的产品。但是，唐纳德·恩格尔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举行捕食者大会了。晚会上的特邀明星似乎也只是二流的，这次邀请的是希娜·伊斯顿（Sheena Easton）。在介绍雷诺公司的收购案时，没有了米尔肯在身边，恩格尔感到非常孤独无助。晚会结束后，大家纷纷离开大厅回房间去了。恩格尔低下头，不由自主地哭泣起来。

在大会结束之后不久，德崇公司最终宣布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谈判结束，双方达成了协议，并对外宣布了协议的条款。根据协议，证券交易委员会几乎完全控制了德崇公司。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个条件就是，最近刚刚退休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约翰·沙德出任德崇公司的董事长。约瑟夫将继续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经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德崇公司的官员将严格监管该公司的所有业务活动。该公司比弗利山分部的高收益债券部门继续运营，但是，米尔肯和洛厄尔仍然要接受惩罚，协议要求德崇公司将他们的股权全部赎回，不能再和他们有任何联系。

约瑟夫告诉公司的员工：“假如这些条件及时得到批准，我们仍然可以继续我们的生活和职业。我想我们都会非常自豪的，因为我们从困难中挺了过来。公司96%的骨干力量都保存了下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德崇公司同意向米尔肯支付7,000万美元，以赎回他在该公司的股权。米尔肯宣布，他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国际资本投资集团（International Capital Access Group）。他发表了一篇新闻稿，是由罗宾逊公司起草的，里面称这个新的公司将用自己的资源为“员工、少数族裔和工会创造所有权的机会”。利勒尔否认米尔肯这是在试图向潜在的蓝领和少数族裔陪审员示好。

支持米尔肯的力量在德崇公司仍然是个问题。为了挽留公司的骨干员工，约瑟夫继续用慷慨的奖金收买他们的忠诚。他向每个人保证1989年的薪水至少是1988年的75%，不管公司的赢利情况如何，都要保证这一点。例如，布莱克的收入将为2,000万美元，基西克为1,100万美元。基西克接替米尔肯负责高收益债券部门，布莱克成了公司金融部的联合主管。布莱克和基西克原来都是公司证券承销助理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主要是评估潜在交易的风险。现在，他们离开了这个委员会，由公司资历较浅的员工接替。这些员工既没有经验也没有什么地位，无论有些交易的风险明显有多高，他们也无法质疑资深的高级经理人。这就为公司埋下了无穷的后患。

布莱克和彼得·阿克曼似乎都在专心致志地做交易，一门心思赚取预付费，根本不管将来的风险和后果，他们甚至在公司同政府达成认罪协议之前就开始这样做了。1988年的秋天，在布莱克的坚持下，德崇公司同意支持威廉·法利对西点佩珀雷尔公司（West-Point Pepperell）发起恶意收购。法利是米尔肯的忠实客户，他所拥有的鲜果布衣公司就是在德崇公司的支持下购买的。在这项交易中，德崇公司帮他发行了大量的垃圾债券进行融资。1989年1月初，阿克曼接手了一项由布斯基以前的投资人梅苏莱姆·里克里斯提议的交易，用1.75亿美元收购特兰斯资源公司（Trans Resources），该公司旗下包括以色列海法化学工业公司（Haifa Chemical Co.）。

公司承销助理委员会的成员斯蒂芬·温罗思曾经反对给布斯基融资，现在当听到公司接手西点佩珀雷尔公司和特兰斯资源公司的交易后，他极为震惊，并坚决反对，但是却被布莱克和阿克曼制止了。布莱克和阿克曼强行通过了这两项交易，委员会中资历较浅的成员只能温顺地坐在那里。温罗思怒不可遏，他拒绝参加此类会议。他也没有得到约瑟夫的关注。当时，约瑟夫正在忙着同政府达成协议，试图重整公司。

新的交易表明，没有米尔肯来销售债券——必要时贿赂买主——仅靠比弗利山的力量根本连市场都找不到。米尔肯强迫忠实客户购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潜在的买主们实际上已经开始审查由德崇公司支持的垃圾债券的交易条款，对有些情况，他们甚至非常震惊。最后，德崇公司不得不用自己的资金购买大部分债券，使公司持有的债券比例越来越高。仅仅在法利的交易中，公司就拿出了2.5亿美元——几乎占到了公司股本资本的1/4。到夏天即将结束时，德崇公司已经持有许多公司的大量垃圾债券，这些公司包括：休闲国际公司（Resorts International）、布兰尼夫综合资源公司（Braniff Integrated Resources）、SCI控股公司（SCI Holdings）、吉列控股公司、希普利斯蒂-帕滕服装公司（Simplicity Pattern）、统一石油天然气公司（Consolidated Oil and Gas）、希尔斯伯勒公司（Hillsborough）和索斯马克公司（Southmark）等，德崇公司为这些公司的交易提供了大量的融资。

约瑟夫非常担忧，他设法阻止布莱克为公司的客户贝内特·勒博收购普赖姆电脑公司（Prime Computer）的交易提供具有毁灭性的高报价融资工作。而且，在阿克曼私下同派拉蒙石油公司交易而导致德崇公司损失5,000万美元之后，约瑟夫竭力约束他的行动。阿克曼非常生气，尽管约瑟夫保证要给他1亿美元的奖金，他却实际上放弃了工作。他转到了伦敦办事处，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开拓欧洲的业务机会，其实，阿克曼告诉同事们，他计划写一本书。在比弗利山，一幅关于阿克曼的漫画在四处传播，漫画上的阿克曼背着一大袋钱，趁着黑夜翻墙逃走了。

尽管许诺了高额的奖金，但是阿克曼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洛兰·斯珀奇和鲍勃·达维多夫仍然对约瑟夫阻止他们向米尔肯表达敬意一事非常生气，从公司辞职了，并撤出了他们的股权。其他忠于米尔肯的员工也纷纷离职，公司的许多业务部门都受到了影响，尤其是零售经纪网络。随着个人投资者因受到德崇公司认罪协议的困扰而离去，该公司不得不向经纪人支付越来越高的薪水，以吸引他们留在公司。即使有丰厚的报酬，经纪人的数量也大量减缩，从1,400人减少到了1,200人。招聘新的经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到该公司工作。此外，公司开支不断增加，而规模经济效益逐渐下降。仅仅在1989年一年，德崇公司零售部门的损失就高达4,000万~6,000万美元。

到1989年4月的捕食者大会时，约瑟夫已经知道公司必须立即进行大规模的重组。经纪部门曾经是公司的基础，现在必须大幅削减。约瑟夫感到非常难受。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他一直呼吁公司的经纪人要忠心，而多数人也都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约瑟夫一再发誓说要“永远”保留零售经纪业务。然而，在4月中旬的一次讲话中，他说：“世界已经改变了，德崇公司要重新审视所有的业务。”经纪人都站起来表示欢迎，约瑟夫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几天后，也就是4月18日，约瑟夫宣布公司要放弃零售经纪业务，同时还要放弃市政债务和外国证券业务。约瑟夫一直都梦想着打造一个全方位业务公司，希望与高盛公司相匹敌，但是这个梦想现在破灭了。公司原来有1万多名员工，约瑟夫在和政府协商时，总是提及这1万多名员工的生计，现在也被削减到了5,000多人。经纪人突然之间失去了工作，他们非常痛苦，都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对约瑟夫来说，这个决定非常痛心但是却也无奈：公司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

当约瑟夫正在全力应付公司不断出现的管理问题时，更多具有威胁性的趋势开始在米尔肯庞大的垃圾债券帝国出现。在过去，每当公司的债券发行者威胁说要拖欠债券款项时，米尔肯只用安排进行交换收购、重组债务即可，通常是更高的杠杆融资。这个过程就像金字塔骗局一样，掩盖了信贷问题，最后使德崇公司的债券拖欠率达到了一个低得令人羡慕的水平。现在，比弗利山分部的销售人员发现，发行新债券偿还旧债务是不可能的。垃圾债券业务上的任何纰漏都可能导致可怕的后果，因为米尔肯的大客户——从像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一样的银行到执行人寿公司这样的保险公司——全都已经持有了大量的垃圾债券，这些垃圾债券投资组合的价值出现任何下跌，都会抑制它们进一步吸收更多债券的能力。

当纰漏出现时，也就是大地震了。在米尔肯于1989年6月正式辞职之后没几天，综合资源公司开始拖欠支付利息。综合资源公司是避税业务合伙关系的推销者，一直在从事多种经营业务，在米尔肯的帮助下融资发行了20亿美元的垃圾债券，成为一个拥有150亿美元的保险和房地产业巨头。该公司是依赖米尔肯而成功的典型，它发行垃圾债券，并且投资债券，最后成了米尔肯最为忠实的大客户之一。该公司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许多不知情的投资者也纷纷投资其金融产品。它的股价从1981年的7美元猛涨到了1983年的46美元。尽管1986年的税务改革法案阻止了它通过避税业务而赢利，但是米尔肯的债务却推动它不断开拓新的业务领域。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主要所有者——齐斯家族（Zises）的成员——给自己支付了高额的薪酬。

但是，由于该公司潜在的业务缺陷，它注定是一个纸糊的房子，这是整个垃圾债券帝国的缩影。新债务的注入可以掩盖其财务恶化的状况，这种情况持续时间太久了。在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后，米尔肯亲自于1988年12月安排了一次股本注入，让他的另一个忠实客户——一家位于路易斯维尔的保险公司ICH公司（ICH Corporation）取得它的控制权。这是米尔肯为了应对债券发行者遇到问题所采取的典型办法，但是，政府的调查以及德崇公司同政府达成的认罪协议阻止了米尔肯进一步完成这一笔交易。ICH公司的交易从来都没有完成。离开了米尔肯，比弗利山分部的销售人员不可能销售出综合资源公司的更多垃圾债券，该公司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资金短缺的危机之中。

1990年2月，综合资源公司申请破产，它所有垃圾债券的价值彻底被摧毁，包括德崇公司还没有销售出去的大量债券。数千名受害者包括投资人、投保人和公司的员工，多是美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综合资源公司和德崇公司还有联系。

综合资源公司的破产引发了金融界的巨大震**，尤其是在米尔肯以前的许多客户之中，他们不得不注销了手中综合资源公司债券的价值。紧接着，在九月份，震**变成恐慌，当时零售业的巨头康波公司（Campeau Corporation）披露自己出现了现金流危机。这就意味着该公司无法履行它所发行的数十亿美元垃圾债券的债务，这些债券是该公司先后在收购联合百货公司（Allied Department Stores）和联邦百货公司（Federated）时发行的。康波公司的危机非常令人惊愕，因为全美国的经济仍然在持续增长之中。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经济低速增长或者衰退时，那么这些依靠大量债券融资的公司将会怎样呢？

就好像全美国的投资者都从长达10年的美梦中惊醒了，他们最终认识到了高回报并不能通过低风险而获得。尽管德崇公司并没有被牵涉到康波公司的危机之中，该公司的业务是由第一波士顿的明星投资银行家布鲁斯·瓦瑟斯坦负责运作的，但是，投资者们现在都抢着将他们手中的垃圾债券清仓，甚至不惜以任何价格出售。于是，债券的价值飞速下跌，影响到了德崇公司信用最为良好的客户，也损害了德崇公司自己的垃圾债券组合的价值，而这些债券的数量非常庞大，一旦抛售，肯定会充斥整个市场，进一步拉低垃圾债券的价格。而且，德崇公司的垃圾债券投资组合在公司整个资产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大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德崇公司在向政府支付了5亿美元的罚款（占总罚款6.5亿美元的大部分）之后，它的资金更为短缺。另外，随着向米尔肯和洛厄尔签发期票赎回他们手中的公司股票，以及赎回离开公司的米尔肯支持者手中的股权，公司的资金形势更为严峻。为了阻止员工跳槽，约瑟夫禁止公司的管理人员一次性提取所有的股本权益。

约瑟夫还采取了另外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举措：他控制了米尔肯和洛厄尔的律师费。就像当初许诺支付米尔肯的巨额薪酬一样，约瑟夫感到他有义务遵守他们最初达成的协议：公司支付米尔肯的律师费。甚至在德崇公司和政府达成认罪协议之后，公司仍然继续支付米尔肯的律师费，包括给罗宾逊公司的公关费，而他们却用这些钱来破坏公司同政府达成协议。米尔肯的律师费每月高达300万美元，其中给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费用大概为200万美元。当约瑟夫对账单的数目表示质疑，并要求宝维斯律师事务所拿出各项费用和开销的清单时，利曼却断然拒绝了。

尽管约瑟夫没有违背当初的协议，停止支付米尔肯的律师费，但是他现在对这笔费用做出了限定，每月最多125万美元。正如约瑟夫所说的，米尔肯可能有权得到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法律辩护，但是他却无权得到金钱所能买到的全部的法律辩护。利曼知道后勃然大怒，他对一个记者说：“迈克尔·米尔肯所能得到的辩护的质量不会受到德崇公司所支付的律师费用多少的影响。”

很快，约瑟夫还和米尔肯就律师费问题发生了争吵。在同政府达成认罪协议之后，约瑟夫重新计算了公司当年的奖金分配，要求米尔肯的高收益债券部门承担一定比例的律师费，这些钱从奖金中扣除。尽管米尔肯已经不在公司工作了，尽管政府阻止向他发放奖金，尽管可能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是，他仍然就律师费的分摊问题固执地同约瑟夫争个不停。德崇公司和米尔肯的律师们从来都没有达成一致。

随着内部争吵的不断升级，德崇公司的资金却越来越少，从1989年1月的15亿美元减少到了10月份的不足7亿美元。到了10月中旬，该公司遭到又一起它无法掌控的事件的沉重打击。联合航空公司（UAL）宣布无力完成一项将其股价推升到200美元以上的杠杆收购业务。该公司的失败明确了垃圾债券市场的健康与发起引发股市上扬的收购活动之间的共生关系。谨慎的投资者都不愿意再购买垃圾债券，没有了垃圾债券市场，股票就不能攀升到极高的价格。1989年10月13日，泡沫破灭了，成为1987年黑色星期一的小规模重演。由于和收购相关的股票价格猛跌，股指下跌了近200点，成为有史以来股市单日第二大跌幅。

10月的这次事件很快就震动了整个华尔街，被称为“小崩溃”。同1987年10月的那次崩溃相比，这次崩溃的征兆更长久。它以综合资源公司的破产和康波公司的危机拉开序幕，接着，开始出现类似的事件，垃圾债券的发行者开始放弃履行责任。在融资量巨大的交易中，尤其是在1987年股市崩溃之前的疯狂时期完成的这些交易，支付条款都在想方设法隐藏这些投资的潜在问题，一般都是通过发行所谓的“零息债券”“实物支付”和“重新设定”等，几年来，这些方式都不需要任何付款。最后，垃圾债券业必须自食恶果。当许多公司像综合资源公司一样承认它们无法履行几年前迫切做出的许诺时，整个垃圾债券市场开始崩溃。

垃圾债券业的许多人士，甚至包括米尔肯的支持者都在日益产生一种怀疑，这种怀疑就是：米尔肯反复宣扬的“投资者从低等级债券上获得的收益比从高等级债券上获得的收益好”。当1989年的金融数据被收集和分析之后，这种怀疑被证实了。获得高额回报的都是犯罪分子。根据利普分析中心（Lipper Analytical Service）的报告，20世纪80年代，投资于垃圾债券的资金平均增长了145%。实际上，这比投资于股票的收益增长率（207%）差很多，比投资于米尔肯经常嘲笑的投资级公司债券的收益增长率（202%）低，也比投资于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的收益率（177%）低，这大致等于投资于低风险的货币市场基金的回报率。在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年，垃圾债券的回报率为-11.2%。

事后看来，米尔肯的“天才”似乎在于他吸引人的魔力，他竟然使许多人相信他的“低风险高收益”的信条。正如米尔肯的一个大客户，远西金融服务公司（Far West Financial Services）垃圾债券投资组合经理戴维·沙伊贝尔1991年对《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所说的，“无论迈克尔·米尔肯说什么，有些人都会相信”。但是，事实证明，“债券持有人得到了所有的风险，却几乎没有什么收益”。

数据也击垮了罗宾逊公司所声称的米尔肯筹集的资金是企业和小公司救星的说法。邓白氏公司（Dun & Bradstreet）的报道称，自从1977年到1990年，共有104家公司通过德崇公司发行了不可兑换的垃圾债券，其中24%的公司拖欠债务或者破产，是同类公司拖欠债务或者破产率的5倍。

在沉重债务的重压下，米尔肯的一些大客户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垮台。拉尔夫·英格索尔失去了对美国报业帝国的控制权，因为他无法偿付由德崇公司发行的垃圾债券。威廉·法利也无法完成对西点佩珀雷尔公司的收购。甚至米尔肯的忠实信徒，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的托马斯·斯皮格尔也被从银行驱逐出去了，该银行也被政府接管。最后，几乎米尔肯债券的每一个主要购买者都宣布无力偿还债务而宣布破产，最后被政府接管。

德崇公司自身能够幸存吗？约瑟夫知道情况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时候，他已经感受到了德崇公司失去独立性的征兆。9月，甚至就在垃圾债券和股市发生10月崩溃之前，他秘密给华尔街上每一家大公司的高管打电话，寻求资金注入或者合并的伙伴。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一种很丢脸的经历，因为他所打电话的那些公司都曾经遭到德崇公司的恐吓。许多公司甚至不给他回电话，即使那些回电话的一般也都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们借口说德崇公司仍然可能受到投资者的民事起诉，这样就会为合并增加不确定性。事实可能更为糟糕：德崇公司的声誉和它的认罪让竞争对手们非常憎恶，尽管它们仍然垂涎该公司在垃圾债券业的余威。多年来，该公司一直傲慢自大，坚决垄断市场，拒绝同其他公司分享承销费用，现在约瑟夫迅速尝到了这种行为的恶果。德崇公司在华尔街没有什么朋友。

尽管公司的情况越来越危急，但是约瑟夫却面临着兑现1989年承诺的奖金不少于1988年的75%的承诺。这个承诺现在看来是有点儿鲁莽，但是约瑟夫感到，如果他食言的话，他就会失去所有的信用，从而导致大量的员工跳槽，使公司垮台。因此，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找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谈话，劝说他们在领取1989年的奖金时不全部都要现金，而是领取一部分公司的优先股。这是第一次，约瑟夫呼吁员工把公司的生死存亡置于个人的经济利益之上。他认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没有一个人真正急需更多的现金，毕竟，他们已经非常富有了。

令人惊讶的是，约瑟夫误解了德崇公司的企业文化。公司培育了一种思想观念，即公司只是为个人谋利的工具。这种观念在米尔肯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当约瑟夫要求他的明星业务员们少领一些现金奖金时，布莱克和他的同盟者们立即起来抗议。最后，约瑟夫劝说布莱克接受了一些优先股，不过，他们因具体的数量而吵翻了天。基西克要顺从多了，他想法让比弗利山的人员都同意了。约瑟夫把自己250万美元的奖金全都换成了优先股。尽管如此，平均下来，他只能说服员工们把18%的奖金换成优先股。公司只节省了6,400万美元的现金，而它急需的资金超过了2亿美元。

随着1990年的开始，德崇公司的问题更为明显，短期借贷人拒绝再向它提供贷款，公司也不能再出售短期商业票据。因此，当以前的短期贷款到期时，它只好用自己日渐减少的资金来支付，不能通过融资的方式缓解债务。到1990年2月，德崇公司仅仅用于支付商业票据的资金就高达5.75亿美元。

约瑟夫相信公司仍然有10亿美元的资金，主要是积压在了滞销的垃圾债券投资上和杠杆收购业务的股本权益上。他开始计划某种形式的资金注入，也许是通过整体出售公司最好的杠杆收购业务的股份，也可能是从它所控制的经纪券商分公司向控股公司转移3亿美元的资金。

但是，这条路也被堵死了。2月9日星期五，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纽约证券交易所通知德崇公司，不允许它削减它所控制的分公司的资金。约瑟夫非常震惊——他知道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就允许在从通用电气公司获得资金注入之前的资金量远远低于监管所需的最低资金量。但是，基德尔·皮博迪已经得到了通用电气的许诺。监管人员认为约瑟夫的筹资计划简直就是在做白日梦，他们对该公司资产的评估远远低于公司自己的评估。又一次，约瑟夫低估了公司顽固抵抗和认罪所带来的危害。同德崇公司不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政府合作了。没有人愿意为德崇公司提供优惠待遇，甚至都没有人暗示这样做。

德崇公司以惊人的速度走向灭亡。那个周末，破产律师入驻该公司。2月12日星期一，约瑟夫给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负责人杰拉尔德·科里根（Gerald Corrigan）打电话，迫切希望科里根向他所管辖的纽约各大银行施加压力，要求它们给德崇公司提供紧急贷款。下午4点，银行的代表们来到德崇公司开会，商讨为该公司提供贷款的事宜。由于是仓促之间发起求救，约瑟夫根本没有准备好回答这些银行代表们所提出的问题。尽管他提出以极低的价格——8.5亿美元——将公司的债券贴现，但是他仍然没有说服他们相信这些债券在以后会产生可观的价值。最后，银行的代表们离开了，双方没有达成任何约定。

当天晚上11点左右，约瑟夫又给科里根打电话。难道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不会帮这个忙吗？科里根说他是不会告诉约瑟夫该怎么办的，他只是模棱两可地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直接与这些银行的高管们谈。”约瑟夫似乎要抓住一根稻草，他认为这暗示科里根已经向他们施加了压力。

他立即开始打电话，但是却一无所获。当他催问这些银行的负责人，联邦储备委员会是否鼓励他们帮助德崇公司时，他没有得到什么令人鼓舞的答复。逐渐地，他意识到，联邦储备委员会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事。

现在，约瑟夫简直要疯了，他又给科里根打电话，已经是午夜时分了。约瑟夫问道：“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这些银行什么都没做。”

科里根叹了口气，然后回答说：“我给财政部打个电话问问，恐怕我们的日程不同啊。”

约瑟夫知道他的末日快要到了。财政部长不是别人，正是狄龙·里德公司的前总裁尼古拉斯·布雷迪。约瑟夫相信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德崇公司的，因为该公司曾经支持对联合石油公司发起恶意收购，而狄龙·里德公司正好是联合石油公司的最大客户之一。

凌晨1点，科里根给约瑟夫回了电话。他们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新主席理查德·布里登开了个电话会议，科里根对约瑟夫说，他们也代表财政部长布雷迪说话。科里根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一丝亮光。”科里根补充说，如果德崇公司自愿进入破产程序，那么政府不会插手，也不会控制该公司和清算它的剩余资产。他们让约瑟夫在早上7点之前答复。

早上6点，约瑟夫匆忙召开了紧急董事会议。他告诉那些忧郁和绝望的董事们：“四大最有影响力的监管者——财政部的布雷迪、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科里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布里登和证券交易所的费伦——建议我们关门停业。”

约瑟夫意识到，他和董事会在过去三年所争取的一切及他们整个职业生涯所努力打造的一切，现在全都要灰飞烟灭了。德崇公司的认罪让公司苟延残喘了一年，但是米尔肯——这个曾经塑造了德崇公司的人，最终也毁掉了这个公司。

1990年2月13日星期二午夜11点15分左右，德崇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

1990年春天，莱文、西格尔、布斯基、弗里曼、里甘，甚至伟大的德崇公司全都从华尔街上消失了，但是米尔肯却比他们支撑得更长久。

负责米尔肯一案的两位政府高官也已经离开。在前一年的夏天，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布鲁斯·贝尔德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加里·林奇分别在弗里曼认罪和德崇公司同政府达成协议后宣布辞职。

这两人已精疲力竭，尤其是林奇，自从四年前对罗伊银行的调查开始以来，他一直全身心地扑在案子上。这两人都遭受过势力强大的对手所实施的令人无法容忍的公开攻击。他们长期领着政府的低薪，但是却尽心尽力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接替他们的人已经到位，他们就要转为私人开业了，现在正是最佳的时机。

尽管他们最大的目标米尔肯仍然逍遥法外，但是他们知道一些很少有人知道的情况：米尔肯已经屈服了，他的律师们现在又在寻求同政府达成认罪协议，迟早，他都会被定罪的。这个案子已经快要定案了，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他们没有公开炫耀，而是悄悄地退了出来，把案子留给了继任者。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贝尔德的继任者是约翰·卡罗尔、杰斯·法德拉；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林奇的继任者是艾伦·科恩。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约翰·斯图克同意留下来完成该案的后续工作，尽管他没有被考虑晋升为执法处的主任，填补林奇离开所造成的空缺。

米尔肯的公关团队仍然在继续宣传。罗宾逊公司的员工按照米尔肯的要求将出版一本书，该书主要讲述依靠米尔肯垃圾债券成功的公司的故事。但是，该书的执笔人每写完一个公司，如英格索尔通信公司，该公司就威胁着要拖欠债务了。甚至利勒尔也对这项计划绝望了。

米尔肯团队的绝望也许可以从他们对一封信的处理方式得到最好的体现。这是隆波克监狱的一名犯人写来的，他和布斯基同住一室。这封信同时寄给了利曼和托马斯·普西奥（穆赫伦的律师，布鲁克林的前检察官）。这封信耸人听闻地声称布斯基曾经贿赂狱警，从而得到批准在监狱中拥有一名男性情人，并且还和狱中的其他囚犯发生性关系，他还让狱警把其他女人送进监狱，寻欢作乐。尽管这封信是由一名重罪犯所写的，但是信中所披露的情况激起了利曼的兴趣，他认为也许可以再次提审布斯基（此时，布斯基仍然在期盼成为政府的明星证人），因此，他给普西奥打了个电话。普西奥认为指控布斯基的性取向或者乱性行为同当前的案子没有什么关联，并且他也对信中所描述情况的准确性表示质疑，但是利曼却对他的反对置之不理。宝维斯律师事务所不惜花费重金聘请洛杉矶的一家侦探公司对这封信进行调查。他们不惜花费巨资查清一切。普西奥也竭力独立查清信件的真实性。可以预见，这些指控都不会被证实的。

甚至现在利曼也明显意识到米尔肯的审判不会主要依赖布斯基的证词。在1990年的前几个月，检察官们还增加了更多的证人。他们威胁说要提起新的诉讼，这次将把重点放在和布斯基无关的交易上：米尔肯操纵储蓄与信贷机构、贿赂基金经理、赚取高额利差和欺骗德崇公司。新的起诉将会更彻底地展现米尔肯的违法活动。检察官们在谈判中的态度也比去年更强硬。当时，他们愿意只让米尔肯接受两项重罪；现在，他们增加到了六项重罪，并处以6亿多美元的罚款。

尽管要接受六项重罪，米尔肯仍然可能会被判处近30年的徒刑（在审判中可能还会随着问题的暴露而增加更多的重罪），但是米尔肯的律师们把他可能接受的刑期减到了最低。利曼召集米尔肯的律师们开会，包括弗鲁门鲍姆、桑德勒、阿姆斯特朗和利特，并且让每位律师估计，如果米尔肯被审判并定罪，在接受六项重罪后，可能的刑期是多长。除了利特和弗鲁门鲍姆之外，最保守的估计是，如果米尔肯被审判并定罪的话，刑期为1年。弗鲁门鲍姆估计是5年。利特的估计最为引人注目，他说如果米尔肯被审判，可能会被判处15~20年的监禁，如果他同意认罪的话，可能会被判到3~10年。利特咕哝着说：“他的刑期绝不会比布斯基的短。”

认罪协议谈判同去年一样艰苦和棘手。利曼和弗鲁门鲍姆同卡罗尔和法德拉的关系非常紧张，因此，他们不得不让另外一名律师参与进来，此人名叫史蒂夫·考夫曼，专门负责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联络工作。谈判从1989年秋到1990年春一直处于僵局，甚至米尔肯的世界崩溃时也没有打破这种状态。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检察官们同意不再起诉洛厄尔，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他有罪。检察官们还允许对米尔肯的审问，也就是他的“合作”，在他被判刑之后再开始。放弃对洛厄尔的起诉对检察官们来说是一个最困难的决定。很显然，洛厄尔是米尔肯的中流砥柱，一直在忠实地执行米尔肯的各项计划。

至于合作，如果被告仍然打算对抗，那合作就没有任何意义，从米尔肯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他还要对抗。但是，检察官们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方式，他们同意米尔肯的认罪协议继续有效，即使他在合作阶段仍然撒谎。相比而言，布斯基和西格尔的认罪协议就没有这么宽大，如果他们说谎，认罪协议就会被“废除”，这样他们的供述本身就比米尔肯的更为可信。

作为回报，检察官们得到了一个对他们非常重要的让步：米尔肯公开承认他所做的是错误的。他们不能让米尔肯声称虽败犹荣。

卡罗尔和法德拉提出了最后的条件：六项重罪，6亿美元的罚款，不指控洛厄尔，宣判之后再合作。他们给米尔肯规定了最后期限，4月20日星期五下午3点。4月19日的晚上，当利勒尔和罗宾逊一脸严肃地到密室中协商时，罗宾逊公司的员工们知道即将发生一些事情。桑德勒一直都无法接受米尔肯的认罪协议，因此，他极为震惊。

最后期限的那一天是去年情景的可怕回放。卡罗尔和法德拉期盼着达成协议，但是他们知道不能掉以轻心。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他们还没有得到任何回信。

米尔肯又在家同妻子洛丽密商。自从早上很早他们就开始协商，没有接过任何电话。她建议他坚持说是无辜的，他的弟弟洛厄尔告诉他不要为了自己去认罪，他的母亲也告诉他不要妥协。

利曼、弗鲁门鲍姆、利特、桑德勒和米尔肯的其他律师都来到纽约利曼办公室旁边的大会议室，等待电话。只有利特建议接受认罪协议，但是在私下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米尔肯无法在审判中撑过去。近来，米尔肯被从交易台上赶走之后，似乎成了一个潦倒绝望的人。

在下午3点之前，卡罗尔和法德拉来到了科恩的办公室，坐在四年多前莱文被搜身的那个桌子前，一起等待电话。他们已经疲惫不堪，开始一起协商召集大陪审团对米尔肯的新起诉进行投票表决。

最后，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电话终于响了。利曼拿起办公室的电话，其他律师也拿起分机接听。米尔肯做出了决定，他说：“我接受协议。”他的声音很平静。

利曼立即给圣安德鲁斯广场打电话。科恩按下了免提键，这样卡罗尔和法德拉也能听见。利曼开始说道：“他同意认罪。”检察官们几乎没有听他后面说什么，已经结束了。卡罗尔和法德拉高兴得跳了起来，互相拥抱以示庆贺，他们很少采用这种方式表达感情。

在下个星期二，也就是4月24日，数百人聚集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最大的审判庭，大楼外面聚集了更多的人，电视摄像记者和旁观者挤满了法院门前宽阔的台阶。米尔肯坐着黑色轿车来了，和上次不同，他没有走后门，而是从正门的台阶进入了法庭，警察竭力阻止人群往前挤。米尔肯看起来脸色苍白，眼窝深陷，似乎消瘦了不少。

法庭里弥漫着一股重逢的气氛。里面挤满了米尔肯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家人和唐纳德·恩格尔。恩格尔还召集以前的同事和客户们来给米尔肯打气。此外，一大批为此案呕心沥血的律师们也来了。记者们更多，他们甚至挤到了陪审团的席上。许多人都互相认识，毕竟他们追踪报道这起丑闻已经四年多了。

法官金巴·伍德对米尔肯说，如果他雇不起律师的话，法庭可以给他指定一个。听到这句话时，有人笑了起来。接着，气氛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因为米尔肯开始读一份详细的供述，承认六项重罪：与布斯基的阴谋活动；在菲施巴赫公司的交易中帮助和怂恿出具虚假报告；帮助和怂恿逃避净资本的管理规定；隐藏MCA股票的所有权，实施证券欺诈；用邮件欺骗芬斯伯里基金会的投资者；帮助大卫·所罗门提交虚假的报税表，实行逃税计划。

尽管如此，米尔肯依然坚持维护他曾经努力塑造的公共形象。他声称自己的认罪并不是对“我们所从事的专业的垃圾债券市场的反省，这个市场从根本上说是健全和完整的，它所提供的资金使数百家公司得以存活、扩张和繁荣”。接着，他读了他的最后陈述。

“我认识到，我的行为伤害了那些同我关系最为亲密的人。”说着，他哽咽起来，“我真心感到抱歉……”说着，他突然开始向前倒。利曼和弗鲁门鲍姆赶紧走过去扶住他。米尔肯用手掩面，哭泣起来。在高高的法庭下，突然之间，他似乎变得非常脆弱。

那天晚上，为这一天付出了艰苦努力的政府律师们远离了电视镜头和访谈节目，来到西18大街的哈维切尔西饭店（Harvey’s Chelsea）举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庆祝活动。这是一家风格古老、价格低廉的饭店。参加聚会的一些律师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在一起工作过。卡伯里、林奇和贝尔德都回来了，和卡罗尔、法德拉、斯图克、科恩、卡图希罗以及其他的人一起庆祝。但是朱利安尼和罗马诺没有来。这是为那些一直在幕后默默努力的人而开的庆祝会。

米尔肯公关团队的攻击让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情谊。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士气高昂，两种信念在支持着他们：政府的事业是正义的，政府必胜。在米尔肯的案子中，这两个信念受到了猛烈的打击。不可避免地，人们有时会对此产生怀疑。在这种时候，律师们只能互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