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88年8月，约瑟夫听米尔肯的律师们说让他放心的话已经接近两年了；他也听彼得·弗莱明说过这样的话，弗莱明是他请来为德崇公司做顾问的刑事律师；他还听桑德勒、琳达·罗宾逊说这样的话——每个人都向他保证说米尔肯是无辜的，布斯基是个说谎者，并且说德崇公司不用担心什么，只是检察官们太忌妒米尔肯的成功了。约瑟夫相信了这些话，他还告诉手下的高管利昂·布莱克、彼得·阿克曼、约翰·基西克和董事会，只要他相信米尔肯是无辜的，他就绝不允许德崇公司背叛米尔肯。
现在，约瑟夫经常咳嗽，似乎无法治愈。在夏天即将结束时，他看上去脸色苍白而憔悴，也睡不好觉。即使在新泽西州西北部的农场，远离了华尔街的喧嚣，他似乎也无法摆脱纠缠着他的与日俱增的末日感。他的律师伊拉·米尔斯坦再次建议他从该公司辞职，这次，约瑟夫没有立即拒绝。但是，现在他想不出谁能代替他来掌管公司。他的命运似乎已经和公司的命运密不可分了。
1988年9月7日，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起了期盼已久的对德崇公司的诉讼。起诉书长达184页，被列为被告的包括德崇公司、迈克尔·米尔肯和他的弟弟洛厄尔·米尔肯、穆尔塔什、高收益部门的另一名员工帕梅拉·梦泽特，以及米尔肯的客户菲施巴赫公司的波斯纳。起诉书除了陈述一系列同布斯基相关的违法活动（包括被指控的菲施巴赫公司的阴谋）外，还援引了另外两起内幕交易的案子，包括加德纳参与的维亚康姆公司的交易。
德崇公司竭尽全力让员工和公司的客户做好应诉的准备工作，同时它还对外声称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公司可以借此在法庭上澄清一切。在为米尔肯辩护时，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马丁·弗鲁门鲍姆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说：“该起诉几乎全都是根据伊万·布斯基的诬告。很显然，布斯基是受到诱导而撒谎并做出诬告的。”然后，越来越明显的是，这种“显然”似乎只是对弗鲁门鲍姆和米尔肯核心圈内的其他人员而言。德崇公司共同努力试图说服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毫无价值，希望他们放弃诉讼，但是很显然，证券交易委员会没有改变主意。这个案子中存在许多利害攸关的情况，因此，他们是不会轻率行事的。
德崇公司在法庭上的辩护迅速变成了该公司和米尔肯律师们对联邦地区法官的指责。他们说米尔顿·波拉克法官没有资格审理此案，因为他之前主持审理过一些起诉布斯基的私人民事诉讼案，对本案中的许多基本情况都比较熟悉。这位81岁的老法官立即反驳了他们的要求，甚至称利曼的理由“非常荒谬”。后来，波拉克法官说他对米尔肯和德雷克塞尔的律师们的行为“极其震惊”。
他们的做法不仅激怒了法官（他的决定得到了支持），而且也激怒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更为重要的是，还惹恼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委员们，他们拥有对德雷克塞尔处罚决定的最后批准权。许多观察者感到奇怪：米尔肯和德崇公司是无辜的，并且迫切希望上法庭辩护，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对诉讼提出质疑，而是攻击一位德高望重、刚正不阿的法官呢？
朱利安尼的办公室还没有行动起来。约瑟夫和他的律师们正在加紧努力，企图劝阻检察官们对公司提起刑事指控。一天晚上，约瑟夫和柯宁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贝尔德进行了一次艰苦卓绝的谈话，力图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指控是毫无意义的。大概8点半左右，贝尔德插话说：“你们要求看看违法的证据，我想，我们可以让你们看看。”
约瑟夫和柯宁不知道会看到什么，他们跟着贝尔德、卡罗尔和法德拉来到了法院，走进了配备有视听设备的法官室。他们戴上耳机，检察官们从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录音带中摘选了15分钟播放。听完后，柯宁和约瑟夫的耳边还不断回**着“欢迎来到这个骗子的世界”这句话。
贝尔德问约瑟夫：“你有什么感想？难道你没有焦虑不安吗？”
柯宁让约瑟夫不要回答。他问道：“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吗？里面还涉及公司的其他人吗？”
贝尔德回答说：“是的。”
柯宁问道：“莉萨·琼斯？”检察官没有回答。
约瑟夫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和柯宁当晚一直讨论到了深夜。对于录音带，没有什么可争辩的。约瑟夫现在确切地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了，并且他也知道这是违法犯罪行为。他告诉柯宁：“纽伯格做这件事，米尔肯不会不知道的。”他明白，这件事的背后肯定是米尔肯。
录音带还引发了对米尔肯的新的怀疑。通过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米尔肯一直坚持说对他的唯一指控人就是布斯基，而布斯基是个大骗子，他可以轻松驳倒他。然而，同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交易和布斯基毫无关系。
第二天早上，当德崇公司的律师们就录音带的事情要求米尔肯做出解释时，他的律师们坚持说米尔肯对纽伯格的活动一无所知，纽伯格因为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案子而受到起诉，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另外，他们还向约瑟夫保证，政府所得到的可以支持布斯基关于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证据文件是“重新做出来的”，在法庭上可以轻松被认定无效。当政府邀请约瑟夫去看看这些文件资料时，他吃惊地发现，那些文件全都是原始文件，是穆拉迪恩保存的记录。更为糟糕的是，文件清清楚楚地记录了各种计算，而这种计算只有在寄存交易中才会出现。
柯宁给弗鲁门鲍姆打电话，向他通报了最新的情况。弗鲁门鲍姆沾沾自喜地回答说：“我们都料想到了。”他似乎一点儿也不担忧。
“那寄存费用呢？原始文件呢？”
“我们都料想到了。”弗鲁门鲍姆重复说。
柯宁愤愤地想，如果是这样的话，米尔肯的律师们知道的情况比他们和公司的律师们所分享的信息要多，这就违背了他们所签订的联合辩护协定。柯宁和弗莱明坚持要同利曼和弗鲁门鲍姆见面谈谈。他们每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就被漫不经心地搪塞过去，称这些是“毫无意义”“没有什么危害”“是有利的”“我们都料想到了”，或者说米尔肯对此一无所知。关于寄存费用，弗鲁门鲍姆坚持说：“那只是一种记账方式。”柯宁怒火中烧，气愤不已，他立即中断了会面，以免忍不住发火。
当年的秋天，克雷格·考古茨在比弗利山他和理查德·桑德勒共用的办公室里处理米尔肯领导的合伙公司的分红工作。其中，他尤其担心麦克弗森合伙公司（MacPherson Partners）。米尔肯成立这个合伙公司是为了控制认股权证，然后来购买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这是该公司杠杆收购交易的一部分。而该公司的杠杆收购交易曾经让西格尔、弗里曼、KKR公司、米尔肯和德崇公司收益颇丰。
KKR公司在收购成功后，向德崇公司发放了认股权证，以激励该公司的客户购买斯托勒公司的垃圾债券。这些认股权证被转交给了米尔肯，然而，考古茨却发现，它们并没有落到德崇公司的客户手中，而是最后到了麦克弗森合伙公司。该公司的合伙人似乎就有米尔肯和他的家庭成员，甚至更让人忧虑的是，许多共同基金经理也是受益人。既然现在KKR公司已经将斯托勒通信公司的有线电视台出售，并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这些认证股权也可以变现了，所得的收益应该分发给参与者。考古茨感到非常不安。麦克弗森合伙公司的付款看起来很像是米尔肯在做自我交易，或者更糟糕的，像是向基金经理们行贿。
考古茨在1984年加入了米尔肯的内部律师事务所，该事务所的名字被重新命名为维克托·考古茨·桑德勒律师事务所。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律师事务所。德崇公司、米尔肯和他的家人都是该事务所最主要的客户，并且事务所的办公室也在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办公楼的三层，而这栋办公楼的所有者又是米尔肯兄弟。考古茨本来希望从事风险投资和避税的业务，但是最后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却是替洛厄尔·米尔肯监管合伙公司的所有活动。
在布斯基同政府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之后，考古茨同意让纽约的刑事律师迈克尔·阿姆斯特朗做他的代理人，而此人也是洛厄尔的律师。但是，像穆尔塔什和达尔一样，考古茨也很担心他代表几个不同的当事人，而他们之间的利益可能会发生冲突。洛厄尔的利益肯定要优先于考古茨的利益，因为他的利益和米尔肯的密切相关。1988年初的一天，当阿姆斯特朗拿来一份宣誓书让他签名时，他的忧虑更是增加了。这份宣誓书是要证明洛厄尔是无罪的，里面内容是根据考古茨所做的事实陈述。考古茨仔细读了读，发现只有一个问题：这些事实都不是真的。他生气地拒绝签字，并开始寻找新的律师。最后，他在洛杉矶聘请了两位律师，汤姆·波拉克和泰德·米勒。1988年9月，考古茨提交了一份宣誓书。
在11月初的一天，在德崇公司位于纽约的办公楼里，考古茨遇到了约瑟夫，当时约瑟夫正急着去上洗手间。考古茨对约瑟夫说想和他说句话，约瑟夫示意考古茨跟他走。
考古茨压低声音说：“有一个合伙公司，我想你可能不知道。”约瑟夫看着他，一脸困惑。考古茨补充说：“你不会喜欢这件事的。”
约瑟夫问道：“为什么呢？”
考古茨回答说：“基金经理们都得到了认证股权，迈克尔的孩子们也有认证股权。”
约瑟夫又问道：“基金经理们都做这项交易了？”
“是的。”
约瑟夫说：“我们最好把律师叫来。”他警惕地意识到，里面可能牵涉到了贿赂。至少，这种合伙公司违反了德崇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
多年来，米尔肯一直都向约瑟夫寻求建议和指导，询问某些交易是否合法，而这些交易通常也都是合法的。这种交流使约瑟夫对米尔肯产生了信任，他认为米尔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突然，约瑟夫感到，这可能是一种精心制造的错觉，米尔肯给他打电话请教可能就是为他公然违法作掩护。
约瑟夫直接走进了公司董事长罗伯特·林顿的办公室，把他从考古茨那里听到的全都讲了一遍。林顿听完后，禁不住骂道：“可恶。”约瑟夫立即给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打了个电话。
他命令道：“现在就处理这事。”
考古茨和他的新律师们也向利曼和弗鲁门鲍姆披露了麦克弗森合伙公司的情况，并且说他们打算主动把这个情况汇报给政府。弗鲁门鲍姆听到后勃然大怒，他叫道：“不！你们不能这样做。他们永远也不会发现这件事的。”但是利曼制止了他，无可奈何地说：“没有办法，随他们去吧。”
约瑟夫一直都认为米尔肯是无辜的，并且以此为基础精心制定了防御战略，但是这种信任和战略在11月末的一个雨夜被彻底击碎了。那天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柯宁打来电话，说有要事和他私下谈谈。约瑟夫当晚要参加市中心一个正式的晚宴，因此他建议开车去接柯宁，然后两人在路上谈。于是，约瑟夫穿着短礼服，系着黑领带，开车经过几个街区来到卡希尔律师事务所，接上柯宁。此时，小雨已经变成了倾盆大雨。他们很快就陷入了车流之中。
柯宁说：“看起来西海岸的那些家伙在做一些他们不应做的事情。”他把最近的麻烦事悉数讲了一遍，并着重提到他重新查看了同所罗门公司的交易记录，印证了被指控的问题。他想让约瑟夫认识到：现在有违法活动的证据，而且这种证据还在增加，并且都是至关重要的，和布斯基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米尔肯周围的沉默之墙已经被打开了缺口，很有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倒戈。而且，德崇公司甚至都不了解整个情况，而且也不可能再从米尔肯阵营以前的盟友那里了解整个情况。
约瑟夫问了一些问题，并感谢柯宁为他做的分析。当他抵达目的地——纽约时代广场的万豪酒店时，大雨仍然在继续下着，他只好冒雨下车。现在，他相信德崇公司和它的一万名员工全都被米尔肯出卖了。他正是依赖这个人把公司建设成了他所梦想的样子。他曾经愿意为米尔肯做任何事情，因为他相信米尔肯是无辜的。但是，他不能说现在还能那样相信米尔肯。
约瑟夫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米尔肯失去信任的人。在洛杉矶，达尔和利特在四季酒店见了一次面。达尔告诉他：“迈克尔必须认罪。”然后他提到了自己最为致命的证据。利特回答说：“必须有人去告诉他。”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说米尔肯是无辜的了。
利特说：“我不打算去做这件事。”
很显然，其他人也不会去做。利特在米尔肯辩护律师团的地位很不稳定，威廉斯·康诺利事务所也是如此。自从威廉斯去世之后，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已经夺取了主导权，把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晾在了一边。接替威廉斯的文森特·富勒没有机会和米尔肯或者桑德勒建立和谐的关系，这两个人主要依靠利曼。
但是富勒认为还是应该有人来做认罪协商工作的，虽然这是一个不受人欢迎的选择，但至少应该有人试探一下政府，看看它要求什么。富勒同卡罗尔、法德拉、贝尔德都谈了谈，最后甚至还和朱利安尼谈了谈。富勒发现检察官们的要求极其合理，合理得有点儿让人吃惊。他们拒绝了米尔肯和德崇公司之间的联合解决方案，该方案提出对他们处罚10亿美元。这不是个小数目，但是米尔肯还是能够轻松应对的，尤其是至少有一半都要由德崇公司负担。但是，钱从来都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罪责才是真正的问题。富勒首先要求进行无罪的抗辩，然后再接受一项重罪。检察官们表示，他们可能接受米尔肯承认两项重罪，这已经是相对很宽大的处理了。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做事的风格一直都是谨慎的乐观。最后，达成协议的希望出现了。他们相信，米尔肯承认有罪，并同政府合作——这样一来调查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这里面只有一个问题：检察官们不清楚富勒是否可以得到米尔肯其他律师的支持，更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代表米尔肯本人。从米尔肯公开的姿态来看，看不出一丝他愿意妥协或者认罪的迹象。公关活动仍然在继续着，这让负责本案的检察官们大为恼火。在以前，他们还从来没有遇到潜在的被告这样大张旗鼓的。
利曼一直都清楚富勒同政府的协商活动，但是罗宾逊公司的人并没有被告知，他们继续断然地否认同政府和谈的想法。1988年捕食者大会上公关活动惨败之后，该公司拓宽了活动范围，着重宣传米尔肯的慈善活动（包括印制突出显示米尔肯基金会受益者情况的昂贵挂历），并抨击政府打算以RICO法案起诉德崇公司的做法。罗宾逊公司在全美各地的媒体上发表了许多关于反RICO法案的信件和专栏文章，声称RICO法案在审判之前就要剥夺被告人的资产。他们精心炮制了这些东西，以激发公众对米尔肯的同情心。罗宾逊公司还为米尔肯起草演讲稿，让他给商业团体发表演讲，并继续允许他们信任的媒体记者采访米尔肯，但是在采访中仍然不允许提问和调查活动有关的任何问题。当米尔肯听到他和公司被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起诉的消息时，他正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的采访。
曼哈顿陪审团总是有许多黑人陪审员，因此，米尔肯开始寻求黑人的支持。他的公关人员开始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当地的报纸上，如《纽约邮报》《每日新闻》和《阿姆斯特丹新闻》，这些报纸的黑人读者比《华尔街日报》或者《纽约时报》的都要多。米尔肯同黑人组织联系的都是一些头面人物，其中包括洛杉矶市的市长汤姆·布拉德利、比阿特丽斯国际公司的总裁雷金纳德·路易斯（也是米尔肯的垃圾债券买主）和曼哈顿区的前行政长官珀西·萨顿。他们还帮助米尔肯结识了杰西·杰克逊。在米尔肯被布斯基的丑闻牵连出来后不久，布拉德利（《洛杉矶时报》报道说，他从米尔肯阵营收到了7万美元的公关费）称赞米尔肯是一个“天才人物，有勇气、有远见、有信念”。
尽管米尔肯在过去对民权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但是现在却突然积极起来，还为洛杉矶一所黑人中学的学生举办了一场晚会。在晚会上，他说：“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我最亲密的朋友。”说着，杰西·杰克逊走上台来。在纽约的一个会议上，杰克逊和华纳通信公司的董事长史蒂夫·罗斯（也是利曼的客户）都极力称赞米尔肯。米尔肯还同残疾儿童和贫困儿童合影，大部分都是黑人和拉美裔的儿童。罗宾逊甚至还聘请了一位黑人公关专家玛丽·海伦·汤姆逊，她以前是俄亥俄州众议员路易斯·斯托克斯的新闻秘书。汤姆逊主要向国会的黑人小组宣传支持米尔肯。米尔肯受到了“百名黑人协会”（One Hundred Black Men Society）的称赞，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成员都是成功的黑人，包括萨顿。
1988年9月的一个下午，米尔肯率领1,700名贫困儿童，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的儿童，来到谢亚体育场（Shea Stadium）做游戏，这后来成为他最为著名的形象重塑活动。虽然米尔肯的公关人员后来坚持说这次活动并不是有意要公开宣传的，但是在当天中午该公司董事长林顿举行宴请记者（有些是罗宾逊公司邀请的）的午餐会上，他恰巧提到了这个活动。于是，在游戏场上，电视摄像机对准了米尔肯，他戴着一顶漂亮的棒球帽，竭力显示出放松的样子。这次活动之后，利勒尔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我们从来没有给他的日程里增加一项公关活动，一个也没有。”
很快，米尔肯的公关人员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朱利安尼身上，他宣布了辞职参加纽约州长竞选的计划。这是一项政治活动，媒体记者们都迫切希望获得朱利安尼的消息，这也是对他所办理的米尔肯一案掀起批评的理想时机。这也意味着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不确定的时期。
这是达成协议的有利时机。朱利安尼也意识到，如果在他离职之前能够把米尔肯这个美国最有权力的人捉拿归案，对他会有明显的政治好处。弗里曼等人的事情在他的记录中会留下污点，但是如果米尔肯认罪，就很有可能消除这个错误。朱利安尼、贝尔德、卡罗尔和法德拉开始认真考虑接受富勒的认罪建议，他将承认一项重罪。
但是协议的许多细节还没有确定，如米尔肯弟弟洛厄尔将会被怎样处理，米尔肯是否会合作等。如果米尔肯和他的律师们行动迅速的话，他们本来是可以敲定细节的，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很显然，富勒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当事人的支持，并且他在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同行们也都不赞成达成协议的想法。当富勒把协议的情况披露给米尔肯阵营的其他成员时，他差一点儿被斥责为异端。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反对任何认罪协议，桑德勒也是如此。
很快，接受一项重罪的认罪机会消失了。随后，达尔和佩泽尔同政府合作的成果越来越多，对米尔肯的指控也越来越有力，检察官们放弃了让米尔肯接受一项重罪的想法，认为这太便宜米尔肯了。贝尔德认为，如果只让米尔肯接受一项重罪，公众会抨击他们，说这是米尔肯的胜利，从而无法起到震慑作用以阻止证券业的其他犯罪活动。对朱利安尼来说，他作为检察官的首要职责要高于他作为政治家的雄心壮志，这样才会得到颂扬。如果他不得不在米尔肯和弗里曼的案子悬而未决时辞职，那他就会这样做的。
至于富勒，他基本上退出了米尔肯的律师团队，留下他的搭档利特来履行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义务。桑德勒和利曼几乎完全控制了米尔肯的辩护工作。现在，米尔肯再也不会听到任何异议，即使他对现实的看法越来越孤立，也不会有人再提醒他了。
正当秘密认罪的谈判被搁置之时，华尔街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了20世纪80年代最大、最为喧闹的杠杆收购大战上，这就是克拉维斯和KKR公司以250亿美元竞购工业巨头雷诺·纳贝斯克公司（RJR Nabisco）的交易。由于牵涉到数百万美元的服务费，华尔街上的几乎每家大公司都参与其中，雷诺公司的一方由希尔森·雷曼兄弟公司（琳达·罗宾逊在幕后忙着筹划工作）、所罗门兄弟公司、高盛公司和第一波士顿银行支持；KKR公司一方由瓦瑟斯坦·佩雷拉公司（Wasserstein Perella & Co.）、摩根士丹利公司和德崇公司支持。
对德崇公司来说，这不仅是当时的最大一笔交易，更是一场生死大战，借此向世人证明它将在政府的调查中幸存下来。KKR公司是德雷克塞尔公司的老客户，是公司的一块大业务。如果德崇公司失去了这次融资业务，那它在垃圾债券市场的份额就会萎缩，它在华尔街上的特权也会遭到破坏。
对约瑟夫来说，雷诺·纳贝斯克公司一案也是对德崇公司能力的重要检验，可以判断出离开了米尔肯它是否可以继续生存。约瑟夫现在已经认识到，失去米尔肯将是不可避免的了。德崇公司在比弗利山分部的高收益业务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曾经主宰这里的米尔肯越来越不见踪迹了，他正在同公关顾问和律师们疲于应对。领导权落在了彼得·阿克曼身上，这让人们非常担忧。阿克曼是一位哲学博士，口才很好，善于开发客户，但是却缺乏交易的技能。约瑟夫承担了许多以前由米尔肯负责的工作。正当政府的调查活动取得最为重要的进展而情况对德崇公司越来越不利时，约瑟夫亲自拜访了克拉维斯，劝说他聘请德崇公司负责融资服务。
克拉维斯几乎立即就同意了，主要是因为他对米尔肯还保持着忠诚。在以前，一个很有声望的公司是不可能把50亿美元的债券融资业务委托给一个正因证券欺诈和其他罪名而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的证券公司，这将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时代已经改变了，克拉维斯从德崇公司和米尔肯那里受到过恩惠。德崇公司给他带来了斯托勒通信公司，并且帮他融资25亿美元收购了比阿特丽斯公司。结果是最重要的。
约瑟夫向克拉维斯保证说，即使德崇公司被起诉，也要帮助KKR公司完成这项交易。虽然以前，只要有德崇公司“高度自信”的声明就足够了，但是现在，该公司同意，如果必要可以提供一项15亿美元的过渡性贷款，这也是用自己的资金来完成交易的承诺。星期六，在确定收购雷诺·纳贝斯克公司以及融资工作的会议上，克拉维斯只问了约瑟夫一个问题：“弗雷德，你保证德崇公司将会完成融资工作，是吗？”约瑟夫回答说：“是的。”为了以防万一，KKR公司还聘请美林公司进行联合融资工作。但是，约瑟夫发誓说要让美林公司站在一边观看。
德崇公司发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融资工作。它先后组织了20场销售会议，也就是所谓的“路演”，针对从东京到苏黎世的潜在客户。为了吸引富有的个人和机构，这次，它向购买者提供股权，而不是把它们留给米尔肯的合伙公司。在这次融资中，德崇公司想尽了一切办法。它甚至向买主赠送雷诺·纳贝斯克公司的产品——麦片、花生、奥利奥饼干和凯尔富丽口香糖，以及印着雷诺公司标志的T恤和运动衫。约瑟夫知道公司的未来取决于这次交易。
尽管约瑟夫向KKR公司做了保证，但是他认为实际上德崇公司很难免于刑事诉讼，更不要说紧接着而来的漫长而又危害巨大的审判了。他和柯宁在车中会谈之后不久，约瑟夫抓紧时间同公司董事会成员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协商。开始他还没有透露具体细节或者详细解释，只是说让他们不要再相信米尔肯是无辜的。
1988年11月底，司法部批准了对德崇公司和米尔肯的RICO法案指控，这是提起诉讼的最后一步。如果政府提起了诉讼，那么德崇公司就必须立即缴纳保证金。让约瑟夫更为愤怒的是，贝尔德和他的同事拒绝告诉德崇公司政府要求多少钱。约瑟夫认识到，这种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让公司瘫痪。像德崇这样的证券公司主要依赖获得短期贷款和发行商业票据（多数是向大银行）的能力而生存。在最开始同银行协商时，银行警告说他们不能向一个可能受到RICO法案指控的公司提供贷款。德崇公司夸口说在规定的要求之外它还有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并且还有5亿多美元的诉讼准备金。但是，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向约瑟夫报告说，如果公司受到了RICO法案指控，至多可以支撑一个月。约瑟夫把这个可怕的预测通报给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股东们。
他们的反应代表了各自的经济利益。公司注重现金薪酬和奖金制度而不是股权分配，这使得公司的股权主要掌握在欧洲合伙人布鲁塞尔·兰伯特集团（Groupe Bruxelles Lambert）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伯纳姆和坎特手中，他们对公司近些年来的成功贡献很小。他们优先考虑的是保护他们的股权利益，他们支持同政府和解诉讼问题。
同他们针锋相对的是像利昂·布莱克之类的人，他们对自己股权的价值不是很关心，但是似乎对保有巨额的现金流非常关心——1989年他的现金收益为2,000万美元。他清楚地表示，米尔肯最终是有罪还是无罪，他毫不在意，他只想让公司的造钱机器尽可能持久地运转下去。布莱克和他的同盟者们支持任何延缓米尔肯离职的策略，反对任何要求他辞职的提议。
最后，还有一种人就是忠于米尔肯的热心人士——阿克曼、基西克和弗雷德·麦卡锡。他们似乎根本不害怕德崇公司的倒闭，甚至还有点儿欢迎这种结果，他们认为如果公司倒闭了，可以使朱利安尼受到谴责。他们相信届时势必会激起强烈的抗议，从而会削弱政府指控米尔肯的决心。他们的口号是：“宁死不屈。”
这种分裂引发了严重的问题。虽然公司的保守派控制着董事会，并且支持同政府达成和解，但是米尔肯的支持者却是公司未来成功和存活的关键。如果他们背叛了，就没有谁能够拯救德崇公司了。
在新泽西州的农场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感恩节之后，约瑟夫和德崇公司的律师们投身到了紧张的谈判之中。他们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朱利安尼、贝尔德及其他人举行了一系列洽谈。限定性因素非常简单：只要约瑟夫和他的顾问们认为政府的要求可以使公司存活下去，公司就会认罪。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两点意思：
第一，高级管理人员不会认为德崇公司是和米尔肯翻脸；第二，财务负担不能严重到将公司压垮。如果情况如此的话，德崇公司倒不如继续顶下去，接受起诉，最后被迫破产。
约瑟夫试图让检察官们理解公司微妙的苦衷，但是公司几年来对政府的蔑视和对抗现在得到了恶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检察官们对米尔肯支持者极为不齿。让他们气愤不已的是，甚至在投降前夕，德崇公司仍然坚持对米尔肯的罪责低调处理。该公司拒绝公开承认那笔530万美元付款是布斯基非法活动的一部分——因为米尔肯坚持说它不是。该公司也不想开除米尔肯，并且在当年仍然要给米尔肯2亿美元的薪水。
在激烈的争论中，贝尔德猛地把拳头砸在了桌子上，然后说：“不要再讨论钱的问题了，我要谈的是正义。”
约瑟夫也火了，他说：“我不是代表教堂来的，公司的1万人都要吃饭穿衣。”
德崇公司的认罪协议开始看起来是不可避免了。12月1日星期四，约瑟夫向公司的全体员工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说：“我在此特将公司最近被调查事宜的最新情况通报给诸位同人。最近几周来，我们已经同政府进行了洽谈，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不同意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达成协议，他们就会起诉我们的公司（和公司的某些员工），包括以所谓的RICO法案进行起诉。无论是哪种结果，我们都希望尽快结束。”
聪明的人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这份备忘录详细表明了遭起诉的危害和达成协议的益处。备忘录说，起诉“会给公司和公司的业务带来巨大的压力，并且在最后的判决之前，我们还要在法庭上面临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很不幸，还有媒体的负面报道）……如果我们达成了协议，我们就可以把这种对公司持续不断的攻击抛至脑后，但是达成协议就要求认罪”。
约瑟夫还第一次试图把公司被调查以来的损失进行计算：“我们相信，在过去的两年中，由于被调查，公司损失了15亿美元的潜在收益，我们的直接花费已经超过了1.75亿美元。我们的精神损失更大……我们想要让过去两年的创伤成为历史，但是，这必须是建立在对公司和员工有利的基础之上的。”
毫不奇怪，备忘录的暗示对米尔肯的支持者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对事情的发展感到惊恐不安。其中最为不安的就是唐纳德·恩格尔，他几乎对每一步的发展都很清楚，因为董事会的弗雷德·麦卡锡是他主要的盟友，一直在向他透露情况。在12月初的一个周日，董事会召开了一次会议，会后，麦卡锡立即给在家中过周末的恩格尔打电话，告诉了他一个不利的消息。麦卡锡说：“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他们要出卖迈克尔。”
当恩格尔和布莱克在接下来的星期同约瑟夫见面时，他的担心增强了。恩格尔知道约瑟夫喜欢通过试探大家达成一致，在会上约瑟夫说他很担心，如果公司不和政府达成协议的话，某些员工可能就会被起诉。约瑟夫问道：“如果你们俩、阿克曼和基西克都被起诉了，你们会感觉如何呢？”
恩格尔回答说：“他妈的，让他们起诉吧。”约瑟夫意识到他就是这样想的。
贝尔德现在威胁说，随时都会向大陪审团指控德崇公司。他给约瑟夫发出了最后通牒：德崇公司必须承认六项重罪，并支付巨额罚金。约瑟夫生气地看到了《纽约时报》12月14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上面说德崇公司已经预留了7亿美元的应急基金——这比政府所意识到的要多。贝尔德立即要求把罚金的数额从4.5亿美元增加到了7.5亿美元。但是，现在并不是钱的问题了。德崇公司能够负担得起这个罚款。即使到了这个最后的阶段，在谈判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仍然是在幕后的米尔肯。
为了抚慰米尔肯的盟友们，约瑟夫仍然在努力避免将和米尔肯有关的证据提交给政府，并且阻止将他辞退，还坚持在当年付给他巨额的薪水。他甚至极力避免提到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事。
12月15日星期五，为了获取支持同政府达成协议，约瑟夫进行了最后一轮斡旋活动。当天下午大概5点钟左右，约瑟夫来到了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同利曼会谈。然后，他打算去找恩格尔。尽管恩格尔并不是董事会的成员，甚至不是公司的正式员工，但是约瑟夫认为他就是支持米尔肯一派的领头羊。
在约瑟夫来到利曼的办公室之前，利曼已经非常清楚最新的进展。约瑟夫竭力向利曼解释，他认为德崇公司最危险的选择是什么，强调说如果公司被起诉，目前可怕的信贷情况就会无法收拾，并且说他也一直在努力保护米尔肯。利曼似乎不为所动，相反，他开始训诫约瑟夫，讲了一大堆关于正义原则、哲学和是非观念的道理。接着，使约瑟夫震惊的是，他把约瑟夫的决定比成是纳粹迫害犹太人。他声称约瑟夫是在剥夺米尔肯的权力，而米尔肯还没有受到审判呢。利曼说：“那是走向集中营的第一步，没有人可以剥夺其他人的自由。”
约瑟夫简直没法听下去了。他非常震惊，利曼竟然不公正地指责他，并且企图操控他的情绪。约瑟夫回答说：“迈克尔明白他做了什么事情，在对他的诉讼上，我们不能施加任何影响。我到这里来不是想审判迈克尔·米尔肯的。”
约瑟夫说他已经决定了，但是他不能代表董事会说话。也许他的决定在董事会上会被否决。利曼似乎感到非常失望和无奈，他也放弃了纳粹的说法。接着，当他打算离开时，约瑟夫补充了一句，几乎是在事后才想起的，他说：“迈克尔无论如何都是要去认罪的。”这确实激怒了利曼。“不，绝不！”他一边坚定地说着，一边把约瑟夫送到了门口。
约瑟夫一走，利曼立即就给恩格尔打电话，通报了他和约瑟夫会谈的情况。利曼一脸严肃地说：“多尼，他要出卖迈克尔了。”
约瑟夫从利曼的办公室出来之后就直接朝恩格尔在公园大道570号的公寓走去。他到那里时已经大概是晚上7点了。两个人在恩格尔的书房坐下来喝饮料。恩格尔发觉，约瑟夫已经明显衰老了，并且还在咳嗽。尽管如此，他表面上看起来礼貌得体，不过他已经决心同约瑟夫大干一场了。
当恩格尔充满深情地替米尔肯辩护时，约瑟夫打断了他的话。约瑟夫说：“我知道你很忠心，我也很欣赏这一点。”但是，紧接着他的语气转变了，他说，“但是你不要再蒙骗我了。”
恩格尔反驳道，他别无选择，只有和其他人一起为米尔肯辩护，同约瑟夫对着干。恩格尔说：“他是我们的兄弟，你必须和政府战斗，一个黑手党的律师也不会这样做的。”恩格尔继续说着，对他看到的软弱的约瑟夫非常愤慨。
约瑟夫回答说：“我们不是黑手党公司，多尼。”接着他继续用一种更为委婉的语气说，“不要轻率行事，你要记住，我们还要考虑公司的一万人呢！”恩格尔气得火冒三丈，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叫道：“你在说什么呢？我们不用考虑一万，我们只考虑一个！”
12月17日星期六，恩格尔飞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参加米尔肯儿子的受戒仪式，并借此机会同也去参加的彼得·阿克曼和利昂·布莱克商议对策。约瑟夫没有受到邀请。在聚会上，恩格尔想办法让阿克曼谈起了米尔肯和约瑟夫。恩格尔说：“那个老东西要出卖迈克尔了，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制止他。”接着，他讲出了自己的计划。他说：“星期一，你要站在桌子上，大声宣布：‘中止雷诺公司的交易。’销售人员就不会再销售债券了。”为雷诺公司融资的业务决定了公司的未来（有或者没有米尔肯），这个方法是一个大胆的冒险，可能使这项交易以失败而告终。恩格尔相信，仅仅这个威胁就可以迫使约瑟夫中止同政府的和解谈判。
阿克曼却不可思议地回答说：“让它完成吧。”但是恩格尔坚持说：“你是唯一一个可以实施这个方法的人。”
布莱克、恩格尔和阿克曼在受戒仪式上密谋的消息和威胁的谣言一起在公司里传播开了。谣言说，他们威胁说，如果德崇公司同政府达成了协议，那么他们就辞职。罗宾逊公司的工作人员，甚至罗宾逊本人也借机煽风点火，火上浇油，向记者发布消息，声称德崇公司正在酝酿一场反对同政府达成协议的抗议活动。米尔肯的支持者甚至还透露说，约瑟夫在谈判中把自己的豁免作为了协议的内容之一，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公司和米尔肯的利益之上。这种说法很显然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但是也发到了报纸上。约瑟夫从来都不是调查的目标，也从来没有谈过他的豁免问题。那年9月，当约瑟夫到公司的比弗利山分部视察时，他的谈话竟然被秘密录音了，在谈话中他发誓要支持米尔肯。现在，洛厄尔的律师迈克尔·阿姆斯特朗却威胁说要把这些录音带公布出去。约瑟夫非常震惊，自己的员工竟会对他偷偷录音。
把这些为阻止公司同政府达成协议的种种阴谋诡计联系在一起，就可以看出米尔肯的阵营对约瑟夫的攻击是多么险恶。米尔斯坦非常担心，因此，他给利曼打了个电话，以纽约律师界的一位专业人士对另外一位专业人士的口气说：“我当然希望这不会变成一种公关竞争。”利曼拒绝承认在针对约瑟夫实施公关活动。但是，米尔斯坦打过电话之后，对约瑟夫的攻击也偃旗息鼓了。
布莱克和阿克曼虽然威胁说，如果公司同政府达成协议，他们就会辞职，但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只是把这种可能性悬在了那里。约瑟夫最终还是取得了他们对公司的忠诚，他所能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收买。约瑟夫保证在雷诺公司的交易之后，给阿克曼支付1亿美元的报酬，而布莱克和基西克也被许诺给以巨额的奖金。
阿克曼还把恩格尔企图阻止雷诺公司交易一事告诉了约瑟夫。当星期一恩格尔给约瑟夫打电话时，他愤怒不已，几乎是在对恩格尔怒吼：“你在煽动员工闹事，必须立即停止。”恩格尔也同样愤怒，他回应说：“你告诉政府我们要破产了吗？如果没有，那你就不能去和他们谈判。你必须这样说：‘给你们钥匙，这里归你们了。’你这样说了吗？”约瑟夫回答说：“没有。”恩格尔“砰”地把电话挂断了。
当天下午，德崇公司的董事会开会，再次否决了政府的提议，认为条件过于苛刻了。恩格尔和他的盟友们相信他们占据了上风。当天晚上，德崇公司金融部的经理人偕配偶或者朋友来到纽约的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他们匆忙穿过酒店的旋转门，走进酒店的大舞厅，参加金融部在这里举行的年度圣诞晚会。大厅里装扮得非常漂亮，圣诞树上灯光闪烁，香槟酒四处飘香，似乎往日那个充满自信的德崇公司又回来了，至少今晚上是回来了。
公司董事长林顿登上舞台，演唱了一首《红鼻子驯鹿鲁迪》（Rudy the Red-Nosed Reindeer），以此攻击朱利安尼。然后，约瑟夫走上台去，站在了林顿的身边，大声宣布：公司董事会下午召开了会议，一致决定拒绝政府提出的协议。他大喊道：“我们要战斗。”大厅里的几百人都跳跃起来，欢呼着鼓掌，还有人敲打桌子以示欢迎，似乎大家都兴奋到了极致。
但是，这种快乐感没有持续多久就消失了。在晚会后德崇公司的一位副总裁问道：“在战争就要结束前，他们还在柏林开舞会，是吗？”第二天上午，当德崇公司的一些主管们还沉浸在昨天晚上舞会的欢庆气氛时，柯宁接到了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电话，是卡罗尔打来的。两人同意也许双方应该再进一步做出妥协。当天晚上，他们之间的分歧稍微减少了一些：德崇公司不用必须承认米尔肯有罪，它可以说它“无法证明”政府对米尔肯和公司的指控是“虚假的”；德崇公司不用必须放弃他的“律师·当事人特权”，但是它必须同政府合作，调查米尔肯；它必须接受六项重罪，包括许多同布斯基有关的违法活动，并且要缴纳6.5亿美元的罚款。在最后一点上政府坚决不动摇：德崇公司不允许向迈克尔·米尔肯和洛厄尔·米尔肯发放当年的奖金，兄弟二人必须离开公司，或者自愿离职，或者被辞退。
卡罗尔明确表示，这是政府的最终条件，德崇公司不要再指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妥协，他们冒险一搏的想法必须中止。他还告诉柯宁，如果政府得不到该公司进一步的答复，他们就会在第二天的下午向大陪审团提起诉讼，指控德崇公司。
12月21日星期三中午时分，约瑟夫再次召开了董事会会议。选择尽管很痛苦，但是已经很清楚了。如果受到RICO法案起诉的话，公司可能连一个月都支撑不下去。柯宁估计，公司可能要缴纳高达10亿美元的罚款，公司的信誉会立即消失。另一方面，同政府的协议虽然苛刻，但是只要公司全体员工一致支持这个决定，至少不会让它立即垮台。柯宁建议接受协议，欧文·施奈德曼和约瑟夫的私人律师米尔斯坦也同意这个建议。施奈德曼是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是该公司长期以来外聘的主要法律顾问。
然而，彼得·弗莱明却公开反对，他和米尔肯的支持者站在了一起。约瑟夫和柯宁知道，一段时间以来，弗莱明同米尔肯阵营的人关系越来越近。他的话听起来更像是米尔肯的律师，他声称政府的证据并不全都是致命的。实际上，在德崇公司同政府达成协议的事情上，他早已经和米尔肯辩护律师们的立场一致了。作为一名刑事律师，而不是公司的律师，他不认为RICO法案会毁灭公司。他对董事会说，德崇公司应该拒绝和政府达成协议，接受起诉，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布莱克、基西克和巴彻勒迅速站在了弗莱明的身后。布莱克平常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现在似乎对公司可能要抛弃米尔肯感到非常烦恼。下午4点钟，争论仍然没有解决。这时，卡罗尔打来了电话，他对柯宁说：“你们马上就要被起诉了。”
大陪审团即将投票表决确定起诉的消息使德崇公司的董事们非常恐慌。伯纳姆亲自出马试图拯救德崇公司，公司的名字里就包含了他的姓。但是，现在他对公司的情况基本上不怎么了解。他非常激动，几乎是歇斯底里，要求董事会立即投票表决。
公司的16名董事支持同政府达成协议，其中包括林顿、坎特、伯纳姆和布鲁塞尔·兰伯特集团的所有六名董事代表。基西克、布莱克、巴彻勒和另外两人投了反对票。由于结果已经非常明确，约瑟夫投了最后一票。尽管他是一直赞同和政府达成协议的人，但是他却做了最后的、显然是虚伪的努力，他试图借此弥补他和米尔肯支持者之间的裂痕。他投票反对认罪协议。
当董事会成员们闷闷不乐地走出会议室时，约瑟夫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打给比弗利山的米尔肯的，在电话中，他们谈了大约10分钟。当约瑟夫把董事会的投票结果告诉米尔肯时，米尔肯说他已经从其他律师那里知道了。米尔肯气势汹汹地问道：“还没有证明就说我有罪？这还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呢？”
约瑟夫发誓他不再参与讨论纳粹德国或者道德的问题。约瑟夫说：“很抱歉，迈克尔，董事会已经投票表决了。这是最终决定，希望你能理解。”
尽管很早以前爱德华·贝内特·威廉斯就提醒米尔肯这一天早晚会来，但是他似乎仍然很震惊，说他对失去公司的支持非常失望。他说：“我想我只好自己战斗、自己做决定了。”
又花了几天时间双方才将协议的最后细节敲定，协议最终确定了，这个消息要在圣诞节前公布。德崇公司将会接受什么罪名没有具体公布，米尔肯将会如何处理也没有披露。但是德崇公司作出了一个关键的让步，它承认将配合政府继续调查——这对米尔肯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srity）证券法教授艾伦·布隆伯格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评论所说：“这是朱利安尼所实施的一项非常精明的指控，这是向被告施加压力以获得更高层被告罪证资料的典型案例。”
约瑟夫的判断至少在两个方面被证明是正确的：一是德崇公司经受住了认罪后的首次打击；二是公司的高层人员没有一个辞职。阿克曼进入了董事会，同基西克和布莱克一样成为董事会的成员，他们三人一起投身到了悬而未决的雷诺公司的交易之中。雷诺公司的收购案现在成了对德崇公司的测试，检验该公司在后米尔肯时代是否可以存活。1989年1月18日，德崇公司在圣迭戈开始了全国路演活动。后来，数百名潜在的购买者来到了纽约的赫尔姆斯利宫酒店（Helmsley Palace）舞会大厅，参加由德崇公司举行的早餐会。到1月末时，欢欣鼓舞的德崇公司的经理人可以大胆地说这次融资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购买者非常多，销售金额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最后不得不增发。德崇公司赚到了2.5亿美元的服务费，并且，像以前一样，它把美林公司排斥到了整个融资活动之外。
甚至恩格尔也同意履行他原来的职责，组织1989年的捕食者大会，尽管对德崇公司同政府达成协议一事他非常沮丧。他坚持认为德崇公司宁可破产也不能抛却米尔肯，但是雷诺公司交易上的成功似乎给了他些许安慰。
恩格尔飞回比弗利山分部同大会的组委会开会，并筹划第一个没有米尔肯参与的捕食者大会。他坚持认为没有人能够填补米尔肯的空缺，甚至约翰·基西克也不行。约瑟夫已经任命基西克做米尔肯的继任者。在考虑人选时，约瑟夫也考虑过阿克曼和特雷普，但是阿克曼太好制造分裂，而特雷普则缺乏必要的风度和管理能力（和基西克不同，阿克曼和特雷普也受到了调查，约瑟夫不想再看到有人被起诉，导致比弗利山分部的业务再次遭到干扰）。恩格尔下令，再也不能有人像米尔肯以前那样在每天的会议上发表例行演讲，确定会议内容的基调。作为替代的是，会议上将播放以颂扬米尔肯精神为主的录像资料。其实，这次垃圾债券大会的主题就是慷慨而又热情地称赞米尔肯。
接着，约瑟夫发布了一个备忘录，命令公司的员工不要再和米尔肯有进一步的联系，这激怒了组委会的成员。约瑟夫还禁止在大会上播放赞颂米尔肯的录像。这让米尔肯的助手洛兰·斯珀奇忍无可忍，她甚至对录像的事歇斯底里，她、罗伯特·达维多夫（高收益部门的一位高层人士）和哈尔·霍罗威茨（米尔肯的儿时好友）一起威胁说，如果约瑟夫不允许在大会上播放录像，他们就要破坏这次大会。约瑟夫坚决不退让，他说公司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谈判正处在一个敏感的阶段，他不希望这次大会上出现任何引起证券交易委员会不满的事情。
3月，郁闷的组委会成员——恩格尔、霍罗威茨、达维多夫和斯珀奇——一起聚集在比弗利山分部五楼的会议室开会。他们的筹划工作毫无目的地进行着。恩格尔提不起一点儿兴趣，几乎不想再继续做下去，正在考虑退出。突然，门开了，米尔肯走了进来，带着想法和活力来了。他一在桌子旁坐下，就立即针对大会的筹备工作讲了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好像他还在领导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正在台上介绍当年的特邀名流一样。他列举了德崇公司主要客户详细的最新财务数据，特别提到了MCI通信公司和20世纪福克斯公司最近刚刚取得的成功；他也讲了在会议上如何向参会者介绍这些情况。
就像突然进来一样，米尔肯突然又走了。不管怎么说，恩格尔意识到，这是米尔肯最后一次帮他们策划大会。他热泪盈眶地环顾四周，看到其他人也是正在竭力克制感情。但是，他们的劲头重新恢复了。他们要向世界展示，会议要继续进行下去，他们还要在会上播放录像，不管约瑟夫怎么说，他们都要这么做。他们是为了米尔肯的客户，也是为了米尔肯。
德崇公司同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达成的认罪协议要根据该公司同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的协议而定。在华盛顿，证券交易委员会仍然对德崇公司耿耿于怀，该公司在布斯基一案上对它大肆抨击，并且引发了随之而来的种种批评指责，现在是它复仇的时候了。
约瑟夫在公司里受到了恩格尔和其他人的批评，说他在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谈判中被朱利安尼和贝尔德击得一败涂地，对此他非常郁闷，因此，这次同证券交易委员会谈判时，他组织了一支新的团队。他把柯宁和弗莱明撤换了，因为这两人让证券交易委员会非常恼火，林奇坦率地承认他“讨厌这两个人”。约瑟夫让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另外一名合伙人杰拉尔德·坦嫩鲍姆参与进来。他还把约翰·索特也加了进来，他是公司金融部的管理人员，温文尔雅，为人谦逊，并且和米尔肯的违法活动毫无牵连。不幸的是，约瑟夫把利昂·布莱克也放到了谈判小组，没多久布莱克就激起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们的新一轮愤怒。
1989年1月，当德崇公司的谈判小组抵达华盛顿时，林奇、斯图克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其他人员都期待着他们最后会以恳求者的姿态出现，寻求怜悯。毕竟这家公司刚刚承认了六项重罪，并且同意缴纳证券法颁布以来最高额的罚金。谈判一开始，林奇就明确地表明，只有德崇公司承认违法活动，否则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然而，布莱克用他惯有的鼻音声称：“我不知道德崇公司有什么问题。”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们全都目瞪口呆。布莱克又反复说他没有看到公司违法的任何证据，他还补充说，在达成协议之前，“我们”需要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更多的证据。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们看来，这真是傲慢自大。
布莱克的姿态不仅激怒了执法处的人员，也激怒了委员们。证券交易委员会决定以牙还牙，对该公司实施重罚，除了其他要求之外，它还特别提出：将米尔肯和洛厄尔开除，德崇公司禁止从事垃圾债券承销业务两年，关闭公司比弗利山分部，该业务部门搬回纽约——这个要求使布莱克怒不可遏。对林奇来说，除了开除米尔肯之外，他本来对其他要求并不在乎，他只是把它们当作谈判的筹码。但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委员们现在怒火中烧，他们较真起来，拒绝在这些要求上做出任何让步。
布莱克继续嚣张地负隅顽抗，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他的目的就是破坏达成协议，这样就可以导致该公司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达成的认罪协议无效。但是约瑟夫不敢肯定，他认为这是布莱克一贯采取的谈判风格，就是尽可能地冒犯攻击谈判对手。但是，在谈判即将破裂时，约瑟夫到华盛顿去见林奇。
约瑟夫现在是最为理智的时候。他厌倦了所有这些对抗，想让公司摆脱噩梦的纠缠。他开口说道：“加里，你要老实告诉我，你们是想把德崇公司搞垮吗？或者你们想重建新的监管标准——可以为整个行业树立一个标本？因为，如果你们决心把我们搞垮的话，我们就不会和鲁迪·朱利安尼达成协议了。我们就会接受RICO法案起诉，随便怎么着都行。但是，如果你们想树立一个监管标本，那也是我们的目标。因此，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林奇回答说：“后者，我们不想把你们从这个行业赶出去，我们不想再进一步惩罚你们。”约瑟夫同意将布莱克从谈判小组中撤出去，并加紧努力同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协议。林奇和约瑟夫之间的关系现在看起来非常和谐，非常具有建设性，每个人都在想，如果在两年前他们第一次谈判时就采取这种姿态，整个事情的发展可能就会完全不同，但是在那次谈判时，他们相互指责攻击导致谈判不欢而散。
在林奇和约瑟夫和谐新关系的帮助下，布莱克也退出了，谈判在心平气和中不断发展。索特和坦嫩鲍姆设法让林奇和他的同事们相信德崇公司的内部情况已经动**不安，对米尔肯的任何惩罚都可能摧毁公司员工支持同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协议的脆弱基础。证券交易委员会同意做出让步，放弃了要求比弗利山分部迁回纽约的条件，也不再禁止该公司从事垃圾债券的承销业务。然而，在米尔肯兄弟的命运上面，他们绝不手软：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协议之前，他们必须离开公司。在这个问题上，约瑟夫有权自己处理。他认识到，到了该把这个消息告诉米尔肯的时候了。当董事会对认罪协议进行表决之后，约瑟夫给比弗利山的米尔肯打了个电话。
米尔肯一拿起电话，就向约瑟夫诉苦，说他现在过得非常艰辛，他的孩子们在学校遭人殴打，还被人耻笑，说他们有个罪犯爸爸。在这个时候，约瑟夫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米尔肯，他说：“迈克尔，我知道你有很多忧虑。”但是，接着他就说到了关键的问题，他说：“在我看来，你最好自己辞职，不要等着被解雇。不过，这还要看你自己怎么选择。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米尔肯似乎非常震惊，尽管他的离职很显然是和政府达成认罪协议的一个条件。他柔和地说：“我想我会永远在这里工作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伤感。但是，他同意和洛厄尔去休假，最后辞职，不用麻烦约瑟夫来解雇他们。他们同意让律师们来商议具体的细节，然后，他们挂断了电话。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通话。
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改变和新的紧迫感。朱利安尼马上就要离开了，他想把弗里曼和米尔肯的案子处理完。他对贝尔德说，弗里曼的案子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他感到非常沮丧。弗里曼的律师们在紧逼着政府达成协议，提出的条件是政府放弃刑事指控，只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协议中体现相关的指控。朱利安尼提醒布鲁斯·贝尔德，说他会认真考虑这个提议。在弗里曼一案上的损失同米尔肯的判罪相比，得远远大于失。
卡图希罗、卡罗尔和其他负责此案的检察官们疑虑重重。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案子还没有进行审判，如果政府在弗里曼一案上取得成功，很有可能会迫使里甘、纽伯格和其他的被告屈服并最终合作。那就意味着借助弗里曼一案寻求突破的一切可能全都消失。但是，在米尔肯的案子上，卡罗尔同意再和米尔肯的阵营进行接触，尽管他们仍然在公开对抗。卡罗尔同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利特联系了一下，并开始进行初步的协商。在协商中，利曼也参与进来，这让卡罗尔备受鼓舞。这就意味着，米尔肯在认真考虑谈判的问题，这对他来说，可能还是第一次。
但是，谈判陷入了僵局，因为米尔肯坚持要给洛厄尔豁免，并把这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朱利安尼极其失望。他急于在离职前抓紧时间解决这个案子，这样会增加他的声望。米尔肯没有被定罪，弗里曼的案子就不能再考虑妥协解决。朱利安尼在1989年1月末从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离职，随后立即就受到了米尔肯公关人员的攻击，指责他处理米尔肯案子的方式。随着米尔肯公关活动的展开，这几起案子成了朱利安尼许多办案记录中遭到恶意炒作的污点。
米尔肯和政府谈判的消息被泄露给了《华尔街日报》，而米尔肯的律师们还继续向约瑟夫和柯宁说没有进行什么谈判。米尔肯的律师们发表了一个声明：“检察官们和辩护律师们的讨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都是常规的活动，尤其是司法部已经批准了（以RICO法案）提起指控。在本案中，检察官们同我们进行联系，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是被我们拒绝了。现在，我们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之间没有任何讨论。米尔肯先生和他的律师正在为辩护做准备。如果米尔肯先生被起诉了，他将不会认罪，并全力为自己辩护。”
但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临时检察官贝尼托·罗马诺就职后，米尔肯的律师们几乎立即就恢复了认罪协议的谈判，以测试这位新负责人的决心。罗马诺以前是朱利安尼的助理，后来做了私人律师，此次是应朱利安尼之请出任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双方对达成认罪协议的期望非常强烈，对检察官们来说，尽管他们对米尔肯一案很有信心，但是经过长达两年半的调查，他们已筋疲力尽了，而且，此案还要面临漫长而又复杂的审判。这种复杂的金融诈骗案以前还从未在大陪审团面前审判过。对米尔肯来说，如果他打算认罪的话，很显然，在被起诉之前认罪对他最为有利，这样可以避免将整个案情全部公开。卡罗尔再次给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利特打电话，开始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