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与此同时，1988年9月，弗雷德·约瑟夫来到了比弗利山，参加该公司高级员工的年度聚餐，米尔肯和比弗利山分部的所有员工几乎都参加了。在对高收益证券部门的表扬中，约瑟夫把每个优秀员工的名字都说了出来，称他们在公司遇到困难的一年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约瑟夫从来都不喜欢达尔，并且律师们提醒他说达尔正在动摇。因此，约瑟夫决定不再表扬他，达尔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当天的表扬中。

这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达尔非常生气，他感到受了伤害。他一直都是公司里最优秀的员工，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公司。公司的官方立场一直要求他说实话，正因为这样他才打算把事情说清楚，但是现在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他得出结论：约瑟夫不值得他效忠了。

在当月的晚些时候，一个信使来到了圣安德鲁斯广场，送来了5份材料。这些材料是菲什拜因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准备的，里面包含一些书面证据，可以证明达尔并没有做政府所指控的那些交易。达尔和他的律师们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的回应，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仍没有动静。最后，约翰·卡罗尔给菲什拜因打电话。他说：“我相信了。”他现在相信达尔并没有做这些交易。但是，谈话并没有就此打住。菲什拜因仍然担心那些储蓄与信贷交易被披露，如和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所做的那些交易。菲什拜因暗示，如果达尔得到了足够好的合作条件，他将和政府合作，这对政府将会非常有价值。他只是这样暗示，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承诺。

卡罗尔明白了他的意思。作为米尔肯的高级销售人员，达尔可以向政府提供许多很有价值的关于米尔肯非法活动的信息。此外，他也非常熟悉米尔肯是如何工作的。从心理原因来说，达尔对政府甚至更重要。检察官们知道在米尔肯周围有一面沉默的墙，一旦打开了缺口，就很有可能坍塌。

检察官们也意识到，给达尔豁免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如果他被豁免了，最后却发现他有严重的违法行为并且还可以保有巨额非法所得的话，那么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就会非常强烈，而且，米尔肯的公关小组肯定也会借机大肆炒作，兴风作浪。然而，检察官们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达尔有罪。他们仔细审查了斯塔利大陆公司的交易案，当时达尔试图强迫该公司接受杠杆收购。他们发现达尔的威胁非常令人反感，但是不一定就是犯罪。达尔非常幸运，因为到目前为止，检察官们对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的交易还一无所知。不管怎么说，他们必须集中精力对付他们的终极目标：米尔肯。达尔则是通向米尔肯的主要一环，这一点超越了其他所有的风险。1988年10月，对达尔的豁免被批准了。不久之后，他就来到了圣安德鲁斯广场开始接受第一次讯问。后来，这种讯问还发生了许多次。

米尔肯阵营的“帐篷”，虽然经过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以及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精心搭建和密封，最终还是被吹破了。

达尔叛变的消息在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辩护团队中引起了震动。员工和律师们出现了分歧，有的人坚持认为达尔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政府的（因为米尔肯当然从来没有做过任何错事），还有的人试图恫吓达尔。达尔也许是因为天真，还打算在德崇公司继续工作下去。但是，他被从比弗利山分部五层的交易大厅赶了出去，搬到了二层。公司的解释是，公司无法确保达尔的安全，因为其他的交易员对他义愤填膺。后来，公司大幅削减了达尔的薪水，他的收入从1988年的2,300万美元减少到了500万美元。洛厄尔·米尔肯也不再和他说话。

这些对策毫无成效。达尔成了德崇公司第一个真正同政府合作的证人。这位曾经的销售大师很快就博得了检察官们的青睐，就像他曾经博得无数债券买主的青睐一样。达尔比政府所希望的更为有用。他亲眼目睹了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未遂合并案中的内幕交易，他还讲了米尔肯在洗手间用流水声作掩护，给他发布指示的事。他对米尔肯和储蓄与信贷银行的交易非常清楚，为本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调查视角。达尔没有丝毫的保留，他耐心地引领着卡罗尔和杰斯·法德拉走进神秘的不为人知的垃圾债券交易世界。

正如政府所希望的，达尔的倒戈激发了其他证人的合作**，他们迫切希望同政府达成协议。在达尔和政府达成合作协议之后，检察官们趁机又发出了一些传票和质询信，传讯的对象包括米尔肯的助手泰伦·佩泽尔和沃伦·特雷普。

把佩泽尔定为传讯目标是政府最为幸运的举措之一。佩泽尔是米尔肯同大卫·所罗门之间非法交易的中心人物，他就是那本足以证明米尔肯违法的蓝皮本的保管者，后来这个本子被交给了洛兰·斯珀奇。同达尔相比，他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潜在证人，不过政府当时并不清楚这一点。佩泽尔非常容易受到政府压力的影响。他在1985年才到该公司工作，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员工。作为最底层的销售员，他害怕如果米尔肯决定坦白的话，那他就会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尽管佩泽尔常常和米尔肯击掌庆贺，并且不断拍米尔肯的马屁，深受米尔肯的喜爱，但是他也不得不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佩泽尔一收到传票，就聘请了一位华盛顿的律师柏拉图·卡切里斯，此人以前是特雷普的律师威廉·亨德利的合作伙伴。卡切里斯当时刚在“伊朗门”丑闻中做过富恩·霍尔的辩护律师。佩泽尔到华盛顿和卡切里斯见了面，并且带去了一些他秘密隐藏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来自比弗利山办公室。佩泽尔说：“这些文件都是真正具有毁灭性的，我想和政府达成协议。”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坚信和目的感。卡切里斯问道：“为什么？”佩泽尔说，他相信如果他不先供出米尔肯的话，米尔肯就可能会供出他。

当卡切里斯查看佩泽尔的文件时，他意识到这些文件对政府来说是弥足珍贵的证据。在这些文件之中，有所罗门公司和德崇公司之间的对账单，佩泽尔说上面的笔迹是洛厄尔·米尔肯的。据佩泽尔所说，整个所罗门公司的交易——包括芬斯伯里的交易全都是由洛厄尔负责监管的。佩泽尔也可以把米尔肯同这些交易联系起来。有一次，当佩泽尔问米尔肯关于这些安排的事时，米尔肯曾经说过：“去问问洛厄尔，他会给你解释的。”佩泽尔和洛厄尔谈过两三次，并且每次都做了笔记。当米尔肯问佩泽尔那个蓝皮本是不是记录了所罗门公司的所有交易时，佩泽尔点头表示同意。后来，米尔肯授意佩泽尔把这个本子交给洛兰·斯珀奇。但是，佩泽尔精明地私自保留了一些最具毁灭性的证据。

佩泽尔还想起了他和米尔肯之间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也表明米尔肯有罪。一天下午，当佩泽尔在翻办公桌的抽屉时，米尔肯问他：“你在做什么呢？”佩泽尔回答说：“遵照传票找文件。”然后，他看到米尔肯打开了自己的抽屉，里面是空的。米尔肯说：“如果你什么文件都没有，你就不用遵照传票的要求去做。”佩泽尔没有把最具毁灭性的材料交给公司的律师们，也没有销毁。现在，他可以提供给政府了。

卡切里斯立即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取得了联系，披露了佩泽尔的文件。佩泽尔能够证实米尔肯和所罗门之间的整个非法交易，这些非法交易同布斯基所供述的情况是完全不相干的犯罪活动。对检察官们来说，佩泽尔的价值真是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几乎立即就得到了豁免。

现在，佩泽尔的工位也被调整了，他从米尔肯身边被赶到了另外一个楼层。和达尔一样，他也被剥夺了交易员的资格。当达尔逐渐不再来上班时，佩泽尔则比较顽固，他拒绝接受这样的命运。每天上午，他都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并且给特雷普打电话问道：“今天你有什么工作要我做吗？”

同佩泽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米尔肯最早的助手之一特雷普继续对抗政府的压力，维护他早期形成的对米尔肯的忠诚。然而，他也有自己的原则：他不会为了米尔肯而作伪证。因此，当1988年初他被传讯时，他就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桑德勒向特雷普的律师亨德利抱怨说：“我不明白沃伦为什么不愿意作证。”亨德利竭力想让米尔肯的阵营面对政府关于寄存交易的证据不断增多的事实。他知道，如果米尔肯屈服了，特雷普的压力可能就会消失。

桑德勒回复说：“比尔（亨德利的昵称），迈克尔对寄存的看法和政府的不同。”

由于手下员工的叛变，米尔肯非常痛心，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他的情绪很糟糕。尽管他没有直接提到达尔和佩泽尔同政府合作的事，但是他对和他打交道的每一个人几乎都看不顺眼。1988年9月底，达尔正在纽约，打算飞回洛杉矶去。正在此时，米尔肯把电话打到了他所入住的酒店的房间。米尔肯对达尔说他在华盛顿，并建议达尔飞到华盛顿，他可以搭乘米尔肯的飞机一起飞回洛杉矶。达尔考虑到可以借此机会和米尔肯达成和解，于是接受了这个建议。

达尔抵达机场后，他和米尔肯来到了机库，一起登上了米尔肯的湾流IV型私人飞机。机上配有服务员，还有一个巨大的电影屏幕。米尔肯几乎一句话都不和达尔说，这让达尔感到非常尴尬。飞机起飞后，米尔肯选了一部电影《夺宝奇兵》，并且把音量开到了最大，把达尔的耳朵震得快要受不了了。达尔说：“迈克尔，即使我们不打算说话，你至少也应该把声音调小些吧。”米尔肯不理睬他，继续以震耳欲聋的声音看电影。一路上，米尔肯一句话都没有和达尔说，甚至连看都不看他。达尔逐渐明白了，这次旅行只是要明确一个意思：对米尔肯而言，达尔已经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