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记者的时候人家叫我“记者王”，当时名声的确很大。我认识很多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大佬，比如健力宝的李经纬、白云山的贝兆汉这些顶级企业大佬。

离开新华社之后，有两年是很痛苦的过程。就是高台跳水转型。

我决定离开新华社的时候，有段时间天天在广东从化骑马**舟吃野味。那段时间心里是很痛苦的，我在寻找我的下一个生活方向。大的方向没有变，但是具体的方式变了。我的自尊心太强了，我离开新华社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传，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说王志纲原来那么牛就是靠这个牌子，离开这个牌子他就完了，甚至有人断言以后我还会用新华社这块牌子招摇撞骗。

为什么叫做“王志纲工作室”？我的自尊心强，特别敏感，既然离开了就一刀切，就用“王志纲”三个字，跟之前没有关系。到今天为止跟我打交道的百分之九十九老板，根本不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历史，我也不想讲。

当时离开的时候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头衔，叫做“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市场策划人”三位一体。我希望通过撰稿养家糊口，这个本事还是有的吧？还有一个是“独立制片人”，因为我爱好影视，就想拍片子。第三个是“市场策划人”。第一个是能够吃饱饭的；第二个是前进一步的，当时我拍了五六个片子，觉得很有感觉，还想继续往下走；第三个市场策划是想探索这个未知的领域。

有一次我拿名片给一个老板，那个老板看了之后就说：“要独立、要自由、要发财，哈哈，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不当孙子能发财吗？”但是现在我见到他，他就说“王大师啊，你是对的，要独立、有自由、得发财，哈哈！”。

后来无意当中发掘了窦文涛。当时我做片子成本有限，我要扮演评论员，得找一个主持人，说白了就是找个话筒架子。他们给我推荐了中央台一个当时很有名的主持人。我把他的节目调过来看。我说不行，这个是小白脸，而且还牛皮哄哄的要价很高，我成本有限。我这一辈子就愿意提携新人，不愿意用那些自以为是的。我认为就像牛初乳一样，牛最好的奶是牛初乳，奶出多了就不行。这个小孩出场费要一万块钱一期，不行，我找新人。找谁呢？后来有人推荐就说，珠江广播电台有个武汉大学分来的小子不错。我就把录音找来听了听，结果是讲荤段子的，打擦边球，讲一些色而不**的东西吸引你们收听。我看这个小子吐字清楚、语调幽默，感觉可以，叫来见见。就是窦文涛。后来就发现这个小子真是厉害，用他用对了。

这个节目就是《老板，你好嘢！》，一个晚上可以做五个老板。这个片子播出之后轰动了整个南中国，创造了一个收视记录。当时广东人只看香港台，那段时间全部转过来看广东台，那是当时广东台开台以来的最高收视记录。

我离开新华社跟碧桂园的杨国强合作三年告别的时候，他说了句话：“王老师，我们两清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们谁也不欠谁的了。包括都说好了碧桂园学校给我的孩子是免费的，后来也变卦了。一事一议，决不记情，这就是商人。

就是这种力量刺激着我，我后来帮助星河湾，杨国强又要重修旧好。我就扔下这么一句话：“要珍重知识，敬畏智慧”。

所有的商人都是功利的，昨天你的利用价值是记者，他认识的是“记者王”，你能呼风唤雨，能给他省掉广告费，这是很实际的。他的失误在于不知你废了新闻武功后还能再生出其它功夫。

我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来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从来不拣便宜。当然，还要自身功力强。

我很感激这个时代，我活一辈子相当于别人的几辈子。我爷爷以前是大士绅，我爹大学毕业从事文化和教育，其实我是把几千年承上启下的都经历和跨越了。

说得难听一点，我们这些人都是过渡性的人物，在为时代承上启下，通过承上为后来的人启下，也让他们少走弯路。说得好听一点，可能五百年以后我们的故事也是个传奇。今天单单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别人都不相信，编都编不出来，等到五百年、一千年之后，那是多精彩的故事啊。

我非常讨厌别人把我当商人看，这一点上我很敏感。就是那句话，金钱只是顺带的结果。从这一点讲我不是商人。商人应该是利益最大化的，这才是商人，我不是。

我想做的是战略思想库。中国人搞战略思想库，一类是纯粹照搬美国模式，但在中国没有市场。因为美国的战略思想库是不需要挣钱的，有美国的大资本家支持和国家委托。中国人学的结果就是养不活自己，死掉了。另外一类就是纯粹市场化的机构，但是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纯粹得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没有角色独立哪有科学决策？

你可以说我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但是我们在探索一条道路。我的兴奋点还是在于宏观和中观的问题，是比较超前的战略性问题，要植根于中国的现实。我们肯定要有委托，委托人有可能是商人，也有可能是国家和政府。

这二十年让我感觉最自豪的是，前十年我教会了老板购买知识产品是要交钱的，而且还要交大钱；后十年我教会了政府购买知识产品是要交钱的，而且还要交大钱。我们的委托人包括很多省市一级的政府。全中国都开始懂规矩了，这也是我们做的贡献。

我们的战略研究院也在研究迈克尔?波特的理论和模式。我就发现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觉得洋人的东西就了不得。我觉得基辛格说得非常好，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在于美国人是下国际象棋，中国人是下围棋。国际象棋每一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中国人不是，下围棋只有最后收盘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胜负。

中国需要很多创新和创造，直接从国外移过来是不行的。迈克尔?波特的理论在美国那种定量化的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位是有存在价值的，但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就会出现问题。波特自己的咨询公司不是也垮了吗？

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中国太复杂了，中国是在一个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行驶，有没有规律？有，但绝对不是美国人的规律，这是我们跟他们最大的差别。

中国以后真正的奢侈品洗牌就要开始了。中国的奢侈品从哪里破题呢？陶瓷估计是个重要的突破口。

我们有句话叫做“非新勿扰”，不是新的你别找我，因为是新的，大家都很陌生，我们反而具备了优势，因为你总是在准备，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我当记者的时候，很多建议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包括关于特区的完善、关于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与冲突是怎么回事。当时觉得自己是个专家。但是等到二、三十年回头再看，开句玩笑，演戏的人是疯子，看戏的人是傻子，写戏的人是骗子。如果人生是个舞台的话就是这样。那你是什么呢？我说我曾经当过写戏的，也当过傻子，但现在我是一个舞台监督，我站在第三方可以全部看清楚。舞台监督从演员的演出到观众的表现再到写戏人的效果一目了然。原来也不是记者当得不好，而且当时都是很有针对性、很积极的，但那个时候的成就感是很简单的，只要是被采纳、变成中央文件，革命就成功了。但其实离最后的改造还有十万八千里。

我的印象很深，当时的总理说过一句话，“学者总想使他的研究成果被政治家采纳，从而流芳千古，而政治家却要为后果负责任”。

跟商人也罢，跟官员也罢，就是人一走茶就凉，你求我帮你，帮了之后一刀两断。不少商人、官员为表示亲热，会主动把手机和家里电话给我。我就好笑，我从来没有主动给他们打过电话，从来不主动联系他们。这可能是我的一种毛病吧，但也是一种独特的方式。一辈子都有这么一个万事不求人的毛病，特别害怕求人，太敏感了。

当时我已经在广东分社三年了，与爱人两地分居。有一次跟卫生局局长开会，我就讲到了这个痛苦，他说可以考虑。后来广东分社的领导就说：“小王啊，要抓住机会啊，不能答应了就完了。”甚至建议我送礼，我想麻烦了，送什么礼啊？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最好的东西是一瓶洋酒，别人送的一瓶蓝带，六百块钱。当时就穿个短袖短裤，拿个报纸一包就去了。广东的雷阵雨说来就来，我闷着头往他家跑。门推开进去一看，一屋子都是人，“手榴弹”拿出来不是，不拿出来也不是。我就往厨房里面跑，他老婆就追过来：“王记者，怎么回事？”我满头是水地把蓝带拿出来，她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说：“没事没事，这个我也不喝”。放下就跑。

我的确觉得我有做记者的天分，而且当时我有个人生目标，就是想当中国的李普曼。年轻时我看完《李普曼传》以后感受很深，觉得一个人作为第三种力量能够推动社会、推动历史，连总统都要来拜访他，很了不起。我觉得我真有这个潜能。但是后来为什么放弃了这个职业？我走的时候当时《南风窗》总编秦朔跟我做过一个对话，叫“最后的江流”。我最后拍的一部片子叫做“南方的河”，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当珠江经过漫长的流淌汇入大海以后，这个江流从此就消失了。”所以是“最后的江流”。其实我讲最后的江流就是讲我自己。本来我是想把记者当成一个事业来干的。

当时我有一个武器，就是内参，可以把中国的很多尖锐问题摆出来。但是到了后来，有一段时间说内参也要遵循主旋律，这时候记者就没法当了。

1992年时我还提出过一个建议。当时新华社要提拔我，我坚决不当那个官，在我看来那就是生产队队长。但是不当官怎么办呢？这是传统体制，要么就当官，要么就当记者，写那些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东西。当时我对新华社还有点感情和念想，我就跟老社长穆青提出来：“穆青同志，我们要与时俱进，其实平台只是手段，不是内容，新华社应该创办一个电视台，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给我一个授权，我肯定能办出一个超过中央电视台的台来……”。他说“可以考虑啊”。当时李瑞环管意识形态，李瑞环也说可以考虑，可以从中央电视台划个频道出来，为此我还准备了两年。后来又不行了。没办法了，就离开吧。

我离开新华社的时候提出了“三个不来往”：第一是跟之前认识的企业家不来往，第二是跟采访过的官员不来往，第三是跟熟悉的媒体不来往。因为我必须要自绝于他们，否则是很尴尬的，等于是落地凤凰不如鸡，跟他们打交道像求施舍一样。所以需要浴火重生。见到他们的时候原来的王志纲已经不在了，一个新的王志纲出来了。

一个记者一定要永远保持孩童般的好奇，如果不好奇就干不了这个行当。现在手机上的微博、微信我也在了解，就是一种好奇。另外要保持一种哲学家的思辨，还要保持一种历史学家的理性。我们不能听到风就是雨，严谨很重要，所谓大胆想象、小心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