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过一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才是最高境界，就是票友。

现在人们都在追求时尚、追求表面的东西。影视圈里遇到的所有投资人都说，什么都不缺，就缺好剧本。我说既然什么都不缺就缺剧本，为什么没人去做剧本呢？这就是一个悖论，它是一个“下地狱”的活。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剧才是本，为什么没有人去做本而是热衷末呢？因为这个时代太泡沫化了，谁都想取巧，走捷径，选择光鲜的生活。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当人们都选择光鲜的生活，生活就不光鲜了。很多人都选光鲜的东西时，一个人只要沉下心来敢于下地狱，那出来了就了不得，就是稀缺资源。

80后这代人，我也看出来了，他们是痛并快乐着，乐此不疲。我儿子是个记者。春节的时候为了赶一个稿子都虚脱了，累了一两个晚上。我说既然这样你还干这个做什么？是不是很痛苦啊？他说痛并快乐，我说那就没办法了，这是吃饱了撑的。像他们这代人起来以后你别小看，当他们真正对这个乐此不疲的时候，金钱打不倒他。

当很多人所追求的名利、地位和虚荣都打不倒他的时候，可能中国就开始产生大师了。

过去很多作家（比如托尔斯泰）都是大地主、大庄园主，这种背景下反而从容淡定，能出传世之作。早些年中国不少的作家可能就是为了改变命运，写啊写啊，写得满脸沧桑，甚至为此赔上生命。我曾跟很多作家聊过，包括陈忠实，他们还不接受我的观点。很多人把文学当作最大的风险投资，后来成为所谓的厅级干部，房子有了，车也有了。

陈忠实也罢、路遥也罢，早期都属于代课老师这个层面，就是社会最底层的知识分子。现在的人已经不可能有那种精神了，就像普罗米修斯盗火种一样，是用自己的骨头当作火炬，做不到了。但如果这些人真的不被生活所累，真的到了乐此不疲的时候，反而能真正做到超然、超脱。

其实对于子女的教育，最根本的就是家庭环境。家庭环境当中最真实的还是言传身教，爹妈是个虚伪的人，可能孩子要么虚伪，要么就会变成造反派，就说你是个混蛋，我要当革命者。我也见过一些人，拼命地想当官，当时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要对当官如此乐此不疲？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小官宦家庭长大的，他爹可能就是一个科长，或者一个处长，在那种环境长大的，对于那种环境的痴迷就是这样。

从小我就让两个孩子行万里路。他们十八岁前跟着我在全中国旅行，同龄人里没有人比他们见识更多。好处是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坏处就是广而不精。他们跟着我遇见过华国锋，见完我说这是华国锋，他不知道华国锋是谁，现在长大了才知道，“哦，原来是华主席啊”。包括现在中国的很多商业名人，杨国强、黄文仔、吴亚军、那些老板他们小时候就经常见。

他们爷爷、姥爷两边都是文化人，对文化非常看重。这让他们对商人一直都是不屑的，后来才懂得不要简单地否定商人。

要善于“与狼共舞”、与商人打交道，而且要会当“披着狼皮的羊”，你跟狼在一起，但心里是羊就行了。我就是披着狼皮的羊，虽然跟狼在一起，但是内心里还是羊的习性。

我们老家有句话，人在外要“吃得亏，打得堆”，就是一个人能吃得了亏，大家就能够在一起相处。我跟儿子说，你的家庭条件可能比别人好得多，所以在外面要大度一点，吃饭抢着埋单，这是吃不穷的。

我同商人无缝对接二十年，应该说对商人有很深刻的了解。第一句话就是“老板不是人”。他们都吓了一跳。我说“他们的眼睛是铜钱做的，看到的永远是白花花的银子。他们的鼻子像鲨鱼一样，能够闻到暴利的血腥气味，当他们闻到哪里有受伤的猎物就会像鲨鱼一样张开血盆大口扑过去。他们的耳朵是什么样的呢？纳斯达克和纽约证交所任何一点金属之声都逃不过他们的耳朵。他们是最大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相信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为了利益就算是祖上的冤家也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为了利益就算是再好的朋友也可以撇在一边”。

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一个老板说，他非常赞同我对老板的解读。我说：“这不是骂你们这个阶层的吗？”他说：“骂得太好了，骂得太绝了，骂得我心服口服啊。”这个人是谁呢？原来哇哈哈最大的对手、广东乐百氏的老板。

其实我骂这些商人并不是要彻底否定他们，只是要剥掉他们的外衣，把他们的本质讲出来。最后我还是肯定他们的，肯定商人的力量和商业的力量。他们冷酷、他们理性、他们追逐利益、为了利益可以六亲不认，但在最后其实是推动了这个社会的前进。你可以不当商人，但你要理解商人，而且你要善于跟商人共处，“与狼共舞”。

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会改变对于问题的理解。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快要六十岁了，能听进去很多意见，现在我看很多问题都是踩在边缘线上，但肯定不会像一些商人那样耍奸耍滑。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底线。

商人是个很功利的群落，你不要指望和他们成为朋友，他们只有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才会来求你，没有困难他求你干什么？每天有多少人簇拥着他？他们的骨子里是想当百兽之王的。每个老板的心里都有一头熊在咆哮，都想当狮子王，特别是那些所谓的行业大佬都想称王称霸。“万般皆下品，唯有老子高”。大家都围着他转，凭什么他们要拜在你王志纲面前？凭什么像刘皇叔一样三顾茅庐？凭什么把你称为“王老师”，围着你转？因为你能带来巨大的利益。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他们是会算这个帐的。黄文仔的北京星河湾项目我取了多少？记得项目成功后他请我吃饭，我打趣说：“黄老板，你真是商人啊，我们辛辛苦苦帮你三年把这个项目做成了，你赚了大钱，而我从你这里收的钱为买你的房又让你一把赚回去了，什么财智时代啊，做梦呢，那是文化人自己宽慰自己的，还是财富时代、商人时代”。然后他就哈哈大笑。

商人存在的就是追逐利润，我的价值追求是另外一回事。我只是个票友。黄文仔这个人能干成事，能把我的智慧变成现实。另外北京缺少好产品，需要一个样板田，让那些只会吹牛皮说大话的“大炮”，知道什么叫做好东西。好房子是会说话的，通过好东西可以推动北京的城市化和人们的居住水平。我也需要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告诉北京人我们来了。否则大家认为你在广东能玩得开，在北京就玩不开了。

金钱只是一个结果，三百万、五百万是无所谓的，那个时候黄文仔天天陪着我打高尔夫球。我把他的公园搞成了迷你高尔夫球场，他成天陪着我。为什么要陪着我？这就是商人的特点，只要你能给他赚到利润。但是一旦商人成功以后你赶快走开，他不找你你就别找他。

过河拆桥是商人的本性。很多人作怨妇之状，我觉得可笑。如果你有这个本事就继续前进，走在他的前面不就行了？

我对人性看得很清楚了。有句话传得很广，“我们是火箭送卫星上轨道”，十五年前我就说过这句话。哪个火箭把卫星送上太空之后还抱着卫星渴望和它一起在轨道上运转的？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你的任务就是自动脱落。

你知道王健林是怎么找我的吗？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刚开始我不想理这个事的，还跟我攀老乡。我说：“我们怎么是老乡呢？”他说：“我们都是四川人吧”。我回答：“我不是四川人，我是贵州人”。他又说：“听说你爸是四川人”。我说：“对”。他说：“那就是老乡嘛！”后来我去了他的万达广场。商人是考虑得很周全的。他把几个大老板都请来了，黄光裕、郭广昌、还有泛海的卢志强。

王健林这个人很厉害。当出现根本性问题的时候就会撇开所有的一切，直接自己来解决。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说：“志纲兄，我可以先打几百万过来，咱们把事情做了，我们以后还希望合作三年五年”。后来还出了一个笑话，我们的财务傻乎乎的，天天追我，说是要把发票给人家，不开发票这个钱就是不义之财，没法做帐。搞得我三次问王健林：“财务怎么天天追着我说要给发票？”王健林问：“什么发票？”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事后才反应过来，王健林为了加快项目节奏，摆脱大企业病的低效，从自己的私人账号直接打出来的钱。

这很有意思，商人的成功是有他的道理的，平时他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关键问题上自己肯定要把握。

我从来不指望商人感恩，哪有什么感恩？我只唱《国际歌》，不唱《东方红》，这是贯穿我一辈子的哲学。国际歌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东方红》就要倚仗于“人类的大救星”。

要不断地领跑、不断地超越，慢慢地就会在江湖上形成一个神话。

我坐在这里，老板大多会过来拜访我，我原则上不会去老板的公司跟他们见面。他们每次过来都问：“找你们太难了，怎么像搞地下工作一样？”；“你们怎么不把买卖开大一点？是怕钱砸你吗？”他们就是不明白，我基本上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你愿意来，我经过甄别以后确认你这个人能扶得上墙，大家又很愉快我就跟你合作。如果不是这样，在商言商我毫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