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已经说到，“野生动物”就是在体制之外，完全靠自己到市场上觅食的文化人。他们有的借船出海，空降航空母舰；有的折腾滩涂，弄得一身污泥；有的驾驶一叶扁舟，出没于波涛汹涌的大海；有的投身于各种各样的企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有的修成正果，有的折戟沉沙；有的风骨犹存，有的人格严重分裂。
两年之前，我在南方一座城市打高尔夫球时偶遇一老兄，初见觉得该人面熟，寒暄之后，才知此君原来就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名动中华的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其时，他那一篇篇充满**、笔锋犀利、鞭辟入里的作品是热血青年们的最爱。当时在一起打球的是一群当地的老板，这些刚从“流氓”变成“绅士”的老板们自然不知此君原为何方神圣，只有我知道他是谁。不过非常奇怪的是，他完全没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他。从他的眼睛里，我读到的只有冷漠与拒绝，就像一个混迹于人群的特工突然被人识破了身份一样，尴尬异常。
之后我们又碰见过几次，但因话不投机，未能成为朋友，却反倒比陌生人更陌生。后来，从朋友处得知，这位昔日曾写过诸多颇有正义感、责任感及社会良知作品的作家，不知是看破红尘还是备感失望，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关系移民海外。其间，他与一位太子党结为了夫妻，摇身一变成了海外商人，投资房地产。当然，不管他的背景如何，他这个老板在我的眼中，是无法与当地的房地产巨鳄们相提并论的。
不过，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其人生轨迹为什么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而且将之前的东西丢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痕迹？他与过去的决裂是因为他对变化的现实不满却又力不从心，还是因为他对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的前景极其悲观，而让“虚无主义”占据了灵魂？在巨变的社会中，这是不是部分知识分子必然的宿命？
前一段时间，工作室的策划人员自惠州回来，商谈项目之余，他们谈及在当地有个大师级的策划人很有名，说此君不但拥有博士头衔，而且还精通阴阳八卦，实践经验也非常丰富。我一听就笑了，这个人我认识，并且我们二人的关系还不错。
此君乃湖南农村人，既聪明，又勤奋。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的一家报社，两年之后觉得没有意思，又重回大学读了研究生，学哲学。毕业后，他再次到广州的另一家媒体去当记者，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他毅然辞去公职下海，到了惠州。不想运气不佳，折腾了很多年，依旧是两手空空。
一日，偶遇一群广东老板，不知为何，他们聊起了风水。我的这位年轻朋友不知是家传，还是自学成材，总之是对风水颇有研究，于是，他顺势大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没想到一下子就征服了老板们。仿佛灵光一现，他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商机。自此，这个饱读哲学著作的硕士，为了“稻粱谋”，拼命地钻研长期以来被斥为封建迷信的风水学，并且为了提高业务水平，他还几次前往风水学极为昌盛的香港拜师学艺。不曾想，几年下来，这位头脑灵活的小老弟居然成为了房地产界小有名气的风水先生，经常可以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看见他矮小、敦实、敏捷的身影。
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这位小兄弟见策划行业因不少策划人的垮台而有过街老鼠之嫌，便非常敏感地与他人一起搞了一个国际×师的认证活动，即只要通过他们的培训、考核，就可以获得一个国际×师的资格证书。于是，他这个风水先生摇身一变又成为了认证国际×师的重量级培训师，并且理论实践皆有之。
对于这位小伙子，有一点我非常欣赏，那就是他能够顺应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专业方向，以适应市场日益复杂多样的需求。近几年，他发现城市经营是一个热门话题，便毅然地就近读了广州一所大学的在职博士，研究方向据说是粤港经济一体化。试想，他在广东这么多年，长期在市场上打拼，且又学贯中西——既懂西方哲学、又精通东方风水，知识结构较为全面，口才也不错，于是，很多中小城市的政府部门便邀请他去作报告，时间一长，自然就获得了一定的口碑。
时空转换，几年之后，商海中吃香的似乎已不再是风水师、策划人，而是到处打着各名牌大学牌子与知名教授之名的专家组、研究团，这位小伙子又很快地修了一个博士招牌，真可谓与时俱进。
歌德曾说过：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长青。如果我们生活在封闭的书斋之中，可能永远也不会想通——一个饱读东、西方大师著作的现代哲学硕士，怎么会是靠风水起家的，因为两者并不兼容；但如果我们处在市场经济的丛林当中，对此就不会有太多的疑问了，因为我们知道，生存才是发展的基础，不论用什么手段，生存是第一位的。另外，这也说明了我们这个古老的社会已悄悄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不能讲的现在可以讲；过去不能说的现在可以说；过去不能做的现在可以做；过去看似大逆不道的事情，现在的人们也是见惯不惊。其实，在今日之社会，只要你不公开地与当局宣战，不触犯法律，那么，你几乎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这种自由的选择权，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来似乎从未获得过。
今日的知识分子无论以什么方式安身立命，我认为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有一个最低限度，即至少要是社会的无公害植物。也就是说，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不为虎作伥，不坑蒙拐骗。也许有人会说：“风水学难道不是封建迷信，不是坑蒙拐骗吗？”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解读现实的角度问题。在广东，绝大多数的老板都非常相信风水，买楼的人也关心房屋的朝向、布局等风水格局。这就像在中国，如果你往他人脸上吐唾沫，他一定会认为你是侮辱他，会与你大动干戈，严重者甚至会与你拼命；而在非洲的一些部落，往他人脸上吐口水，则是表示欢迎与尊重，其中并没有简单的对错、是非之分，而是长期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的问题。
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与训练的知识分子，我认为，知识分子在市场的搏击中，应该是社会前进的正推动力而非负推动力，即小则能帮助一个企业调整航向、与时俱进、更好地适应巨变的市场环境，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的项目获得长足的发展；大则能通过企业运作的成功，为拉动一方的经济贡献一己之力。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碰到一些文化人比流氓更流氓、比土匪更土匪。而因为他有文化、有知识，做起坏事来其破坏性会更大，社会影响也会更加恶劣。
20世纪90年代末，我去北京做项目时，几个重量级的老板邀请我与他们一同去参加一个高档次的饭局。汽车七拐八拐之后，来到一个闹中取静的所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很难相信在喧闹的皇城之中居然有如此幽静的深宅大院。院墙很高，约五六丈，青砖砌就，静穆、森然。按了门铃之后不久，出来一位满头银发、很有风度的人，约六十多岁，我最初以为他是房屋的主人，后来才知他是管家，以前是某省的厅级干部。这家主人的派头十足，这是我的第一印象。
进门之后，我发现院落很大，可以停十几辆车。一行人下了车，走了十几米，便进入了第二个院门，真有曲径通幽、廊腰缦回的意境。进入第三道门，眼前豁然开朗。我想，走了这么久，这里应该是正房了。进了门，只见一个年约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可能不是这个年龄，但看起来非常年轻），穿着对襟大褂、老头鞋，笑眯眯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与大家寒暄，举止似乎随意而安详，看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很熟，没有太多的礼节。开始我认为这年轻人是阔气主人的公子，不曾想，他就是这座大院的主人。我是初次到访，经朋友介绍之后，他客气了一番，说了“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之类的客套话，大家就坐了下来。
就餐非常正式，恐怕比国宴还要规范，有非常到位的背景音乐。大家坐下后，主人拍了几下掌，旋即，最早应门的老先生像正统的英国贵族管家一样，率领衣着整齐的侍者鱼贯而入，动作潇洒、流畅。我走南闯北已经多年，真正的亿万富翁亦见识不少，却未见过有人敢摆这样的谱儿。这位神秘的年轻人到底是靠什么起家的？他这样做的目的又何在？
在座的还有一位级别很高的领导，身边有一靓女，千娇百媚，小鸟依人。可能是因为朋友的面子很大，我身边也有一位光彩照人的美眉。朋友打趣地问我：“可知身旁的美女是谁？”我茫然地说：“对不起，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影视明星，王老师都不认识？”我只好惭愧地说：“电影几乎没有时间看，电视也只看经济类或历史类的，我实在不知道小姐是何方神圣。”主人见状，便很优雅地打了圆场，并对我说，她是他的女友。回来后，问手下，他们告诉我那个美女的名声的确很大。
于就餐闲聊中，我得知这座非常气派的大院以前是林彪手下一员大将的家宅，几经辗转，才到了这位年轻人的手上。价钱是6000万元，不是买而是租，租了20年，每年租金300万元。
回去之后，受好奇心驱使，通过一些渠道我粗浅地了解了这位神秘年轻人的发家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他去了海南，恰逢房地产泡沫狂吹之时，他没有目前北京房地产大佬潘石屹、冯仑等人幸运，没赚到什么钱，但他却建立起了一些人脉关系，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要想迅速地致富，就必须“剑走偏峰，兵行险道”，也就是说目光要准、出手要狠、平台要高、派头要大。
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海南到了北京，虽囊中空空，但却气傲王公，因为一个宏伟的蓝图已在他的头脑中成型。中国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盛世修志”，即编撰地方志，当时全国的两千余县都在**满怀地修编地方志。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盛世编典”，就是整理、编辑国粹，如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所以，这位年轻人的“宏伟蓝图”很受国粹级专家们的欢迎。其实，年轻人在布局时首先拉拢的就是这帮德高望重、操守严谨、名动中华但又比较寂寞的老头子们。而他们也深知，要从事这一类似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伟大工程，仅凭他们老朽之力是万万不可想象的，现在有一位年轻的儒商发财且不忘回报社会，实在难得。既然名高风清的老头子们力荐这个伟大的文化工程，有关部门自然表示全力支持。于是，聪明的年轻人再靠个人的头脑花了点儿小钱后，一下贷了上亿元。其中的一小部分用于整合中国最高学府的“老朽”们，其实学界泰斗们都很天真，往往会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毛病，以为人人都像他们一样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以弘扬民族文化为目标，但实际上，商人的眼中只有钱——尤其是那些急于从“蝌蚪”变成“青蛙”的老板。在拉拢、整合纯洁的老头子们时，这位年轻人真是一点儿都不浪费资源，他把自己顺带打包进去，于是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国学大师的嫡传弟子、中国最高学府的博士生。
贷款到手后，他又花了上千万元作为租赁深宅大院5年的费用。难怪排场如此之大，原来这都是他手中的符号、道具。只有这样，他才能高举高打，先声夺人，一下子征服对手。接着，他又花了几千万元投资印刷厂。布局完成，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就乘风破浪，脚踏泡沫，一举上市。在银行的支持之下，他头脑中的宏大文化工程的结晶、皇皇巨著出来之后，价格极其昂贵，好像不如此就无法显示出我们正躬逢千古之盛世，不过书并没有卖出多少，但他并不担心，因为款是从银行贷的。最后银行只得将这些伟大的著作搭配给向他们贷款的老板，尤其是房地产老板们。我在许多房地产商的书柜里都见过这些皇皇大著，老板们自然是不会读的，但他们很高兴，因为至少可以装点门面。
上市之后，年轻老板及其公司备受关注，许多人都把他看成是中国传媒帝国冉冉升起的一颗巨星，他的雄心开始膨胀。想想也是，以前空手都可以套住白狼，现在有了一个超级证券平台，怎可不大干一番？于是，他拼命地扩张。步子越大，链条越长，风险也就越高。终于，他在股市上被ST（特别处理）了。这时，一位广东老板为了实现自己买壳上市、迅速扩张的梦想，斥巨资买下了他的壳，没想到一接管，打开账本就傻眼了——一个又一个的财务黑洞，重复抵押，关联担保，犹如泰坦尼克号，处处冒烟、到处漏水。全国几十家银行跑来要求还贷，大大小小的债主跑来要求还款，广东老板本来就是房地产界的新闻人物，媒体一曝光，立刻天下大乱。见势不妙，年轻老板还没来得及庆祝，便匆匆扔下手中的烫手山芋，躲起来了。
在这一时期，一个号称“中国最有前途的金融家、银行家”也在香港地区落马，据江湖传闻，这个可以与国际接轨的上海籍银行家就曾贷款给这个亡命海外的年轻亿万富翁，他年轻、貌美的明星女友在其中功不可没。
在这些野心勃勃的老板们心目中，高墙深院、香车宝马、美女俊男，甚至自己的老婆，都成了商场上的一颗棋子、一个砝码。
那么，这类人还是不是文化人或知识分子？按《辞海》的说法，他们当然是，但在这类文化人前必须加上一个定语——“反文化”，即他们是反文化的文化人。文化人最本质的特点是追求真理、坚守社会良心，而以上这类文化人却只相信权谋、阴谋甚至欺诈。一位哲人说得好：文化如果不能与真理同在，注定是要被毁灭的。以此推论，文化人如果不与真理同在，同样是要被毁灭的。
这些人虽是文化人，但现在他们既然已从商，并且彻底地商业化了，所以衡量他们的指标更多的是市场法则——成者为王或者败者为寇，成龙上天或者成蛇钻草。
接下来，我要探讨的是那些属于“圈养”的、但偶尔会出来“打点野食”的传统文化人。
在中央电视台《对话易中天》的节目中，当我谈到关于文化人的三种动物生存形态——“野生动物”（自己找食，完全靠市场生存）、“放养动物”（人还在体制内，但吃不饱，要常到圈外打点野食）和“圈养动物”（完全靠政府供养）的比喻，并打趣地对易中天说，他现在终于从“圈养动物”变为“野生动物”时，易中天很认真地说：“我还算不上‘野生动物’，只是偶尔出来‘打点野食’。”目前采取这种生存方式的文人不在少数。正是由于他们这种脚踩两只船的试水行为，使得他们在获得圈外一片欢呼与喝彩之声的同时，也招来了圈内同类的一片讨伐之声。
他们为什么会引来非议呢？一是因为他们两头赚钱，这让许多人眼红和认为不公平；二是因为他们名利双收，一个都不少的讨巧。但他们确是最先敢于放下身段，与世俗结合的。所以，他们也最先尝到了甜头，假以时日，“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就有可能从偶尔“打野食”变为绝对的“野生”。如果他们真有真才实学，那他们自然可以享受到圈外丰美的水草，从而一花引来万花开。从余秋雨到易中天，再到于丹，他们在电视上频频露面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渐渐地习惯了。
现代生活需要通俗，但是没有根底的通俗也越来越短命，这时，有文化的人愿意介入其间，对大众加以引导当然是一件好事。经济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文化也必然将从通俗走向高雅。而文化人切入市场的最有效途径，往往都是先由通俗入手，在取得大众的信任与话语权之后，再将高雅的东西推向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更多的圈内文化人能够出来“打野食”，也说明了社会的进步与市场经济力量的日益强大。在人们还在为文化人的这种行为争论不休时，我却相信文化人很快都要靠自我而生存了。所以，文化人在指责同类的行为时，倒不如思考一下自己的生存之路，并从这些先行者身上吸取些有用的经验。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发现，当今世界已不是文化人应如何生存的问题，而是没有文化的人无法生存的问题。“文化人下海”也将很快成为一个过时的说法，因为我们就处于一个市场经济的海洋，所有人都必须学会在市场中生存，文化人也不例外（除了少数国宝，像大熊猫一样由国家保护起来）。
中国加入WTO的最大意义恐怕就是中国从此走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所有的一切都将与国际接轨。随着各种保护性行业的逐步放开，银行已经逐步实现了商业化，文化、艺术及教育领域的变革也将是迟早的事。更重要的是，当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变革、知识经济和文化创意产业在社会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时，文化人的生存甚至存在的形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如果说在农耕文明时代和工业革命初期，舞文弄墨的人算是文化人，那么，在网络时代，那些靠网络、电视等传媒创造和传播文化的人算不算文化人呢？人们在为文化的日益浅薄和庸俗而感叹的同时，却也发现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正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而在文化产业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的同时，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却似乎越来越少。于是，我们不得不回到开场时的话题，再次追问：究竟谁才是新时代的文化人？这的确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棘手问题——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尽管一时间无法找出一个统一的答案，但通过分析这些年来备受关注的文化人所引发的社会现象，我们也许能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
附：90年代让传统知识分子面目全非（凤凰网专访王志纲）
九十年代，中国经济面临难关，一时间，文人下海，国企改制，有能力的人纷纷下海谋发展。一边是被裁掉的人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另一方面，一些体制内的人通过下海充分释放了自己的能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甚至“92派”也成为了荣誉的标签。
知识分子下海无疑是90年代最引人关注的话题之一，而在种种不同类型的下海知识分子中，王志纲是具有标本性意义的一员。
他曾经是甘肃社科院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更熟为人知的身份是新华社的名记者，他的下海曾被新闻界的同行叹为“南中国首席社会经济评论家从此缺席”。在此后的十七年里，他以战略家的身份带出了一个民间智库团队，深入参与到众多极具社会影响力的项目之中，并且不断推出研究著作，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第三种生存”之路。
那么，他如何看待90年代，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下海这一话题，为此，凤凰网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凤凰网：我们的话题是万人书写九十年代之知识分子下海，您专门有一本书《第三种生存》讲述90年代知识分子下海，其中这样写道“回首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十多年的社会变迁，知识分子下海，可以说是这段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岁月中情节最为精彩、最富有戏剧性、也是最耐人寻味的时代乐章之一了。” 您在书中也说自己也是闯入市场经济的其中一员。原来在新华社工作，1994年选择下海。当初为何选择离开新华社这样稳定的体制内单位，而选择下海呢？
王志纲：我离开体制，从一般意义上说可以叫下海。什么叫下海？就是扔掉铁饭碗，自己找饭吃，而不是组织给饭票。形象地说就是从圈养动物变成野生动物，从这一点讲，我的确算是下海了。
但是，我跟大多数下海者又有不同，下海的人给人的印象就是当商人挣钱，我到现在也还不算是个地道的商人，因为挣钱对我来说从来不是第一目的，而只是顺带的结果。
第三，由于我采取第三种生存的态度，所以相对超脱。所以我既是下海大潮中的一员，但同时我又像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一样，是潜入商海中的观察者、研究者。因此，今天我来谈90年代下海潮流这个话题时，应该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凤凰网：90年代下海的这批人有什么不同？
王志纲：刚才为什么我跟你讲80年代的大学生呢？因为90年代下海的主力军团就是77级、78级参加高考的那批人，这批人82年陆续大学毕业，到了90年代的时候，这些人不少已经到了处长一级。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开始兴起下海狂潮。
这批人跟今天的北漂、今天的大学生完全不一样，他们拥有社会资源，加之把持自我的能力很强，他们是在已经成为社会骨干、栋梁之材之后下海的，这些人一旦脱离体制的束缚，下海后的能量是不可小看，是可以倒海翻江的。
90年代下海的人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人是被迫下海。这是由90年代的格局所决定的。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从好的方面来说，是一个**燃烧的岁月，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年代，几乎所有有志向的年轻人，都把从政作为自己最大的抱负，将推动国家的改革开放和重振国家当成自己人生的最大目标。这些理念上的东西最后总要归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结果，所以这些人把这种追求寄予在出将入相——当官层面上去。但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这些人的追求成为昨夜幽梦、一枕黄粱，这条路走死了。包括冯仑、郭凡生这一批人，其实他们都是在政治上有想法的一批人，但最后走不通了，最后被迫下海。这是第一拨人，占了很大一部分。
第二种人是体制内主动下海的，像陈东升、马明哲等。他们懂得将体制内的资源转化为财富。下海之前，他们已经掌握了很多资源，但这些资源在体制内并没有用好。他们看出了商机，就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先在体制外打造好一艘船，然后再跳到船上，外面已经做好了接应。但他们利用体制内这些没有用好的资源，这个不违法，因为他们做的是增量，不是存量。比如民营航空，再比如很多金融的衍生业务，保险、期货等。
但这群人里也不乏内外勾结、巧取豪夺、无所不为的人。知识分子下海，如果没有操守，没有道德底线，是很可怕，比没有知识的人对社会的破坏和腐蚀更大。因为当他们有了一定的积累回来，他们当年的同事、朋友已经升到更高的位置。北京为什么有几十万一桌的饭菜？有所谓的红楼和会所？就是为那些搞勾兑的人准备的。所以对知识分子下海，不能只是一味的歌颂。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在挖祖宗的坟墓，在吃子孙的饭，就像当年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一样。
第三种人下海是真正想在商界干出点名堂，后来也的确成为了成功的企业家。像柳传志、王石都是80年代就下海了，但是80年代还是摸索期，什么赚钱做那么，到了90年代，才为他们这一批人创造了展现才华的舞台。像柳传志，从在传达室开始创业，倒电视、倒冰箱、做买卖开始原始积累，在一般科学家看来这简直是不务正业，到90年代才慢慢有了主动权。
为什么90年代他们能发展起来？因为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路，一个商人的时代到来了，一个企业家的时代到来了。像柳传志、王石、李东生，都是天生的商人，正好赶上这么一个好时代，尽管出身是科研人员、知识分子，但并不能够掩饰他们作为商人的天赋，他们最后走向大舞台是必然的。
还有第四种，傻乎乎的一批书呆子也去下海，包括新闻界也有一批人。看见别人下海他们也想到海里弄点小鱼小虾，于是就懵里懵懂、不知深浅地往里跳。
凤凰网：这些人可能是看到之前下海的那批人成功，内心深处蠢蠢欲动。
王志纲：不平衡嘛，也跟着下海。但出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没下海之前他们是无冕之王，当他们跟这些商人、有钱人打交道的时候，别人都把他们放大了，久而久之，自己也将自己放大了。心想现在做生意傻瓜都能赚大钱，我能量这么大，怎么赚不了大钱？就跟着往下跳，但当他们头上的光环消失了的时候，在海里现出了原形，最后很多人呛了几口水以后，逃回岸上，有些人则尸沉大海，成为时代的祭品。
当然如果再广义一点，还有一种是下大西洋的海，跑到美国、欧洲的那批人，其实也算是下海。我在美国遇到好多那个年代出去的，教授当出租车司机，艺术家拉大提琴，画家在纽约街头卖艺，被警察追得满街跑。到了国外生存问题必须自己解决，没了单位和依靠，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那也是一种地道的下海。
什么叫潮流？大马哈鱼往这儿游，沙丁鱼也往这儿游，人有一种从众心理就是潮流。
从90年代下海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今天再回头看中国，已经无所谓下不下海了。现在倒过来，体制内有金饭碗的人变成了少数，这时候不是争着下海，而是成千上万的人排队考公务员。多数人都是在海里，必需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人们不得不去适应市场经济的选择，尽力学会在海里游泳而不被淹死。人们已经没有单位的概念了，认为自己找食，养活自己是天经地义的，这说明大家已经接受主流是海洋了，大家都在海里生活，每个人在解决自己的生存，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要创造自己的幸福，必需靠自己打拼，这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进步。这是第一。
第二，今天整个社会最活跃的，大多还是体制外的。我们看当年下海的那批人，包括你们凤凰的老板刘长乐，他是不是下海？肯定是下海，他跑到新加坡海里去了，而且带动了体制内的一大批人都过去了，一个人的下海搭建好平台又带动一大批人下海，他们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可以代表这个社会的声音；再比如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哪一个不是在海里？都是在海里的。社会在进步，这个时代在发生很深刻的变化。
凤凰网：那您认为这场大变局与知识分子下海有什么联系？您在《第三种生存》一书中也提到，“值此数千年一遇之变局，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了，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学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生存方式了”，这个具体怎么来讲？
王志纲：这场大变局彻底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里要从经济史讲起，如果沿用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经历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如果不按照这种方式划分，人类社会可分成游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现在的信息时代。不管如何划分，都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生产力的问题。
什么叫知识分子？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就是知识分子，劳力的就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是被知识分子管理的。纵观整个东西方历史，有一个规则，当人类生产财富有限时，只能养活有限人口的时候，肯定是原始共产主义，你多吃一口他就得死，所以必须实行平均主义，这时谈不上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谁的力气大谁是就是大王。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有了剩余产品，这些剩余产品能够支撑一批人不劳动来统治和管理，而这些统治者又有了剩余的钱，就可以养知识分子了，比如乐工、画工，这时就开始出现了最早的知识分子，作为门人、食客。他们身怀绝技，但他们不能下海，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水平，商品是自给为主，顶多就是倒腾点小买卖，他们没有优势，搞不好还得饿饭，所以只能是寄生于一些贵族家里，这是最早的知识分子雏形。
后来到了封建时代，自古华山一条路——“学而优则仕”，“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切都是为了皇帝的认可。这就决定了无论文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只是一种依附阶层、一种官僚体制的点缀。毛泽东曾经说“他是一根毛，多多少少要附在一张皮上”。他的说法有道理，但有局限性，因为站在农民的角度上来看他是对的，这也是知识分子的悲剧。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读书人求仕失败之后，结局往往十分凄凉。
陶渊明能归去来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是因为他是员外，家里有几百亩地，有仆人替他劳动，一回家有“僮仆迎门，稚子候门”。李白就归不去兮，“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更可怜，茅屋为秋风所破，“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后来越过越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只能是依附，无法体现独立价值。
西方怎样呢？莫扎特，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也一样，要么被贵妇养起来，要么被教会养起来，要么是银行家，那个时代没有他们独立的存在。
直到今天才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马克思说过货币是天生的平等派，没有市场经济，没有货币，就没有这个空间。现在我精神上是自由的，因为我是独立的，我不依附于别人，我为什么敢说这个话？因为今天是一个财智时代，是市场经济时代，智力资源被定价了，也就有了独立存在的可能。
凤凰网：自晚清以来，以张骞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就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而选择弃官从商，那么您觉得九十年代那一批下海的知识分子，有没有这样的理想？作为下海的亲历者和观察者，你认为当时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王志纲：我敢肯定的说，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下海时绝对不敢提实业报国这个口号。当时张骞为什么敢提实业报国？是李鸿章给了他很大的平台。包括今天中粮喊实业报国，那也是国家给他了一个几千亿的平台。九十年代下海的人，要么政治上失意，要么就是为了改变命运，要么就是穷途末路。一条破船下海，能开到哪里都不清楚，搞什么实业报国？
90年代下海的人只能这样讲，另辟蹊径，政治走不通换一条路。另辟蹊径以后一不小心发现，原来到了体制外，可以施展的空间更大，发现自己比那些土老帽、那些暴发户更有才华，更有经商才能，一不小心就做大了，几十亿、几百亿就做到了。这时就成为船长，有抱负的人终于回归，把自己的愿景拎出来，喊出实业报国，这就有条件了。原本试图在政治上实现的抱负星火还在肚子里藏着，今天有条件喊出来是名至实归了。
凤凰网：听您刚才讲述的这几种下海人，我想其实成功的可能只是少数，那么在您看来，那些成功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共同的品质？
王志纲：应该是具备以下几个东西：
第一，他们有理想，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理想，就会沦为纯粹的商人。像柳传志、李东生、王石，他们是有理想的。如果没有理想，最后穷得只剩钱了，有什么意义呢？他们的财富也许不比其他暴发户多，但他们的影响和社会地位，是那些人是无法望其项背的。甚至他们将当初在传统体制内以及政治舞台上没有实现的抱负，带到了现在所拥有的平台上来，最后形成主流的声音和主流的价值观，并放大一百倍、一千倍，最后自己获得了一种额外的成功，体制内都不可能给的成功。
没有理想的人喜欢投机，他们可能积攒了很多钱，我在欧洲、美国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人，曾经也是知识分子，但现在他们穷得只剩钱了，成为这个社会既得利益者，甚至成为破坏正常游戏规则的人。这样的人不值得称道，更不值得尊敬。但有理想的一批人不一样，君子慎独，会约束自己，并且有更高的目标。
第二点，坚韧不拔，有了理想还要坚持。许多人的失败不是因为没有抓住机会，而是因为没有能拒绝**。今天炒股票，明天倒地皮，后天再倒煤炭，什么来钱做什么。而像柳传志，20年一直坚持。包括王石登山那也是一种坚持，起码给社会鲜活的一面，提到商人、老板，好像只会喝酒、吃肉，王石这些人给外界一种全新的形象。
第三点，勇于学习、善于学习，学习能力强，能够与时俱进，也是90年代下海，至今还能站得住的成功者，所必备的能力。
凤凰网： 80年代下海的知识分子可能也有这种特质，但为什么他们没有形成翻江倒海、蔚然大观之势？
王志纲：在80年代根本没有形成大海嘛，怎么翻江倒海？这里面有两个大的背景：第一，从1978到1992年，改革先是在农村，最后到城里。但在这个时候，即使是柳传志等人下海，也是翻不起大浪的，因为那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顶多卖个大碗茶，卖个羊肉串，都是解决生计的平民所为，并不是精英所期盼的。
真正的大海到92年才初步形成，面对西方的经济制裁，和国内一些人想走回头路的倾向，邓小平开始了第二次南巡，并发表了石破天惊的讲话，宣告中国至此走向市场经济的不归路。到这个时候，改革开放已经有了14年的积淀，水比较深了，潮已经开始涨了，所谓“海是龙世界，天是鹤家乡”，这个时候才真正有了下海，知识分子也才有了用武之地。
所以我们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的知识分子下海，不是从90年代开始，但是在90年代成为一个话题，一个现象。为什么？中国已经走向市场经济的不归路，没有这一条就没有大海，没有大海就没有船，没有船就没有船长，没有船长就谈不上下海。同时，中国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了一定的积累，使下海具备条件。如果说八十年代的下海只是赶小海、只在滩涂和沼泽地里捡个打滚的小鱼小虾，那么到了90年代已经涨潮了，可以倒海翻江了。没有这个前提下海只能是小打小闹。
还有一点要说明，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光靠投机已经不行了，企业需要借助知识和智慧的力量，这时知识分子的价值也就显现出来了。在这以前，有钱的老板们根本就看不起知识分子，认识不到知识价值的。有个大学老师下海，办了个广告公司，为商场写了个策划案，老板掂量了一下打印出来的文案，问多少钱啊？当时他战战兢兢地报了个价：三千块钱。没想到老板把这个东西往桌子上一砸，就骂开了：“你不就是一个写字的嘛！三千块在街上可以买多少纸啊？这几张纸三百块都不值！”。到90年代，知识的价值开始显现，知识分子的大脑也成为了可待开发的金矿。
凤凰网：有人认为正是90年代这一批下海的知识分子，逐渐建立起了中国的商业秩序。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在您看来九十年代的商业秩序有没有？如果有是怎么样的？
王志纲：这个话题不能这么表述。主流社会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博弈的过程，邓小平讲摸着石头过河，没有路，大家可以摸索。按照广东人的话说，就是凡是中央没有说不让做的，都可以去尝试。有了这个尚方宝剑以后才有了博弈，体制外和体制内、新生和传统、增量和存量之间的博弈，最后的结果是优胜劣汰，体制内效率越来越很低，体制外越来越生猛。政府就顺应大势不断退让，先让出了私营经济的空间，允许小摊小贩，后来让出集体空间，比如乡镇企业改制，最后让出了一些行业，国有企业改制。另一方面，就民间而言也是一个不断的试错过程。有很多东西大家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如果走错了就会导致民怨沸腾，自己最后被淘汰也是正常的。
这种不断的博弈，最后共同构成了今天中国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是一种平衡。它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可以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把握住的人就可以“直挂云帆济沧海”，把握不住的人就会大海翻船。像牟其中翻船是必然的，因为他破坏了这个规则，不处理难以平天下。冯仑、王石很聪明，会适当“踩线不越线”，不会给体制造成一种危机。所以在中国，一个好的商人也是一个政治家，必须要懂政治，要与时俱进。
凤凰网：您曾提到知识分子是追求“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有理想情结；但商业社会注定是一个狼性社会，要追求利益。这二者之间难免会有矛盾，就您而言，您是如何平衡的？
王志纲：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前进，唱主角的是过去我们看不起的商人们。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必须要跟他们打交道，也就是所谓的“与狼共舞”。这个狼是什么呢？是指老板、企业家、商人，他们是狼。那我是谁呢？我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要跟狼共舞啊，如果不能变成狼，就要被狼给吃掉的。但是如果你也变成狼，你就失去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东西。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处理方式就是做一只披着狼皮的羊。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知识分子必须要能“与狼共舞”。只有敢于进入狼群，被市场接纳，才能学会与狼共舞，也只有善于与狼共舞，才能在市场中兑现知识和智慧的价值。但在与狼共舞的过程中又难免被狼群所同化，有没有一条既达成财智双赢，又不扭曲自身人格的道路呢？其实是有的，我将这种既不依附于商，也不依附于官，靠知识智慧立世的生存状态称为“第三种生存”。
这十多年来，我跟无数老板打交道，都秉承“同流而不合污”的原则，坚持建立在独立人格上的第三种生存。当然我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这些文化人作为知识的载体，必须获得一种内在价值的认可，赢得对方对知识的尊重，同时兑现知识的价值，从而不仅可以解决温饱，还能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不然怎么叫知识经济时代？可以说这十多年走下来，这条路我们走通了。
凤凰网：90年代对您个人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王志纲：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可以说90年代让传统知识分子面目全非。为什么这么说，90年代是一个传统价值体系彻底受到冲击的年代，今天可能感觉不到，但是那个时候，尤其是逐渐壮大起来的市场经济力量已经让所有人不可能对之视而不见，不管是怀抱治国理想，还是为生计所迫，甚至是受到**，都纷纷走向市场这个风云莫测的海洋之中。原有的传统式的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形象等等全被打破，到海里人是要靠真实的生命能量去搏斗的，所以说90年代让传统知识分子面目全非。
对于我个人来说90年代也是一个彷徨的时代。我应该算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我们家几代人都是知识分子，在我的血管里面流淌的就是传统的教化，从爷爷到我父亲，我从小所接受的教育都是传统的教育，比如风雅颂，比如家国理想、忠孝节义，全是文化的东西，我是非常讨厌商人的。
后来当记者，责任感也是非常强的。对物质要求并不高，一直到1992年都没有自己的房子，已经是主任记者了还住办公室，工资收入养两个双胞胎都不够，但即使这样我从来没有感到痛苦，觉得是为事业。那个年代恐怕现在的年轻人都无法理解，现在想起来很好玩。看到现今的年轻人没房子、没车子就不能嫁，觉得不可思议。那个年代完全是事业第一，老婆也很支持。
1994年我离开体制，动机并不是想挣大钱，而是对记者职业前途的绝望。对搞新闻的人来说，八十年代是春天、非常好的时代，特别是新华社的记者可以直指社会弊端，可以建言共产党的改革，上面从善如流，我当时甚至写了一组报道，对整个中国的出口经济、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都讲了。所以那时候是非常富有理想和责任感的。
但90年代初，特别是1992年、1993年，这时候整个新闻界，被盯着、管着，接下来是一片萧条，一下子进入了万马齐喑的时代，甚至连内参也要主旋律。之前我为什么愿意在新华社干呢？尽管公开报道受到很多控制，但可以写内参，可以揭露社会的很多矛盾，可以为民请命，推动改革。但是后来不准了，内参也要主旋律，不能讲真话。在这种背景下面，当记者只能是混饭吃，我曾经把记者这个职业当事业来干，既然变为仅仅是一个混饭的职业，就没必要再混下去了。最好的前途就是混个官当，组织上也曾找我当第三梯队，但我既不想管人也不想被人管。
我也曾想另辟条路，对当时新华社穆青社长建议，新华社应该搞电视，社长很支持，我也摩拳擦掌做准备。在广东先尝试拍了几部电视专题片，一部叫《大潮涌珠江》，专门讲邓小平南巡后广东市场经济的，中央台黄金时间播出了；第二部是在山东拍的片子，《北方的躁动—胶东纪事》，拍山东农村的商品化改革；第三部《南方的河》是讲广东的全面改革。这些虽然都不挣钱，但是拿了大奖。但后来换了新的中宣部领导，电视台筹办计划也就流产了。
这时我就想离开体制了，准备下海。下海做什么？我自知我的性格不适于经商，但下海之后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我就给自己印了一个名片，独立撰稿人、独立策划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撰稿还是想以文为生，但那时候这个市场还没形成，接着主持拍了一个片子《老板你好嘢！》，讲述十个老板的故事，我自己当评论员、总策划。最后缺一个主持人，新周刊的总编封新城给我推荐了当时还在做电台主持的窦文涛，这个片子非常轰动，后来窦文涛也因此去了凤凰台。
在下海初期的一段时间，也是在找路，但我骨子里还是想搞文化，自信凭自己的能力，解决生存问题应该不难。彷徨了将近一年时间，由于市场力量的推涌，把我推到了策划这个行业的浪尖上。而我这个人喜欢挑战，这个行业使我可以不断冲浪，同时能够做一些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历史的事情。就这样歪打正着，从我一个人开办王志纲工作室，到现在北京、上海、广东、西南几十人的战略咨询团队，一路走下来，已经走了17年，从开始产品营销策划，到现在的区域城市战略，再到民间战略思想库，至少还需要20年、30年，这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这也是我下海之初没料到的。
凤凰网：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我看到这些年来，您的工作室一直不断的出版很多著作，将你们的经验和案例和盘托出，这是非常花精力的事情，而且效益肯定不如你们多做一个策划案，那么您做这些事是不是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情节的缘故，还有您的名片上是“打造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这也是您一直的追求么？
王志纲：现在我们的名片上写的就是“打造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这是我们的愿景，我们怀抱着这样的理想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到现在已经17年了。我相信再过10年、20年、30年肯定会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中国的战略思想库。现在一说起思想库人们就想起美国，今天中国的经济崛起为世界所瞩目，我相信，再过一二十年，等到中国和美国等量齐观的时候，人们会真正关注中国，探讨中国发展的经验。到那个时候，我们作为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因为我们拥有成百上千的案例，我们参与了整个中国的天地之变，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希望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思想上的代表。
所以当年我曾讲：知识分子下海，不要怨天尤人，只要你有能力，市场最终会为你落实政策，兑现知识的价值。而对于现在来说，选择太多不一定是好事，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成功往往不在于如何扑捉机会，而在于如何拒绝**。只有那些有理想，有坚守，有追求，看准一个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的人，才能走得坚实，走得长远。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个简单的道理，把精力全放在怎么走捷径上，这样肯定走不远。
凤凰网：好，非常谢谢您接受采访。
形形色色的文化人——经济学家一瞥
说起文化人，经济学家们应该算是一个不小的群体。但近年来，这个群体在备受大众和舆论关注、热捧之后，曾一度出现不少责难和围攻，核心是对经济学家的诚信提出质疑，指责他们已沦为商人的工具，滥用话语权，应该为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失误承担责任。虽有人称他们是忍辱负重，不应当背这个黑锅，但经济学家群体内却鲜有人回应，以致媒体指责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为什么经济学家这一群本来在高楼深院中做学问的人们，却受到大众舆论的格外关注甚至围攻呢？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冲突，需要经济学家们拿出对策和解决方案，需要他们预测走向、指点迷津。
由此，经济学家经常被政府、媒体、企业等各方面捧为座上客。大大小小的经济学家们忙着在全国各地跑场，争着在各种热闹场合和媒体上亮相，对各行各业发表看法和观点。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对政府政策层影响有限，但对舆论的影响却不小。不少老百姓炒股、买房都以他们的话为参考，“受益匪浅”。但根据有心人整理出来的各种“经济学家语录”，常有今天打昨天嘴巴的事情发生，让人啼笑皆非。
歌德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同样的道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备受追捧的显学。
何谓显学？顾名思义，就是显赫一时的学说、学派。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曾总结道：原始社会的显学是巫术，所以巫师在那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即便在今日科学昌明的时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封闭的部落里依然如此；欧洲中世纪的显学则是神学，罗马教廷拥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布鲁诺就是被其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的；而在中国的帝制时代，显学则是孔孟的儒家学说，国家选贤任能的科举考试使用的也是其经典的“四书”、“五经”；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欧洲，显学则是哲学，物理学家牛顿、笛卡尔，数学家莱布尼兹等都以哲学家自居，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更是公认的哲学大师；到了20世纪，尤其是进入70年代后，欧洲的显学是经济学；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异军突起的显学也是经济学。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一百多年的时间，高悬于国人头上的两把利剑就是“亡国灭种”，与之相对应的显学就是探讨、研究中国如何“救亡图存”的学说、理论，如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传统国粹自然也是研究和实践的一大方向。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陈垣、鲁迅、熊十力、陈寅恪、胡适、梁漱溟、冯有兰、金岳霖、郁达夫、徐志摩、老舍、沈从文、梁实秋、巴金、钱钟书等人就是代表，其中没有一个是经济学家。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显学也是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主流地位中仍没有经济学的立足之地。
经济学在中国成为社会的显学，认真算起来只是从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以后，所以，目前经济学家的异常火暴就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粮食、商业及供销系统的唯我独尊一样，都是“时也，命也”，跟个人的努力、才华没有多大关系。与经济学家打交道多了，我经常在恍惚中看见他们的神色——矜持，儒雅中遮掩不住的自傲，就像在物质极度匮乏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卖食品、卖生活物质，尤其是卖肉的人脸上显露出的自得神态一样，当然他们毕竟是文化人，外表还是温文尔雅的。
一个行业的催生靠的是天时与地利。经济学成为显学，天时就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千年未遇之变局，是市场经济框架之确立，今天经济发展的水平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地位高低、价值大小、有没有话语权的最重要因素。地利，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靠“摸着石头过河”完全无法适应残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也无法有效地提升一个区域、一个城市，乃至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则国家的发展战略与走向，中则区域经济与城市经营的提升，小则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都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加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不仅登堂入室，而且纷纷进入政府成为国家的行政首脑，更大大地推动了这一波浪潮。
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在经济方面最有作为的总统，两任财政部长鲁宾、萨默斯及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号称“三驾马车”，为美国重执世界新经济的牛耳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三人都是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2004年，在党派混战中脱颖而出的印度总理也是国内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
学者从高墙深院中介入火热的生活，本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目前的隐忧是许多显学大师经常“越界飞行”，并且乐于成为大众传媒追逐的明星。
在不同行业的许多商业性演讲场合，常常会看到一些经济学家熟悉的身影,他们讲的多半是泛泛的东西，大道理多而接触实际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多,而有针对性的内容少，往往让台下的老板们感到摸不着头脑。但他可是拿了主办方给的劳务费就走人，管不了那么多。据圈内人说，有的人最高纪录是一天跑五场。演讲似乎已经成为他们赚取外快的一个主业。
有一位名气不小的学者，经常被邀参加各种论坛。他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唱反调——如果大家都说经济“过热”，他必定说“过冷”；反之，如果大家都说经济“过冷”，他必说“过热”。不少人说“地产泡沫严重”，他就说“根据世界主要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没有泡沫或泡沫很少，无伤大雅”。
学者从书斋走向社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市场对接，本无可厚非，但却不能成为四处逐利、搏名的商人，更不能违背自己的学术精神。一位严肃的学者不管他怎样活跃，总要保持自己学术研究的一贯性，也就是说他的一切社会实践都应围绕着自己的学术研究，绝对不能为了成为媒体眼中的明星或者为了区区几个孔方兄，就随便追逐热点，越界飞行，今天说“热”、明天说“冷”，今天打自己昨天的嘴巴。如此，中国这些精英级的知识分子不就成了游走于四方的托钵僧、到处化缘的游方和尚，或者是某些拼命走穴的通俗歌星了吗？
过去我们常说“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数百年”，殊不知社会发展速度惊人，已经成了“各领**三五年”。目前的中国，年老的显学大师们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中年的则正欲“乘长风破万里浪”，而新近崛起的年轻一代显学大师们已经喊出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或者“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听这些年轻的学者纵论天下风云，感觉到他们身上的确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就其年龄、经历而言，客观地说非常难能可贵。不过“听其言，观其行”，我始终有种印象挥之不去。什么印象呢？打个比方，就像一幢房子，一般而言应有三个层次：框架结构，外墙及装修。他们给我的印象就像房子的装饰、装修一样，远远一看，色彩、线条、图案非常漂亮，工艺也不错，但是往近处看，就不难发现他们对自己所装饰、装修房屋的框架结构、功能用途知之甚少。
这让我想起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件事。有学者向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价格双轨制的建议，原本之意是想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之下，寻求改革的突破点，不想这一建议推行的结果是产生了大批的“官倒”，腐败盛行，使改革开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后，这个价格双轨制的发明者借用恩格斯引用过的德国大诗人海涅的话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经验性都极强的科学，而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大师”们最大的缺陷就是普遍脱离实践，闭门造车，关在书斋中潜心研究西方大师们的理论，当他们所知、所感的现象与这些大师们的理论有某种程度的吻合时，便兴奋得像发现了真理，马上在媒体上传播。所以，他们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判断、看法与见解，更多的是一种一时、一地的感悟，缺乏的是系统、理性、战略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位领导人曾不无感慨地说：经济学家总希望他们的建议被政治家接受，从而扬名天下，但政治家却要对实验的结果负责。
中国的经济学家什么时候才算成熟？什么时候才能够对中国的经济现象及走势有长期、稳定、成熟、理性的认识，并因此在世界学术论坛上有一席之地，而不是成为大众传媒的明星？正如美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如果谁能将中国的经济现象解释清楚，一定能获诺贝尔奖。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