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说自己是文化人的时候，反对我的人站出来说：“你说你是文化人，可是你下海了，而且是在以商业的方式挣钱。”甚至有人说我是“老板们的帮凶”、“房地产商的帮闲”、“文人的叛徒”。但支持我的人则说我是“文化大师”，说我是在“用先进的文化改造着老板、改造着社会”，或者说我是“文化人的榜样，用自己的行动给中国文化人落实了政策”。多年前，易中天见到我时还感慨地说：“志纲兄，你可是给我们文化人挣了大面子了！”文化人如何赚钱的确是一个问题，时过境迁，现在易中天所面对的各种赚钱机会恐怕已经让他应接不暇了。

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一个原本不证自明的问题、一个原本十分清晰的概念为什么变得模糊起来，以致引出了种种纠葛？

其实，仔细一想，知识分子身份的日益模糊恰恰证明了这个时代的伟大与恢弘。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代，知识分子才有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权和发展空间，才有了多姿多彩的生存形态。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只能在国家意志规定的轨道上运行，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做出任何选择的可能，所以，那时他们的身份识别起来容易而简单。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说知识分子像一个灵魂，过去不管愿不愿意、喜不喜欢他们只能依附于一个躯壳，那么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今天，他们几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各种各样的生存方式。

然而，当市场经济已是洪水滔天、几乎淹没了整个中国的每一片土地时，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选择空间呈现在每个文化人面前时，我们却发现，还有不少“圈养动物”依然困守在没有希望的孤岛上，或等待着上帝之手的救援，或上演着一幕幕“侏罗纪公园”中的故事。据媒体报道，2006年10月19日，吉林籍作家洪峰的所在单位——沈阳市文化局，在其进行创作时，暂停了其每月两千元的工资，而其身患癌症的未婚妻正需钱医治。一气之下，洪峰公开上街乞讨，以示抗议，由此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表示同情，但更多的人表示的是鄙视与指责。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洪峰的行为？

我的看法是鲁迅先生那八个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这样一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时代，文化人如果依然走不出围城，以致身陷困境，就不能不更多地从其自身寻找原因了。我建议洪峰到体制之外、到市场的海洋中去游历一番。我相信，他一定会有惊喜的发现。

也有一类文化人与洪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市场经济的大潮呼啸而来时，他们的脑子转得很快，并迅速跳入商海之中，不仅与狼共舞，甚至比狼更凶狠。他们在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文化人所固有的迂腐的同时，也抛弃了文化人最可贵的良知与操守，成为地地道道的商人，甚至成为为了获取钱财可以不择手段的奸商。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在敏锐地感知着时代的潮汛，从观念的牢笼中、从体制的围城中、从象牙宝塔中走了出来，走向了海阔天空，用市场化的方式寻求自身文化价值的实现。他们在咨询、广告、传媒、创意、设计、艺术、出版等文化产业领域找到了英雄用武的广阔天地。他们在为个人赢得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文化财富；在赢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总之，今日之中国，对于文化人来说，既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天地，又是一片混沌初开的天地；既有无数文化人在市场海洋中如鱼得水、如鸟在林，大显身手、创造传奇，也有无数文人仍然在三岔口苦苦地摸索，在困境中艰难地挣扎，甚至在歧途上滑向深渊。

每个文化人，面对前所未有的时代变革，要想求得生存、发展并进而对社会有所贡献，都面临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以及“我要向何处去”的问题。因而，梳理一下中国古代文化人的命运轨迹，中国当代文化人所面对的社会、经济、文化与生存状态以及展现在我们脚下的条条道路，或许对文化人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