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定义，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一百个人可能有一百种说法。按照《辞海》的解释，文化人是读书能文的人，知识分子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按照这种定义，连小学生都是文化人，因为他们也会读书、能作文；老板们则成了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因为今天成功的老板，不仅要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一定要会动脑子。显然，这样的定义没能抓住文化人或知识分子最本质的属性，宽泛得没有边界了，也没能反映出当今时代对这一群体最本质的要求。

那么，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怎样定义？

我所理解的文化人，就是以文化求生存、以文化为职业、以文化处世立命的人。

有文化的人就是文化人吗？未必。如果他不是靠文化求生存，而是靠文化之外的东西谋生的话。

有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吗？未必。如果他不是靠知识处世立命就不能算。

在计划经济时代，体制内有文化人，而体制外没有文化人。因为只有在体制内，人们才能从事各种文化工作，才能从事知识的传授或传播工作。因而，所有的文化人，教师、记者、编辑、文艺工作者……都是领工资的，都是被体制“圈养”的。而文化人一旦被排斥到体制之外，即使是像王蒙、张贤亮那样有文化的人，也只能是右派或“四类分子”，而不可能是真正的文化人，因为他们只能靠体力劳动来求生存，而无法以文化或知识来安身立命。

自古以来，体制内部对文化人的容纳总是有限的，更多的文化人只能游离于体制之外。那些体制外的文化人，靠的只能是家有良田数百亩、商铺一两间，或者有亲属做官，若完全靠自己以文化谋生，生存将是异常艰难的，于是，中国文化人才有了演绎不完的悲剧。

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人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复杂。体制内有文化人，体制外同样有文化人；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内的文化人将会越来越少，体制外的文化人将会越来越多。

按照我的说法，文化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圈养动物”、“放养动物”、“野生动物”。所谓“圈养动物”，就是体制养起来的文化人，如教育、文化、科研等机构中完全靠工薪生存的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等；所谓“放养动物”，就是在体制的保护和控制下觅食的文化人，如政府主管的各类媒体、各类演出团体中的编辑、记者、编导、演员等；所谓“野生动物”，就是在体制之外，完全靠自己到市场上觅食的文化人，包括策划人、媒体人、音乐人、电影人、广告人、创意人、娱乐明星等，还包括在非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白领阶层。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文化人则是如易中天所自称的“偶尔出去打点野食”的“圈养动物”。他们是脚踏体制内外的两栖文化人，一边拿着国家的俸禄，一边享受着市场的风光，最近自我加冕、集体亮相的“中国十大智库”里的智囊们，也属于这类两栖文人。

正是文化人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了一场场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不少自称为真文人的人，俨然以卫道者的身份，指责那些走出体制外的文化人有辱斯文、不配再做文化人；而那些下了海的文化人反过来又嘲讽那些处于体制内的文化人的穷酸与迂腐。

从下海至今，尽管我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对文化的追求，但亦同样面临着归属的困扰——我究竟是不是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