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为什么敢于舍弃新华社这块金子招牌光着屁股下海时，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自认为是知识分子中比较优秀的一员。如果连我下海都失败了，说明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救了；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救了，中国就没有救了。如果中国都没有救了，淹死我一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这虽是调侃之语，却也是我的真心话。

客观而言，促使我毅然下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探索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蹚出一条新路——一条改变中国文化人数千年历史宿命的新路。

幸运的是，我没有被淹死，而是带领我的团队走通了这条路——我把它称为“第三种生存”。也就是既非入仕做官，也非单纯经商。而是以商业咨询的方式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传播，凭借智慧和文化的力量在赢得财富的同时，也赢得尊严；既创造物质财富，也创造精神财富的路径。

而在这一过程之中，尤其是在《大盘时代》出版之后，有人曾指认我是房地产商的帮闲，甚至说：王志纲要申请“知识分子”、“哲学家”、“思想家”等称号，我坚决驳回。实际上，大家争论的核心还是：谁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应如何定位？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它不仅关乎每一位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关乎一个民族的命运。

在探寻这一课题之前，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定义文化人。首先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文化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一个与知识分子具有同等内涵的概念。但广义并不意味着含糊，一个科学的定义必须反映出事物最本质的属性，由这种最本质的属性所决定的事物一定具有特定的外延或边界，而不是漫无边际。此外，一个科学的定义还应体现出特定时代的要求。那么，在新时代下，我们应如何重新定义文化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