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精英指的是鲁迅所说的“民族的脊梁”，这种人应该是在企业家当中。任正非这些人是了不起的，虽然我担心他退任之后，华为能不能延续下去。尽管我不是很喜欢他，但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另外一个搞实业的人，李书福，他能够颠覆国有企业几十年都做不好的汽车业，甚至把外国企业收购了，是很值得钦佩的。还有哇哈哈的宗庆后这样的老知青，一个骑板车的能通过做水做成中国首富。

有些商人，我开玩笑说， “掌声响起来”，他很害怕没掌声，他是为掌声而活，生怕你忘了他。就是营销、营销、营销，通过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的效果。

“作品”是什么？ 有些人想追求完美，希望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再出来作品，我是一边走一边唱。先完成，再完美。现在我已经出了十五本书，在我看来这十五本书都是建筑材料，等到一定时候我就有条件盖这个房子了。至于房子怎么盖，现在我是五十八岁，距离六十五岁还有七年，这七年时间里我就在过渡，不断地超脱，让我的员工成长起来。

我想做一些带有概括、提炼、总结的规律性的东西，摆脱现有的功利性。我想写一本书叫做《战略之道：寻找必然》，当下可能就卖三五千本，但也许过了一两百年还有人会愿意看，那就是有价值的。这个时代给了我这样一种可能和机会，把它提炼好、概括好、总结好。

我还希望跨界，我一直有这个愿望，拍摄一部真正的《中国往事》，把我这一生的体验和探索最后浓缩在一个点上，然后以电影的方式来表现这样一个野蛮生长、惊天动地的时代。

八十年代太有趣了。它很贫寒，但不贫穷。衣服是有穿的，饭是有吃的，但是穿不好吃不好。每个人的精神都非常丰富。山也美水也美，那是一个充满憧憬的理想主义年代。邓小平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给了舞台上的所有人一种可能，去展现自己、去释放自己。那是一个纯真年代，很伟大很纯真，都渴望中国好，只是早产而已。那时人性没有现在释放得这么充分。现在这种人性释放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时每个人都很美好，虽然纯真，但是幼稚。

九十年代是一个泥沙俱下的年代。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方寸，这是很好玩的。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之后。

“九二派”算什么？什么叫下海？我才叫真的下海，我下海是不系安全带的，光着屁股跳下去。有些“九二派“是先把船打造好了，这边下海那边就上船。还有些人是想当官的，后来碰了壁当官无望被迫下海。真正的下海是高台跳水，我们就是这样的。

不过九十年代也挺好，每个人都在探索，特别是整个中国面临“知识分子商人化”。1993年之后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很有意思，中国很多人淹死了，很多人逃回岸上来了，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有很多下海的，最后都逃上来，求爷爷告奶奶请求组织把他接收回去。

整个中国是很好玩的，我们是躬逢其盛

现在的社会都是浅薄化、平面化的，追求的是一瞬间爆红。这是转瞬即逝的，包括现在“中国好声音”也罢，湖南卫视搞的那些东西也罢，节目成功，得到一些票房但很快就会过去。这个时代的确是个易碎品时代。

中央电视台请我去跟易中天对话，我是作为神秘嘉宾出场的。我一出来他就说：“哇，志纲兄，是你啊！”我就说“老易啊，你用不着再问我怎么赚钱了吧？”我之所以如此调侃是因他在未爆得大名前，一次在论坛上曾对我说：“志纲兄，你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啊。”随后问我怎么才能用知识赚钱。

人海茫茫，大家都是黑暗中的舞者，照射的灯光就是名利之光，当它照到谁的时候观众就看到了他，这个人就是明星。但是灯光是会移动的，被灯光照亮的可能是幸运儿，没有照住的可能就是失落者。在这个过程中，当灯光要转换的时候，瞬间照到一个周杰伦，可能在黑暗中舞跳得比郭富城还要好，灯光要移走的时候台下的观众不干了，“不准不准”，灯光只好把她锁住，一个明星就如此诞生了。这是舞台、灯光和观众的关系。大家都是明星，有些人就变成了流星，有的人就变成了恒星。流星本身有幸运的因素，但恒星是必然的。

我跟易中天说，中央电视台是一个超级名利场，也是一个卫星发射台，这里每天都在把各种动物发射到太空上去，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还只是猴子，你却成了齐天大圣？

我已经不太在乎谁知道我或不知道我了。有的时候我跟他们出去，也会有一些粉丝冒出来，把我认出来，然后拿出一本书。拿出我的任何书我都不激动，唯一拿出我二十年前当记者时候写的书我就会很高兴、很激动，因为一万个人当中终于有一个人知道我昨天是干什么的了。

我看到易中天一夜成就大名的时候就为他捏了把汗。因为我是过来人。我曾经一夜获得大名，后来我消化这个大名用了五六年。当一个人一夜成名，这时候其实是骑虎难下的，他有点超前透支了。就看你能不能成为恒星了。

所有的人恭维你的同时也会对你寄予更高的、甚至是神话般的期望。也有人会攻击你，无形之中你增加了很多对手，恨不得把你打死。很多人是一夜成了大名。如果他能够消化得了就是个幸运儿。

碧桂园最红的时候，名利巨大，分赃者蜂起，我自然成了拦路石。一些人要打倒王志纲，有人甚至说我对碧桂园是贪天之功，好像都是他们做的，我只是拣了便宜一样。这些被炒作多了，就逼着我进行“星河湾之战”，告诉健忘者和被误者。

想到钱我脸就红，嘴巴都说不出话来。你不知道，我是从来不谈钱的，就是“你看着办”，都是这样。到现在我还有这个毛病。但是我有一个办法，就是派手下去谈判。他们就说：“王老师从来不谈价的，我们来谈”，就是这么分工。这一关我还没迈过去。

一个商人向往成为文人是个好事

做地产的人是脚踩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更多的是社会大学，更多的是和制度打交道的能力，长袖善舞，需要更多的是社会阅历，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你说的那三个做互联网的巨头反而像试管婴儿一样，更多可能是在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里面做事情。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

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果讲他们当中有个承上启下的人，那就是马云。真别小看这个人，牛头马面，虽然他形象怪异，但是不可小觑。这有点像人类社会从冷兵器时代到了热兵器时代，前面那些做地产的是冷兵器时代的高手，个个身怀绝技。然后突然冒出一批洋枪队。你武功再高，也奈何不了大炮子弹吧？他们完全是两种企业家。新一代的企业家动不动就买飞机买游艇，你说老一代的怎么会想去玩这些东西？

它是一个风水轮流转的问题。不是玄学，是我们阐释它的时候叫它玄学。其实它是有规律的。比如全球化，风水轮流转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很多东西都变成了优点，包括我们讲的人口红利、后发优势，包括人民改变命运的冲动，所谓的聪明勤奋勇敢这些东西。

但是也把人的另一面唤醒了。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只求吃饱不求吃好的水平。因为中国这个国家没有殖民主义的条件，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但是在这三十年来，邓小平把中国人几千年压抑的妖魔放出来了，就是贪欲。由于贪欲，中国迅速地发展到今天，但是贪欲所造成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了。这个平衡点要怎么找？从大历史来看我还是持乐观的态度，从小历史就很难说乐观不乐观了。

中国这个国家不能用零和游戏的角度来说，“是”还是“不是”。它有前提条件，你把前提条件设定好了才能谈这个话题。这个东西不是玄学，也不是诡辩。谈问题不能说简单的“是”或“不是”，而是要一分为三。我经常找到的答案都是在“是”和“不是”之间。

现在这个时代人们都追求短线，这是最大的问题。要问我人生最大的经验，真的就是傻瓜哲学。我遇到过很多聪明人，跑得特别快，就像飙车一样，结果跑的距离最短。因为他在方向未明时就开跑，定是在断头公里上。我是很笨的，为什么走得远，因为重视目标，所以基本上没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