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的关系，这些年我走南闯北几乎游遍了整个中国，在饱览大自然壮丽风光的同时，让我最感兴趣、最流连忘返的就是那些古代文化人的遗迹。站在这些历史的现场，重走在这些文人或浪迹、或被发配的古道上，吟诵那些世代流传的诗词歌赋、名篇佳句，我在对他们的才华大为惊叹的同时，也对他们的命运深为感叹。

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满清王朝，中国知识分子的所谓“正途”，其实只有“自古华山一条道”——入仕从政。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孔夫子周游列国，是为了找一个可以通过“以道事君”来实现自己理想的君王，同时也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由此“三日无君，则惶惶然”。“亚圣”孟子游说列国君王，也是想以王者师的身份，辅佐君王以“仁义”治国，使自己得以安身立命。骄横恣睢的君王，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他们最后只好退而传业授徒、著书立说。但不管仕途多么艰难，处于那个漫长时代的知识分子，总是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为人生梦想，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为人生目标，以“文死谏，武死战”为人生价值，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念——光宗耀祖，扬名显亲，泽被后世。传统社会中的价值排序是“立功、立德、立言”，排第一位的是“立功”，之后才是“立德”，两者都不能实现，不得已才去“立言”。

纵观数千年中国士人的命运轨迹，不难发现，他们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几乎从未摆脱过悲剧的阴影。除了极少数的贤相之才遇到了明君，在一定的局限之内，为社会、民众做了一些贡献外，就大多人数而言，他们或入仕从政，蝇营狗苟；或落泊江湖，西风瘦马；或混迹青楼，放浪形骸；或揭竿而起，落草为寇。

是谁在导演这一幕幕的悲剧？这些悲剧对中国士人的性格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以下几位文人的故事或许能带给我们诸多的启示。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前几年，我经常受邀游走于长江两岸，工作之余，我在长江头的四川拜访了李白的故乡，也在长江尾的安徽凭吊了李白的陵墓，以致再读这位大诗人的诗篇，亲近中总是夹杂着一些凄凉的味道。

李白，这位才华横溢、志存高远的天才诗人，“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力抵卿相”。四川江油太白祠下的李白故里山清水秀、灵气氤氲，站在这里，缅怀诗人当初辞亲远游、仗剑去国的冲天壮志，不禁让人思绪万千。李白25岁出蜀，目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入将出相、事君报国、济利苍生。

只可惜，此时的唐玄宗已不是当年那个任用贤相、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的李隆基了，而是耽于声色、奢侈荒**的唐玄宗。他心里想的既不是大唐江山，也不是黎民百姓，而是那个“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玉环。他已经昏庸到把最后一个贤能老相张九龄赶走，而让嫉贤妒能、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出身市井无赖、善于谄媚钻营的杨贵妃的叔伯哥哥杨国忠先后当了宰相。

也许是李白并不知深宫内情。四处奔走的他，依仗自己的诗文才名，一时隐居于终南山，结交玄宗的宠婿张垍，希望得到他的援引；一时又上书且前往拜谒以奖掖后进闻名的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表示“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也是希望得到他的引见。这些都落空之后，在他42岁这一年，似乎时来运转，由好友——道士元丹丘通过玉真公主引荐，他终于被玄宗征召入京，并赐翰林供奉（在天子左右供职的翰林）。初到时，天子“降辇步迎”、“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试想，皇帝随时向他咨询国政，又请他秘密草拟诏书，这是多大的重用与恩宠！但这些都是皇家的虚应故事，唐玄宗只是想用他的诗情文采点缀他与杨贵妃的缠绵艳情。

一日，唐玄宗携杨贵妃到沉香亭前观赏盛开的名贵牡丹，乐师李龟年带着一群梨园弟子正准备献歌助兴，唐玄宗说道：“赏名花，对妃子，哪能用旧歌词！”于是命李龟年宣李翰林即刻制作新词。正在“长安市上酒家眠”的李白，还“宿酲未解”，迷迷糊糊地写好歌词交给了李龟年。“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就是李白一生中少有写得令人销魂的艳丽之词《清平调》之三首。可见，狂傲不驯的大诗人，对这位多情好色的皇帝也不能不委曲侍应。但即使如此，他的闲散翰林当了不满两年，还是被皇帝身边的小人诬陷了。唐玄宗对他总算是宽大处理，没有贬逐杀戮，而是“赐金放还”（给几个钱打发走了）。

从此，这个曾一心想效法管仲、范蠡、张良、诸葛亮等名臣良相，辅佐君王、建功立业的诗人，只能浪迹于江湖，寄情于山水，以诗酒消愁了。

于是便有了两湖“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诗句；庐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景；黄鹤楼“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感叹；天门山“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壮丽。

但李白毕竟不是一个忘情于山水之人。他虽一度消沉，到处求仙访道，并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但当他看到李林甫、杨国忠这些奸佞之徒掌握了大权，官吏贪渎，边将横行之时；当他得知安禄山预谋造反，而皇家却一味娇宠之时；当他目睹杨国忠为邀功两次讨伐南诏，导致数十万官军覆没，百姓流离涂炭之时……他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却也只能在诗歌中讥讽感叹。而当他的朋友北海太守李邕及刑部尚书裴敦复这些有功的俊秀之士竟被李林甫诬陷、杖杀时，他似是悲愤、哭嚎着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坟头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他似是已心灰意冷了：才俊之士都有如此的下场，自己这个早就想引退的人还追求什么功名利禄啊！

可是，拳拳报国之心难以割舍。安史之乱爆发之时，李白正流浪于中原，在携妻子逃难南行的途中，当他得知叛军攻陷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四川时，一下子就从酒醉与颓放之中惊醒了过来。“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为了报国，他愿效法申包胥于秦庭做七日之哭，可惜愁白了头发却无报效之门。正此时，被唐玄宗任命为江陵大都督的永王李璘率平叛大军到了浔阳（今九江），三次征召了李白，刚到庐山的李白也认为机会终于来了，于是精神抖擞地投身于拯救国难，当了永王的幕僚。此时唐玄宗宣布退位，成为太上皇，太子李亨在甘肃灵武即位，是为肃宗。新皇帝怕弟弟永王功高权大，将来会威胁到自己的皇位，于是发诏书命他去四川觐见太上皇。永王不从，于是他的平叛大军反成了叛军，部将畏罪作鸟兽散，永王也被急于向新皇帝表功的地方官员杀掉。一直梦想建功立业的李白糊里糊涂地被投入了大狱，被友人救出之后，又被放逐到了夜郎，半路遇赦得还。舟经三峡时，他挥笔写道：“朝辞白帝采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我们的大诗人留下的最后的欢乐诗篇了，不久他就在穷困潦倒中客死于安徽当涂。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一代诗仙尚且落得如此下场，又何况那些寻常文人呢？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中国古代文人有“三士”——第一个“士”，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第二个“仕”，加个“人”字旁，由士变成了官，叫做“学而优则仕”；第三个是“隐士”，归隐山林，不肯同流合污。

因工作室业务的关系，我曾驰骋于江西的长江沿岸，于是，我便有幸“结识”了中国古代最为有名的隐士文人——陶渊明。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陶渊明最有名的文章可能就是这篇《归去来兮辞》与带有强烈农耕文明时期乌托邦色彩的《桃花源记》了。北宋大文豪欧阳修甚至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田园诗人。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贫困交加。其实年轻时，陶渊明也是一个理想远大、积极进取之人。对社稷，他渴望能建功立业；对家族，他希望能重振雄风——他双亲的祖上都是声名显赫之人。在他的《精卫衔微木》诗中，没有闲情逸致，有的只是积极进取的自勉；在《咏荆轲》一诗中，从他对荆大侠舍生取义精神的热烈赞扬，也看得出他的一腔热血。在这种积极进取精神的指引下，陶渊明步入仕途，曾经做过祭酒、参军、县令等一些小官，但可惜的是，他身处东晋向南北朝更替的年代，东晋王朝已无力控制混乱的政局，吏治腐败，公正不存，门阀森严，仕途不畅。最后他勉强出任彭泽县令，本是希望能有一块官田，收些黍谷，酿酒自欢。但谁知官场的潜规则令他毫无作为，上司的苛敛骚扰又让他穷于应付。已年过四十的陶渊明，见前途渺茫，只好找了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堂皇理由，挂冠而去。

早年的陶渊明就有爱好自然的一面，所以，在政治理想破灭之后，他选择了洁身守志、栖身田园的道路。

“引壶觞以自酌，眇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翘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自此之后，他老人家就是在曲曲折折的山谷、高高低低的山丘、欣欣向荣的树林、叮叮咚咚的泉水中寻找此生的真意了。

虽栖身田园，陶渊明仍无法逃避现实，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依然困扰着他。现实的黑暗、丑恶，自身经历的痛苦与艰辛以及农村的凋敝、荒芜，更引起了诗人的深思。他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出路，只能寄希望于理想之境界，希望有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食其力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于是就写出了《桃花源记》这样的名篇。但它只是基于一种对幸福、安定生活的向往，他自己当然不可能进入这样的人间仙境。

冲天香阵透长安

2001年，应西安市委之邀请，我得以深入“九朝古都”西安，对这片人文厚重的沃土进行深度挖掘。

在梳理这座千年古都的历史人文之时，一个人的命运令我深思——他就是黄巢。咸阳的乾陵西侧有一个黄巢沟，是当地人民为了纪念黄巢而命名的。关于黄巢起义军的诸多故事也一直流传至今。

唐朝末年的黄巢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铤而走险的一个典型。《新唐书》说黄巢“世鬻盐，富于赀”，彼时的盐业比现在的房地产行业还要暴利。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各行业的价值排序是士、农、工、商，商人虽富有，却没有社会地位。心性甚高的黄巢怎能忍受世人对商人的如此白眼，于是他发奋读书，希望经过十年寒窗苦学，可以高中进士，以报效天子、造福百姓。可惜其时运不佳，次次乘兴而去，却回回败兴而归，一而再、再而三的名落孙山。黄巢的愤懑、不平之气渐渐显露了出来，其《题**》一诗中写道：“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时值唐朝末年，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皇家承平日久，天天歌舞升平，前朝覆灭的惨剧经过近三百年岁月的冲刷，在太祖、高宗后代儿孙们的脑海里早已**然无存，江山社稷似乎可以与天地共存、与日月争辉。其实，帝国的内部早已腐烂透顶，官僚机构急剧膨胀，蝗虫一样大大小小的官员和他们的部属们打着天子的旗号，以国家的名义对百姓敲骨吸髓，百般盘剥；农民的**同时也是帝国之基础的土地逐渐集中于贵族、官僚及大大小小的地主之手，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居无定所的流民；朝廷内部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搞得你死我活；边境重镇，手握重兵、大权独揽的藩镇诸侯们个个居心叵测、蠢蠢欲动。李唐王朝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摇摇欲坠。

黄巢除了喜欢读书，还喜欢盘马弯弓，结交四方豪侠之士。他是想干一番事业，才会频频出入科场的。但多年的科场失意，最终让黄巢忍无可忍了，在他所写的《不第后赋菊》诗中，其不平与愤懑已变成了阵阵杀机：“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气魄宏大、杀气十足的**诗的影响很大。据说，元朝末年朱元璋造反时还将之借鉴了去——“百花发，我心发。我花发，都骇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黄巢这个屡试不第的“秀才”，终于被“逼上梁山”，率领数千人造反了，他自称“冲天大将军”。这支大军从山东南下，经淮西、浙西，进福建，入广州，然后又回军北伐，转战十余省，后下洛阳，占长安，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其后又被官军围困，撤出长安，东下中原，最后，黄巢在泰山脚下兵败自杀。

这位书生在十年之间掀起了一个铺天盖地的大旋风，却又于倏然之间梦幻破灭般地消逝了，千秋功过，留与后人评说。

路长人困蹇驴嘶

中国的不少城市都有湖，但若论起湖来，最能令人浮想联翩的恐怕只有西湖了，因为西湖在湖光潋滟之余，还蕴藏着浓郁的人文因子。而说到西湖，人们自然就会联想起大文豪苏轼。当年，我到广东惠州的西湖一游时，偶然间读到了原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代著名书法家赖少其的一首游惠州西湖的诗：“西湖复西湖；再放海南岛，终于死归途；若是媚俗辈，何来诗千古。”这首诗正话反说，意味深长，不禁使人联想起东坡居士那屡遭贬谪、千里奔袭、路长人困、富于传奇的一生。

惠州西湖与杭州西湖都与“才高八斗，风流倜傥”的苏东坡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位宋代的大文学家，曾被贬谪到惠州待了三年，并在惠州西湖岸边留下了爱妾王朝云的墓及一座“六如亭”（所谓“六如”即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

今天的惠州西湖在北宋时被称为丰湖，苏东坡是最早称丰湖为西湖的人。苏东坡死后，人们就逐渐将丰湖称为西湖了。六如亭的亭柱上有一副楹联，不知是否真的出自苏东坡之手。这副楹联是：“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这副楹联既有对爱妾王朝云的怀念，又饱含了对诗人一生坎坷际遇的感叹。

每次面对景色旖旎、风情万种的西湖，我于情不自禁之中都会回味起东坡居士那首脍炙人口的诗——《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林语堂先生曾赞叹说：“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以尽其才。”林语堂只欣赏到了苏轼的文采诗思，其实，苏轼还是一位务实而有作为的官员。他每到一地，都会惠民建树。比如，在杭州时，他不仅于大灾之年请朝廷减免贡米，挽救了数以万计人的生命，而且还主持大修了西湖的水利工程，使葑草咸水为患的杭州，变成了“人间天堂”。

苏轼是一位性情耿直、豪放的人，经常无所顾忌地在诗词中畅论自己的政见，抒发自己的不满，但也正是这种性格屡屡为他惹祸招灾。他自己曾说：“吾一生典八州”（一辈子在八个州做过主官、属官或闲官）。确实，苏轼的一生就是在多次入朝、贬官、再贬官、再入朝中度过的，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但也就是在这沉浮之中，显示出了他人格的可贵。有些历史学家把他说成是保守派，理由是他曾经反对过王安石的变革。但实际上，当保守派重新掌权、对新政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废除时，苏轼却坚决地反对，他认为，推行中已经证明确实利国便民的新政，不管是谁倡导的，都应继续实行。

为此，他又一次被贬逐于外地。他最后一次被贬，是从边远的惠州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在今海南岛西部）。就是在这个他几乎因贫病交加丢了性命的蛮荒之地，他还在《和陶劝农》诗（依陶渊明《劝农》的诗韵所写）中写道：“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是真。”历代封建朝廷及官府对海南岛黎族的政策是非“剿”即“抚”，而东坡先生却提出，汉族、黎族是一样的百姓，是平等的，歧视黎族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此外他还劝黎族兄弟们要学习种植稻谷。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观点，是很了不起的。可惜的是，他被从海南岛召还时，已经６５岁了，且于第二年就病逝毗陵（今常州）。

立于长江岸边，俯瞰滔滔江水，眺望如画江山，遥想当年的东坡居士，心中总是情不自禁地涌出他的豪放诗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最令人心驰神往的还有东坡居士于初秋那个幽静的夜晚，驾舟畅游于赤壁之下的长江水面时写下的千古名作——《赤壁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年轻之时，苏东坡与他的弟弟苏子由路经渑池，在路上他们骑的马死了，于是二人骑着瘸腿的驴到渑池的一座寺院寄宿，并在寺壁上题诗。若干年后，苏东坡又经过此地时，当初接待他们的老僧已逝，寺里为老僧的遗骨修了一座新塔，而当年东坡兄弟题诗的墙壁上后加的泥皮已经脱落，旧日的题诗又露了出来。他在百感交集之中写出了如下的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知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或许，用这首诗来描述苏轼的坎坷一生是最恰当的。尽管他是旷世奇才，文坛泰斗；尽管他为官清正，政绩卓著；但他却依然无法逃脱一次次地被贬官、被放逐的命运，他一生之中的多数时光都跋涉在艰险崎岖的路途中。他迷恋老庄，崇尚禅宗，只是要为自己在苦闷与压抑之中寻求一条解脱之道。表面看来，他旷达乐观、诙谐幽默，但谁又能读懂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呢？有诗为证：“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一代英才、千秋巨星落得如此境地，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从屈原、陶渊明到李白、杜甫，从黄巢到洪秀全，从苏轼到辛弃疾，一代代的中国文人为什么会反复重演着这种种人生的悲剧？这是因为他们从未获得过独立生存的空间与自由，他们只是依附于专制体制之上的“毛”，因此他们无法摆脱自己的宿命，而这一宿命又决定了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性、软弱性及其他种种局限性。

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为中国知识分子摆脱历史的宿命提供了一个良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去犹豫、抱怨、蹉跎呢？有什么理由不满怀热情地投入其间，去体验、去创造、去推动呢？

谈到这些年的最大感受，我常说：“感谢时代，让我们躬逢中国千年未遇之变局。20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前人不曾经历过的风云，或者可以说，我们活一辈子相当于前人甚至于后人的几辈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