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传统的说法是文化人包括从事商业的文化人，我们要重新定义这个时代的文化人。我认为，现在能够代表这个时代文化人形象的应该是像您这样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人，既能继承文化传统又能够兼容商业的东西。

王：文化人如何处理文化与商业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用排斥法，你刚才讲到很多诗人自杀、变疯、杀人，除了不被人理解之外就是一个精神问题，就是适应不了这种转折期。

第二种，从文化起家介入商业，而后彻底的商业化，这种文化人已经不能被称为文化人了，他们已经彻底地改行，纯粹经商去了。我也认识很多原来相当不错的文化人，他们现在搞房地产、搞贸易，他们的整个思维、价值尺度都彻底改变了，追求的就是效益最大化、挣大钱，当然，这也是正常的。

第三种，就是我们一直追求并寻觅的第三种生存状态——不仅靠知识、智慧解决了生存问题，而且生活得很体面；自立、自信、自尊、自强，同时又不放弃文化追求，仍旧在进行着文化的创造或者从事着文化产业。

记：通过商业的渠道来创造文化？

王：这可能有两种方式：

一是有的人本来就从事文化事业，但现在是把文化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能量和影响比他当初大多了，因为他的操作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文化人的做法多是一种个人行为。但现在通过商业的力量把它放大了，企业行为可以使文化成果产生裂变，在产生更大影响的同时可以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这种文化企业家，可能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化人了。

二是像余秋雨这样的文化人，自己还在进行文化苦旅、在做自己的文化，但同时，他也已经在商海中找到了别人对他的认同，这种认同可以让他衣食无忧，当然，这也是很多文化人所追求和羡慕的方式。

至于我，我想我是一颗糖豆，外面的一层糖衣是我必须与市场对接，里面才是我的价值追求——文化。这就是我给工作室的定位，既是公司又不是公司，我强调工作室的属性是一个思想研究机构。博士、硕士从全国到工作室来工作，如果挣不到钱，没有体面的生活，我们就不可能进行崇高的探索；但我们又不能完全是公司，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必须以效益最大化作为我们的唯一目标，就会失去我们的方向和价值追求。

因此，我们不完全是公司的定位使我一辈子赚不了大钱，也使我可以尽可能地去进行一些文化上的、思想上的探索，出版书籍为社会提供一些精神食粮，很多人认为我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会徒弟，但是不是会饿死师傅就要看情况了。如果师傅被饿死了，那他该被饿死，因为他被淘汰了。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地努力追求，我们就会有更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