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刚才您提到您是一个处于过渡状态的文化人，“过渡”这个词很有意思，过渡到韩愈所述境界的这个过渡期，可能正好是中国文化人的转型期，中国文化人所必须要走的一段路。您认为，在深圳，成功的文化人能不能对中国文化人的这种过渡起到一种推动作用？

王：深圳是中国的深圳，这个问题拷问的应是全国，深圳只是先导性的。我看待任何问题，从来都不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方式。我不会过多地批判深圳，我也不会过多地恭维深圳，因为存在即合理。我希望通过这个讨论，你能拔出萝卜带出泥，围绕这个问题发散开，使每一个人包括商人们，感到文化原来与自己也有关联，使人们向往文化，哪怕只是附庸文化。附庸虽然仍是一种庸俗的表现，但比起那种整天陷入酱缸一样的状态，它毕竟是一种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文化中可谈论的题材是非常多的，文化会是一个热门话题，而且肯定是大题材。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呼唤出来、整合起来，没能体现出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与商业的力量是不同的，商业的力量是金钱，文化的力量则是一种呼应、一种号召。

记：您到了深圳，经过了与商业的对接，这对于摆脱中国文化人惯有的依附性有什么作用呢？

王：我想，我个人的实践，应该能圆满地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但我认为，目前它的作用还是有限的，毕竟只是我个人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有当整个中国有更多的人解决了这个问题时，才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记：从这个角度讲，我也不认为单个人就可以改变中国的状况，这是不可能的。但深圳是否提供了这样的一种文化榜样及导向？

王：我不认为是深圳提供了这样一种导向，而是人的行为本身，有意无意地提高了深圳的层次。因为人们所做的，在北京、上海、成都甚至其他任何内陆城市都具备这种可能性。比如贾平凹，他在陕西生活得很舒服，他的《废都》出来后，别人看到的只是表面上的一些争论，而我看到的则是被惯坏了的文化人的失落，是文化人用“**”的方式对社会的报复。我不是针对个人德性的好与坏，而是指当一个人处于一个行业领头的地位时，他的意识和行为，就代表了人们对于这个行业的感受，就相当于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