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在新华社当了10年记者之后决定“下海”只是想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生存闯出一条道路，那么，《谋事在人》出版之后文人“下海”则已成蔚然之势，至今朝，知识英雄更是遍地开花——用知识创造财富不再是为“正统文化人”所不齿的旁门左道，财智双全的精英们已成了社会的中流砥柱。

从人们为一个点子价值几十万感到惊叹，到人们对一位教师在纳斯达克身价20亿不以为奇，其间只经历了短短的10年。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初期，知识分子没有钱是高尚的表现（因为那时候更多的是“不三不四”发大财），那么，在市场经济的后期——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若还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就应怀疑他的才能和知识的真伪了。

面对时代的“壶口瀑布”，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困惑的是，在新时代下，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应如何定义？

早在十几年前，就曾有媒体到我的创业之地——深圳银湖水帘洞采访我，当时他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在如今这样一个时代，到底谁是文化人？其间还提到，关于对“余秋雨现象”如何看。2006年，央视《对话》栏目又邀请我就“易中天现象”发表点看法，包括几年前曾有人对我的知识分子身份提出质疑，从而，使我对“中国的文化人”这个话题保持了一贯的关注与思考。

今天，当我再谈文化人这个话题时，感到早年的这段对话，还是很有意思的，故放在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