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现在正在拍一部有关文化人的片子，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认为谁是文化人？

王志纲（以下简称“王”）：谁是文化人？李白是文化人，孔乙己是文化人，今天的余秋雨也是文化人。

“文化人”有多种界定方式，但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层次：

第一，他是靠文化为生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吃文化饭的。李白在文学上的造诣是大家公认的，但不管他的造诣多高深，他还是离不开吃饭。

今天，谁是文化人？余秋雨、金庸应该是，大家都没有疑义。但尽管余秋雨著书甚丰，海内外名气很大，但他却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惑。昨天晚上我看他的书，其中有不少是对嫉妒的感受。为什么他对嫉妒会有如此深的感受？是因为同中国历代的文化人相比，包括同现代的许多文化人相比，他太成功了，特别是在生存能力方面。这就反衬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很多文化人在生存能力方面还不太成功。

很多人骂他，因为他经常出入于上海的电台、电视台作评论员、评榜员。中国的文化人一直很可怜，所谓“皓首穷经”，从来没有说话的机会。余秋雨说自己有机会通过电视、通过大众传媒让更多的受众接受文化，本来是件很愉快的事情，但最后连他自己都感到有点江郎才尽，不是他说的多了，而是他“发现自己有点撑不住了”。这句话说得很精彩。

我们很多文化人攻击另一些文化人上电视做节目，可能犯了一个可笑的错误，就像清朝末年的官员们经常争论的官员们应不应该坐火车的问题一样。再过30年，学者肯定能用这种媒体传播文化。

第二，我认为，真正的文化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应是韩愈所讲：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他们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的脊梁，他们所做的一切已超越了生存的压力，而是为了影响和推动社会的前进，甚至是为了提高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品味，这也就是我所称道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

在深圳，文化恐怕只是一种陪衬，像是人们茶余饭后才想起来的、用来擦嘴的一块餐巾，但余秋雨这样的大文化人却在深圳找到了藏身之地。余秋雨每到一地，都会有一些入乡随俗的说法，也有许多恭维深圳的话，但我认为，有一句话倒是他思想的真实流露，那就是他比较欣赏深圳人际关系的疏离，“疏”是疏远，“离”是离开一定距离。余秋雨长期生活在上海这样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里，在获得名利的同时，他也受到了许多超乎常人想象的伤害。而深圳则是人口“大沙拉”，人们来自天南海北，英雄不问出处，各自为生存忙碌，顾不得管别人的闲事。因此，深圳正是这种伤痕的最好抚慰处。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按道理来讲，余秋雨的书卖得这么火，也算是一位大学者，他的到来本应成为一道风景线，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但奇怪的是，仅是媒体把他的到来作为“深圳不是文化沙漠”的论据，而整个社会却毫无反应。这也是深圳这个城市性格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即“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文化回归到它的本位上去，这个本位就是“吃饱了撑的”。

从中国古代的三皇五帝到现在，特别是在中国处于农业社会之时，文化只是宫廷中的消遣，皇帝和达官显贵吃饱了没事干才有工夫去欣赏文化。从李白到后来的文人，哪一个文人不依附于权贵，又有哪一个文人不依附于朝廷？“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皇帝呼来不上朝，自称臣是酒中仙。”这都是发牢骚之语。皇帝真要用他了，他马上精神振奋，“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时的《将进酒》之类也全是牢骚之作，这其实是一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是中国文化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