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在佛山论坛上的讲话）

2004年11月23日，应共青团广东省佛山市委员会、佛山市青年联合会、佛山市青年商会的邀请，王志纲在佛山财富论坛上发表了这篇演讲，通过“八问粤商”将当前中国两个最大的商帮——粤商与浙商，进行了纵问横比。这“八问”一步紧接一步，问问铿锵逼人、振聋发聩，如同饮下了一剂猛药，令人额头直冒微汗。

一问粤商：为何你难成“常青树”？

二问粤商：为何只有“广东经济”而没有“广东人经济”？

三问粤商：为何广东的商品集散平台总“长不大”？

四问粤商：为何广东企业不愿上市？

五问粤商：为何广东企业在气势上输人一筹？

六问粤商：为何你的商会总成摆设？

七问粤商：为何广东本土企业家渐渐隐退？

八问粤商：为何你放弃领跑全国？

各位老板,各位青年企业家:

下午好！站在这个讲坛上，我真有点儿触景生情。大家知道，佛山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心脏地带，而珠江三角洲是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而我的命运，可以说是与珠江三角洲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十几年前，我由北方被调到新华社广东分社，按照北京总社领导的说法，就是为了强化改革开放的报道，强化中国市场经济探索的报道。而那时的广东，正处于“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的模糊时期。在那段峥嵘岁月里，我与珠江三角洲的官员、商人、企业家及民众同呼吸、共命运，也客观、公正地将珠江三角洲的市场实践与探索，向全国甚至全世界报道过，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每次我回到北京，我会是“珠三角”最坚定的辩护者；但当我回到广东时，却又成了“珠三角”的批判者。这种双重角色是怎么形成的呢？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爱之深，责之切”。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地方了！所以，当我发现它开始骄傲自满，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时候，我就扮演了一个批判者的角色；而当我到了北京、上海，发现人们抡起大棒，对珠江三角洲大加挞伐的时候，我就会以一个局内人的身份，站在现实的角度上，对他们进行批驳。

毛泽东同志曾说，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参与珠江三角洲市场化的过程之中，我自己也市场化了。今天站在台上的王志纲，已经不是10年前的新华社记者，而是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折腾了10年，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同呼吸、共命运10年的一个战略研究者。

今天的王志纲，已经不是广东的王志纲了。我的整个工作，1/5在广东，3/5在“长三角”，1/5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我的很多客户在浙江，我深深地感到，浙江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异军突起的重要力量，在很多方面大有后来居上、超越广东之势。如果广东不正视这个问题，那是很危险的。“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如果广东的企业家们不能跳出广东，放眼中国、放眼全世界，通过研究浙江而审视自身，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我在广东生活了20年，亲历和见证了广东民营企业沉沉浮浮、风风雨雨的历史。现在，当我站在历史的角度，反思今天的浙商和粤商时，不免对粤商的命运产生了以下的思考。

一问粤商：为何你难成“常青树”

为什么在创业环境、政策优势方面远不如粤商的浙商，产生了一大批“常青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同广东不少企业家打过交道，他们大多属于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企业家。白云山的贝兆汉、万宝的邓绍深、科龙的潘宁等是珠江三角洲第一代老板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名气不仅在广东，就是在中国、在全世界，也都是掷地有声的。但是，弹指一挥间，我们却发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现实，“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些老板，如今安在哉？抬头仰望、双眼噙满泪花的李经纬，抱恨长天的画面被记者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并在全国、全世界广为传播，也成了粤商终结的一个物证。

再看浙商，就在贝兆汉的白云山企业在全国声名远播时，浙江老板根本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青春宝的冯根生，那时也在艰难地跋涉着。然而，十几年过去了，广东的白云山制药厂早已不见踪影，而青春宝却枝繁叶茂、生机盎然。另外，还有鲁冠球，经过长达二十年的和平演进，他把一个乡镇企业变成了自己的家族企业，成为了中国《福布斯》榜上有名的亿万富豪，而广东与之同时打江山的老板们却几乎都被淘汰出了历史舞台。浙江横店集团的掌门人徐文荣，是与珠海的钟华生一同拓展天下的。那时，讲能量、讲影响，徐文荣根本不能与钟华生相提并论。但是，10年过去了，钟华生们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徐文荣们却通过改制、股权变更，把横店变成了中国巨无霸式的民营企业集团，并宣称要打造中国的好莱坞，目前中国的很多电视连续剧都是在横店的影视城中拍摄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创业环境、政策优势远不如粤商的浙商中产生了诸如鲁冠球、徐文荣等企业“常青树”、“不死鸟”，而尽得改革开放之天时、地利、人和的粤商中却没有产生这样的不倒翁？为什么浙商能够常青，甚至枝繁叶茂，而不少粤商却只能带着悲剧的色彩告别了经济大舞台呢？

二问粤商：为何只有“广东经济”而没有“广东人经济”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二十多年来“珠三角”经济的活力、兴旺就像川流不息的广佛高速公路，但为什么广东只有“广东经济”，却没有“广东人经济”？

浙江的人口只是广东的一半，但现在浙江在全国有300万老板，在全世界的其他地方有100万老板。老板无所谓大小，只要他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轨迹，只要他希望借助经营的平台来发展属于自己的事业，他就具有了老板心态。很多浙江的官员与老板都对我说，浙江本土的精英人才百分之百地想当老板，所以，高端的职业经理人只能到外地去寻找。

300万浙江人，几乎遍布全国的每一个角落；100万浙江人，分布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正是这种所谓的“浙江人经济”，使浙江人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形成了一个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这个天网就是市场网络、血脉网络、信息网络、营销网络，浙江的产品就是通过这种网络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为什么浙江的饮料巨头娃哈哈，最终打败了广东的健力宝和乐百氏？是因为实力吗？不是！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网络。乐百氏的老板何伯权，曾跟我长谈了四五个小时，他说自己输给娃哈哈有一点是服气的，那就是娃哈哈对中国市场网络的掌控能力。娃哈哈的成功体现了整个浙江人经济的成功。正是因为这种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市场网络，使浙江人能够在第一时间把触角伸到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

前不久，我去新疆，到了喀什，从广州坐飞机到乌鲁木齐要几个小时，而从乌鲁木齐坐飞机到喀什也要3个小时，路途是相当遥远的。在祖国的西部边陲，我看到，最好的酒店是温州人的酒店，最好的商厦是温州人的商厦。后来我从喀什又坐了几个小时的汽车，到了边境，到了帕米尔高原，我看到的到处都是在寻找商业机会、准备搭建商业平台的浙江人。

当地的官员兴奋地告诉我，浙江商会建立了，其神情仿佛抱回了一个金娃娃，这就是所谓的“浙江人经济”。

广东有没有“广东人经济”？我到江门的五邑，五邑人告诉我，五邑人在国内有800万，在海外有800万。我到顺德，顺德人告诉我，顺德人在国内有120万，在海外有150万，但我却没有看到海外的广东人同广东的广东人在生意上有多大的关联，至多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投资办厂，双方远没有形成内外互动、优势互补的商业网络。尽管广东人曾将粤菜馆开到了全国，将广东货卖遍了神州，但在世人眼里，广东经济依然是“小贩经济”，它没有像浙商那样，形成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产业网、营销网。

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25年来，广东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靠的就是先行一步，靠的就是“广东人经济”——香港地区、澳门地区、东南亚乃至全世界，讲白话、客家话、潮州话的亲戚、朋友、同乡，利用其与广东千丝万缕的地脉、人脉关系，率先在“珠三角”投资办厂，既成就了他们自己，也成就了广东经济。但现在这个曾经释放出巨大能量的“广东人经济”仿佛消失了，是什么原因呢？是广东不需要了，还是被忽略了？

在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广东的人缘、地缘及血缘关系，进而打造一个互动交流、信息通畅、优势互补的市场网络，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大家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问粤商：为何广东的商品集散平台总“长不大”

在中国开商品集散平台风气之先河的广东，为什么在20年后的今天却仍停留在原地呢？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开市场经济风气之先河的广东，就建立起了闻名全国的商品集散地，如南海西桥的布市，石湾和南庄的陶瓷市场，中山古镇的灯饰市场以及乐从的家具市场。但20年过去了，虽然这些平台仍在，但它们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依然维持在20世纪80年代的规模、水平上。

而这时的浙江，已经形成了一个全世界都关注的、能辐射与聚合全球的商业平台。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城，生意兴隆、客商云集、购销两旺，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国界，直达世界。精明的义乌人还将其“中国小商品城”作为品牌输出到山东、河南、东北，建立起了一个个小商品城的平台，带动了成百上千的浙江小老板“北伐”。黄皮肤、黑头发的日本人、韩国人随处可见，高鼻深目、金发碧眼的欧美人你来我往，就连高鼻梁、黑头发、面色凝重、一袭长袍裹身的阿拉伯人都能见到。当地官员告诉我，平均每年至少有一千多名中东商人来此进货。此外，绍兴柯桥的中国纺织城、永康的中国五金城、萧山的中国花木城等，它们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都非常大。

宋城集团是浙江的一个民营企业，居然要办“世界休闲博览会”，浙商“气吞万里如虎”的魄力由此可见一斑。在浙江，看到这些万商云集、生意兴隆的商品集散平台，我的感觉是，这才是真正永不落幕的“广交会”。二十多年过去了，广东的小商品集散市场却没有多大的长进，“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唯一可以聊以**的是虎门的服装博览会，其影响力与效益已经超过了大连。

这几年让人颇感欣慰的还有东莞虎门镇，在市场主导、企业运营及政府的引导下，很多优良的产品可以直达终端，直接与国际接轨了，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商人已经知道，真正价廉物美的好产品在广东，很多人已经直接到广东进货。这些例子、这些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其实只要广东的企业家、老板以及各级政府官员能够审时度势、认真反省，多些开放的精神，多些与时俱进的开拓意识，多发挥点儿主观能动性，政府与企业家携手并进，那么，广东释放出来的能量将会大大地超过浙江。

四问粤商：为何广东企业不愿上市

为什么浙江企业对上市、对资本运营非常热衷，而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老板们却对上市持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呢？

今年年中，深圳开创了中小企业板市场，打开名单时，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发现上面大多是浙江的企业，广东的很少。为什么浙江的老板们对于运用资本手段、对于进入资本市场如此乐此不疲，为什么市场最发达而且先行一步的广东“珠三角”的老板们却对此退避三舍呢？为什么佛山、南海的这些老板们不愿意上市，而浙江绍兴一个小小的杨汛桥镇，竟然有多家上市公司？

企业对上市的追求似乎可以看成是企业的掌门人已经将自己视为社会财富的操作者与经营者，在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后，他们对财富增值游戏的过程比对财富本身的兴趣更大。这种超越，其实也间接地说明了他们对庞大、复杂的企业经营管理运作非常的自信。

但在今天这样一个财富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一个老板对资本运营、对上市还持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说明其企业规模尽管可能很大，每年的产值也可能很惊人，但其掌门人的心态依然是地主老财式的，财富在他们眼中只是浮财，他们信奉“财不露白”，他们害怕财富见光就死。

两种不同的追求，折射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财富态度。

五问粤商：为何广东企业在气势上输人一筹

如今，讲财富、讲实力，浙江依然不如广东；但讲锐气，浙江似乎已经超过了广东。浙江机场附近的路牌、广告牌，几乎全被占用。做广告的浙江企业，都在自己企业的名字前面冠以“中国”这个名词。比如中国横店集团、中国万象集团，气冲斗牛。基本上浙江的每一个企业家，考虑的都是如何才能打造百年老店，如何才能成为中国的“奥运队”，在世界范围内争雄，这就是浙江的气魄。浙商为什么有如此的气概？

在广东、在“珠三角”，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招牌——尽管它有资格冠以“中国”，也很难听见有人要打造百年老店的豪言壮语，当然居心叵测者除外。为什么广东的企业多是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在商海中沉浮了这么多年后，它们依然抱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心态”？难道是因为浙商有上市的冲动，有追求公众企业的渴求，因此善于“长计划，短安排”？而粤商积累的多是浮财，怕见光，于是发了财就移民，近的去香港地区，远的去美国、加拿大。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不是有些敏感过度？

当然，我们可以说，广东人谦虚，广东人内向，广东人务实、不善张扬，但我认为，这只是一个表象，广东人骨子里缺乏一种气概、一种精神、一种追求。坦率地说，这是我们广东文化基因的缺失，如果不能正视它，在精气神儿上我们就比浙商低了一头。

六问粤商：为何你的商会总成摆设

广东号称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但为什么广东的商会组织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什么目前的浙江商会被称为“中国的第一商会”，正日益成为政府和企业追捧的商业组织？我是广东、浙江等地很多商会的顾问，有比较才会有感慨，今天我就借此机会同在座的诸位企业家谈谈我对商会的看法。

中国各省市甚至各县都有商会组织，但在我看来，只有浙江的商会实实在在地发挥了其应有之功效。举个例子，欧盟商业协会曾以反倾销的名义，要求对浙江温州的打火机征收重税。如果判决生效，那么温州的打火机产业很可能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我十年前就开始关注温州的打火机了，精明异常的温州人刚开始时是帮日本、韩国代销打火机，后来是自己拆开、琢磨，生产其中的一些零部件，再后来，经过几年艰苦的探索与研究，温州人终于将打火机里面最关键零部件的生产技术完全掌握了，反过来用低廉的成本打败了日本和韩国的产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生产和销售打火机的大国，市场份额达90%。温州的打火机不是广东那种安全性能不过关的一次性打火机，而是那种很漂亮的工艺打火机。温州的打火机物美价廉，因此迅速地占领了全球市场，由于能量太大了，欧洲受不了，就进行了反倾销。

在这种情况下，温州商人预感到大祸临头了。他们找政府，政府鞭长莫及；找使馆，使馆爱莫能助。危难之时，温州商会站出来了！商会就是要保护会员的权益！后来，一位商会的领导，也是一家生产虎牌打火机的温州老板出来牵头，先拿出了300万元，另外一些企业也纷纷慷慨解囊，凑足了1 000万元，在欧洲请了最好的律师，主动出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按照世界通行的商业规则积极应诉。数月之后，只花了几百万元，就打赢了官司。

中国的一些商会，长期以来一直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用处不大！温州的商会，浙江各地的商会之所以能发挥出其原本应有的作用，是因为浙江经济、“浙江人经济”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其规模、形态，还是其涉及的领域、辐射与聚合的半径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在浙江经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以后。当它们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与国际接轨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纯民间性质的商会就会应运而生，发挥出其重大的沟通、交流和协调作用。

前一段时间，因做项目之故，我去了一趟温州，遇见了那位在欧盟反倾销战中振臂一呼的温州老板，他告诉我，打赢这场战争以后，中央有关部委专门把他请到了北京，就中国加入WTO以后商会究竟应该怎样发挥作用的问题征求了他的意见，并问及温州商会为什么会有这种锐气和积极性？他回答说，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力量。我如果不出来保护自己，肯定就死掉了。为了几个亿的生意，我必须赌上这300万。其次，商业事务通过官方的行政渠道，无法与西方对接。商会是民间组织，其功能之一就是扶持、帮助遭遇困难的企业，以商会的名义与西方的行业协会、政府打交道，他们就容易接受。第三，在西方很多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有很多温州同乡，请老外的律师帮助打老外的官司就是他们的主意，还称之为“以夷制夷”，或者叫做“师夷长技以制夷”。侨居欧盟的同乡、本地律师加上我们这些本土的企业家，三方合力，终于赢得了胜利。过去我们很多反倾销的官司之所以会输，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各自为政，既不知彼，又不知己，更有甚者，遇到反倾销诉讼就消极躲避，不去应诉，把原本该赢的官司也输掉了。

类似的事情在浙江还有很多，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浙江商会更以燎原之势蓬勃地发展了起来。据说目前浙江在全国有三百多个商会，几乎每一个省、每一个地级市都有其商会。这些商会非常活跃，在招商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久前我去浙江参加浙商论坛，一下去了两百多个商会会长。

会场的气氛很活跃，没有一丝官僚气息。比如，新疆商会的会长站起来发言时，先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新疆商会的会长，做了十多年生意，跑了全国很多地方，也赚了不少钱，新疆是一个好地方，那里不仅有广袤的沙丘、漫漫的戈壁，更有大把的商机，浙江人在那里一定会大有作为。如果在座的父老乡亲对美丽的新疆感兴趣，请直接找他谈。

这边话音刚落，另外一个汉子就站了起来，说他是东北商会的会长，提到东北时，大家可能想到的是兵荒马乱、响马出没、胡子横行，或是胆大妄为、卖官鬻爵，或是黑土地、红高粱，其实东北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历史悠久，边贸生意十分兴隆，可以说是处处商机。

当时我就很感慨，什么叫做“浙江人经济”？这就是最典型的浙江人经济。什么叫做商会？这就叫做商会。回头再看广东，我是广东几个商会的首席顾问，感觉是商会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年底给会员发一个帖子，说请了哪些在位的领导，邀请了哪些专家、教授，再提醒会员们别忘了交年费，于是“盛况空前”的商会就来了一些糊里糊涂的人，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办了一些不明不白的事。而几个永久性的副会长能雄踞宝座，是因为他们花了白花花的银子，交了钱就是永久的名誉副会长。商会办成这样就非常可怕了。

虽然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但由于复杂的历史、社会及政治等原因，欧美许多国家对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有诸多的疑虑，在此特殊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要想在国际舞台上龙腾虎跃、大展拳脚，就必须充分发挥商会的真正作用。

今天，我之所以愿意到佛山作这个演讲，是因为在座的都是广东的第三代企业家。说实话，第一代、第二代的企业家已经渐行渐远，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第三代企业家，龙精虎猛、志向高远、锐意创新、雄心勃勃。在我们成立青年商会的今天，我建议大家好好地向浙江商会学习。佛山是广东市场经济的摇篮之一，佛山青年商会应当通过学习、借鉴，在服务市场及企业、推动本地生产力发展及竞争力的提升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从佛山做起，彻底释放商会的市场化功能，既遵从于政府的指导，更要服务于市场和会员。这样的商会才不会是聋子的耳朵，才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总之，浙江商会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广东商帮要想在全国、在全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认真思考、认真研究商会的运作模式，这是一门大学问。在广东这个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里，市场化的商会还是一片空白，但一张白纸最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我希望，这幅图画可以从我们佛山商会画起。

七问粤商：为何广东本土企业家渐渐隐退

在广东的商业舞台上，为什么外地的、北方的企业家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原来曾经创造了很多传奇的“珠三角”本地企业家们却渐渐地退到了幕后，成为了配角，而在浙江，从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一直都是强势的浙商在充当着商业舞台的主角？

健力宝，曾经是我们广东的骄傲，20年之后，却让人有点“百年成之不足，一旦毁之有余”的感慨。先是市场滑坡，被浙江的娃哈哈打得抬不起头；后来其创始人李经纬因“经济问题”被三下五除二地撤去了头上的光环，并被打入“灰牢”之中；再后来，背景模糊、身份难明的资本高手，年仅26岁的张海入主健力宝，几个回合下来，也被淘汰出局。好像是一眨眼的工夫，健力宝又被当地政府收回。此时，已经坐在轮椅上的李经纬又回到了健力宝，只是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这艘摇摇晃晃的破船还是一个问号。

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故事。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其深刻的历史意义，但今天已经表现出来了。1995年，中山有个响当当的品牌——叫小霸王。打造这个品牌的能人是从江西过来的打工仔段永平——无线电专业的大学生。因为小霸王的销售非常火暴，总经理段永平就大着胆子跟小霸王的老板提出了一个要求——在薪资之外给他一点儿股份。没想到老板非常反感：想当老板，与我平起平坐，门都没有！谈崩以后，段永平一怒之下，扯旗造反，拉着队伍去了东莞。

10年之后，我们再看这段历史，谁对谁错、谁胜谁负已昭然若揭。小霸王似乎已经“樯橹灰飞烟灭”，而步步高的老总段永平2003年却以个人资产10亿的身家荣登中国百富榜。小霸王的老板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他不仅失去了一员大将，更失去了一次成功的机会。

坦率地说，段永平的胜利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胜利，更是这个时代的胜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已经从“财富时代”逐步过渡到了“财智时代”，即一个财富与智慧共舞的时代，光有资本是没有用的。我们可以推断，当段永平鼓起勇气向老板要股份时，是心如明镜的，非常清楚平台、网络、人才都在自己的手里，如果老板不能接受，那就不能怪他不仁不义了，这叫先礼后兵。小霸王的老板未能看到这步棋，他认为我不给你钱，不给你品牌，你再有本事也没有用！却没想到，段永平搬到东莞就把步步高做起来了。现在小霸王到哪儿去了？我们不知道。

谈这些问题，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为什么不少广东本地的企业家在应对新的挑战或新的游戏规则时，总是比较保守、消极？为什么科龙、健力宝、小霸王这样的故事在浙江没有发生过？为什么最后的事实常常证明我们的放弃、保守与拒绝往往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这些问题值得在座的企业家认真地思考。

八问粤商：为何你放弃领跑全国

10年前作为中国时尚文化潮流领跑地的广东，如今为什么却不得不面对难言的失落？10年前的广东，是中国时尚潮流、时尚文化的发源地。电视广播、报纸刊物、流行音乐、前卫时尚，甚至餐饮、美发、酒店管理、家电等行业都在引领全国潮流。10年之后，我们却明显地感觉到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其风光不再。

后来居上的领跑者是浙江，今天浙江的很多行业都在领跑全国，皮鞋、服装、五金、纺织乃至小商品莫不如此。浙江人承认高端的皮鞋还是广东生产的，但广东几乎没有全国性的品牌，而浙江却有奥康、红蜻蜓、康奈等全国知名品牌。广东特别是东莞的服装产品很好，却没有品牌，而浙江却有雅戈尔、杉杉等品牌，目前国内中高档的西装品牌几乎都是浙江制造的。广东企业越往前走越艰难，缺乏培育强势品牌的内在冲动与机制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浙江的宋城集团是我们工作室的老客户，短短几年时间，它就成了中国旅游业的头号种子选手，这家民营企业最近正在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筹办世界休闲博览会。该项目由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引导。世界休闲博览会将分成三个大板块：第一个板块是万国博览城，全世界将有近百个城市在这里展出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样板楼；第二个板块，是全国许多旅游城市搭建的自己的宣传平台；第三个板块，2006年5月1日，世界休闲博览会向全世界亮相之后，世界休闲组织总部将落户这里，以形成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届时东南亚、欧美，乃至全世界的服务商、旅游产品提供商都将在这里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产品。我们相信，依托于世界休闲博览会，杭州乃至浙江会真正地走向全世界。这就是现在浙商所做的事情，而在市场经济先行一步、以思想解放见长的广东，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听起来可能更像是“天方夜谭”、“聊斋志异”。

总结浙商的发展路径，我们不难发现，浙江的企业家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首先就是他们善于经营市场网络、人脉网络与地脉网络，真正做到了网络为王、渠道为王；其次，在此基础上，他们树立了牢固的品牌意识，力争做到行业前三名，从而掌握了行业主导权；第三，在企业做大、做强的过程中，他们与时俱进，通过上市充分发挥资本运营的功效，并迅速扩大企业规模；第四，他们怀抱打造百年老店的勃勃雄心，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得以广纳天下英才；第五，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同时，他们将企业发展的命运纳入国家的战略层面，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搭建跨区域、跨国界的商业平台，为中国经济真正融入世界经济循环圈贡献出了力量。

今天，通过对照分析粤商与浙商，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10年，粤商先声夺人、一马当先，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后10年，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浙商则大有咄咄逼人、后来居上之势。到目前为止，尽管讲财富、讲实力，浙商还是比不过粤商，但在主观性和锐气上，我明显地感到浙商已经超过粤商了！

演讲中场休息时，听众与王志纲交流。

古人云“居安思危”，如果我们在座的各位青年企业家能够面对现实、深刻反思，那么，我相信，广东尤其是“珠三角”核心地带的企业家们，一定会大有作为，未来必会形成二虎相争的格局，一条虎是粤商，一条虎是浙商，二虎皆实力雄厚，高低相逐，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期盼着这一天。

八问粤商(现场对话)

问：我是《珠江时报》的记者。请问王志纲先生，20世纪90年代初期，“广东四小虎”顺德、中山、南海、东莞以令人瞩目的发展速度、经济总量及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备受社会关注，时至今日，“广东四小虎”的发展虽各有千秋，但也面临着许多困惑，比如，顺德、南海的产业竞争力下降，东莞的资本外流。顺德、南海撤市改区后，其区域经济的发展该如何定位？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佛山市又应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综合竞争力呢？

王志纲（以下简称“王”）：看来你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非常大，我只能简要地回答。

20世纪80年代末，我还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当记者时，中央提出了国际大循环的理论，而广东一马当先走到了前面。为了配合这种形势，我与一位老同事在“珠三角”跑了一圈，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广东跃起“四小虎”》，“广东四小虎”的雅号自此便风靡江湖，它一下子将这四个县推到了全国、全世界的面前，形成了很好的品牌效应。

当初选“四小虎”，是为了对应“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及中国台湾。那么，哪些地方可以称为“四小虎”呢？开始有人认为应包括南海、番禺、顺德，因为这些地方都是“珠三角”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彼时番禺的经济尚没有特色，交通亦不便利，因此没有选它，反而选了东莞与中山。

在排名时，因当时我们比较推崇顺德的领导魄力与经营模式，故把它排在了第一，接下来是中山，南海排第三位，东莞则排在了末尾。尽管那时东莞的经济很活跃，但我们总有一种忧虑：这种没有品牌、没有营销渠道、也没有研发能力的“借腹生子”模式，一旦遭遇世界经济分工的转移，很可能会出现大的问题。东莞有一位领导整天跟我辩论，说我低估了东莞，要我给东莞平反，后来我们成了朋友，算是不打不相识吧。

当时之所以推崇顺德，是因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我们总认为国有企业不争气。但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而顺德的乡镇企业非常发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所以，我们就让乡镇企业的排头兵顺德坐上了“四小虎”的第一把交椅。对南海，我曾形容它的经济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满天星斗、缺乏一轮明月，即小商小贩很多，经济很活跃，民间很有钱，但是没有大的航空母舰。没想到十多年过去了，南海还是这样，这个问题很值得探索。当然，南庄和石湾的陶瓷，特别是5年前洗牌之后，它们走上了品牌化、精细化之路，取得了骄人的成果，据说南庄的一些企业实行多品牌战略，已经做到了四五十个亿，这一点的确令人欣慰。

现在再看，非常有意思，“四小虎”中经济发展最好的居然是东莞。经常有人问我，当初不被你们看好的东莞为什么现在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我说，这与我们当时的思维角度有关，我们是站在中国的角度，而不是站在世界产业转移与分工的角度的审视、研究东莞的。尽管今天的东莞俨然已是世界加工厂，产销两旺，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如果东莞经济不转型、不升华、不树立自己的品牌，仅仅满足于目前的运作模式，那么，东莞的前景堪忧。

为什么呢？第一，今天的东莞已经面临一个强大对手的挑战，那就是“长三角”的苏南地区，现在东莞的增量投资，特别是台资，基本上是雁阵飞行，纷纷在往苏南跑。第二，这种“三高一低”的经营模式——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及低效益的发展道路已经走不通了，所以，中央才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不搞GDP挂帅，而是强调绿色GDP。第三，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摩擦、冲突越来越剧烈，西方对中国反倾销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当此之时，通过“借腹生子”的方式获取加工费，或者用一种非常低档的、用汽车马车装产品的方式去占领西方市场的做法，将会引起更多的国际商贸摩擦与冲突。西班牙商人焚烧中国浙江皮鞋城的事件，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情绪。这种国际竞争格局，逼迫中国企业必须要往中高端层面走，若如此，就需要具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及品牌。在此背景下，东莞无疑要面临一次转型，如果东莞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到时恐怕连南海也赶不上，因为经过多年的打拼，南海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自己独立的品牌、自己的通道及自己的营销网络。

现在最尴尬的是顺德。曾有不少人问我，新华社记者的经历对我后来从事策划工作有什么帮助？我回答说好处是使我观察问题比较敏锐，缺陷是使我比较浅薄，看问题时，只看到房子表面的装修，不知道其背后的问题。尽管我是学经济学的，但只有当我跳入海中，真正地进入了市场之后，我才发现顺德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企业红红火火的表象背后，早就隐藏着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包括原来的镇政府出面担保贷款，“养儿不算饭食钱”等。后来顺德要走靓女先嫁的路，就是因为再不嫁出去就要出大问题了！

总之，“广东四小虎”都有过辉煌的过去，但目前都面临着巨大的困惑与挑战，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自己、直面自己，不能站在中国和世界的高度来思考问题，重新整合资源，那么，前面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我始终认为，广东是民营经济的大本营、发源地，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民营经济充满了信心。

广东的文化基因、商业意识，广东的务实精神，广东二十几年来积累的庞大财富、卓越智慧以及完全市场化的人才群落，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广东也有许多课要补。原来的广东商帮，往往只会“生娃娃”（产品），不会“取名字”（品牌），而且他们也不屑于“取名字”，说“取名字”是虚的。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已经意识到，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小脑要发达，大脑也得发达；不仅要看眼前，也要看长远；不仅要看战术，也要看战略。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既稳又远。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之所以叫做“八问粤商”，其实就是想从一个新的视角来与大家共同探讨广东的困境和出路。昔日的追兵已经变成了今日的标兵，我们的第三代青年企业家应该认真地研究浙商，好好地向浙商学习，并与之交流、互动，我想，在这种背景下，昔日的老大哥，还是能够重振雄风的！

问：王老师，广东企业要走出低谷，光靠企业本身能否做到？政府是否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王：这个问题提得好！我研究广东经济已经很多年了。我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广东经济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的“无为而治”。以前我们不是常说广东是“强势民间，弱势政府”，而上海则是“强势政府，弱势民间”吗？正因为广东是一个“弱势政府”、一个“无为而治”的政府，暗合了市场经济的潜在规律，反而成全了广东的民营企业家们，使他们可以像神出鬼没的“游击队”一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但现在，政府如果继续“无为而治”，该出手时不出手，那就绝对不行了！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决定了我们的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定会成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这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政府的力量更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我们才反复讲“市场主导，企业运营，政府引导”。因此，市长和市场如何跳好“双人舞”，就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容回避的大问题了。

目前，工作室的工作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我们70%的业务是关于区域竞争和城市经营的，我们还是中国东、西、南、北、中若干城市的战略顾问。正是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我才深深地感到，政府作不作为，如何作为，实在是一门大学问。大家知道浙江的温州跟广东的“珠三角”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它也是因为政府的“无为而治”，才产生了星火燎原的温州现象，才产生了成千上万的温州民营老板。

但前一段时间我到温州时，很多企业家告诉我，政府官员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否则温州的经济会遭遇发展的瓶颈。我问原因是什么，他们说，首先，温州何去何从已经是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无法回避，“指点迷津，宏观引导”，本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政府扮演不了这种新的角色，企业家如何信服它？其次，温州不仅要面对国内竞争，而且还要面对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在此背景下，我们希望政府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提供服务。如果政府无法提供有效的服务，我们就只能流向更为有利的城市和区域。温州经济的空心化，大量资本的外逃，GDP的大幅度下滑，可能就是一个信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温州现象给我们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的企业家们敲响了警钟。

说到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跳“双人舞”，我认为，“大佛山”的整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大佛山”的整合我一直持赞成态度。以前“大佛山”的几个地区，的确个个龙精虎猛，但是别忘了，当一个人贵为一方诸侯的时候，他就只会围绕自己的需求来考虑问题，因为他没有必要考虑周边的情况。因此，他追求的只会是“小而全、大而全”的业绩。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低层次的重复建设和同质性的竞争，最后的结果会是两败俱伤。

未来的竞争是城市与城市、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而“大佛山”本来在历史上就有诸多渊源，血脉相通、水乳交融、市场相近，为什么要用人为的行政框架来限制其发展呢？撤市变区，整合资源，就是要搭建一个更大的平台，提高竞争的水平及质量。

广东有句话，叫做“大船好冲浪，小船好调头”。从这一点来说，我对整合“大佛山”是举双手赞成的，但行政整合之后如何互动、如何发展，的确是一个大学问，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研究，目前题还没有破。希望“大佛山”能够走好！

问：王志纲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在您的演讲中，曾提及粤商在观念上比较保守，根据您对中国经济情况的了解，希望您给粤商提出一些实际的建议，谢谢！

王：我的“八问粤商”，严格来讲，只是抛出了一些话题，希望能引起企业家们的注意与思考。这些问题是躲不开的。

回到这位朋友的提问，我只强调三点：第一，我并不认为第三代青年企业家们是保守的，如果保守，大家就不会组织这个青年企业家商会，就不会坐在这个地方听我的逆耳忠言了。第二，历史是一个接力棒，一代传给一代，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是第三代了，我始终认为，中国的希望、广东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在于第三代的企业家，也就是今天在座的诸位。也许今天你只有上百万、几千万，或一两个亿的资产，但是，谁能说我们这些人中就不能产生出李嘉诚和霍英东呢？第三，今日中国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东原来独有的优势没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从“打排球”演变成了“踢足球”，广东商贸一枝独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此之时，如果我们依然故步自封，还想步第一代、第二代企业家之后尘，肯定不行。

粤商要想重振雄风，必须改变思路、拓展眼光、确定新的发展方向。而要做到这一点，至少要面对两个问题：

首先，要走出去。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广东太富饶了，特别是“珠三角”。钱少的人，即使开个小铺面，也可以顿顿有鱼吃、天天有汤喝，晚上还可以搓麻将。如果在钱多的地方，比如佛山，就可以利用人脉、地缘关系开个陶厂，雇些从北方来的设计师，再雇几个工人，借助一些通道，做陶瓷生意。实在不行，随便搞个公司，只要实干，一年挣个几十或者上百万也不是一件难事。深圳当地的很多居民，什么都不做，只靠收房租就可以活得很光鲜。长此以往，广东，尤其是“珠三角”一定会后果堪忧。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走出去，学学浙商，看看他们是怎么走出去、建立起“浙江人经济”的。走出去，学学浙商那种气冲斗牛的雄心壮志，他们不是要打造中国的百年老店，就是要进军世界500强。走出去的人眼界才能开阔，只有眼界开阔才能建立起雄心和信心。因此，我认为粤商的当务之急是走出去。

其次，走出去之后，必须改变原来的那种轻车熟路的玩法。原来的玩法非常简单。我在“珠三角”遇到过很多老板，很多是我的朋友，他们告诉我，先前他们大多给大厂如万家乐做配套零件，后来发现这个市场太好了，为何不自己做，组装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于是，几十万的身家就开始做起来了。果然，短短几年就做到了七八个亿。但再往前走就发现困难重重，因为头顶到天花板了。许多领域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似乎大把赚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好日子结束了。我相信在座的老板也有这样的感慨。形势变了，想法要变；思路要变，玩法、打法都要变，这才叫做与时俱进。那么，怎么变？以前人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其实“学习才是成功之母”，向对手学习，成本最低，效果最好。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保健品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是谁？是广东的太阳神。那时太阳神产品的质量、效果怎样我不知道，但它的广告宣传、CI策划堪称一流水准。巨龙腾飞，一轮红日，气势非凡，广告语也很美，“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一举轰动全国。太阳神的产品卖疯了。当时浙江的娃哈哈做的也是保健品。我还记得有一次娃哈哈的老板宗庆后来广东学习，送给我一盒口服液，我问是什么？他说是娃哈哈，就是那个电视中每天说的“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当时的情形，我现在仍记忆犹新，打开盒子以后，一排像打针时用的那种瓶子，一个黑灰色的磨片，要饮用时，啪！用它将针瓶敲开！然后慢慢地喝，因为一不小心会把嘴唇划破。当时的娃哈哈就是这个水平。那时，宗老板经常往广东跑，目标很明确，就是学习广东的太阳神还有其他同行的经验与教训。十年之后，娃哈哈越做越大，非常可乐，连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都要让它三分，而我们的太阳神、健力宝、乐百氏却要么灰飞烟灭，要么黯然神伤。

问：粤商为什么做不大，我认为，核心问题是金融问题没有解决好。浙江商人之所以后来居上，我想肯定是因为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想请教王老师，浙商在发展过程中是如何解决资金问题的？我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对此问题也百思不得其解，想借此机会听听您的意见。

王：金融问题，对于粤商能否做大，是一个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国家审计局在南海审计时，查出了一家企业，虽说这家老板以前是卖鱼的，但却是融资高手，一下子整了几十个亿进去，你说他不会玩金融吗？玩到极限了！

他能够搞到几十个亿，说明他的公关能力很强；而几十个亿都打了水漂，说明他在经营管理、商业平台搭建及制度建设等方面还没做到位，能力还不行，所以，资金虽然弄进来了，但跑、冒、滴、漏，都走光了，怎么盖也盖不住，最后被国家审计局逮了个正着。所以，我认为金融是粤商做不大的一个原因，但绝非关键的瓶颈。

我刚才曾说，对于上市、资本营运，浙商可谓乐此不疲，而粤商则避之唯恐不及，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与两者发家的环境与方式有关。广东人，尤其是“珠三角”的人，由于地利的因素，借助政策优势先行一步，产生了中国最早、最大的民营老板群落。而由于赚钱太容易了，萝卜快了不洗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定势，做老板者，宁为鸡头，不做凤尾。

浙江人则恰恰相反，因为没有广东先天的地利、政策优势，其生存空间狭小，只能绝处逢生。所以，浙江的老板，几乎都是在浙江以外，从社会底层干起来的。比如，正泰的老板，擦鞋出身；红蜻蜓的老板，从裁缝干起；王均瑶，则是木匠出身。他们所干的，都是别人不干或者不愿干的工作。那时不要说广东，就连湖南、湖北、江西，甚至贵州、云南的人都瞧不起浙江的棉花匠、补鞋匠、小炉匠和木匠。那时的浙商可以说是“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走进千家万户，吃尽千辛万苦”，看够了人们的白眼，好不容易才在一个地方立地生根。皇天不负苦心人，浙商慢慢地从奴隶到将军，从蚕蛹蜕变成蝴蝶。

浙江的老板基本上都经历了上述过程，就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直到今天，他们中的一些大老板还保持着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根本没有排场和架子。像浙商这样风餐露宿、筚路蓝缕创业的老板在粤商中可能绝无仅有。

由此，首先粤商这种特殊的发展路径就决定了其“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心态，放不下身段。其次，这种发家的方式也决定了粤商小富即安、落袋为安的“小贩思维”。只有装进口袋里的才叫做钱，不在自己口袋里面的就不是自己的。再次，由于粤商没有经过浙商那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艰难进化过程，在驾驭人才和运作企业方面有诸多恐惧，特别是很多北方来的人，能力很强，控制不住，万一他跳槽了，成为自己的对手，怎么办？与其让他成为对手还不如不用他，但不用他又长不大，这是一个怪圈。难怪有人说，广东只有商人而没有企业家。而浙江老板一开始就自己操作，先当伙计，后当经理，事事亲历亲为，从总经理一直做到董事长，由于长期奔跑于江湖，阅人无数，心胸开阔，什么人都敢交，什么人都敢用，日积月累就掌握了一套管理人、驾驭人的成熟技巧。

企业做大以后，浙商有网络、有平台、有通路，资金、人才对他来说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就像一个硕大的鼎罐，管你是猪骨、牛骨还是虎骨、狮骨，扔进去，很快就会骨销肉烂。这些浙商其实是一门心思在做水库，完工之后他想的只是何时开闸放水，浇到田里去，所以，人才与资金有多少他都敢要。

而广东老板，因为先行一步，有些人口袋里已经有一两个亿了，有那么多钱，又不缺钱花，上市以后却还要去述职，给股东们写报告，所以不干！香港也存在企业不上市的情况。比如，霍英东的企业就坚决不上市。当然，他不上市有他不上市的道理。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非要上市不可，我认为，不上市有不上市的玩法，上市有上市的玩法。但不管怎样，都存在跟金融打交道的问题。跟金融打交道的手段有很多，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看企业的平台和机制。如果企业的平台、企业的机制不到位、不受力，钱越多，灾难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