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市场经济到现在，可以说整个源头、整个实验田，都是从广东开始的。而广东的真正**期是在1992～1993年，当时的广东特别像今天的浙江。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在彻底地改写了中国历史、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的同时，也给了备受指责、备受争议的广东以极大的肯定和信心。当时我在新华社，跟新华社的老社长穆青同志一起写了一篇通讯——《风帆起珠江》，这是对广东的一次正视和肯定。后来深圳市的一篇《东方风来满眼春》，正式确认了广东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源头。接着，中央电视台不惜重金组织了庞大的队伍到广东，拍了一个黄金档节目——《广东行》。在强大的攻势下，整个广东被压制了十多年的非驴非马的生活彻底改观，广东的自信一下子找了回来。这期间，充斥在广东媒体的所有报道，题目都是“小广东长高了”、“全中国喝的是珠江水，吃的是珠江粮啊”，可以说，当时的广东是名利双收。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人也来凑热闹，一位美国民主党政府的高参，继一本《日本世界第一》以后，又写了一本关于广东的书。“珠三角”的官员们纷纷因此升官，或当省委书记，或当省长，或当县委书记、县长；“珠三角”的企业家们也雄心勃勃，气冲斗牛。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非常精彩的一幕幕现代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第一个例子是巨人集团。巨人集团当时在珠海可以说是雄心勃勃，一位中央领导人去了巨人集团以后，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本人都要来看看“巨人”，我带来的人也要看“巨人”，希望你们“巨人”长得更高！当时珠海的最高领导，为了落实中央领导的最高指示，经常到巨人现场办公，希望巨人能活出个样子来。而当时最能体现出一个城市的雄心和魄力的，就是盖高楼。当时的珠海市政府给了巨人最好的一块地，希望它能盖出中国最高的楼。

而这个时候中国最高的楼是广州的63层。当时有个方案，有关领导看了以后说要超过63层，就变成了64层。但不知何故几经周折之后最终变成了70层，最后，这个建筑的支出超出了企业的支撑能力。盖楼毕竟还是市场化的行为，有些时候政府可以来支持你，但当你支撑不住的时候，它也不会冒风险来为你埋单，因此巨人只有壮烈地倒下，一朝沉没。这是一个经典的故事。当然，史玉柱这个小伙子也不容易，居然可以咸鱼翻身，成为中国MBA教材中罕见的案例。这件事我就不多说了。

第二个例子就是当时风行全国的太阳神。我记得1993年时，我们浙江的娃哈哈还在辛苦地跋涉。当时他们送了一盒娃哈哈的口服液给我，我拿着忍不住想笑，它的外包装就像咱们打针用的瓶子，要用小砂轮割开才可以喝，搞不好还会把嘴唇划破。当时我很奇怪，说你们怎么还用这个玩意，这是当时浙江的水平。而这时广东的太阳神已经风行世界，他们是整个中国首先导入CI的企业，是企业形象策划的身体力行者，成为了所有企业模仿的对象。就是这么一个风风火火的企业，在一片莺歌燕舞的过程中，实现了其在全中国的拓展，往返3年下来，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而此时的娃哈哈，通过农村包围城市，通过20年的艰苦跋涉，通过浙江商人所固有的优点，从市场导入，从终端导入，从农村到城市，从低端到高端，终于形成了销售网络，而且开始敢于向大东家，也就是市场讨价还价了。

第三个经典案例是健力宝。1992年，我曾经跟健力宝的老板一起到过上海，住在西郊宾馆，当时每天赶去求见的有时甚至高达上百人。“广东商人”这块金字招牌，等于是李嘉诚、霍英东的化身。不管走到哪里，所有的达官显贵都会趋附于前，所有的消费场所都当我们是座上宾。而现在看来，这种盛况全部在今天的浙江表现了出来。

当年我在新华社曾经写过一篇报道，提出广东有“四小虎”，即顺德、中山、南海、东莞这四个经济强市。“广东四小虎”，事实上起了支撑广东经济的作用，在“四小虎”中我比较推崇的是顺德，为什么是顺德呢？是因为它的乡镇企业。我最不看好的是东莞，因为当时的东莞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没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没有独立的制造能力、设计能力和研发能力，是用自己的“肚皮”给别人“生娃娃”。当时排名次的时候，东莞不服气，说为什么我排在第四，为什么不是第一？但今天的东莞已经非常有实力了，东莞的人口只有六七十万，而据2003年的统计东莞的民间存款有2000亿元。东莞这些年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是因为它在20年前就已经有意无意地介入了全球一体化，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世界工厂，而是国外的一个车间。那么，当世界经济发生重大转变之后，这个车间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吗？

其实在研究东莞的时候，我也一直在研究浙江。今年我去了三次温州，通过对温州企业进行深层次地研究，我深深地感受到，东莞的末路越来越近了。为什么呢？因为东莞没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独立的市场板块。而且，有些东莞人通过当地主富起来以后，已经过上了“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女人搓麻将，男人包二奶”的生活。一旦产业经济进行调整，这些路将会越走越窄。非常令人痛心的是，这些现象在浙江也已经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