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目前如日中天的浙商对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推动功莫大焉，它在中国昂首挺胸走向市场化、民营化、品牌化的历史进程中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一支劲旅。从某种意义上讲，浙商已是中国区域竞争、城市竞争中的“火车头”、“发动机”。它的狂飙突起，大大地提升了中国区域与区域、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良性竞争水平和层次，当然，也直接和间接地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

然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浙商也注定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它逃脱不了这种宿命，就像培育出杰出的广东商帮的珠江一样。“风帆起珠江”，中国的改革开放自珠江始，而待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格局形成之时，珠江也就如报春的梅花一样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而将平凡和沉寂下来。

因此，浙商也会像以前的粤商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它的文化、它的精神、它的商魂，会流入中华民族的大海之中，成为一种新时代、新商业形态的血脉。

纵观中国商帮的兴衰轨迹，我们不难看出，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机遇、历史条件，任何商帮都不可能生息繁衍，就如同春季生长的植物不可能在冬天发芽一样。同时，商帮还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特定的地理条件、区位优势、地域文化无一不影响着、制约着、决定着商帮的兴衰演变，就像特定的土壤才能长出特定的植物一样。

所以，当今天的浙商们豪情满怀地谈论自己的崛起时，当全国都在为浙商大唱赞歌时，浙商们一定不要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不要忘了如果没有天时、地利之机，即没有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的整体崛起，没有整个中国全方位、多领域的开放，浙商们纵有三头六臂，也只能像沙漠玫瑰一样，在寂寞中静静地等待。

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创造了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最辉煌的农业文明。作为一个独立运作的商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是没有的，包括明清。他们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上帝手中，不如说是掌握在强势的皇帝及官僚阶层的手中，这也是官商结合成为历史选择的原因。

伴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晋商与徽商的衰落成为定局。它的少部分因子汇入到新崛起的“大上海”之中，如民国时期的山西商人孔祥熙，融入了蒋介石的江浙财团。

具有现代色彩的商帮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考察近一百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政治格局的变迁与商业通路的变化是中国商帮帅旗更换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东商帮迅速脱胎换骨，日渐强盛。随着《虎门条约》的签订，宁波与上海也成为对外通商的口岸。此后，上海由于其特殊的区位条件，经济政治地位很快超过了广东，迅速崛起。大批有国际贸易经验的广东人纷纷投奔上海，他们的经济活动促进了上海的繁荣。另外，上海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最重要的桥头堡，租界林立，避免了战乱的骚扰，于是上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迅速成为了中国乃至亚洲最璀璨的明珠。正是在这样由南及北逐渐被迫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商帮的旗帜从广东转移到了上海，上海商帮的主体成分就是广东的潮汕商帮与浙江的宁波商帮。为什么还有宁波商帮？因为其与粤商的遗传因子能相互融合——都位于沿海；是最早被迫向西方开放的通商口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亦商亦盗”，即生意顺畅时，做生意，不顺畅时，当海盗；都具有海洋意识和国际视野；都有从事国际贸易的经验。到蒋介石当权时，以宁波商帮为核心的江浙财团更是成为中国商帮的执牛耳者。

在解放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我们关起门来，自给自足，昔日的亚洲之星——上海，就从一个国际都市变成了一个国内城市。上海商帮销声匿迹，其他商帮也灰飞烟灭。上海从国际视野内消失之后，长期灰头土脸的香港则迅速崛起，成为东方之珠。有意思的是，香港的华商代表又主要是粤商和浙商。李嘉诚、霍英东、郑裕彤、李兆基是广东人，包玉刚是浙江人，首任特首董建华是上海人。

改革开放之后，因天时、地利之故，独占商帮鳌头的是粤商。随着全国的开放、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到了世纪之交，执中国商帮牛耳的则是浙商。所以，纵观中国商帮的命运，我们不难看出，某个商帮仅仅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特定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浮起来的，不要自以为是，更不要利令智昏；沉下去的，也无需垂头丧气，自甘堕落。其实，近现代以来，数次商帮大旗的更替过程中，旧的载体虽然破落乃至消亡了，但它积极的精神及文化的因子却延续、嫁接到了新的机体之上。

人类的成长及发展总是螺旋式进行的，没有下旋就不会有上旋，没有低谷也不会有高峰。事实上，粤商们已经开始了对其自身性格缺失的深刻反思和对他人先进经验的自觉汲取，相关的报道及文章不断地见诸于各类媒体。如果谁以为粤商从此就会走向式微、走向衰落，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拥有悠久的商业历史、深厚的商业文化，并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经过千锤百炼的粤商，不仅积累了极为雄厚的有形资产，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无形资产。随着“泛珠三角”的区域大整合，随着东盟经济的一体化，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一个经济板块必将在南中国大地崛起，而与之一道崛起的必将是一个强大的南粤商帮。

无论历史上的商帮曾有多么强大，但由于天时、地利等不可抗拒的因素，最终往往都灰飞烟灭了。那么，现代商帮能否找到一条长治久安的永恒之途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有二：其一，历史给了我们成就永恒商帮的特殊机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时代环境；其二，现代意义的商帮与传统意义的商帮有着根本的区别，传统的商帮必须依附于封建经济，跟皇权、官府相结合，因而他们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而现代意义的商帮则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往往能够决定一个区域的经济能否高速发展，他们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力量，所以，他们能够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其实，对商帮我们大可“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抱持太强的区域或地方心态。商人也好，企业家也罢，其本质是流动的，就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样，什么地方有利于财富的积累，什么地方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他们就会流向哪里。这也是资本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的。

不管是那些曾经辉煌现在已消失的商帮，还是目前风头正健却不知未来走向何方的商帮，最终都将融入中华大地的土壤之中，成为民族精神和民族力量的重要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