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时，马克思就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经历从初级形态、中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递进阶段。初级形态发生在流通领域，可以称之为“商业资本”。先有相互的需求，才会产生交换商品的行为，进而形成商业活动，贸易的高级形式是国际贸易。商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肯定会进入产业资本，再从产业资本进化到金融资本。纵观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都逃不掉这个规律。

但中国商帮的发展情况，不太一样，他就像一个侏儒，长到1.2米就不长了，说他是大人，他的身体是小孩的；说他是小孩，他却有一颗大人的脑袋。不管是晋商还是徽商，他们都主要停留在流通领域这个层面，产业资本的发育严重不足。

之所以会成为侏儒，原因很多，诸如资本主义的发端不是中国历史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在封建帝制的卵翼之下，不可能出现产业革命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法律制度、宪政意识及产权关系。即便是近现代的中国资本主义，也是在巨大的民族危机压力下产生的。

在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士农工商，士为首，官为本，商为末。再有钱的商人，也没有多少社会地位。相反，功名在身的士人（读书人）再穷，也会受到封建社会的广泛推崇和尊重。所以，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当然也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上的自卑，商人们纷纷依附官场，或者买个翎子（如胡雪岩），或者干脆亦商亦士，让自家有资质的子弟拼命读书，博取功名，以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光宗耀祖、扬名显亲。

读书是另一种天赋，另一种家族遗传，但读不了怎么办？聚敛起大量财富的中国商人们就会在祖居之地大兴土木，用千金万银拼命地打造如宫殿一般富丽堂皇的宅第。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超越自卑，显示价值，抬高身价。在山西，在安徽，这样固化了的商业精神和价值载体随处可见。这些富商巨贾的建筑，无不厚重伟岸、雕梁画栋，“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但在其富丽、恢弘的气势下，仍然不可避免地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酸腐、浅薄之气，比如钟上放个瓶，就叫“终身平安”；五个蝙蝠聚集一起，就叫“五福闹寿”。

中国的商帮是商品经济的侏儒，因为它的“根”在流通领域，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资本。但生意规模要做大，要获取更大的利润，于是他们引进了金融资本，甚至是官僚资本。于是，中国的商帮，虽然不长个子了，但却长出了成年人的生理特征。坐在桌子上是个大人，站起来只是个孩子——这是中国封建时代商帮的最大特点。

正因如此，虽然在封建帝制时代，中国的商帮，尤其是晋商和徽商，他们的资本从商业资本转入金融资本后，就出现了类似现代银行的票号和钱庄。票号和钱庄建立的基础一是网络，二是信用。晋商、徽商遍及全国的销售通路及店铺为其票号和钱庄的产生提供了庞大的网络，而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所累计的商业信用则为票号和钱庄注入了“灵魂”。说到底，金融资本靠的就是信用。为什么目前人们要将钱存入银行或购买保险，就是因为有国家信用的支撑。

不论怎样，票号、钱庄是中国封建时代商帮文化的高峰与绝响，它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与奇迹，并且作为一种精神遗产消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然而，中国商帮虽然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一些条件，但遗憾的是，它却无法走向资本主义，它就像生长于牛粪之上的幼苗，不管长势如何诱人，当有滔天的洪水奔袭而来时，却必然会随着牛粪一起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