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中国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而农、牧产品的相对充裕，使得这两类产品的交换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也就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最重要的机缘。

从历史上看，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统治者的冲突几乎从未间断过。为了征讨北方游牧民族、维护边疆安定，明清两朝的统治者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北方地广人稀的土地上，作战军队的后勤供应。对晋商来说，这是一个良机。它不仅为长袖善舞的晋商提供了发财的商机，也促进了他们与皇权、与官府的结合，为他们成为具有垄断特权的皇商奠定了基础。以上两点，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天时”。

山西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则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地利”。从整个中国的大视角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山西正好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界处，北邻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草原牧民需要中原农民的茶和布，中原农民也需要牧民的牛和马。由此，晋商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双方交易的枢纽和桥梁。

在晋商崛起的地利因素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山西恶劣的自然条件——“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据统计，山西省在1464～1949年的475年中，共发生旱灾284次，平均不到两年一次。清光绪初年，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地曾遭受特大旱灾，“大地生烟，野绝青草，寸粒不收，雁粪充饥，骨肉相食，十室九空”，其中以山西的旱情最为严重，有1/3的人口在灾荒中死去。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只能选择“走西口”——山西与内蒙交界的一处长城隘口。从这里走出去，有些人成了富商大贾，更多的人却由此走上了不归之路。但不管怎样，作为农耕文化不利之地的山西，确是晋商崛起的有利之地。

最初的交易局限于山西及周边地区，但随着两种文化、两类产品的互补需求越来越大，加入这一商贸活动的商人越来越多，交易的辐射及聚合半径就迅速扩大了——向内，扩展至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向外，延伸至远东、贝加尔湖，直至苏联广袤的游牧之所。

庞大的市场，巨大的吞吐量，使原本只具有地方意义的晋商，能量迅速放大，成为一支商业劲旅。此外，晋商的生意之所以能渗透到漠北的游牧地区，还因为在一望无际的草原或沙丘上，交通没有阻碍，用马匹、骆驼就可以运送货物。

徽商的形成也大致如此。其原始启动力是茶叶，主要市场在内陆腹地，运输凭借的主要工具是舟楫。在徽商的作用下，源源不断的物资由长江到上海入海口，顺海而下到广州，直抵南洋。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考察过中国商帮的崛起，我们完全可以倒过来说“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是天时，呼唤了商帮，催生了商帮，造就了商帮；是地利，强化了某一特定区域（如山西和安徽）商帮的价值和地位；是人和，在商帮崛起过程中使商人们产生了一种精神，形成了一种能量。

由此，一旦客观环境（天时）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贸易的通路及所依凭的交通手段（地利）改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商帮很快就会销声匿迹，甚至**然无存。

作为经济实体的商帮虽然消失了，但其文化余脉及其精神理念却随着流动的商人融合到了新的经济社会之中。比如，徽商中的一部分消融于江浙一带，特别是十里风华的扬州；而晋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在进入民国时期后，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些老字号和传说，更是晋商文化与晋商意识。这种文化、意识与政治相互结合，便成为了政治圈中长袖善舞、亦政亦商的官僚资本，像国民党时期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山西军阀阎锡山也属此类，他任地方军阀时的很多做法更像商人，如不同的铁轨轨距，不同的货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