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敏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欲破解张瑞敏创造的海尔之谜，自然离不开对山东文化的梳理。

三十年时间，张瑞敏居然把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全球白电第一品牌，年产值过千亿，也难怪会有那么多的国内外机构与组织颁奖给张瑞敏。

海尔为什么能成功？在海尔起步之初，广东的家电企业早已借地利之便先行一步，开始北伐之旅。可是，为什么今日真正成气候的却是后来居上的山东海尔，而广东早期的家电骄子们都已经灰飞烟灭了呢？为什么在国有企业日渐式微、纷纷改弦易辙的今天，偏偏是身为国有企业的海尔能一枝独秀呢？另外，同为国有企业的海信，为什么也能蓬勃发展呢？除了经营、管理、品牌塑造、团队协作、企业文化运作成功之外，还有没有更为深层的原因呢？

对文化情有独钟的我，看来还是要在文化中去找寻海尔成功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山东采访时，听说有上百个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居然带着辛辛苦苦赚来的全部家产“投奔共产党”。既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风声，又不是将功赎罪的浮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违背初级阶段“人性”之理的举动呢？于是，我找了几个当事人了解情况，以解胸中之惑。原来，他们的万贯家财并非是上缴了国库，而是归了其“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村落，作为条件，他们本人自然成了该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长。表面上，企业的所有权属于村里，但财产使用、掌控大权却牢牢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从此，坐镇一方，富贵兼有。在我细细地走访、调查之后，发现这些人皆有一个特点：因家庭出身或其他原因，他们长期以来与官位无缘，虽则富了，但在本地，他们却并非是万众景仰的权威，始终感到压抑、卑微。

后来，我多次踏入胶东大地，发现深受孔孟文化熏陶的山东人在其价值理念中，重贵而非富。在其眼中，有了富不一定贵，有了贵也不太在乎富（其实富是贵的必然的、顺带的结果）。难怪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大哥一定要带领众梁山兄弟接受招安，这也是那些老板们愿意以富换贵的深层文化原因。而一向务实的广东人则不然，在其价值理念中，富是第一位的，有了富就有了贵，没有富来支撑的贵是不让人羡慕的。

深受“重贵轻富”的鲁文化传统影响的山东人，形成了讲信义、讲忠诚、讲荣誉的性格，担当得起大事，并且也容易抱团。有句话说：“山东人在正确的路线下是模范，在错误的路线下也是模范。”因此，只要有个好头，不愁山东人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梁山泊的108条好汉，也印证了山东地域性格的特点。广东则恰恰相反。广东商业文化发达，商业历史悠久，民众比较崇尚务实、善于捕捉机会，且大多特立独行，天马行空，崇尚个体之卓越，看轻群体之荣誉，“白耗子，黑耗子，不被老猫抓住就是好耗子”之高论就出自广东。

具体表现在企业运营上，山东人做企业是自觉地在跑一场马拉松，从一开始就做长线，胸怀大志，着眼长远，故海尔能够以“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精神来自我激励，长期不懈地坚持品牌战略和其服务理念，最终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而广东人做企业则更像是一场百米赛跑，目标就在眼前，追求短、平、快，甚至是不捞白不捞，因此广东的企业常常是弄潮的好手，遍地开花，但似乎也很难长大。

特殊的地域文化使人们产生了极强的价值认同感，山东人所特有的对模范效应的推崇与追随，使海尔的员工有强烈的责任感、荣誉感，向心力极强，管理队伍也非常稳定。而广东企业的管理层则动**不安，人人都想做老板，炒更、跳槽乃家常便饭，故人才难留，管理成本居高不下。一句话，在深受地域文化影响的企业文化中的凝聚力与号召力上，广东的企业是难以望山东海尔之项背的。

同时，当海尔的规模逐渐扩张、品牌效应日益风生水起之时，山东的政治、金融、管理等资源都迅速地向海尔集团倾斜，从而使其无后顾之忧，能够高速地发展。这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资源配置效应颇有点不计成本的战时共产主义味道，其优势是可以迅速调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集中力量，打一场歼灭战，从而达到独步当代的目的。但其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养儿不算饭食钱”，企业荣辱成败全系于一人身上的企业文化，稍有闪失，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所以说，海尔的成功，是文化的成功；张瑞敏的成功，也是山东文化的成功。正是山东人这种与生俱来、代代相传的价值观与文化观，造就了今天的海尔奇观。

与善跑马拉松的海尔相比，广东企业更像一个十项全能的选手：一会儿推铅球，一会儿掷铁饼，一会儿投标枪，游泳、跑步、跳高……忙得不亦乐乎。于是，鱼虾满谷，繁星满天；潮涨潮落，死死生生。也许天然具有“私有”倾向的广东企业注定要走一条荆棘丛生之路，也许其颇具个性的做法，会让他们中的不少企业家更容易昙花一现，但是一次次的毁灭、一次次的自我否定之后，他们最终会更接近市场经济。广东的企业家们或许要为他们的想法与做法付出沉重的代价，如一次次的企业解体，一次次的二次分配，在其付出代价的同时，最终也会沉淀到一个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机制或平台之上，从而打造出更具市场适应能力的百年老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