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玄黄，混沌初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两仪分，始有阴、阳。

中国的职业经理人也是混沌初开，出现的时间很短。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老板是阳，那么，职业经理人就是阴，两者就像八卦当中的阴阳鱼，你咬着我的头，我咬着你的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公不离婆，婆不离公，是一对难分难舍的欢喜冤家。有时，两者甚至还会合二为一，老板就是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就是老板。

老板与职业经理人这对欢喜冤家的种种摩擦、矛盾与冲突，可以说是中国转型期的必然现象，即在不成熟的社会、不成熟的法制体系及日益分解的社会道德观下，产生的是不成熟的老板和不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如此一来，自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剪不断理还乱，就像两个顽童，一会儿是生死之交，一会儿又打得不可开交，如何判断是非？

在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中国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也很难做到像西方那样的水乳交融。因为老板与职业经理人虽然头顶同一方蓝天，脚踏同一块大地，但是彼此的成长环境与通路却有着天壤之别。

目前，中国职业经理人与老板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民营经济这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民营老板们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90%以上的民营老板，包括那些赫然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大老板们，大都是草根出身，大都来自于社会的底层。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让这些常年奔波在荒原沼泽的“野生动物”们获得了千年未遇的发展机会。他们的智慧、才能，不是来自于书本，更不是来自于西方，而是来自于残酷的生活。

他们的成长轨迹，更像水泊梁山。没有雄心壮志，没有宏伟的抱负，也没有改天换地的胸怀，只是因为种种的人生际遇——陷害、背叛、阴谋、情急杀人、江湖义气，最后走投无路，不得不啸聚山林。中国的老板们也是这样，我认识的大老板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下海之初，就想为国争光、实业报国，一门心思想进军世界500强。连伟大、睿智的微软当初都曾几次劝IBM买下自己的大部分股权，但IBM太牛气冲天了，根本没把微软这个小叮当看在眼里。可见，中国的草莽英雄们是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之下，从神憎鬼厌的“投机倒把者”、“二道贩子”起步，开始自己的创业历程的。

我认识一个老板，最早起家时，靠的就是走私过来的电子表。那时的电子表在沿海是用斤两算钱的，但在内地，表还是稀罕物，又是进口表，一只要卖一两百元，少的也要卖几十元，所以他很快发家了。但风险很大，沿途都有公安、工商检查，抓住了轻则没收，重则拘留15天，最重的则会被判刑。

生意做大了，几个哥们儿、弟兄一合计，干脆聚起来干得大点儿，于是成立了一个公司。我当记者时就知道，在东莞如今富得流油的地方，就是几个洗脚上田的农民兄弟，在昏暗的屋子里，一拍大腿干起来的。因为大家没有什么伟大的共同愿景，只是觉得几个合心的兄弟在一起做事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可以大秤分金银，爽得要命，这点很像梁山弟兄。这种公司一般三年是一个坎，要么做大，要么被淘汰。如果侥幸活了下来，接着是肯定要在“聚义厅”排座次、分尊卑的。

江湖义气遭遇现实的挑战，生死洗牌在所难免。每一个弟兄的背后都站了一大群人，老婆舅子、岳父岳母、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全都蠢蠢欲动。

如果最早的几个拜把儿之间，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企业就危险了，因为谁坐第一把交椅，别人都不服，争来斗去，加上后面一大堆想发财想得眼睛都鼓出来的本家及外戚，最后就可能把辛辛苦苦拉扯大的企业搞垮。

如果在啸聚山林的拼斗中产生了一个老谋深算、极有主见的大哥，那么在企业的升级换代过程中，他的权威及地位会大大强化，他的领袖身份自然就会被仪式化、规章化，联想的柳传志、万向的鲁冠球、横店的徐文荣等多属于这一类。后面那些本家、外戚掀不起什么风浪。

又过了五六年，如果企业还在，那么，它一定是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老板们已经完全从“流氓”变成了“绅士”。这时他们已经有了宏伟蓝图，已经锁定了世界500强的目标，已经形成了企业文化、达成了共同的愿景，一句话，它已经开始与国际接轨。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职业经理人才纷纷地进入企业。

以上所述，基本算是中国民营企业典型的发展路径。这种发展路径使民营企业的老板们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取向与判断取舍标准。而中国的职业经理人，他们的理论系统、分析工具以及思考方式则均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是来自中国本土。

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是由两类知识分子构成的：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海龟”派和在中国完成系列高等教育（大学、研究生、博士生）的“土鳖”派。

不管是“海龟”还是“土鳖”，基本都是在高等院校内完成学业，然后茫然地走向社会，进入各种不同的企业——大型跨国公司、本土第一方阵民企、合资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分不清是国有还是民营的企业等。追根溯源，这些职业经理人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理论武器主要来自于学校，当然西方也是如此。

在西方，大学是没有围墙的，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是完全开放的。90%以上的教授不是国家干部，端的也不是铁饭碗，聘你就做教授，不聘你就立即走人。为了保持校园的创新活力，几乎所有的名校都规定不准毕业生留校（以免近亲繁殖），不准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与年轻教师合写文章或著作（以免产生学匪、学霸及学阀）。在这种机制下，教营销学的教授，一定是这方面真正的专家——理论知识系统，实操经验丰富，翻看任何一本有影响的营销著作，你会发现作者既是教授，又是公司高级职员（或者当过）。号称在浴池中打个喷嚏全球股市都会感冒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鲁宾、萨默斯从政前都是公司的老板。因此，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商管理硕士（俗称MBA）之所以产生于美国，就毫不奇怪了。

有一次看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大陆方的嘉宾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另一方是台湾地区著名的管理学家，台下坐的是大大小小的老板及职业经理人。在谈宏观经济是过热还是过冷、如何推进法人治理结构等问题时，大陆著名的经济学家表现尚可，但一牵涉到具体的企业运作、管理、流程优化等这些老板们最渴望知道的问题时，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相反，那位台湾地区的学者却能高来高挡，低来低接。老板也好，职业经理人也罢，实的问题，虚的探讨，老先生“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坦率地说，大陆那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从学识到人品，本人都极为钦佩，但与同台的另一位学者一比，总觉得差了点儿什么。其实很简单，老经济学家，一辈子都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做学问，从来没有在复杂的市场上摸爬滚打（即使有，也是功成名就后蜻蜓点水式的调研）。而后者则不同，其早年毕业于日本的东京大学，并获工学博士学位，随即加盟世界一流的企业——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若干年后升为该公司加拿大的高级经理人。正当事业蒸蒸日上之时，经不住台湾地区崛起功臣赵耀东三顾茅庐式的劝说，回到台湾岛，从事推动台湾地区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工作。

而中国大陆大学的教授们大多与市场隔绝，当然，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也有一些人开始办公司或在企业兼职，但他们基本上还是靠自己垄断的高校资源以及本身的专有技术与市场对接的。目前走俏的主要是计算机、软件开发、网络、通讯、建筑、规划、设计、医药、经济、法律、金融等学科的人才。

与西方开放的体系不同，如果说目前中国的高等院校是最后的“封建堡垒”，恐怕反对的人很少。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教管理的，从来没有管理过企业；教市场营销的，从来没有在市场中做过推广、渠道、人员培训的实际工作；教国际贸易的，从来没有在国外做贸易的经验；教企业战略发展规划的，从来没有当过大型企业的CEO。说中国的教育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一点儿也不冤枉。

中国的大学所传授的理论与分析问题的武器，几乎全是西方的。当然，我承认西方的理论是鲜活而伟大的，见解是深刻而震撼人心的，但其产生的土壤和背景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企业要想真正地具有国际竞争力，走向世界，必须将西方伟大的管理、运作理论同中国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实践相结合，舍此，别无他途。

从这个特定的角度来看，中国民营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根源于双方出身、背景、成长路径的不同，这导致了他们分析问题、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方式的不同，或者说两者的对接端口不匹配，以至于无法通畅地沟通、交流与对话。

这种情形与建国前中国知识精英们同本土文化的冲突极其相似。

交流、沟通与对话，是一切合作、结盟的前提。就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而言，也是如此。民营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最大的障碍和痛苦，不完全是利益之争，主要是彼此之间无法对话、无法交流之苦。

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受的是“显规则”的训练，而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按“潜规则”运转的。孙大午在贷款无门的情况下，吸纳了其他公司及个人的钱，以“非法吸纳公共资金罪”被司法机关逮捕、关押，如果不是中央高层过问、专家学者呼吁、网络呐喊，肯定会被重重地处罚。而上海首富周正毅，也以“操纵证券交易罪和虚报注册资金罪”被判处三年徒刑。这就是潜规则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