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古老的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创造了震古烁今、登峰造极的农业文明。帝国的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干旱、洪涝、山崩、地震，几乎年年发生；边境纷扰，外族觊觎；权臣、军阀伺机蠢蠢欲动。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统治的手段是异常严密而残酷的。
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在亚洲，权力就不能不老是专制的。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便要迅速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
在这种特殊的地理、政治格局中，“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成为一种必然。在帝王的眼中，“商”很容易成为一股破坏性的力量，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孟德斯鸠还说：“在君主统治的政体下，贸易通常建立在奢侈的基础上，虽然那里的贸易也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但是贸易的主要目的却是为贸易国获取一切为它的虚骄逸乐和奇思妙想服务的东西。”
因此，孔子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老子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之讲。宋朝理学大家朱熹更是公开地说要“存天理，灭人欲”。
正是在这种复杂、特殊的环境当中，为了维持农业文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专司货物贸易的人，不管是“行商”还是“坐贾”，就只能在一个狭窄的空间中苟延残喘，在社会的等级排序中只能屈居末尾。不仅如此，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对这些商人也是大加挞伐，比如“无奸不商”、“见利忘义”，比如“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到了毛泽东时代，因为特定的国际与国内环境，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贫下中农是基础力量，而商人再一次跌入社会的底层。四处游走的商人同样被视为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庄严的刑法甚至专为之设定了一个罪名“投机倒把罪”，违反者要严惩不贷。
西方心理学家与社会行为学家认为，人的欲望可以被摧残，可以被强力压制，但却永远不可能被消灭。相反，压抑的程度越深，反弹力就越大。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之后，市场经济第一次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我们社会的神圣殿堂。一时间，被打压了几千年的商潮如黄河决堤：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势如破竹、**。仿佛一夜之间，商人、老板、企业家成为了这个古老帝国的新贵，登高望远，把酒临风，何等喜气洋洋、畅快淋漓！过去人憎鬼厌、“狗不理”的商人们，成了备受民众与媒体追捧的明星，鲜花、掌声、闪光灯此起彼伏。名牌美服，周吴郑王；香车宝马，丽人环绕；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
中国的商人、老板或者企业家们如此富有戏剧性的命运变迁，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可能都是空前绝后的。
第一类老板主要是来自社会底层，属于草根阶层。他们主要集聚在广东的“珠三角”及江浙一带（其中以浙江为最多）。
广东90%以上的老板都是洗脚上田的农民，另外一部分是小手工业者。而浙江的民营企业100强中，90%的老板出身是农民、裁缝、修鞋匠等小手工业者。
这些人普遍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众多，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甚至是文盲。可以说他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从小就饱尝生活的艰辛，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他们无权无势，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与复杂的人际关系背景。他们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以说是身无长物、两手空空。为了家庭及个人的生计，他们很早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解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但是苦难的生活、强大的压力、卑贱的地位，不仅没有磨灭他们积极向上的斗志，反而让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为了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他们可以吃常人吃不了的苦，受常人受不了的罪。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因此最具冒险精神及斗争意识——失去的仅仅是“锁链”，而得到的却可能是整个世界。当改革开放之风刚刚刮起时，当整个社会的“精英”们还在为“商品经济”、“剥削”、“雇工”、“姓资姓社”等高深的理论问题争论不休时，这些草根阶层已经冒着被抓、被关的危险投机于南北、倒把于东西。当市场经济尘埃落定时，他们中的佼佼者早已牢牢地扎根于大地母亲的身体之上，积聚了向更高台阶进发的实力与资本。
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草根老板们遭到了相当普遍的嘲笑与鄙视——不学无术，胸无点墨，只不过运气好，才发了财。那时的小说、电影、电视无不充满了对他们的仇视与敌意，当然还有按捺不住的嫉妒与羡慕。今日，他们已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群体之一，成为备受媒体与闪光灯追捧的大众明星，但仍有许多人对其出身、水平、能力产生质疑：具备如此素质的企业家所领导的企业能走向世界、成为百年老店吗？
是的，这些草根老板出身卑微，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训练，没有优雅的谈吐，也没有潇洒的举止，但他们却是中国八九亿农民当中的龙中之龙、凤中之凤、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今天的成就不是来自于世袭，不是来自于钦命，而是来自于残酷的生存竞争。他们的发展轨迹暗合了生存竞争的哲学——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人们看到的仅仅是他们的出身，但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的成功率远远低于科班出身者，可能只有科班出身者的十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但也正是这种高赔率，使成功的他们更具有传奇色彩与生命力。
就像战争年代的将军、元帅一样，他可能只是一个傻大黑粗的赳赳武夫，或是一个农民，甚至是一个和尚。但是，须知“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时所需要的一切知识，由于环境的特殊与残酷，这种学习能力惊人地强。洪秀全的太平军在短短数年之内就横扫了大清的半壁江山，八旗兵被打得屁滚尿流，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如果不是后来湖南出了个曾文正公，大清可能会就此完结。而指挥太平军作战的亲王、元帅、大将们，在不久前大多只是深山老林中卑微的烧炭佬或贫贱的农民，除了本村的人没有人认识他们，革命之前，他们只有诸如“狗剩”、“发崽”、“旺财”等的小名，连大名都没有。而被他们打得狼奔豕突、哭爹叫娘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将军们则个个都是谈吐高雅的饱学之士！
可见，人有没有所谓的“知识”，尤其是书本上的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至少在创业初期是这样，重要的是有没有生存的智慧以及在实践中学习的能力。可以说，不管是权力角逐，还是市场竞争，胜败的关键是智慧！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德国的大学问家歌德也曾说过类似的话，“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富豪榜上有这么多的草根老板，就很正常了。
第二类老板的出身各不相同，如何在政治、经济二者之间走好钢丝，并且达到“和平演变”之目的，就是这些人不断磨炼的生存秘籍。
联想的柳传志、TCL的李东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华西村的吴仁宝等，都可以归为这一类。创业时他们都有国有或集体的背景，所以，他们的奋斗历程尽管充满了艰难险阻，但却往往没有前者惨烈、充满血腥。他们的官方背景令政策、法律或世俗的力量对他们的生存与发展不但不是一种阻力，反而是一种力量。这时，只要他们头脑灵活、行动快捷，兼具市场意识、管理能力，一般来说，他们都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其实，对他们最严峻的考验是，如何在迅速发展的企业与个人逐渐膨胀的野心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也是对他们生存智慧的极限挑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群穿梭在灰色领域或复杂迷宫中的先行者。
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横店集团的徐文荣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与时俱进”的模范人物，二人创业之时都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支部书记，根红苗正。当邓小平同志要全国人民向前看、奔小康时，他们自觉自愿地戴起了“红帽子”，乘着政策的春风加大了乡镇企业建设的步伐；当邓小平同志要求大家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不要像小脚女人那样、不要受“姓资姓社”的束缚时，他们纷纷搞起了股份制改革；当政府要求加快产权改革、转变经营机制，国企纷纷易帜、乡企纷纷变姓之时，他们顺理成章地摘掉了“小红帽”或者指定了接班人，悄悄地实现了“和平演变”。福布斯上相当一部分的江浙亿万富翁就是属于这一类。
以柳传志、李东生为代表的老板属于另一类，他们将古老的东方智慧在新时期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演绎。这一类人在“忍”字上做足了文章，耐力之好、目光之远、城府之深、手段之高直追春秋战国时期的谋臣、策士。而健力宝李经纬的功亏一篑，青春宝冯根生的产权改革流产，皆因没有柳、李那样的定力与耐性。
联想这样的企业，如果当初它在市场中被消灭了，可能也就没有人关心了。但它却做成了行业的一面旗帜，资产升至数百亿，全社会的目光便聚焦于它。尽管当初柳大帅仅仅向老东家借了二十多万的开办费，并且这笔款项早就归还，但从根本上讲，联想集团仍属于集体资产。柳传志太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了，他深知自己的屁股底下有一座阿里巴巴山洞，但那也是一座足以让他灰飞烟灭的火山。所以，他花了足足十几年的时间游走于边缘，与各色人等打起了太极拳，最后的结果是：国家认可、上级满意、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元老重臣们高兴，普天之下皆大欢喜。
李东生老谋深算的功夫也十分了得。老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外围实验，90年代末期搞了所谓的“授权经营”，这种过渡非常的巧妙。当万事俱备，天时、地利都到位之后，他通过引进所谓的“海外战略投资”，自然就完成了复杂的产权改革，于是，他也就从一个“国有资产”的管理人变成了一个腰缠亿万的“资本家”。这种深谋远虑、绵长细腻的功夫是已修炼到相当境界的人才可能做得到的。春兰的改制胎死腹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存量”上下大力气，难免会给人留下利用职权之便侵吞国有资产的口实，而李东生的民营化之路却始终锁定在企业的“增量”资产，这样他就守住了这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万科的王石玩的则是另外一种策略。试问，王石为什么仅仅只有区区数百万的家产？要知道，他做的，可是上市公司的掌门人。为什么许多跟王石一起在中国股市兴风作浪的“江洋大盗”们多把船弄翻了，而唯独他不仅把船开得平平稳稳，而且还直挂云帆济沧海，一路开进了新时代？
王石说，他成功的秘诀是不贪。这所谓的“不贪”有两个解释：一是多数房地产公司追求暴利，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润还嫌赚得少，他则相反，超过百分之十的不做；二是不少上市公司掌门人化公为私，穷庙富方丈，他却满足于自己的几十万年薪。但这些解释都是结果，不是原因。
事实上，作为一家大型品牌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王石之所以没有成为亿万富翁，不是因为他与钱有仇，也不是因为他自命清高、洁身自好——如果真是这样，王石早就被市场消灭了，哪会有今天的领袖风采？根本原因是，在以弱击强、残酷激烈的“斗争”中，作为国有资产的保护人，王石要取得公司的绝对控制权，首先就得拔刀“自宫”，保护好自己！
《王石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始终没有把这个关键的命门点破。万科的老东家是深圳大型的国有企业特发集团（特区发展集团公司）。王石特立独行的个性与行为模式，使他与老东家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当初万科欲上市时，如果不是市政府鼎力相助，可能早就夭折了。后来，王石为了摆脱官僚气甚浓的老东家，曾打算将万科的大股东地位拱手让给北京华润置业，其条件非常优惠，但即将签合同时，老东家打了翻天印。试想一下，万科是国有控股企业，他与老东家的关系又长期紧张，要是王石真的“贪婪”，那么，他的下场可能比李经纬还要惨。作为老板，王石自己的年薪仅有几十万，那么，他手下的职业经理人们又怎么可能发大财！为安全计，为斗争计，为“后院不失火”计，王石一直恪守的底线就是不犯侵吞国有资产或使国有资产流失的错误，不犯贪污、行贿受贿等经济上的错误，这样，那些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人就没办法置他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因为王石与老东家的关系剑拔弩张、复杂微妙，使得他不敢在灰色领域灵活穿梭，更不敢在明里暗里为自己谋私利。另外，他也没有必要为追逐暴利去冒翻船的危险。力百斤者负五十，轻装上阵，剩余精力去飞伞、登山，去玩值得一玩的任何时尚。“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回首当年与万科一起出发的“海盗船”，不知是那些监守自盗，虽身家过亿最终却船毁庙灭的新富豪们成功幸福，还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自由叹世界的王石来得潇洒。
难怪，王石的哥们儿——北京万通集团的董事长冯仑，在谈到王石的成功时说：王石是逼出来的圣人！一语道破天机。
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生活的真谛通常是充满辩证法的。
第三类老板是那些有强烈的政治情结，但仕途却阴差阳错地被彻底堵死的人。前期的代表性人物有四通的万润南、南德的牟其中等，后期的标志性人物有海尔的张瑞敏、长虹的倪润峰、华为的任正非、大午集团的孙大午等。
这类老板无疑是中国企业家之中最有才学、最有韬略、最雄辩、最充满**的一类。他们对金钱本身的兴趣远没有对名誉、地位、权势以及影响力的追求浓厚，也就是说，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甚至狂热的政治情节。他们的案头置放的是中国的传统经典，诸如《老子》、《孙子兵法》、《资治通鉴》、《毛泽东选集》等。但因造化弄人，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学以及满身的文韬武略了，于是便纷纷响应党的号召下到海里，乘风破浪。
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是一个政治情结很重的人。重庆邮电大学毕业之后，就“混进”了军队（因其父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定论，政审马虎了一点儿）。在部队并非根红苗正的任正非拼命地工作，刻苦地钻研科学技术（好在他当的是技术兵，而非扛枪打仗的野战兵）。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里，老任（按理应该叫小任）尽管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尽管他的手下一个个立功获奖，但他却没有得到一纸奖状，更没有光荣入党。他就这样不咸不淡地在部队里待了近十年。1976年，“野心家、阴谋家、妄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任正非也开始扬眉吐气了。1978年，作为“毛选学习标兵”的他，以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由邓小平主持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自是风光无限，老父亲激动之余，将他与中央领导的合影放大用镜框小心地装好，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憋了十多年的任正非，正意气风发、准备乘长风破万里浪时，造化弄人，他所在的部队因为大裁军整体转业，无奈之下，老任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军装，变成了一介平民，被迫下到了海里。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任正非下海之初，被人骗得很惨，你相信吗？不过，这是事实。可见，那时的他还没有完全静下心来。但任正非与牟其中、禹作敏的最大不同，就是他多了点儿理性。当发现已经没有可能走“又红又专”的仕途时，他非常果断地将自己的整个生命**、智慧与才华全部倾注于当下的事业，而且心无旁骛。经过若干年艰苦卓绝乃至九死一生的拼搏，他终于开辟了一片天地。
凡是存在过的注定要留下痕迹。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任正非的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一不深深地打上了我们传统的权谋智慧以及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烙印。翻开任正非的内部讲话材料和华为的宣传资料，其字里行间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战争术语，你仿佛置身于一个别样的战争环境，心速加快、眼中放光、热血奔流。以至于有人说进入华为的人都被洗了脑，老任并不否认这一点，却反说，一个自信的企业最大的底气来自于它改造人的力量。但不管怎么说，任正非利用他的文韬武略、权谋智慧，硬是打造出了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甲兵团，将西门子、朗讯、阿尔卡特、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巨头打得落花流水，硬是用三流的实力占领了一流的市场。
任正非的身上烙上了毛泽东时代的深深印记。他们这一代人因为特殊而复杂的家庭背景，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感”，似乎他们人生的目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奋斗、拼搏，从而达到赎罪之目的。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赎罪意识表现于外，就是坚韧的毅力、不屈不挠的奋进、燃烧的**、乐于奉献的牺牲精神以及渗入骨髓的民族忧患意识。他们这一代人是天生的苦行僧、笨拙的享乐者，他们往往率先垂范，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他们对员工说得最多的是“跟我上”，而不是“给我上”。
大雨滂沱、汽车抛锚时，脱掉皮鞋，卷起裤脚，冒雨推车；将废品做成“奖品”发给相关的研发人员；为了提醒生产及研发部门的领导深入实际，居然给每人送一双工作靴。凡此种种，发生在任正非身上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这种怀着深深的原罪感而自觉不自觉地在苦水里泡三遍，在咸水里泡三遍，再在血水里泡三遍的精神历练，使任正非滋生出强烈的民族意识、长线意识以及忧患意识。当海尔大张旗鼓地说“海尔，明天的世界500强”时，任正非则郑重其事地讲，华为在三代之内不要谈这个问题。在IT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时，老任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华为的冬天要来了！比之狼来了还要恐怖，忧患、焦虑之心之情溢于言表。
据说，《我的父亲母亲》一文是任正非亲自撰写的，发表前还叮嘱部下，不准擅自改动一个字。读完这篇流传一时的文章，感慨之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该文是新时期的《陈情表》。当年的李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让皇帝收回成命，使他得以在家中尽孝，而他本人也因《陈情表》而留名青史。
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以缠绵、细腻的笔调传递出了复杂、多元的信息。只有他那个时代的人，也只有具有他那样复杂、特殊身世背景的人，才会用如此委婉、曲折的手法将其心中的万千感慨，通过笔墨倾泻而出。
在文章中，他向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传递了一种深沉的诉求，“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要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
“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是中坚分子，但却无愧于党和人民。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
正因如此，任正非才委婉地批评道：“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或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并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那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地要求他们。”
老任在此使用的是“春秋笔法”，明里是为父母大人鸣不平，暗地里是在说自己——我一手缔造的华为虽然不是“根红苗正”的国有企业，不像它们那样纯洁，但是我们仍然像父辈一样，“拥护革命，追随革命，爱国爱党”，我们奉公守法，照章纳税，从不乱说、乱动，所以希望主流社会不要用有色眼镜看我们，不要用放大镜审视我们的纯洁度，而要用宽厚、包容的心态来认同我们、接纳我们，如此就是民族之幸、国家之幸。
任正非告诉我们，其父亲、母亲终其一生，仅仅就是希望主流社会能够接纳、认同及善待他们这些因不可抗力而背景复杂的人。当然，这种诉求是通过感人的细节描写来表达的，如老父亲将任正非出席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与中央领导的合影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为豪”。
任母去世前，任正非早已是千万、亿万富翁了，为什么任母她老人家还要辛辛苦苦地攒下几万元，说是任正非不可能永远都好，留点钱救他。华为创业之初，任正非的父母曾来深圳与其同住，两个老人节约得近乎吝啬，“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再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要便宜一些”。其实，老任在创办华为之前，早就通过销售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程控交换机赚了上千万了，否则，他怎么敢创办一家费力耗钱的高科技企业？那么，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为什么要这么“小气”呢？
原因只有一个，经历过“文革”洗礼的他们，直到今日，内心仍然忐忑不安、忧愁满腹、顾虑重重，始终充满恐惧感。而早已功成名就的任正非又何尝不是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畏四邻，一有风吹草动，就夜不能寐，心惊肉跳。于是，华为总部那长长的走廊上，挂满了一幅幅任正非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照片，这仿佛就成了他的护身符。
任正非在文中最后说：“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好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好他们。”
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除此之外，还传递了多种令人玩味的信息，比如关于华为的背景。华为的巨大成功，让国内外的诸多人士对其崛起的原因产生了诸多的猜测，有人说任正非是高干子弟或者有高干背景，又有人说华为有军方背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篇饱含深情的美文一经发表，这些臆测之词便不攻自破。当然，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正非，也想通过这篇文章让华为的员工及社会上众多关注华为发展的人，认识另一个任正非——在铮铮铁骨、坚韧不拔背后的“侠骨柔肠”，“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我们担心的是，老任的这种能力是否可以培养？他的继任者将怎样跨越这样的障碍？这样的战争文化能否在其接班人的手中发扬光大？随着竞争的日益规范，这种穿梭于灰色领域的灵活手法是否还会有效？我们拭目以待——华为这头“土狼”怎样快速地进化成“狮子”！
华为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