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之后，我并没有由此变成一个“愤青”，更没有从一个极端（相信老板、依靠老板）走向另一个极端（仇视老板、鄙视老板），有的只是对这一特殊阶层的进一步思考。

当一个老板身处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之时，他眼中、心中、脑中盘旋着的只是生存。名誉、鲜花、掌声这些虚无缥缈的“劳什子”对他而言，一钱不值，甚至是累赘，此时的老板是最虚怀大度的。像“流氓皇帝”汉高祖刘邦，他可以当机立断地筑坛祭祀，拜流浪汉韩信为大将；他还可以在战火正酣之时封之为齐王——生怕韩大将军临阵罢工。需要时，西楚霸王、后主刘禅可以封他们的军师为亚父；为了笼络人心，稳定脆弱的皇权，光武帝刘秀甚至可以让当时著名的隐士严光与之同榻而眠，睡梦中张狂的严隐士把脚放在皇帝的肚皮上，刘秀只是一笑了之；就连窃国大盗袁世凯见辛亥领袖、民国元老、大学问家章太炎赤脚在新华门叫骂、手下人欲杀之时，也只是笑笑说：“章疯子，随他去。”

这些时代枭雄，在尚未取得大一统的辉煌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与穷酸文人计较，相反，还会表现出超常的气度、超常的仁慈乃至种种超常的美德。所有的老板，尤其是中国这块土地出产的老板更是如此。项目没有启动、没有成功之前，作为谋士的策划人、智囊团，他可以对你顶礼膜拜，甚至甘当学生、门徒，而你对他甚至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但是“革命成功”以后，几乎所有的开国皇帝都会磨刀霍霍、大开杀戒。如果哪个大将、谋士还自以为劳苦功高、沾沾自喜，那他就离死不远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千年不变的真理。

老板也是这样，当企业走上坦途之后，在左右抬轿子、吹喇叭、擦鞋者的“忽悠”之下，他们几乎都自认为是禀赋卓异、天命所归，成功是必然的。此时的他，名、利要兼收：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有不识相者若还想去分光环，大多没有好下场。

我的一个非常熟的老板朋友，做事实在，在政、商两界的口碑都非常不错，头脑灵活，行动力、操作力都极强。后来，因为开发项目获得了巨大成功，于是，从一个原来只有圈内人才知晓的商人，一举成为本省乃至全国同行业中的知名人物。拜访的、请教的、寻求合作的、慕名来访的，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政府官员与之称兄道弟，银行大佬与之促膝倾谈，商界中人与之揖首相让，各种官方的、半官方的机构也纷纷请他出任要职。一时间“白马红缨彩色新，不是亲者强来亲”，可谓胜友如云、高朋满座。

此时，这位转型获得空前成功的老板，也一改以往长期保持的低调形象，按捺不住澎湃的**，奔走各地，布道四方，虽然口才不佳、知识贫乏，但讲起话来仍是底气十足。每每看到他在台上虽经精心准备但依然笨拙的表演，每每看到他安享于虚情的恭维与掌声的那种自得、兴奋，我在为他担心的同时，更深感一句俗谚的伟大：“世界上只有一种屁不臭，那就是马屁。”能战胜马屁的，一定是世外高人！

老板站稳脚跟之后，就像帝王真正平定天下后一样，“背叛”或“遗忘”几乎是必然的。这种现象与个人品德的关系不大，乃生存压力使然。

刚开始下海的几年，我经历了许多这样的事情。我的结论是，既然这是中国式老板的本性，大可不必愤世嫉俗、破口大骂。一个敏感的文化人要想在商海中乘风破浪又不失自尊、自重，就必须同流而不合污、和光而不同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不断超越自我的意识与能力，这也是我和我的团队不愿意重复自己、始终保持一股旺盛创新力的关键之所在——从概念地产、大盘开发，到城市经营、旅游规划、新型科技园区、商业地产，莫不如此。

工作室的一条生存法则就是“冲浪原则”，核心理念就是“引领市场潮流，享受冲浪乐趣”。策划是下地狱的活，是挑战智慧极限的活。在没有路的地方，蹚出路来，这是策划人的职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在老板的一次次蜕变中渐渐地被彻底颠覆、被完全遗忘。

下海10年，我们不断将自己颇具中国特色的实践及探索成果，通过网站、图书，无偿地公诸于社会，很多人都说：“难道你们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当然知道，也知道目前中国老板的学习能力惊人，公开我们的成果会使我们的生意大受影响，也许本来打算请我们做咨询的老板，因为看了书或文章，一下子开窍了，明白了，觉得没必要花冤枉钱——要知道老板都是锱铢必较的“经济动物”。

明白这些道理，却仍然坚持“教会徒弟，饿瘪师傅”的原则，是因为我们深知，只有饥肠辘辘的鲨鱼才是最具有战斗力的，我们饿着肚子，才可能到更为广阔的原野中寻觅新的猎物、开辟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