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问我，老板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的回答是：别把老板当“人”，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动物”。

当然，这一评判并没有对中国的老板群落进行道德批判的意图，我也不喜欢用非黑即白的方式去分析老板，我所感兴趣的，仅仅是他们独特的生存环境以及在这种复杂、险恶的环境中他们的生存方式、生存智慧与生存技能。

2003年7月，应成都市政府的邀请，我们前往成都做“大成都”城市发展战略策划，因此去了一趟峨眉山。当地的导游告诉我们，在政府的保护政策下，峨眉山的猴群队伍急剧膨胀，已由过去的一群变成了现在的五群，各群皆由其猴王统领。在山中行进，我们突然看到一只体格健壮的公猴独自躲在一个角落，落落寡合，满脸悲戚，浑身伤痕累累。同行中有好奇者向导游询问其中缘故，导游道：“此乃失势的猴王。猴王的地位既不是钦定的，也不是世袭的，更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靠竞争获得的。任何一只公猴，如果自认为具备了足够的实力，就可以鼓足勇气向现任的猴王挑战。猴王争夺战往往异常惨烈、残酷，但结果却是十分公平的——不相信眼泪，只凭借实力！”

有人问：“猴王争夺战，争的是什么？”导游笑了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的社会是这样，猴的群体也是如此。获胜的猴子一旦称王，在猴群中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取得了与此地位相应的特权，比如所有好吃、好玩的东西，要先进贡给它；所有的母猴，理论上都应纳入它的‘后宫’，它有优先**权。”

原来如此。听完猴王争夺战的故事，我兴趣盎然地与新猴王照了一张照片，多年前我曾来过峨眉山，当时在路上也碰见过一群猴子，不知这只新猴王是不是当年猴群中的一只？看着猴群，我脑海里突然产生了一串奇特的联想，想到了商海中搏杀的老板们……

记得有人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是狮子，它们为适应环境的变化在中国建立的合资企业是豹子，而那些在“腥风血雨”中厮杀出来的本土公司是土狼，华为的任正非、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TCL的李东生就是这些土狼中的杰出代表。

什么是土狼？看过《狮子王》的人大概对它们有深刻的印象——它们既无狮子的威猛、老虎的凶悍、猎豹的速度，也无苍鹰的利爪、毒蛇的牙齿，但是却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对成功、对出人头地的强烈渴望。它们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修炼出对危险和机会的特殊直觉；它们体格强健，四处奔跑却永不疲倦；它们嗅觉敏锐、行动快捷，能够巧妙地避开陷阱，迅猛地抓住猎物；它们熟悉每一种利益格局，懂得在灰色领域中如何灵活自如地穿行；它们永不言败，屡败屡战是常态。而这些，就是中国的土狼们能够用三流的技术抢占一流市场、取得一流成就的根本原因。

土狼！对于中国的老板阶层来说，这一形容的确足够传神。但是，中国的老板阶层太复杂了，观察他们，恐怕还要从多角度进行扫描。

首先，老板们个个都有一双铜钱做的眼睛，即构建他们心智模式的决定性因素是其对利润的追求。人们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基础与框架是其独特的心智模式，有什么样的心智模式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老板们都是“经济动物”。一个称职的老板，他所见、所闻、所知的任何东西，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历史、文化，甚至是人们无意中的奇谈怪论都可以通过其心智模式和敏锐的眼光转化为商机，从而转化为利润。

追逐利润、创造价值既是企业的使命，也是老板的天职。松下幸之助曾不无激愤地说：“企业最大的罪恶就是不赚钱！”

多年之前，四川的农民抱怨海尔洗衣机的质量不行，经常死机。维修人员最终查明，原来这些农民用洗衣机洗红薯。一般人看到这种情况，可能会教育农民兄弟：以后不要再用洗衣机洗红薯了，这是用来洗衣服的。但是张瑞敏就不这样做，因为他的本分是创造利润，而不是教育农民。于是，他马上嗅出了商机——市场需要一种既可以洗衣服又可以洗红薯的机器。后来，这种双用洗衣机推向市场，并大受欢迎。

老板们之所以需要一双铜钱做的眼睛，是因为金钱乃老板们真正的生命之源。只要看到老板们双目无光、面容憔悴、有气无力，我就知道他们最近一定是“流年”不利：或错失商机，或赚钱不多，或亏损甚巨。这种时候，他们会靠在沙发上，皱着眉头对我说：“对不起，王先生。最近睡眠不好，神经衰弱，头疼得厉害，胃口也不行。哎，老板真不是人当的。”

这正是：世人都说老板好，唯有金钱忘不了。

过了一段时间，再见到前时碰过面的老板，他就好像突然换了一个人：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双目炯炯，犹如闪电；印堂发亮，声若洪钟。他会按捺不住兴奋地说：“很成功，很成功！”继而亮出他们赶超李嘉诚的宏伟计划。

如果说财富是致命的吗啡，那么老板则是食量巨大的瘾君子。没有不断加量的咖啡因，老板们的生命将会因此而苍白，甚至枯竭。

其次，老板们的鼻子灵敏得像警犬、鲨鱼一样。无论是生存、发展的机会，还是危险的气味、灾难的降临，他们总能异常机敏地嗅出。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即当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某条路就是发财之路、某个时机就是生财之机的时候，机会往往已经离我们远去了。而老板之所以被称之为老板，就在于他们能在机会女神尚未向世人展露其绝代风貌时，就可以闻香识真容；像鲨鱼一样，只要数公里之外有一点点利润的血腥味，他们就能异常迅猛地扑向猎物。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任正非创立华为时，可谓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国内市场几乎是跨国狮子——西门子、朗讯、阿尔卡特等大公司的天下，华为生产的交换机很难打开国内大电信运营商的防线。一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到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视察时，邀请企业家参加座谈，任正非也叨陪末座。这种时候，一般人可能更多的是因自己得见天颜而深感三生有幸，而任正非窥见的却是千载难逢的商业机会。他不无忧虑地对总书记说，程控交换机是关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说它与国防一样重要，丝毫也不过分，但现在国内各大电信公司使用的程控交换机大部分都是外国公司生产的。任正非的潜台词就是：使用国外厂商生产的程控交换机，无异于将自己的秘密示人。这句话给总书记的震动很大。后来，朱镕基总理到深圳视察时，专门召集四大银行的行长，让他们帮助华为解决资金难题。从此，任正非与他的华为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春天。

再次，老板们的耳朵是顺风耳，比老鼠的耳朵还要灵。无论是平常琐碎、熙熙攘攘的市井之声，还是丝丝缕缕、若断若续的宫廷动静，甚至是大洋彼岸一只蝴蝶轻轻抖动翅膀的声音，统统逃不过老板们灵敏的耳朵。

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与中兴通讯可谓一对欢喜冤家。身为国资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兴在市场上却一直被华为打压。而最近几年，由于嗅觉敏锐、行动迅速、判断准确以及具有独特的国有背景，中兴借助小灵通的推广，狂飙突起，其国内市场份额很快与华为并驾齐驱。但尽管如此，华为战车却丝毫没有减缓的痕迹，任正非也没有廉颇老矣的衰相，原因何在？

无他，只是因为任正非做到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简单地说，就是“堤内损失堤外补”。经过多年的铺垫、渗透，华为在俄罗斯、巴基斯坦、非洲以及南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地的海外业务，在近一两年内已蓬勃地发展起来。2003年，其国外市场的销售额已近一百亿人民币。作为当年“学毛选积极分子”的任正非，与平庸的企业家不同的最重要一点是：他不仅懂市场，而且还懂政治——华为海外市场的拓展与中央的外交路线竟然惊人的吻合！

我认识一位超级大老板，他是典型的南方人，其貌不扬、不善言辞，为人极其低调，走在街上，俨然俗人，由此也闹出不少笑话。1999年他在南方房地产正做得风生水起之时，突然一个人只身潜入当时还不被人看好的北京。一次，他去看他的一个在建楼盘。探头探脑之际，被以衣帽取人的保安疑为有觊觎之心的盲流，一顿呵斥，该仁兄也不申辩，亦不现出本相，悻悻然地离去了。北京申奥成功后，他一口气在四环之内圈了5块地，每块地的规模与价值都超过了名扬天下的、潘石屹的“现代城”。与此同时，他还把眼光放到了当时并不被人看好的天津，要打造一个几十平方公里的休闲小镇。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个老板的排兵布阵深表疑虑——5个大盘齐头并进，现金流如何解决？如此大的体量，如何安排销售？回款如果不能及时到位，届时如何解决下一阶段开发所需的资金？管理团队来自五湖四海，彼此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大相径庭且冲突不断，短期之内又该如何整合？甚至有人认为，这个老板的庞大企业崩溃在即。

我的看法则与众不同——这个老板不但不会崩盘，而且还会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期。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我知道这个老板是一个称得上战略家的人。正所谓“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他算的是以时间换空间、占据时代制高点这一笔大账，管理学上的其他问题都是成本。

下海十多年，我接触过无数老板，也见证了他们在特殊的国情环境中太多的沉沉浮浮、生生死死。我始终坚信：战略至上，战略为王。只要一个老板的战略定位准确，不犯方向性的错误，其他诸如企业管理、运作、人员配置、内部协调等问题即便很多，至多也是“肘腋之患”，断不会伤筋动骨。

该老板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历经多年的沙场拼搏，他已经磨炼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商业直觉。他预感到城市化的浪潮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泱泱古国的方方面面，而北京、上海，又即将迎来一个投资的**。此外，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些负面的影响开始显现，届时，中央政府一定会采取措施更加严格地控制土地的转让与开发，央行也会紧缩银根。所以，当北京的经济学家们争论经济是否过热时，当北京的地产“侃爷”们大谈“居住改变中国”等哲学命题时，这个老板却“悄悄地进庄，打枪的不要”。直到2003年北京市颁布了停止经营性划拨土地协议的4号文件以及上海市大力推行土地公开招投标政策时，绝大多数的发展商们才惊讶地发现，身旁已冒出了一个伸只胳膊都比他们的腰还粗的巨无霸。一个时代落幕了。此时，他们才悲哀地意识到捷足先登者已经牢牢地站立在了坚实的土地上，而他们自己，却身处一块逐渐飘离大陆的浮冰之上！当然，这位捷足先登者依旧是那个其貌不扬、从不现形的“俗人”。

老板是什么？他们是饥肠辘辘的恐龙，永远都吃不饱。他们之所以能够屡败屡战，跌倒后又爬起来，是因为他们心中始终燃烧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对成功的渴望。他们虚与委蛇、忍辱负重、点头哈腰、甘当孙子，是因为他们的目标高远——要么是中国首富，要么是世界500强。他们最大的痛苦不是别人的白眼、社会的压力、经营的艰险，而是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赶上或超过李嘉诚！

在北京，我认识的一个地产开发商先是通过开餐馆、酒楼，挖到了第一桶金；后来搞装饰、装修工程，又上了一个台阶；再后来他开发了一条商业街，摇身一变，成了当地颇有名气的地产商。但在我眼中，他的实力还处于小儿科的水平。

刚见面时，他就笑嘻嘻地说：“王先生，我看过贵工作室写的书，也看过您写的文章，您怎么对我们老板这么了解呢?”

他们的企业发展战略上赫然写着某年某月要成为世界500强，我问：“能做到吗？任正非曾说，在华为三代之内，不要跟他谈什么世界500强。这里的三代不是指换三个领导人，而是指崛起、垮掉，再崛起、再垮掉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作为一个涉足房地产业不久的企业，你们为什么相信自己能做到?”

“能不能做到无所谓，人总要有点理想。”他如是说。

中国的企业家、老板们，有的公开自己的理想，如海尔称自己为“明天的世界500强”；以前欧亚集团的总裁杨斌先生也曾对媒体放言，“60岁以前进入世界500强”、“不想做世界500强的企业家，不是好企业家”，大有拿破仑大帝的气概。有的则对未来讳莫如深，甚至是否定，如华为，但驱动他们不停奔跑的仍是其称霸天下的野心。

老板是什么？他们是一群最理性、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像政治家一样，他们的眼中只有永恒的利益，其他的诸如亲情、友情、爱情等都可以是手段。为了实现理想，他们可以像伍子胥那样隐名埋姓、沿街乞讨；为了内心的抱负，他们可以像韩信那样忍受地痞、无赖的**之辱；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他们可以像刘皇叔那样三顾茅庐，求教于一个躬耕于陇亩的书生；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也可以像罗斯福、丘吉尔那样，顷刻间与自己的死敌斯大林结成同盟。

一句话，在老板们的字典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一个企业家，一个老板，如果做不到这点，他就几乎不可能成功！只有非常现实的人、理性得近乎残酷的人，才可能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

十多年前，我刚刚下海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位老板。他希望我能用生花之笔救活他的超级烂尾楼盘。

事情并不简单，但经过我呕心沥血的总体策划，不但使这个超级烂尾楼最终成为超级名盘，也使这位老板成为了亿万富翁。

在之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这个嗅觉敏锐、行动力以及操作力都超强的农民老板几乎每天晚上都会给我打电话，经常一打就是一个小时，一个星期还至少要与我见一两次面。他就像一个油田的“磕头机”，恨不得汲尽我大脑中所有的智慧资源。每次交谈完毕，他都会说：“王老师，我们要做一辈子的朋友。有你这样学识、见解都非同一般的朋友，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相信当时他所说的这些，绝对是真心话。当然，听到这些话，我心里很是受用，就更加义无反顾。至于我的酬劳，当时没有很正式地谈，自然也没有合同，他只是口头承诺要送我一套别墅，外加我的两个孩子在其贵族学校免费上学（那时的贵族学校进去时要收二三十万的教育储备金，然后才是学杂费）。

结果，我的孩子在那里读书还不到一年，学校的负责人就通知我缴费，不是市场价而是内部价，因为大家很熟，打个折扣。而当初承诺的那套别墅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了，所以理应按照公司的规定、按照市场的游戏规则来处理我们双方之间的关系，老板虽然是董事长，但还有其他股东，白送别墅我不好交代，全价又于理不通。王老师，我们打个折扣只收一半的价钱如何？我们毕竟是打工的，希望王老师理解我们这些做下属的苦衷。”

理由如此冠冕堂皇，我又能说些什么呢？而此时早已功成名就的老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打给我的电话渐渐没有了，见面也越来越少了。最后，大家竟然“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了。

从热情似火、感恩戴德到淡泊如水、锱铢必较，同是一个人，同是一件事，其态度开始是真的，结尾也是真的。什么都没变，变的仅仅是你在天平上的轻重。这就是老板，可以真正做大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