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局势变化后，张大千遭遇了平生最大的难题——何去何从？
要找适于他生活的地方，这个拣择就难了，因为必须有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是安全，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第二，是安定，不安定的环境中，必不能发展文化艺术，谁来买他的画；第三，是自由，能容他自成天地，不受干扰；第四，繁华富庶，至少是大家都在追求繁华富庶，他的散漫花钱，才不致引起非议，同时他也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他的豪华生活。除此四个必要的条件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列入考虑的条件：如果是在海外，最好是华侨多的地方，因为他爱朋友，好热闹。
一九四九年初，他到台湾来过一趟，还在台北青年会开了一次画展。此行是来看看情形。当时安全可保，安定则还谈不上，繁华富庶更是奢望。张大千可以跟人共患难，但不能与人共藜藿，不过此行他亦很有收获，结识了一个朋友，晚年成为他的骨肉性命之交。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他由成都来到台湾，旋即转赴香港，此时他已选定了一个地方：印度。这不会是他定居之处，但可以打天下求名求利。张大千有把如意算盘，印度刚刚独立，是个暴发户，只要有术，赚暴发户的钱很容易。而且暴发户每喜附庸风雅，张大千以他敦煌面壁的经验，不论谈壁画，谈当年西域诸国的历史，怕不歆动那班土王？
这是地利。人和则驻印“大使”罗家伦昔年当“中央大学”校长时，曾由徐悲鸿陪同，登门敦请他去执教。有此一段渊源，不愁没有照应，而况捧张大千，说起来也是罗“大使”分内该做之事。
想是想得很好，哪知罗家伦要下旗归台了。这一下将只好暂住大吉岭。
后来几经考虑，他决定向南美发展，因为举世滔滔，南美似乎是关系不那么复杂的地区。
在南美，他选中的国家是阿根廷。张大千不喜欢政治，但有“布衣傲王侯”的思想，不过未傲之前，先要看看此王是不是“假王”，此侯是不是“关内侯”。如果是，根本就不值得傲了。当时贝隆夫妇[1]的地位，远较现在马科斯夫妇[2]的地位来得稳固，这是张大千选中阿根廷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九五二年初秋，张大千经由一个晚年断绝往来的密友，在香港卖去《韩熙载夜宴图》及《潇湘图》做置装费，率同子弟门生，自香港启程赴巴西。此行多少有破釜沉舟的情怀，因此准备相当充分，带去黑白猿六，波斯猫、杂色猫各四，名犬四，箱笼论百计。但据一位新闻界前辈说，箱子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过气派非常惊人，所以到阿根廷不久，就由贝隆夫人接见，声名一下子起来了。
这就是张大千的术，但只是求能立足而已，要想站稳，在术以外，还要靠本事。在阿根廷，他在名为门萨的地方，租赁了一所极大的花园洋房，题名“昵燕楼”。燕字两解，通“夜宴图”之宴，一解；自拟为秋去春来的燕子，“海燕双栖玳瑁梁”，只是在“卢家少妇郁金堂”上，暂时寄居。又画了一幅《移居图》告慰故人，题画诗云：“且喜移家深复深，长松拂日柳垂荫。四时山色青宜画，三迭水声淡入琴。客至正当新酿熟，花开笑倩老妻簪。近来稚子还多事，黯绿篇章学苦吟。”(转引自谢家孝著《张大千的世界》)
溥心畬见此图后，题七绝一首云：“夷歌卉服非君事，何地堪容昵燕楼？”
果然，在阿根廷住不到一年，张大千又要移居了。这一回是看中了巴西。
在巴西，张大千却有久居之计，因为巴西比阿根廷的条件好得太多。第一是地大物博，正在开发，是块“旺地”；第二，其时中国人移民巴西的很多，华侨在当地将会自成天地，张大千不愁没有人捧；第三，阿根廷有居住权的问题，而巴西却欢迎外国人来协同开发。
张大千有好些朋友在巴西辟农场，他托他们物色了一块地，距圣保罗七十五英里，约两百亩大，原是一个柿子园，还种了两千多株的玫瑰花。张大千买下来以后，当然要加以改造。
这是张大千平生第一次起造园林。画家没有不爱园林的。事实上构筑园林为绘画的进一步创造，尤其是叠假山，非胸有丘壑者不办。巴西缺乏玲珑剔透可用来堆栈假山的石头，而且两百亩大的园林中，只叠一堆培塿似的假山，也不像样，所以张大千只能尽量利用平面。
中国式的园林，最要紧的是得有一泓活水，在较大的城市中，引水入私人园林，常需官府特准。张大千开辟了一座三十亩大的水池，水源来自天上——常有骤雨。湖畔建了五座亭子，点缀风景以外，有个很实际的功用，即是避雨。张大千策杖闲行，一遇骤雨，即在亭中避雨看雨，一片空蒙，似烟似雾，这对他以后泼墨、泼彩的画风是颇有影响的。
辟池以外，最大的工程就是栽花种树。由于他对故国草木情有独钟，因此保留了柿子树，拔除了所有的玫瑰，另栽梅花、牡丹、芙蓉、杜鹃、海棠，种树则以松柏为主，当然还少不了一片竹林。林畔花间，还得有瘦皱透[3]的好石头点缀。据说它们远自台北、东京，航海而去。张大千巴西建园，最大的耗费就在这些花卉树木、奇石盆景上面。
这座园林经营了好几年，命名为“八德园”；池名“八德池”，又叫“五亭湖”。池名“八德”，取义于佛经的“八功德水”，一望即知，园名“八德”，就有许多说法了，最容易使人想到的是四维八德之八德。他自己对人说，柿有七德，但他后来又发现柿叶泡水，可治胃病，故为八德。张大千喜欢故作狡猾，以欺浅人，事实上他的八德园之八德，出于《庄子·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这表示了他正视人生、享受人生的态度。
八德园中三十亩大的八德池以外，还有一座较小的池子，命名为“灵池”。灵池之灵，易君左有文记述：“其赀财之有无丰啬，一视池水之容为准，盈必裕如，缩则见肘，枯则无隔宿之粮矣。试之屡验。大千顷飞港见余，笑曰：‘内子寄吾书，谓吾行时，仅留数十元美金，今将竭矣，奈何？并附述家中琐事，谓池水又盈。书来时，吾已汇六千美金去矣。’”
张大千并没有吕洞宾点铁成金的手段，何以离家不久，便以巨款汇回巴西？如说是画展收入，则事先可以预计，与池水盈缩无关。“灵池”示兆，显为意外之财，从何而来。
原来张大千是以买卖书画，凭眼力获大利。他在台北、香港、东京都有坐探，一发现古人名迹，或者虽古而莫能评断的破旧字画，或者故家旧族有大批字画出售，一通电讯，张大千立刻搭机东来，如果值得买进，自然会有人垫本。
这三个地点，以香港为中心。薛慧山曾记其陪张大千看画云：“他的记忆力与领悟力确是惊人的，什么画都只要一看画头，立刻可以断定这画的真伪，旧时在何处见过，有什么题跋印鉴，等到打开画一看，果然丝毫不爽。有次陪他老人家半天看了五百帧画，其中挑出了真迹竟不过百一。”假与真为百一之比，而售价都是差不多的。换句话说，张大千是以买假画的钱购得真画，获利之丰，可想而知。
张大千最厉害的是，具“化腐朽为神奇”的手眼。如以前曾谈过的，一幅烂得沾不上手的绢本，经张大千交日本目黑堂整理后，加上题跋，当作唐玄宗的真迹，为人重价购去。类似的故事甚多，但他题跋中的论断，言之成理，信而有征，确能增加原作的身价，则为不争的事实。
据张大千告诉他的朋友，在巴西出让所收藏的画书，前后共得美金一百七十余万元，悉数投入八德园中。当然卖画亦是很大的一笔收入。卖画的方式，与一般画家有相同之处，亦有绝不相同之处。相同的是，大笔收入往往来自画展，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九年，他在台北、东京、巴黎、布鲁塞尔、雅典、马德里、日内瓦、新加坡、吉隆坡、纽约、泰国、德国、伦敦、巴西、香港开过画展。不同的是，一般画家有收了润金，懒于动笔，久不交件者，而张大千则在急于用钱，常常允许经纪人预购他的画若干幅。当然，在这样的方式之下售画，是不能求得善价的。
一九七〇年，张大千定过一次润格，其前自题缘起：“投荒居夷，忽焉七十有二，筋力日衰，目翳日甚。老者丹青，渐渐拂拭，索者坌积，酬应为艰，不有定值，宁无菀枯，爰书此例，毫不见嗤于痂癖也。”画例分花卉及山水人物两门，以美金计价，“润金先惠，约期取件，至速在六个月后”。这张润格一出来，订件者纷至沓来，画债如山。虽以目疾作限制，事实上反而画得多了，这对于他的目疾，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是可以预见之事，而不能不出者，是因为他又需要一笔钱用。
原来张大千又要移居了，这回是迁到美国。举家迁徙，构筑新居，当然需要很大一笔钱，便只有大量卖画了。
张大千舍弃了一住十七年的八德园，有许多不得已的原因。第一是巴西已经承认了新中国；第二是巴西政府有意在八德园附近开辟水坝，与其让人家来征收土地，不如早为之计；第三是巴西并不如他早先所想象的那样，在开发过程中，中国人能大量移民，自成一个符合中国传统的社会。
另一方面，美国却有好些吸引他的地方。譬如，在美国的朋友，到底比在巴西多得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张大千的健康状况，已到了必须小心照料的程度，而在美国就医远较巴西来得妥当而方便。
在美国，暂居之处不过“可以居”而已。以后在洛杉矶附近的卡梅尔构筑“环荜庵”，格局不如八德园之大，而精致过之。移居美国后，张大千差不多每年要回台一次，而终于促使他下决心回台定居的主要原因，仍旧是为了他的健康着想。在家人友好一致劝告之下，张大千在台北构筑了他平生亲自策划的第三座园林。
一九七五年二月，台湾荣民总医院由内科主任丁农主持，为张大千做了一次非常彻底的健康检查。张大千一身是病，医院依危害生命严重性的程度，分别提出详细报告。第一是心脏病。那时他患心绞痛已有十年，经常服用硝基甘油舌片救急，一九六四年五月，他曾发生心脏衰竭的现象，住院治疗后，病情略见减轻。那一次详细检查后，证实他所患的心脏病，名为“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合并陈旧性心肌梗死症”。
处方是每天按时服用一种专治冠状动脉的药片，胸痛发作，仍服甘油锭。当然身心不宜过劳，生活要有规律，是不消说得的。
其次是糖尿病。此病张大千在敦煌时期就已发现了。他一向讲究美食，不以为意，只是比较严重时，注射胰岛素，否则便只口服药片。但此种药片对心脏不宜，所以丁农规定他每天皮下注射胰岛素十六个单位。
第三种是十二指肠溃疡及胆结石。健康报告中说，张大千在“三十岁左右曾患腹痛，经治疗后，情况良好”。那次腹痛，便是在上海贪嘴吃冰激凌吃坏了肚子，李秋君昼夜照料、衣不解带，为医生误认她为“张太太”的那一回。此是张大千刻骨铭心之事，所以特为提出来告诉检查医师。
十二指肠溃疡与胆结石是有连带关系的。一九六五年他写信给他朋友说：“初在伦敦时，胸背痛楚，饮食无味，以为胃疾，及抵纽约，遂不可支，卧床十余日。及入院做详细检查，照X光片至二十余幅，所幸心脏肝胃俱好，唯胆囊结石大如龙眼者二枚，小者至数十粒，以致影响十二指肠溃疡，非动手术不可。以余旧有消渴，血糖颇多，开刀不易收口，是以惴惴。”随后又有一信：“需动手术，他无所苦，但需耗去四五千美金，不易措办耳。”
结果是并未住院开刀，胆结石是用口服药治得不再复发。他的不愿住院，当然不会因为“四五千美金不易措办”，而是由于怕有糖尿病开刀不易收口。
那年他六十七岁，事实上他早就有了这两种病。“荣总”的检查报告上说：“至六十岁后，始复有消化不良与腹部胀痛之症状，曾经先后接受上胃肠道及胆囊X光检查，发现有十二指肠溃疡及胆结石。其后经常服用胃药，而胆结石则未作手术治疗。”
又说：“此次体检，再次发现有十二指肠溃疡，为防病情恶化，应按时于餐后一小时及睡前各服用胃药二片。至于胆囊X光检查结果，未见胆囊显影，表示功能不良，应再做进一步检查，以确定诊断。”但以后并未再检查。
第四种是“重度腰椎退行性关节病”。张大千去世前几年，行动需人扶持，即此病作祟。检查报告中说：“张先生于六十岁左右曾感剧烈腰痛，经治疗后，始见减轻。唯自去年五月心脏病转剧后，即感两腿无力，站立不稳，无法自由行走，需使用拐杖或他人帮忙扶持，方能行走。此次检查，发现有重度之腰椎退行性关节病，椎间距离变窄，导致神经受损，以致行动不便。”此病需打针，“必要时亦可接受物理治疗，唯需视心脏病情形而定”。是故张大千入“荣总”做物理治疗时，事实上是心脏病不要紧，健康状况较佳之时。
第五种是“眼疾”，这是大家都知道，而张大千自己颇为担心的一种病。病起于一九五七年，有一次他在八德园督工，布置奇石时，亲自动手，不道眼中突然发黑，视力一直大受影响。这对他作画的影响是太严重了，因而专程赴美检查。原来那一次眼中突然发黑是右眼底的微血管破裂，淤血布于眼膜，才有“雾里看花”之恨。
眼底微血管破裂的原因是糖尿病的影响，因此釜底抽薪的治法是根治糖尿病，此外便是休养，禁止作画。问治标的办法，譬如开刀等等，暂时求得视力的恢复，如何？答复是：不可能。
这是张大千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因而转往日本求医，诊断的结果是一样的。此时的张大千心境灰恶，曾经写了一首题作《丁酉十二月目疾半年后作》的五律：
吾今真老矣，腰痛两眸昏。
药物从人乞，方书强自翻。
径思焚笔砚，长此息丘园。
异城甘流落，乡心未忍言。
但他毕竟不甘于流落异域，所以亦未焚笔砚，在痛苦中挣扎，反而逼出泼墨山水、简笔人物的新画风。因此半年以后，六十岁生日，他作了一幅素描式的自画像，题款云：
“戊戌四月初一日，大千居士年六十矣!拈笔自写尘貌，并拈《浣溪沙》一阕题于上：
“甘作流人滞异邦，故乡虽好未还乡，人生适志更何方？挟瑟共惊中妇艳，据鞍人羡是翁强，且容老子引壶觞。”(又补题一行：起语易“弹指流年六十霜”。)
这首自寿的小令，“据鞍”句话颇不庄。下一年，亦即实足年龄满六十的四十八年己亥，另画一像，并将那首《浣溪沙》改写成七律：
如烟如雾在堂堂，弹指流年六十霜。
挟瑟每怜中妇艳，簪花人笑老夫狂。
五洲行遍犹寻胜，万里归迟总恋乡。
珍重余生能有几，且揩昏眼看沧桑。
诗题是：“大千居士年周六十矣，自写尘貌，并赋此诗，己亥嘉平月在三巴之摩诘山园。”
八德园所在地，张大千命名为摩诘镇。唐朝以四川巴山区域分为巴中、巴东、巴西，合称三巴，故张大千径以三巴称巴西。诗词合看，词中有一股故作倔强、以寄不甘之意，诗意缓和得多了，足以看出他的心境的变化。
张大千的目疾，左右眼不同。“荣总”的健康检查报告中说：“右眼为糖尿病性眼底微血管破裂，左眼为白内障。其后右眼曾先后三次接受镭射光凝固疗法，结果视力更加减退，几乎无法视物。其左眼于一九七二年经手术治疗后，颇有进步。此次眼睛检查结果，尚有重度之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疗治之道，则仍在“继续控制糖尿病”。
第六种是皮肤病，虽为鳞甲之患，亦为张大千带来相当的苦恼。
这份健康检查报告，措辞力求平淡，为的是避免刺激张大千本人。但他的家人及至友，都知道张大千病况之严重，已到了很危险的程度，尤其是“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合并陈旧性心肌梗塞症”足以致命。“荣总”所编印的《健康读本》第九册，解释“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说：“这类疾病的轻重，依冠状动脉血流不足的程度而定。如果单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而仅使管腔狭窄，则可能引起我们所熟知的心绞痛；若冠状动脉或其分支完全阻塞，则可能引起心肌梗死，其后果则视梗死的部位及范围的大小而定。通常是阻塞部位的心肌因缺氧而坏死，以致该部分心肌不能收缩，而终于引起左心脏衰竭或休克。但这类疾病的轻重及病程，常无一定轨迹可循，轻至可无症状存在，或显心绞痛、心肌梗死、充血性衰竭，或重至突然死亡。”
于此可知，检查报告中的指示“平常应经常与心脏科医师保持密切联系”，实为“可能随时需要召医急救”的另一种说法。“环荜庵”所在地的卡梅尔，顾名思义，可知是个少人烟的偏僻之处，到洛杉矶要好几个小时的汽车行程，召医不便。而且在美国延医住院，不但费用昂贵，同时亦不可能像在“荣总”住院那样，受到贵宾式的接待，更不可能以张大千住院写成新闻见报，受到社会普遍的关注。
因此，回台定居，俾期延年益寿，是张大千唯一能做的选择。一九七五年腊月，张大千束装归台，临行犹赶还了好些画债。但诚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最好的画都是送人的，有一幅设色的《归妹图》，以介乎工笔与简笔之间的笔法，传写真与写意之间的神韵，为他的人物画的新境界，也是张大千病目以后，与泼墨泼彩的山水同为难得的成就。
他把这幅画送给了俞大纲，题画诗云：“新声别纂焚香记，误笔翻成归妹图。敢乞岁朝蓝尾酒，待充午日赤灵符。”后又补题：“两年前得观大纲先生为小庄小友改编元人《焚香记》，上演台北，幽抑宛转，不去于心。每思作数笔画，以报先生之雅，而衰病缠身，腕手颤掣，未由呈正。顷者小瘳，努力‘归国’，追忆当时情境，仿佛若有所遇，率尔成此，乃为家人所笑，此终南归妹图耳，与台上未为吻合。予亦哑然，但此时适值岁除，君言亦复大佳。唐宋以来皆于岁朝图画钟馗，祓除不祥，降至晚明，始于午日悬挂耳。”题款是“大纲吾兄方家哂正”。
《焚香记》为明朝传奇作家王玉峰所撰，张大千误记为“元人”。俞大纲改编的《焚香记》，即是《王魁负桂英》，王玉峰原著即描写王魁与莱阳名妓殷桂英的故事，曾收入“阅世道人”所编《六十种曲》。以后汤显祖根据蒋防所著以霍小玉与李益为主角的小说，撰成《紫钗记》，情节与《焚香记》大同小异，以致《焚香记》在南曲中湮没不彰。
可是《王魁负桂英》在川戏中却是能叫座的一出好戏。所以俞大纲为郭小庄改编完成，初度上演时，正好被在台北的张大千极其欣赏。《归妹图》之“妹”，原是桂英，以郭小庄为模特儿，画的是后侧影，那一头披散的长发，线条之遒劲飘逸，真可谓古今无两。但王魁却画得真像钟馗，唐宋衣冠，大致相同，错亦难怪，唯“台上未为吻合”，则是实情，无怪他的家人会将王魁认作“终南进士”。所谓“君言”者，指俞大纲的话，“唐宋以来皆于岁朝图画钟馗，祓除不祥，降至晚明，始于午日悬挂”。有此一番解释，张大千便索性当作钟馗《归妹图》，正好作为年礼送俞大纲。此图必传，而有此一番曲折，形成“佳话”，益增此图的价值，特为表而出之，后世画坛可免一番考证了。
这年的农历新年，张大千过得很热闹，当然也很高兴。他所希望享受的东西，声名、友情、传统的中国风味，差不多都有了。钱，在他不是问题，所感不足的只是健康，而这也唯有在台北才能得到最好的照顾，因而更加强了他在台北构筑新居的决心。但也有少数亲友，不赞成他回台北定居。谢家孝说：“他们表面上都是维护他的健康理由、经济理由，也勿庸讳言多少也有出自私心的动机。”所谓“健康理由”，当然已不能成立；“经济理由”却不能说毫无道理。
据谢家孝记述，张大千“在国外的开销收入都是以美金计，据说一度有经纪人代理，限定作画交画之期，如居台湾，海外收入难以为继。巴西八德园、美西环荜庵的开支，未必能紧缩多少，再加台北一处家，对大陆上的亲属尚有定期援助的开支，回台北就算有收入，也以新台币计，如何应付得了？”但这些言之成理的劝说，并不能动摇张大千的决心，而且一过了年，他便开始物色建屋基地，开出了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中，主要的无非近郊附郭，有山有水。当初行政部门有意建屋相赠，但张大千坚决辞谢，最后选中了外双溪的一块地。山翠扑人以外，张大千的本意是想引溪水入园，结果未能如愿。
园成题名“摩耶精舍”。张大千从一九七八年开始，除了一趟韩国之行以外，足迹不出台湾，是真正落叶归根的定居。
摩耶精舍的树木、奇石、盆景，大部分由美国运来，其中且不乏原自巴西八德园运至美西环荜庵，复再自海道或空运来台。辗转万里，不忍相弃，虽为张大千情深一往的象征之一，但也为中国起造园林，创造了一个新记录。
五百年来最讲究园林的，自然是清高宗，有人说他在位六十年，无一年不经营土木，特别是在每一次南巡以后，必有仿照江南名胜改建的工程。当然，以靡费来说，张大千何能与天家富贵相比？园林的规模，更是比都无法比的一件事。可是，清高宗材料的来源，至多仿建“西洋大水法”时，采用了意大利的大理石，此外纵或巨木大石，采自深山，毕竟还是在海内。像张大千这样木石花草，大部分来自海外，那就比清高宗都阔了。
除旧有者以外，点染园林新添的花卉，亦耗费了他论万计的美金。他在台的长子保罗曾数次衔命赴日本访购各种梅花，自植于精舍之余，并献赠慈湖、中正纪念堂和台北中山纪念堂等处。
早在环荜庵时，他就植梅百本，并赋诗明志：“殷勤说与儿孙辈，识得梅花是国魂。”梅花在他有特殊的意义。八十以后，他更以梅自拟，其中确有对人世无限眷恋之意。这在他新年送画，或赠画贺寿，常绘红梅，且每钤“春长好”一印，亦可以反映出来。不过，毫无疑问的，“落梅”二字，亦常盘桓在他胸次，无法消除，由此而做身后之计，于是乃有“梅丘”之想。
“梅丘”是一块重量超过五千公斤的巨石，上下皆锐，成一梭子形，将其立直后，望去宛然一幅台湾地图。那是张大千在美国时，有一次在卡梅尔海滨发现的。他跟米芾一样有石癖，虽不致下拜，却实难割舍，打算拿它移回环荜庵。这在美国法律是不禁止的，但雇工租用起重机搬运此石，论重量计价，花了上千的美金。
张大千将此石题名“梅丘”，孔子名丘，依清朝雍正年间所定避讳之例，丘字缺笔作“”。亲笔题写，精工铭刻，还作了一首诗：“独自成千古，悠然寄一丘。”从诗意中看，张大千当时已有倘或客死异国，便埋骨于此石之下的打算。
摩耶精舍落成，张大千想起这块巨石，得船王董浩云之助，由海道运到台北，树立于摩耶精舍后院高处，埋骨于此石之下的初衷未变，但想法却不同了。
他的想法不难测。他生前既好园林，身后当然也想有一片春秋佳日，足资游客登临凭吊的墓园。如果是在大陆，他可以挑一处名胜之处，购地一区，自营生圹，可是在台湾办不到。购地不易，犹在其次，主要的是蒋公亦只暂安慈湖，多少达官贵人，下世后不过在阳明山占一弓之地，他可能辟地数亩，大张旗鼓地自营生圹？这是要挨骂的事，张大千决不肯做。
何况就算办到了，墓园要人照料，就算有孝子贤孙，无奈旅食四方，只怕春秋祭扫，亦难如愿，哪里谈得到照料墓园？然则即使这片墓园修建得极其精美，也只风光得一时而已。
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他寄身于梅丘之下，而摩耶精舍赠给公家，成了一个观光的目标，则不必他生前提出要求，身后自然而然有公家照料他的埋骨之处。
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与此决定相应的措施是，需立遗嘱，将摩耶精舍捐赠给当局，同时还决定了将他生平所收藏而还能遗留下来的书画文物，一并捐献。这份遗嘱，他请了三位“至友”做见证，而且指定了遗嘱的执行人。这是一九七九年的事。
张大千回台定居以后的生活内容非常丰富，他享有了中国从古以来画家所未有的荣耀。中国画家居高官的亦颇有数人，但“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像阎立本那样受屈辱的情形，亦非罕见。
回台定居时，张大千所获得的第一项肯定他的成就的荣誉是，与中国文化学院两位一体的，“中华学术院”所颁赠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时间是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由院长张其昀主持典礼，张大千在他的亲属陪侍之下，戴上了“方帽子”，而且还发表了演说，谦称他的艺事，哪一方面不及什么人，哪一方面又不及什么人。在谦?的同时，也捧了许多同道。这就是张大千所谓“上路”的地方。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农历四月初一日，他八十四岁生日的那天，他荣获蒋经国先生亲自颁赠的中正勋章。为纪念蒋介石而设置的中正勋章，首先获赠者为顾祝同上将，其次即为张大千。勋章证书上表扬他的艺事与人品说：
“四川张爰，国家耆宿，艺苑宗师，寝馈敦煌，上窥唐宋。不唯淋漓大笔，蔚为国光，亦且襟抱高华，久为世重。特依据勋章条例，颁给中正勋章，用示崇奖之至意。”
证书中有一句话，对张大千来说特别有用，即是“寝馈敦煌，上窥唐宋”八字，不独表扬了他艺事上的特殊心得，而且从正面来看他在敦煌的成就，即是在反面为他洗刷了敦煌盗宝之诬。此诬传诸众口，亘四十年之久，在他今年甫下世时，犹有人以此相询。如今看了蒋经国先生所颁、“行政院”孙院长副署的“勋章证书”，世人应该能确信敦煌盗宝之说是子虚乌有之事了。
除此以外，一九七四年，张大千又获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颁赠人文博士荣誉学位，以及一九七六年获“教育部”颁赠“艺坛宗师”匾额。至于画展，自他回台定居后，由“史博馆”举办《长江万里图》开始，在台湾内展出过十一次。在海外，则仅仅美国，即展出了十次。日本一次，韩国两次，法国一次，马来西亚一次，除极少数为联展外，绝大多数是个展——从一九六八年起，举办画展，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
不过，张大千最好的画，只送不卖。谢家孝说：“凡是与张大千有深交的好友，获张大千赠画，都以数十幅为起码，收藏多者逾百幅。张髯兴之所至，挥毫即题款，给谁送谁，他自己心中或有分寸，但身边亲属好友，也不免有妒忌互羡厚薄之心。”这就是张大千晚年烦恼之一。
原来张大千送画，分为两种，一种题上款，一种不题上款。凡是他尊敬而且有相当地位的朋友，送画必题上款，并往往题明送画的缘由，或者贺岁，或者祝寿，或者其他特殊原因。画亦必是精心之作，如贺一申年出生的朋友生日，画中主题是一只金丝猿，毫毛以工笔而且是细毫，一笔一笔布满全身。其实正当病目以后，能如此表现诚意，无怪他那位朋友，以“与周公瑾如饮醇醪”这句成语来形容他跟张大千交往的感受。
不题上款的画，说得明白些，即等于送钱，这种画也送有交情的朋友，当作一种变相的接济。因为如此，少数受者不免因重利而起怨怼之心，退有后言。其实张大千本人并无厚此薄彼之心，只是作画要看兴致，得画要看机缘。譬如有两张不题上款画要送，这天恰好画兴不坏，笔下得意，而两人中之一，可恰好在一起，自然此人得这幅精品，另一人如为唯利是图的小人，心里当然就很不舒服了。
再有一种烦恼是，在被要挟勒索之下，心不甘情不愿地作画。打个譬方说，张大千在海外有几个类似经纪人的朋友，其中之一得罪了台湾画坛的地头蛇，扬言不能善罢甘休，吓得那人不敢来台。而张大千又有事非找他面谈不可，结果有人居间调停，由张大千画张画送“地头蛇”，以解此怨。张大千画是画了，心里是何味道？
更有一种烦恼是假画的纠纷。张大千是很想得开的人，深知古来名家无有不为当世或后人仿冒他的作品，倘非如此，反倒是不值钱了。而且，他自己亦不讳言为仿石涛的专家。曾有人以他所伪造的一幅石涛的中堂，请他鉴别，他不敢欺人说是真迹，直道为早年所作，并加一段题词，道是“昔年唯恐其不入，今则唯恐其不出”。这一来，一幅假石涛，变成了临仿石涛的张大千“真迹”，依然很值钱。这是张大千善于补过之术，而此术是近乎道了。
因此，有人假冒张大千的画，他不大在意；当然如果是门生，又当别论，但也还能容忍。若是门生故人假冒他的画，而又不善于料理，闹出纠纷且牵涉到他头上，欲辩不可，吃了哑巴亏，其心情是如何抑郁，可想而知。乐恕人的纪念文中，曾引一位“九十五岁高龄的大老”，规劝张大千的话说：“你知道很清楚，他经常在闹钱不够用，经常在向朋友周转钱。自己不知道珍重精神体力，我要他尽量减少俗务，画点好画来卖钱，他的开销太大了……唉，唉，不听话，浪费心力。”
张大千是布衣傲王侯的格调，“经常在向朋友周转钱”的“朋友”，并非达官巨贾，而是一批掮客。除一二书画古玩商以外，这些掮客的身份大多与文化、艺术界沾得上一点边，也还有个把“行走”于文化艺术机关与摩耶精舍之间的小官僚。他们“借”给张大千“周转”的钱，其实并不多，但手中都握有张大千画件的“期货”。张大千一死，“期货”已无交货之期，好在多年来已颇受其惠，除了惋惜张大千不能像齐白石那样，一直画到九十几岁以外，别无其他表示。但有绝无仅有之一人，印过张大千四本画册，版税分文未付，居然到丧居去讨债，说张大千还欠他一张画，钱已付过，如不能给画，就得退钱，此为新《官场现形记》之又一章。
耄年大老之所谓“画点好画来卖钱”，殆指《庐山图》而言。此事始末，以新闻记者身份在日多年的乐恕人以及目前仍在日本的黄天才，知之甚详。黄天才自谓“曾参与过一点设计及跑腿的工作”，据他发表于一九八三年三月份《大成杂志》的《张大千〈庐山图〉的制作经纬》一文，要从张大千的一个旧交李海天谈起。
李海天是一九四九年后来到日本，在横滨经营重庆饭店起家的新进侨领。张大千自移居巴西后，常去日本，大多下榻于横滨附近矶子镇的一家日式旅馆，名为偕乐园。据乐恕人说：“偕乐园是关东一带的名园。”园外临海，园内苍松花畦，错落有致，张大千有时在那里一住半年之久。园主年逾古稀，颇为斯文，对张大千颇为礼遇，甚至将最大的一间客厅，牺牲每日三百美元的租金，无条件地辟为张大千的画室。
重庆饭店是张大千经常光顾之处，招牌既为“重庆”，对来自四川的张大千之欢迎，自不在话下，更因偕乐园主如此尊重张大千，使李海天觉得与有荣焉，因而他礼敬张大千，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他收藏书画，但只收张大千一个人的作品。张大千亦送了些“独特精品”给他。当然，李海天亦是有相当回报的，事实上可以说是买张大千的画，只是在一种雍容揖让的形式之下，完成交易而已。
大约四五年前，李海天与美国“假日旅馆”总公司签订一份连锁经营的合约，由李海天在横滨兴建一座高级观光饭店，纳入“假日”系统。在工程设计之初，李海天就表示内部美术装饰，将“清一色”是张大千的书画。
照此原则布置到后来，发现美中不足之处。大厅入口处，当作屏门的一道照壁，高一米半，长八米余，这么大一片空间，且是给予旅客的第一个印象，如果不是挂上张大千的画，则清一色以张大千的作品为装饰的特色就不能显示，亦不够强烈。当然，倘非整幅大画，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李海天最初的构想是，以四幅四季花卉来填满空间，可是气魄不够，想来想去，最好是有一整幅泼墨泼彩的山水，那就足以令人目眩神移、震慑全场了。
可是，张大千已经八十开外，向他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实在难以启齿。就在踌躇之际，李海天与黄天才在台北不期而遇，相偕造访摩耶精舍。据黄天才记：“抵达之后，香港来的几位好友，已经先我们而至了，大千刚刚午睡起来，精神很好，意兴极高，纵谈之际，话题转到李海天兴建中的新旅馆，大千忽然说：‘我该给你画个什么送礼哟？你出个题目吧。’海天谦辞了一阵，老人一意追询，海天终于鼓足勇气，吞吞吐吐说出了他所亟盼的东西。海天最初不敢企求一张大画，只求四件横列连幅山水，有如一联四幅的矮屏风一般。大千冲口问道：‘为什么不画整幅一张呢？’海天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样大画，不好画呀!先生这么高龄，身体也不比从前……’”
不说“固所愿也，不敢请耳”，而提到张大千的身体，似乎有些激将的意味。接下来黄天才很生动地写道：“海天的这两句答词，似乎把老人惹火了，但见他腰杆一挺，左嘴角的胡子往上一掀，瞪大了眼睛问道：‘有多大？’”
大到约五尺高，三丈多宽。这是张大千从未经营过的巨制。不过他只略一沉吟，便接受了挑战。他以坚定的语气说：“好!我就给你画这张大画，也让大家看看我张大千，到底老不老。”
他为什么要不服老呢？不是一时意气，而是有实际利害关系在内。据黄天才说：“事后我才听说，那一阵子，台港各处传说，大千先生身体不好，最近的画，有人代笔。老人闻悉此项说法很生气，说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纵然画得不好，也是我自己的笔墨，我绝不会如此不负责任，说坏画就是有人代笔’云云，李海天说‘先生高龄，体力不比从前’，正触着老人痛处，难怪老人不悦。”
这“痛处”，据我所知是一种隐痛。有人假冒张大千的画，购者以为笔墨不佳，因而以张大千身体不好，有人代笔作托词。
张大千的话中，有颇可玩味之处，言“我绝不会如此不负责任”，又言“说坏画就是有人代笔”，骤看似不可解，但如设定一种情况，话就可解了。这一情况是：购者因笔墨不称，已怀疑非张大千亲笔，售者绝不能说张大千最近身体不好，画已不如以前之好，因为这是可以查证的事。唯一的说法是承认此画为代笔，但非他卖假画，而是张大千自己表示，体力不胜，不得已命人代笔。非如此伪饰，售者不能卸责。至于购者体念张大千既老且衰，便能谅解，而且觉得张大千既已自承此画系命人代笔，那就不会也不必再向他本人求证。
张大千吃了这个欲辩不可的哑巴亏，隐痛在心，因而找到机会发一顿牢骚，同时也是对“心照不宣”的人的警告。当然最重要的是，可以澄清“张大千老了，画不动了”的浮言，这样才仍旧有源源不绝的生意上门。
这样一张大画，自非用绢不可。张大千立即托黄天才“回到日本后，马上探寻最大幅度的绢”，同时向在座诸人表示，“海天兄这幅大画能不能画成，就看天才兄能不能在日本找到这么大幅的绢啰!”此是深恐觅绢不得，又起流言，特为预先声明。
黄天才回日后，东西奔走，居然在京都找到一家画材店，可以特别订制大绢，幅度可以宽到一米八十，超过李海天新旅馆“照壁”高度二十厘米，长度则无限制。于是经长途电话联络后，张大千决定订制一米八十宽、十米长的大绢一整幅。依照传统论画尺寸的说法是“六尺高、三丈长”。以此一整幅绢所画成的画，大到如何程度？光凭“六尺高、三丈长”这个数字，不能让人获得具体的概念，因而须用实物来做一个比方。
董源的《江堤晚景图》是一轴“双幅”的大中堂，台北“故宫博物院”《大风堂遗赠名迹特展图录》记载：“本幅绢本。纵一七九公分，横一一六点五公分。”一七九与一八○差一厘米，亦算六尺高，“横”则折算为三点九尺，做四尺算。三丈为三十尺，除以四得七点五。这幅“六尺高、三丈长”的大画之大，等于七幅半《江堤晚景图》并刊的总面积。除壁画外，可舒展收藏的画，恐怕以此为最。我建议台北“故宫博物院”考查，是否可要求将《庐山图》刊入《世界纪录百科全书》。
这幅大绢织成，黄天才照张大千的叮嘱，先送到高级画材店“上矾”，然后专程送到台北，其时已在半年之后的一九七九年暮春。于是摩耶精舍又兴土木，张大千特制一张三丈多长、七尺多宽的大画桌，同时改建楼下的大画室，去掉两根柱子，另加横梁。画还不知道画什么，钱已花了上百万了。
以李海天的原意，想请张大千画万里长城，但有山无水，未免单调，黄天才建议画长江三峡，因为是张大千“画熟了的题材，拿起笔就可以画，不必多费心思”。不道惹得他“满脸不高兴”，似乎怪他“只会画长江山水”。张大千很少摆脸嘴给朋友看，但在那时候，任何劝他节劳省事的话，他都会敏感地想到人家在怀疑他的创作能力，因而满怀不悦。
经过好几天的思量，张大千宣布，要画《庐山图》，而且表示：“我从没有到过庐山。”这个决定，在他的家人朋友中，无不大感意外。黄天才说：“我想，直到今天，许多人仍不明了大千先生为什么在他这幅旷世巨构中，偏偏要画他从未到过的庐山。大千对此，从未做过详细解释，我们曾婉转问过他，他总是轻描淡写带过去了。”
黄天才的所谓“直到今天”，指去年一月[4]间，《庐山图》将在“历史博物馆”展出之前而言。在张大千生前，探索他选择庐山做题材的动机，话是需要有保留的，黄天才解释为张大千“晚年悟禅之作”，他说：“大千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遍天下名山大川，在他笔下也留下了难以数计的名山胜景。但是，说来简直难以令人置信，鼎鼎大名的庐山，大千竟然没有到过，在大千居士眼里看来，这是佛家的所谓‘无缘’。没有游过庐山，这对于‘自诩名山足此生’的大千来说，真是生平最大憾事。而且，就今天世局情势判断，这个遗憾将是永难弥补的了。此次的大画，是大千晚年的精心巨构，他当然要选一处最为他怀念，而又最有纪念意义的山水做题材。于是，从中国到外国，从东方到西方，名山胜景，一一在心幕上出现，但其中最突出、最令他神往的，却是他从未去过的庐山。终于，老人以沉重心情，选定了庐山为题材，这儿‘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山山水水，尽管他足迹从未到过，却是他近年神游次数最多的地方，是他晚年最向往的地方。庐山本来就是这么一处似真似幻的神秘所在，苏东坡身在山中，也弄不清庐山真面目，谁又能说张大千身在海外所描绘的庐山形象不够逼真呢？诗人、画家、仙山、灵水，千山万世，时空一体，这是大师晚年悟禅之作，我们不能以俗眼去求真求幻。我相信东坡的诗，大千的画，庐山的虚实仙境，都将随宇宙之绵延而传千古的。”这些话说得很好，但我相信黄天才还有更深的了解，而当时不便说出来。张大千选择庐山作画，这种自我挑战，是负气，也是示威。张大千心里有句话：“哼!你们看我老了，莫得用了，是不是？老子偏拿点本事给你们看看!”
既为负气，又要示威，当然非将《庐山图》画好不可。而在史无前例的大画幅上，绘写从未到过的名山，又如何才能画得好？即由于这一份沉重异常的压力，使得他踌躇又踌躇，直到一年多以后方始动笔。
这一年多的时间中，张大千对庐山很下了一番研究的功夫。《大成杂志》的总编辑沈苇窗，曾为他搜集有关庐山的文献资料摘写成卷，并以红、绿、黑三色笔分别标记，以便检阅。
一九八一年七月七日，也就是农历辛酉年六月初六，终于开笔了。这个日子的选定，也是经过一番考虑的。第一，庐山为抗战圣地，庐山会议举国一致大团结，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就庐山言，“七七”是个最光辉的日子；第二，这天是小暑，农历六月的第一个节气，在理论上，这天才是六月的开始，也就是盛夏的开始，庐山避暑之地，挑这天开笔画庐山，别有纪念的意义。
开笔那天，郑重其事。张大千他们组织了一个“四健会”，成员为所谓“三张一王”。据乐恕人在《〈庐山图〉及其题画诗》一文中记述：“开笔的吉日，摩耶精舍光临了他们每月吃‘转转会’的三位老友——张岳公、张汉卿和王新衡，特别去观赏《庐山图》的开笔典礼。据王新衡先生事后谈及此事，他说大千当天只用大水盘盛了墨汁，在经清水敷润过的绢织画料上，缓缓泼去，再以大帚笔破墨勾画淡淡的一幅大轮廓而已。至于用石青、石绿彩色泼上，那是开笔后大约一个月以后才着手的。”
张大千作画，从不避人，而且常是一面闲聊，一面挥洒，唯有《庐山图》例外。乐恕人记：“(张大千)早晚精神好时，一连画上几幅小画之后，又扶杖到那所大画室中的大画桌旁去，时时纵目全幅画稿，审视何处何方，安排度量后，再来下笔画去，每每深宵人静后。他由家人、护士小姐在旁侍从着递水盘、换画笔，或站立、或坐下，聚精会神地画他的空前巨制《庐山图》。”又说，“好几次我看见他作画时，感觉心脏不适，立即由护士小姐递给他一颗口含心脏病特效药，稍事小憩后，又伏案动起笔来。”
所服之药，即为硝基甘油舌下含片。据说张大千胸痛发作频繁时，在一次作画时间内，需数次服下舌含片。有一次他对乐恕人说，他画《庐山图》是在“拼老命”。
又据黄天才记：“去年四月间，我曾回台北一行，到摩耶精舍拜见老人。当时摩耶精舍正准备接待摩纳哥国王及王妃莅临参观，所以，大千特地在大画上赶了几天工，已经弄得颇具眉目。大千曾带我到画室观赏，但见画布上一片郁绿，云雾氤氲，山岚缥缈，真是气象万千，令人叹为观止。我绕着大画桌转了一圈，发现画布中央山顶上，青峰绿树的颜料还未干透。大千指着一片郁绿说：‘这是昨晚上画的，还差一个亭子未画，昨天画不动了，只好下来，以后再上去补。’我看那个山头，位于画布上端，站在地上动笔是绝对够不到的，不禁好奇地问道：‘这上边是怎么画的？要爬到画桌上去画么？’老人笑笑说：‘除了上台以外，还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站到那一边去，从上往下画呀!’”
此画高有六尺，持毫舒臂，亦难及顶端，遑论提笔作画，在技术上是个绝大的难题。黄天才又记：“后来，据老人侧近的友人告诉我，画的上头部分，都是家里人把他抬到画桌上去，趴着画的。想想八十四岁老人，长髯飘拂，又只剩一只眼力可用，趴在两尺多高的画桌上作画，这份体力辛劳，如果不是一份强烈的创作欲望在鼓舞支持，一般人能吃得消么？”张大千以这种空前绝后的方式作画，曾几次心脏病发作，“休克”在画幅上，这就是他所说的在“拼老命”。
不过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沈苇窗在上引黄天才的这段文章之下，加按语说：“蒋孝勇先生后来去参观大千居士作画，他机智地为大千居士设计了一条和原画长度相等的画轴，可以将画上下卷舒，使大千后期画《庐山图》大为方便，深表感谢，时时对人道及。”
此画在张大千真是煞费经营，所以进度极慢，画画停停，也没有人去催他。而后来终于有人催了，黄天才又说：“到了大画又具眉目，只差最后一点修饰补缀即可完工的时候，却有人看了着急，并且颇不以大千听任大画功‘差’一篑而迟迟不肯赶工的懒散态度为然了。这个人，当今之世只有一位，就是大千奉之为乡长，真可以把大千‘管教’得心服口服的张岳军先生。岳公对大千的八十岁高龄而奋然创作此旷世巨构，极表赞许，但起初也不无担心大千的体力是否吃得消。等到大画完成了三分之二，岳公已确信大千体力是绰有余裕了，就老实不客气地出面主‘催’，逼着大千动笔。岳公为这张大画的完成，主‘催’过两次，一次是去年春间，岳公通知大千的所有至亲好友，不请大千吃饭应酬，也不登门拜访打扰，让大千安安闲闲在家里赶画。岳公令出如山，大千也不敢不从，苦赶了一阵，还是未竟全功。岳公担心大千过累，不忍心再逼，限令放宽，大千遂又搁下大笔了。”
其时李海天的旅馆，第一期工程正在加速进行，估计张大千的大画无法及时展露，便索性向张大千声明，不妨慢慢动手，留到第二期工程再用。同时表示，墙高一米六十，而画高一米八十，裁去一截，未免可惜，他请张大千充分利用原有的幅度，悬挂之壁将配合画幅建造。
第二次之“催”，是在去年冬天。黄天才说：“‘历史博物馆’已经定好了展出日期——一月二十日，岳公再度出面主‘催’，限令大千本月十五日把大画赶好，送裱托，如期付展。大千只好埋头赶工，夜以继日。十四日，岳公到了摩耶精舍检视，发现大千确已是尽力而为，但还是差一点点，需要慢慢修改。岳公当机立断，就这样先行付展，展览以后再做精细修改好了。”
其实张大千在绘制过程中，即已有所修改，如溪畔原有人物二，用“虎溪三笑”的故事。晋朝高僧慧远驻锡庐山东林寺，陶渊明及另一高士陆修静常去看他，慧远送客至溪畔，常闻虎啸，因名此溪为虎溪。一日慧远送客，因论道相合，不觉过溪，破了平日之戒，三人相顾大笑，故后人筑亭于溪畔，命名为“三笑亭”。
宋朝石恪曾画过一幅《三笑图》，苏东坡曾为之作赞。但陶宗仪的《辍耕录》记：“有赵彦通者作《庐岳独笑》一篇，谓远公不与修静同时。楼攻瑰亦言：修静，元嘉末始来庐山，时远公亡已三十余年，渊明亡亦二十余年，其不同时信哉。后世传讹，往往如此，使坡翁见之，亦当绝倒也。”
因此张大千先画二高士，后来改为两块山石，是经过细心思考以后，正确的修改。慧远送陶、陆过溪，根本无其事，即不应有其人。最重要的是，张大千画《庐山图》既有纪念抗日胜战的时代意义在内，即不应有古装高士杂于其内，倒不如“不着一‘人’，尽得风流”。
作这样一幅大画，自然要题一首能与画相配、精心构思的诗。张大千题画诗，很少与人商榷，亦很少预先起稿，这回是例外，先作一首七绝给乐恕人看，诗是：“不师董巨不荆关，泼墨翻盆自笑顽。欲起坡翁横侧看，信知胸次有庐山。”
这首诗颇为自负，而且容易受批评，因为东坡那句“横看成岭侧成峰”，原是张大千在作庐山图时最大的难题。中国传统的画法，很难表现立体，这幅《庐山图》不必起东坡于地下，就叫我看了以后，问我：“你看是不是‘横看成岭侧成峰’？”除了篾片[5]以外，我如果答“是”，就是故作违心之论以自欺欺人。
张大千有时欺浅人、妄人，但从不自欺。原诗自信过甚，迹近自欺，第二句亦嫌轻佻，更是自欺。如此巨制，经营一年又半，功德尚未圆满，而“泼墨翻盆”，自笑顽皮，似乎随手挥洒，根本不当回事，此非吹牛而何？
因此，他改作了两首，仍是七绝：
(其一)
从君侧看与横看，
迭壑层峦杳霭间；
仿佛坡仙开笑口，
汝真胸次有庐山!
(其二)
远公已远无莲社，
陶令肩舆去不还；
待洗瘴烟横雾尽，
过溪亭前我看山。
此两绝远胜前作，同样自负“胸次有庐山”，但伪托东坡之口称许，与欲起东坡为之作证，其蕴藉与粗率，不可同日而语。但最大的修正是：不管你横看侧看，我不说成岭成峰。东坡《题西林壁》诗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着眼于“远近高低各不同”，则“迭壑层峦”四字得其实。“杳霭”亦有来历，东坡四十九岁初入庐山，作诗十余首，首为五绝三章，其第二首云：“自昔怀清赏，神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张大千用“杳霭间”三字成语，以明“迭壑层峦”，无非“神游”。他第一次“题诗初稿”系题云：“题画庐山幛子，予故未尝游兹山也。”既用“杳霭间”，就不必特标“未游”字样。又“坡仙”之仙原作“翁”，此处用阴平较阳平为响，足见其曾费推敲。
第二首所以明志，颇见身份。“远公已远”，两“远”字用法不同，故不犯律，连“陶令”句，用现成的典故，以见今日庐山，已无高僧高士，这也就是他所以要改掉原画的两人物之故，画面与诗意是相符的。“横雾”的出处，乐恕人已经找出来了，出于王勃龙怀寺碑：“毒龙横雾，四天沉暗逆之悲。醉象驱风，三界溺崩离之酷。”横雾瘴烟不用扫而用“洗”，亦颇见苦心。世传徐凝瀑布诗云“一条界破青山色”，东坡以为“至为尘陋”，在庐山“戏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此为张大千用“洗”字之所本。“待洗瘴烟横雾尽”，然后“过溪亭前我看山”，可知此“烟”此“雾”，即指庐山“杳霭”，因景抒感，扣题极紧。
前后三首诗的诗稿，都归乐恕人保存，第二次改作之稿，并曾题款：“《庐山图》二首，乞恕人吾兄削改待题，十二月朔二日弟爰。”这是客气话，但张大千最亲密的朋友中，只有乐恕人是诗人，因而如此题款，是为友朋增重之道。张大千待朋友，实在是没话说的。
乐恕人记：“他虽写的是诗稿，但后来却由他的公子葆萝为我盖上了三方印章：十二月的上面，盖的是朱文‘壬戌’，‘爰’字下盖了两方，一为白文的‘张爰之印’，一为朱文的‘大千居士’。”
壬戌年十二月初二，即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五日，也就是主持者定限之日，乐恕人又记：“第二天我去拜候暌违已多月的老乡长张岳公，谈起《庐山图》的题诗，奉告他一两日内大千先生即行题在大画上，裱托之后，即行陈列展出。岳公大为慰乐，认为他‘督画’大功告成，准备展览会头一天，邀约大千破例同去观赏。所谓破例是指大千向来不参加自己画展的开幕礼。好在这天也没有准备任何开幕仪式，所以大千同意和岳公相偕前往，也可谓之并非破例了。”
及《庐山图》经裱托悬挂后，画展的盛况，予乐恕人的观感是如此：“展览会开始的那天，展场中有人满之患，待得岳公和大千先生光临时，政要、名流、书画界，乃至老弱妇孺，形成人潮，先候扶杖老画师，再簇拥着他争相同看《庐山图》。我在精舍大画桌上，早窥全豹，但那是看的平铺画面。哪知一经裱托，悬诸画橱内后，纵目全画，只见层峦滴翠，云雾氤氲，古木森罗，飞瀑倾泻，山势磅礴，气象万千，令人神往，似觉神游匡庐，人人已在此山中了。画旁并有说明挂在图侧，除了对大画力加赞扬外，特别道出大画尚未完成，展出之后，大千先生还要取回，再加润色。所以题画诗两首之后，并未署款，这就是大千的慎重其事之处，表示尚非完成的作品之意。”
《庐山图》现有彩色复印件，细加观玩，尚未完成之处，只有左方孤峰及对面的一个山头，尚需加工。诗题于全幅六分之五处的上端，其左即全画最后六分之一处，孤峰兀起，不知道是否就是指的“十万貔貅齐拍手，彭郎夺得小姑回”的小孤山，还是苏东坡的诗“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的澎浪矶，但背景自应是彭蠡。留下烟波浩渺一大片，想见张大千早有打算，在两首七绝以后，还有长题，但打算题什么，如今却成了一个谜了。
张大千一生最后的一次画展，揭幕于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日。那天，他第一次出现在他的画展场中，但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群众面前。新闻记者描写当时的情况说：“张大千身穿深蓝色的丝绸长袍，胸前佩戴着一朵大红花，昨天(二十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在他夫人的陪同下，神采奕奕的出现在‘历史博物馆’‘国家画廊’‘张大千书画展’的会场，前往参观道贺的人士，均为大千先生的健康情形感到欣喜。这次书画展，大千先生展出了四十年来各个阶段的代表作五十幅，大师与参观者侃侃而谈，每幅作品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听大师娓娓道来，令人难忘。”
另有个记者，在事后追述画展以后张大千的境况时说：“(张大千)从一月二十日展出《庐山图》就不停地作画，往往连夜赶工，沉醉于绘事中。当他送《庐山图》到‘史博馆’展出后，又连续赶了八张图，以便托付即将赴日本购买梅花的儿子，送给在日本的八位朋友。而画展当天，他在没有休息的状况下，前往‘史博馆’主持揭幕，受到了群众的包围，那天他笑声连连，神情愉快。”
《庐山图》歇工于一月十五日，此后五天赶了八张画送给在日本的朋友，是何等紧迫的人情债非在此时还不可？不是，那八张画是他的卒岁之资。梅花当然也要买，但特别叮嘱要买“含苞待放”的。他好几次对乐恕人说：“我告诉葆萝，不要等一年才开花。明年，明年说不定我都不在了。”
《庐山图》的考验，使得张大千元气大伤。“不服老”的结果，终于使他不能不承认“年纪不饶人”这句俗语。可是，沉重的经济上的压力，逼得他不能不装出“神采奕奕”“神情愉快”的形象。深知他且关心他的人，都在暗中担心他的健康，旁敲侧击地劝他不必再充好汉。但只顾自己的人，从不曾想一想他的画是在心绞痛的挣扎之下画出来的，只觉得他既是“国宝”就应该拿他来“献宝”，常常将不相干的外宾带到摩耶精舍，作为一种交际的手段。不知有多少次，当张大千体力疲惫，亟须休息时，仍不能不强打精神，应付语言无味的访客。尽管徐雯波不断暗示“导游”可以将“观光客”带走了，但不知是“导游”麻木不仁，还是有意装糊涂，竟无反应。于是到了三八妇女节那天，张大千终于又因为心脏病发作，必须住院了。
乐恕人说：“烦恼、忧虑、生气、过劳……我暂时不便写出来。不过，有一件事对他的悲观心情，影响很大很大。”
据乐恕人说：“当他八十岁那年，也一度因病情不轻，住进‘荣总’。他的老友，古董书画老商人张鼎臣从香港赶来探视，张先生安慰大师说：‘不要紧，我已经请香港一位星相名家替您算过命了，他说您绝对会活到八十五岁以上!八十五岁有一关，过了就好。’”
这“八十五岁有一关”一句话梗在张大千胸中，成了一块痞块。每当有病痛时，他就会想到这句话，所以常常对家人“情不自禁”地说：“我活不多久了!”“我来日无多了!”“明年不晓得我还在不在？”张大千体力不胜，画不动要人代笔的流言，即由此而兴。画《庐山图》的自我挑战及向别有用心者示威，未始非此“一关”的反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