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对张大千来说，别有意义。他虽是四川人，但几乎一直在困境中，他的“地盘”在上海、在北平。沦陷区光复，青天白日旗飘扬在上海跑马厅畔的国际饭店顶层、北平正阳门城楼上，张大千才算是龙归大海了。

北平与上海相较，自然是前者更为张大千所喜爱。战前一直寄居颐和园，战后他既决定在北平长住，当然要有自己的住宅。这时他没有钱，但有画，还有人愿意买他的“期货”，这样两下一凑，凑成了五十根条子——黄金五百两，足可在北平买一座前清的王府了。

结果他是买了画。如今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幅董源的《江堤晚景》，都知即为此五百两金子所易得。但他实际上至少有三幅董源的真迹。尚有一幅《潇湘图》，为董其昌旧藏。其前董其昌题识，谓“此卷予以丁酉六月，得于长安，卷有文三桥题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图。既展之即定为《潇湘图》，盖《宣和画谱》所载。”

此图为宋朝内府所收，复有文彭题端，其为真迹，已无问题。最妙的是董其昌自道昔年宦游长沙时，见潇湘风景，诸如“蒹葭渔网，汀洲丛木，茅檐樵径，晴窗远堤，一一如此图，令人不动步而重作湘江之客”，因而感叹昔人“以画为假山水，而以山水为真画”是颠倒了。

还有一幅是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是山东人，朱温时以进士登第，与乡人史虚白隐居嵩山。南唐兴起，变姓名渡淮河至建康；到李后主时，已是三朝元老。由于李后主对北人颇多猜忌，韩熙载以形迹不检自污，以求苟全，而《夜宴图》即为李后主窥探韩熙载私生活而产生的画幅。

《宣和画谱》记载：“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冑，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糅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李氏惜其才，置而不问。声传中外，颇闻其荒诞，然欲见樽俎灯炀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以上之。”

此图为清宫所藏，有“太上皇帝”御玺，高宗篆书题签。在此以前，则有年羹尧的收藏印，可知此图于雍正年间，年氏被祸时，入于内府。

张大千的五百两黄金，实际上主要是买这件《韩熙载夜宴图》与董源的《潇湘图卷》。至于《江堤晚景》，是后来考定为董源所作，最初是当明画买进来的。

以《夜宴》《潇湘》两图相较，则前者尤为珍贵，因为顾闳中略早于董源，而传世之作绝少，且《夜宴图》既有掌故，篇幅亦大于“《潇湘图》数倍”。此一为上海大收藏家庞元济称之为“奇迹”的《夜宴图》，由年羹尧到张大千，颇有一番曲折在内。

此图以年羹尧获罪抄家，归入内府，为高宗所珍赏的名迹之一。乾隆六十年归政后，移居宁寿宫，所携去供颐养展玩的书画，皆为精品，此图亦在其中，故钤“太上皇帝”一玺。

乾隆崩后，嘉庆孝思不匮，将宁寿宫中的书画、玉器、古玩等等一律装箱加封，贮存于建福宫库房。建福宫在“西六宫”之后，原为“阿哥所”，即皇子住处；并排五座院落，称为“乾西五所”。西二所为乾隆居藩的“潜邸”，践祚后改称重华宫，以后又向西延伸，改建了一座建福宫及一座西花园，为乾隆住大内时最喜到之地，所以嘉庆将皇考的遗物封存于此。自此经嘉、道、咸、同、光、宣六朝，历时一百二十年，无人过问。

民国十年，“小朝廷”中称为“宣统十三年”，溥仪十六岁时，终于为他发现了。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自述：“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一个，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部封存，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库。有的库尽是彝器，有的库尽是瓷器，有的库尽是名画。”

溥仪凭空发了这么一笔“洋财”，贪念顿起，开始偷运书画出宫。上行下效，盗风大炽，至民国十二年六月间，建福宫终于发生大火。据载涛之子，为溥仪伴读英文的溥佳回忆：“建福宫一带包括静怡轩、延寿阁、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花池、积翠亭、广生楼、凝辉楼、香云亭等”，其中“奇珍异宝，堆积成山，是清宫存放珍宝最多的地方”。

太监勾结内务府人员监守自盗，本为恒有之事，但大规模的偷盗，则由于溥仪的带头。溥佳有这样一段持平之论：“如果要推本穷源，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太监，应该说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自我进宫伴读时起，就常听说太监有小偷小摸的行为，只是还没有听说有大批丢失的情况。一九二一年以后，溥仪、溥杰和我，有时把宫内收藏的珍本古籍和历代名人的书画偷运出宫，开始我们还自以为做得十分严密，其实太监与护军们早就知道了。那时太妃们也常把珍贵物品交给心腹太监运出去变卖，当时北京的各个古玩铺就不时发现宫内的古物。因此，这就影响到太监们的偷盗之风，越来越严重。”

监守自盗行将败露，或无法交账时，必然纵火，此亦是历来几无例外之事。其时溥仪经常“叫太监把各宫收藏的古物，搬来玩赏”，在建福宫被焚之前，为溥仪授读英文的庄士敦建议“把清朝历代皇帝的画像和《行乐图》取出拍照。当时溥仪正苦于无所消遣，听此建议当然很高兴，于是庄士敦就和一家美国照相馆接洽，每天下午由一个美国摄影师到宫里拍照。这些画像都储藏在建福宫里，拍摄时就叫太监到建福宫去取，每天大约拍摄十来张……溥仪经常让太监到各宫去取古物来玩赏，太监们见了早就有些心虚，现在又拍摄这些画像，太监们有时竟取不来了。大概是那些监守自盗的太监，眼看自己就要暴露，就不得不用火来消踪灭迹了。”

所谓“取不来了”是指郎世宁画的《行乐图》为太监所盗卖。如俗称为香妃的容妃戎装骑马，随高宗巡狩的画像流落在外，即很可能为“赃物”。此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庄士敦一向主张对太监严格管理，更促成太监们“一不做，二不休”的决心。

起火那天是六月二十九日晚九点多钟，溥佳追忆亲身经历说：“溥仪几次给我家打电话，适值我们全家都去看戏了。散戏时已近午夜，我们走到景山东街，就看到宫中火光冲天，父亲与我赶忙奔到宫中，只见溥仪正在万分焦急。他见了我们，就叫我父亲给王怀庆(时任京畿卫戍总司令)、薛之珩(警察总监)、聂宪藩(步军统领)打电话，请他们速派消防队来救火。当时宫内有一座小发电厂，专供宫内照明之用，怕引起更大的火灾，把各处的电源都切断了。这时宫内到处一片漆黑，使人更感到烈焰冲天、凶猛可怖。”

消防队是到了，但宫中无自来水，井亦极少，只能利用御河水灌救，无奈火势过炽，水压不足，由北面延烧到西花园的主要建筑延春阁。此阁三层耸峙，重檐复宇，青琐绮窗，最为伟观，此时着火倒塌，被灾的面积，更加扩大。复宇连云，顿成火海，连一两百年的参天松柏，亦遭波及，几有不可收拾之势。

这样烧到凌晨二时许，意大利公使馆派了三十几名士兵来救火，用拆屋隔断火道的办法，抢救到上午七点多钟，才控制住火势。消防队继续警戒了两天，方始撤退。溥佳记述：“这次大火，共烧毁房屋三四百间，损失的物品，除延寿(春)阁里收藏的全部古物都被烧毁外，记得起来的还有广生楼的全部藏文大藏经、吉云楼、凝辉楼的数千件大小金佛与金质法器等。据说其中最宝贵的是金亭四座，都是钻石顶，景泰蓝座。中正殿雍正时制作的大金塔一座、全藏真经一部和历代名人书画等等，也在一夜之间，付之一炬。”

因为有此浩劫，为祝融收去的书画名迹，已无法详细查考。但溥仪所偷盗的实在不少，当时文物是用“赏溥杰”的名义，公然送至宫中称为“北府”的醇亲王载沣的府第。据溥仪自述，这些珍品是打算作为“兴复”的资本之用。

民国十四年“首都革命”，溥仪被逐出宫，当局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接收故宫文物。据庄严在他所著的《山堂清话》中说：“点查人员在景阳宫与钟粹宫里发现了不少的大木箱，箱内装满历代的书画。”这些书画“根据《石渠宝笈》的著录，都应该是分属于乾清宫、重华宫和其他各宫殿，而不应该在景阳宫和钟粹宫里的”。这又是什么缘故？

这个疑团直到后来在养心殿发现“赏溥杰单”和“收到单”各一束，方始解开。两单内容，大致相符。总计“赏溥杰”的历代名迹，在一千件以上，集中在景阳、钟粹两宫的，正就是“待赏”之件。此外在懋勤殿后小厨房中，发现一批极名贵的剧迹，计有卢鸿《草堂十志》、赵孟頫《鹊华秋色》、怀素《自叙帖》、颜鲁公《祭侄文稿》、黄山谷《松风阁帖》、王右军“三帖”、徐浩书《朱巨川告身》、孙过庭《书谱》、褚遂良《飞马帖》《长风帖》等等，那都是即将要“赏溥杰”的。

从民国十四年到抗战胜利，这二十年中，“赏溥杰单”中所列的一千多件书画，从无一件流出市面，那么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在“伪满洲国”。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伪满洲国”解体，伪宫“御藏”的文物遍街都是。凡遇大变乱时，最不值钱的东西往往是细民所陌生的字画古书，在长春当时是论袋计价——一麻袋多少钱？识货的人带入关内，一入北平琉璃厂，身价大涨，何止万倍。古董商人当时称这批文物为“东北货”，庄严后来核对“赏溥杰单”，都在“东北货”中。

琉璃厂中因“东北货”而发了大财的，不知凡几。张大千虽去得晚了，但由于他的精鉴的眼光，也搜到了许多好东西。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即此刻所获。据张大千亲口告诉庄严说：“观后为之狂喜，觉得非买不可。可是该卷索价奇昂，房子与古画既然不能兼得，经过数日考虑，终将顾卷买下。因为那所大王府不一定立刻有主顾，而《韩熙载夜宴图》却可能一纵即失，永不再返，所以我把买房子的金条，完全移用买画。得画不久，北方局势日非，定居北平的计划，遂不幸而不得不放弃，携卷离开北平之后，终于无法再往。然此卷名迹却始终随身携带，我甚至刻了一方图章，印文是‘东西南北只有相随无别离’，钤盖在此画卷上。倘若当日不能弃屋而就画，则必两者皆空。”庄严又说：“大千言下，颇有得色。”由此可知，说张大千以五百两金子买了一幅董源的《江堤晚景图》，稍嫌失实。

民国四十三年在日本所印、一九七八年又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重印的《大风堂名迹第一集》，收有董源的画两件，一为《潇湘图》，一即《江堤晚景图》。前者见于《宣和画谱》著录，有董其昌前题后跋，并有王铎的题识，易于脱手。至于《江堤晚景图》，原是当赵孟頫次子赵雍的作品买进来的，未几考订为董源所作，好几年以后，他的女婿萧建寅为他找到赵孟頫书札的复印本，证明了他的考订不虚。这幅画的价值应在《潇湘图》之上，而以前未脱手者，可能由于说董源所作仅是张大千考证，缺乏直接证据之故。

同样的情形，还有一件《六马图卷》，亦为嘉庆封存，见于“赏溥杰单”，流为“东北货”而为大风堂所珍藏者。清宫著录为北宋赵伯驹所作，而张大千定为唐画，题识如下：

“此唐人笔也。敦煌诸壁画可证。世传唐画烜赫者，无如韩干《照夜白》及《双骥图》，一为李后主题，一为道君题，皆不及此卷意态之雄且杰。乃清高宗既知千里款印俱伪，而犹以为千里，何耶？”

“千里”即赵伯驹，宋朝宗室，为太祖七世孙，与弟伯骕皆擅丹青，张大千这段题识，是针对清高宗而发。原卷左上方，有清高宗乾隆二十六年所题的七古一首，卷书处“并识”，说原题赵伯驹作，细看款与印皆“失真”，但确为赵伯驹所画，猜想有人将原卷一裂为二，款印在后幅，前幅款印，后人所加。

这个猜想不能说不合理。但张大千劈头就以敦煌壁画作证，说“此唐人笔也”，故末尾语带讥嘲，似笑乾隆眼力不高。中间谓此卷胜过韩干的《照夜白》及《双骥图》，语亦有刺。唐人画马专家，首推“将军魏武之子孙”的曹霸，韩干是他的入室弟子。玄宗好大马，据说御厩畜至四十万匹，其中名驹，韩干皆曾图形，有《玉花骢》《照夜白》等。《照夜白图》曾著录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并可能为张彦远所收藏，因为上有“彦远”名款。安岐《墨缘汇观》记此图云：“白纸本，短卷，白描一马击柱上，神骏异常。卷有彦远二字，及南唐标题押字，后角一芾字及贾秋壑二印。前纸有向子、吴说二题，后多元人题识。”所谓“南唐标题”即张大千所说的“李后主题”。意思是说韩干所画两图，名气所以如此之大，半因归功于李后主与宋徽宗标题。

这件名迹后来归于恭亲王，已只剩册叶一开，而非安岐所说的“短卷”。米芾的题名及贾似道的收藏印，还在图上，而“向吴二题”及“元人题识”，必已剥去。但光是这一开册叶，由恭亲王传至其孙溥心畬，售予英国戴维德，颇得善价。张大千既能证明出于唐人之笔，且画得比韩干更好，可想而知地，亦能卖得很好的价钱。这是张大千在敦煌苦了两年多的报酬之一。

胜利之初，张大千在北平所搜购的“东北货”，自不止于上面所谈的三件名迹。如《大风堂名迹》第一集，影印元朝吴镇的《渔夫图》，有“乾隆御览之宝”一玺，及“石渠宝笈”“南斋”。

两印应为原藏于南书房之物。张大千战前的收藏，一部分因抗战在苏州损失，是为“荆璧碎于吴门”；一部分因筹措敦煌耗费及庞大的家用，在四川出让，即所谓“隋珠散于蜀郡”。《大风堂名迹》四集所影印者，皆为胜利以后购入，其中大半亦成“隋珠”，而最可惜的当然是《韩熙载夜宴图》。据谢家孝记述，张大千侨居印度大吉岭时期，经济最为拮据，当时就曾打算出让《夜宴图》而不果。以后在“举家拟迁往南美之前，为筹措旅资及安家费，终以两万美金价格割爱了《韩熙载夜宴图》。更不意此一名迹经古画商人之手，终于转卖回大陆去了。”

除了收藏名迹以外，张大千还有好些收获，最大的自然是名声。名声之盛，是由于他的爱朋友、讲信义、好热闹，以及豪迈无匹的作风。这种作风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并不适宜，而在北平，就很吃得开了。

张大千有各式各样的朋友，为他提供各式各样的帮助或服务，他则还报以各式各样的贡献或酬谢。但张大千交友虽广，择友却颇有分寸。如唐嗣尧所作的纪念文中，有一段记叙，就可以看出他的为人。

唐嗣尧在战前曾任北平京华艺专董事长，是张大千的好友，抗战期时中，两人在香港、在四川常有往还。胜利以后，两人在北平重逢，唐嗣尧尽地主之谊，曾有两次盛会，唐记：“一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一在颐和园景福阁，柬邀故都名士数十人与之话旧，是日袁云台居士，亦因其长公子蓉孙教授代为敦请，破例参加。余并请张伯驹先生邀请余叔岩、马连良、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韩世昌、金少山、郝寿臣诸名艺人清唱助兴。是日到会除以上友好之外，尚有名学人清华大学梅月涵、冯芝生、邓叔存，燕京大学张东荪、张申府、陆志苇，北京大学朱孟实、郑宜生、郑华炽，中国大学何克之、陈聘之、左宗纶、姚曾廙、傅佩青、杨丙辰、王之相，银行界岳潜斋、杨济成、张企权、全绍周诸先生。饭后，袁乃宽先生豪迈犹昔，认为抗日胜利得来不易，应借张大千先生来平机会，由岳、杨、张、全四位银行经理做主人，在其城南袁家花园(该园昔为项城招待各省督军省长之名园)，大事庆祝一番，以洗北平沦陷八年之耻辱与痛苦，唯因大千先生坚辞作罢。”

张大千为什么坚辞呢？就因为他的名字不妨与袁云台——袁世凯长子克定，字云台——连在一起，但决不能作袁乃宽、岳潜斋的贵宾。袁乃宽是“洪宪余孽”之一，声名狼藉；岳潜斋其人，则在张大千更应远避。

原来岳潜斋是盐业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盐业银行为袁世凯的表兄，亦即张伯驹之父张镇芳所创办，盐业银行在袁世凯由“逼宫”到“窃号”这五六年中，与“内务府”大臣世续等颇有勾结。

张镇芳即是其中穿针引线、两头奔走的联络人之一。因为如此，“小朝廷”的“内务府”是盐业银行的大客户，长袖善舞的岳潜斋便利用“内务府”的“司官”发了一笔大财。

原来清室逊位，虽由北洋政府与其订有“优待条件”，但岁费并不能如期如数发给，因此“内务府”便以典卖宫中珍物来应付庞大的开支。溥仪婚前，有一批古物向英商汇丰银行抵押了四十万银元，以后转入所谓“北四行”的大陆、盐业两行。岳潜斋复经由“内务府郎中”金某的奔走，将这批货款改由盐业独家承做。时当溥仪“大婚”，又做了一批二十万元的古物押款，总计本金为六十万元，但“内务府”从未付过利息，以致利上滚利，连本应偿之数已超过本金一倍有余。

这一来，“小朝廷”自更无力赎回了。于是在又一次转期届满后，盐业采取拒绝转期、没收抵押品的最后措施。清室派“太傅”陈宝琛向盐业交涉，说这批抵押品是历史文物，不能以一般的动产看待，应该妥为保存，不能以不还款为理由即可自由处置。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与北京分行经理岳潜斋商量后，决定维持原来的处理办法。

没收以后的这批古物，据张伯驹说，先由岳潜斋与吴鼎昌将其中精品的玉器与瓷器作价收购，但价格极低。玉器大部分是餐具，质地极细极薄，每件时价都需数千元。瓷器约计二千二百多件，仅是一对称为“东青瓶”的花瓶，古玩商估价即值二十万元。英国有名的中国古物收藏家，也就是从溥心畬处购得韩干《照夜白图》的戴维德爵士，他所收藏的瓷器，即从盐业银行购得。

民国十四年溥仪被逐出宫，故宫被接收并决定成立博物馆后，盐业银行深知古物押款问题必被追究。岳潜斋派人四处活动，暂得无事，但问题仍旧存在。以后是许了载涛若干好处，由他出具一张古物已经赎回的证明作为搪塞，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些内幕，张大千战前在北平便听人谈过。张大千如接受岳潜斋的邀宴，必定会使人联想到“敦煌盗宝”的传说。当时张大千自敦煌回成都，沿途须经五十二道关卡的检查，尽管有军政部所发的“各地关卡军警免验放行”的电令，但许多地方仍旧照查不误，亏得张大千确无“盗宝”之事，才能“过了一关又一关”。这是张大千平生最不愉快的一种经验，所以他决不愿与岳潜斋的名字连在一起，以免引起难以忍受的误会与麻烦。

抗战胜利后的那几年，张大千很得意，年年有画展，在上海、香港每一次展出，“复订”的红条子令一般画家艳羡不已。同时，他的作品被介绍到欧洲，参加联合国文教组织于巴黎现代美术博物馆的现代画展后，复被邀至伦敦、日内瓦、布拉格等地展出。张大千是真正具有国际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