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称三危，《尚书》记载，舜流放共工于此。“四夷”中的“西戎”，相传即是共工的子孙，他们世世代代保有其地。敦煌东南二十里有座山，三峰峻绝，因名三危山，据说即是共工当年的住处。

至春秋时，三危之地称为瓜州，以瓜美得名。唐朝杜佑的《通典》中说：“至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其中，首尾不出。”瓜产于沙壤，故唐朝又称其地为沙州。此地在汉朝为西域交通的枢纽。西域的陆路，有北道、中道、南道，而皆汇集于敦煌，其西即为阳关，唐诗有“西出阳关无故人”，敦煌为汉人活动范围在西面的极限。

到了南北朝，敦煌在文化上处于很突出的地位。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论“北方政权之新生命”说：“北方中国经历五胡长期纷扰之后，渐渐找到复兴的新机运，是为北朝。”陈寅恪的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叙论”中特别指出：“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受其影响。”所谓“河西”本泛指黄河以西的区域，包括陕西、甘肃及蒙古鄂尔多斯等，但在南北朝至隋唐，河西指凉州、甘州、肃州、伊州、西州、辰州、沙州等七州，即后来的武威、张掖、酒泉、哈密、西宁、安西、敦煌，以后又加上兰州等地，共为十州。少数民族内迁时，河西地区被祸独轻，因而在南朝文化衰落时，北朝则以南方的高级知识分子纷纷逃难至“金武威、银张掖”等河西富庶之区，而得将“汉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当然也有原来在北方的高级知识分子，沦陷后坚守传统学术途径，反无南朝的清玄虚诞之习。这种保存了传统的旧儒学，后世称为“河西儒学”。

“河西儒学”中的大儒，如郭瑀、刘延明、蒙逊、常爽等，皆有弟子数百人，文教昌明，远胜南朝。不过“河西儒学”之盛，与北朝的汉化倾向自然亦有密切的关系。

进入中原的五胡十六国，汉化最早的是匈奴，汉化最深的是鲜卑，其次为氐。氐与鲜卑恰好相反，鲜卑自辽东至河西，无所不居，氏族甚多，以建前燕的慕容氏及建元魏的拓跋氏为最盛。氐则只居略阳，其地乃当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以蒲氏、吕氏为大族。吕氏建国曰后凉，蒲氏建国曰前秦，传至第三世蒲坚，改姓为苻坚。此人雄才大略，重用以扪虱高谈而为桓温所轻的王猛，在五胡中独强。王猛相苻坚，提倡文教，五经皆置博士，常劝苻坚偃武修文，临终时又劝苻坚勿南侵东晋，苻坚不听，致有淝水之败。但王猛死后，他特诏崇儒，禁老庄图谶之学，此即为河西儒学的正统。

首先开发敦煌者，亦即苻坚。当其方盛时，他准备经营西域，创造可以上比汉武帝的武功，因而“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以期开发成为征西域各国的前进基地。而就在此一时期中，作为河西走廊末端，丝路入中国第一站的敦煌，凿开了千佛洞的第一洞。

开山的和尚叫乐僔，自西域远来。他行脚到敦煌时，正当夕阳从他身后下山，余晖返照，呈现在他眼前的三危山金光万道，隐隐有千万座佛的庄严宝相。乐僔惊异膜拜，欢喜无量，就在此时立下宏愿，要在山壁上凿出一个洞窟，供养菩萨。

不过，乐僔由募化而凿成的第一座洞窟，据张大千说，是在与三危山相隔十里的鸣沙山，原名莫哥窟，俗称千佛洞。张大千考证“莫哥”实为“漠高”，指沙漠中的高山。漠高之名，后来他又从壁画的题记中证实。

建第二座洞窟的，也是一个远来的和尚，法名法良。但莫高窟之能成为千佛洞，还是要靠当时的贵族以及河西的安定繁荣。当前秦因苻坚淝水之败，国势由盛而衰时，另一个汉化的氐人乘时崛起。此人名叫吕光，苻坚图西域时，以吕光为“都督西讨诸军事”，他西出阳关，首征龟兹，即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吕光入城，见宫室壮丽，有流连不忍去之意。部下因前秦国势渐衰，有可图之道，坚请东归。于是吕光回师后，自领凉州刺史，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建立后凉。

吕光以后，又有李暠继起，建立西凉，此人对建设敦煌有很大的贡献。

李暠字玄盛，河西汉族世家，东晋安帝隆安四年，以敦煌太守为部下拥护为“大都督”，称凉公。他在敦煌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将自古以来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画像于壁，李暠亲作颂赞。此外有功绩的文武，亦得留下图像——这是后来唐太宗于凌烟阁图二十四功臣像的滥觞，亦开莫高窟中图“供养人”像的风气之先。

其时前秦已亡，后秦代之而兴。前秦苻坚派吕光征龟兹时，还负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奉迎龟兹的高僧鸠摩罗什东来。其方在路途之中，苻坚突然为其部将羌人姚苌所弑，鸠摩罗什因而一直停留在凉州。

姚苌既杀苻坚，在长安称帝，建号后秦。姚苌在位十年，殁后由其长子姚兴继位，时在李暠建立西凉于敦煌之前五年。姚兴笃信佛法，将留滞在凉州十年的鸠摩罗什奉迎至长安。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长安公师以下，莫不敬礼释子。四方僧人，云集长安，闭关坐禅，以千数而论。各州各郡，十家人倒有九家供佛。鸠摩罗什则在长安主持译经，由他座下四大弟子僧肇、竺道生等协助，译成三百八十余卷，多为大乘经典。

其时中国亦开始有了高僧，最著名的是道安，河北常山人。他虽是西域佛图澄的弟子，但为中国佛教建立独立地位的第一人。道安的弟子慧远，山西雁门人，隐居庐山，设坛说法，遂开“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况。此外又有法显，西行求法，先后十五年，为中国第一个朝天竺的和尚。

钱穆论断，自姚兴迎鸠摩罗什至长安，弘扬大乘经典之后，“佛学在中国，乃始成为上下信奉的一个大宗教”。敦煌莫高窟之所以成为“千佛洞”，就是佛教于南北朝时，在中国飞跃发展的一种记录。

敦煌在汉唐盛世，曾有极为辉煌的地位。但宋代有西夏之患，明朝为免除边患，索性封闭嘉峪关，以致敦煌形同化外，只设卫所。安西、敦煌、玉门三州县，连地名亦不存在。敦煌名为“沙州卫”，成化十五年改置“罕东左卫”；玉门名为“赤斤蒙古卫”；安西则分属于“沙州”及“赤斤蒙古”两卫。直至清朝雍正五年，敦煌始隶于正式行政系统之下。乾隆二十五年，“沙州卫”终于恢复敦煌县的旧名。笔者的一位伯高祖，曾任敦煌知县，有惠政，殁而为神，相传是敦煌的城隍。

敦煌自汉魏至唐宋，皆为夷夏接壤之地，亦为中国西面的边疆，汉文化独能保存于此，说起来好像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但读过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便知自有由来。寅恪先生说：“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大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又，学术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当中原扰乱、京(长安)洛(洛阳)丘墟之时，苟边隅各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刘(曜)石(勒)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

至于敦煌(沙州)，更在凉州之西，经济条件虽不如凉州，但大儒迭见。三国时周生烈为魏国征士，曾为何晏的《论语集解》作义例；入晋有“敦煌五龙”，索氏尤负盛名，索靖草书《出师颂》为人间瑰宝。又有令狐一族，代有名德，至唐德宗时宰相令狐楚，工于章奏，李义山得其传授，自谓“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有佩刀”，可以想见李义山对令狐楚的腹笥辞藻之倾服。

文化条件以外，唐朝中叶以后，敦煌的政治条件亦居河西的领导地位。敦煌于唐代宗大历十一年陷于吐蕃，七十余年后，于宣宗大中五年，沙州首领张义潮，举河西十一州地献予唐朝。朝廷授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旋即建立“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开府敦煌。自此至宋仁宗景祐三年陷于西夏止，历时一百八十余年，大致皆为汉家天下，莫高窟中，何以有那么多达官贵妇为“供养人”，其故在此。

宋仁宗景祐三年，西夏王元昊攻占瓜、沙、肃三州，连以前所占，河西十四州悉为所有。后两年十月，元昊建国号曰“大夏”，称帝，建元“天授”。当大乱之际，敦煌文化、社会方面的领导者鉴于宋朝的对外政策比较软弱，顾虑到沙州之陷恐非短时期内所能恢复，因而将一切文物——主要是佛教方面的文化结晶——封存于一个深邃的洞窟之中，经过八百六十四年，亦即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方始重见天日。这段漫长的期间，以数字来表示，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不过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产生许多比附联想的观念。那就是景祐三年丙子，亦即是公元一○三六，为苏东坡出生之年。

敦煌石室被发现，是非常偶然的事。首先要介绍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他原是行伍出身，在肃州当过兵，之后出家做了道士。所谓“出家”，不过是作道士装束而已，实际上既无师承，亦无寺观，是个名为化缘、实同乞讨的游方道士。他西出嘉峪关，见千里龙沙之中敦煌有一片四十里的绿洲，便在千佛洞中住了下来。

在斯坦因以英文写作的《西域考古记》中说，敦煌石室进门处为石块与流沙所壅塞，王道士在清除时，从壁画的裂缝处发现了一道门，破门而入，即为石室。但张大千从当地人那儿听到的传说是，王道士在千佛洞定居以后，当地的汉人常请他去念经祈祷，于是王道士请了一个杨先生，为他抄录从当地药王庙中借来的道教经典。抄经的那个洞窟，后来为张大千编号为一五一洞。莫高窟是一座由南而北、约两公里长的石山，洞窟共分五层，但方位都是坐西朝东。朝暾初上时，阳光平射入洞，可以不用点灯。杨先生在洞口摆一张桌子，坐北朝南，背后就是画了佛像的墙壁。

兰州出皮丝烟，所以河西一带都吸水烟，点烟的纸煤很特别，不是用黄表纸搓成的纸捻，而是一种风干了的植物，名为蓟蓟草。沙漠地带，即令是草，也很贵重。杨先生抄一会经，吸一回烟，吸完舍不得抛弃余下的蓟蓟草，总是灭了火头，回身将蓟蓟草往壁缝中一插，以便下回再用。

有一次回身插残草时，手中的感觉不同。残草还很长，使的劲也大了些，那根蓟蓟草居然毫不困难地一直插了下去。杨先生心想，莫非墙壁后面是空的？于是找块石头上下左右敲击，从声音中判断，墙后确是空的。

这晚上杨先生与王道士击毁了墙壁的浮层，发现一道用土砖封住的门，尽力打开了，发现了封闭八百余年之久的文化宝藏。时为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亦即公元一九○○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就在这一天，义和拳在河北霸州杀教民，掘毁长辛店的铁路；英国跟俄国的驻华公使通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准备派兵到北京以期自保，为八国联军内犯之始。

这座石室中所藏的，主要是经卷，每十卷用一个布袋存贮。这一卷之“卷”，不可误认为木板书的一卷，更不可当作书画中的手卷之卷。据斯坦因后来记述：“厚大的卷子，有高达一尺左右，长在二十码以上的。”这样的一卷经，实际就是一部。

第二天消息一传，在二十里外药王庙赶庙会的人纷纷赶了来。原以为掘着什么宝了，一看是经卷，不由得大失所望，有的随意拿了几卷回家，散失得不多。

王道士当然也不知道这些经卷如何贵重，不过几百年的东西，总算是古董，所以有来看壁画观光的游客，他在要求人家布施以后，每每拿几卷经相赠。随后他想到一个“打秋风”的办法，雇了两头毛骡，一头驮了两箱经，一头代步，向东而行，进了嘉峪关，直奔肃州道台衙门。

安肃道的道台名叫廷栋，虽是旗人，倒是科举出身，一看王道土所献的经，也不知唐宋的写本，只觉得字还不如他写的“大卷子”——黑大圆光的“馆阁体”，便对王道士说：“你这个东西古是古的，可是字还没有我写得好!”王道士白赔了一箱经，一文赏钱也没有。

于是，只好化缘回去，事实上等于卖经卷，五分银子送一卷，一钱银子就是两卷。这样西行到了嘉峪关，向一个外国人去化缘。

这个外国人，来自比利时，中国名字叫林以镇，他是嘉峪关的监督——嘉峪关设关收税，起自光绪七年。嘉峪关名义上归安肃道派人监督，实际上海关、新关的人事权都握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手里，因此各地关口都有外国人。这林以镇久住中国，娶的太太也是中国人，见王道士上门化缘，送了他好几两银子。王道士回报的经卷自然也就不少，有几十卷之多。到了光绪三十三年，林以镇辞官回国，取道新疆经西伯利亚回欧洲，经过伊犁时，将这些经卷送了给伊犁将军长庚。其时有个原籍匈牙利、移民英国，而为印度政府官员的斯坦因，由印度总督派到新疆来调查西北地理，去拜会长庚时看到了这些经卷，主人也谈起了它的来历。哪知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斯坦因借调查地理为名，一个人悄悄溜到了敦煌千佛洞。不巧的是，王道士云游化缘去了，替他看家的是一个年轻喇嘛，喇嘛谈起王道士发现石室的经过，斯坦因怦然心动，决定要跟王道士做一笔买卖。

写到这里，要做一个小考证，不过这还只是一个有自信的假设，求证尚待异日。以前台视《锦绣河山》节目主持人刘震慰访问过张大千谈敦煌，后来又写成一篇文章，题为《大千居士细说敦煌》，刊于《大成杂志》第三十三期。其中提到“杨先生”说：“可惜我们现在连杨先生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我认为“杨先生”就是他后来谈到的“蒋资生”。

据刘震慰记录张大千的话说：

“他(指斯坦因)身边带了一个翻译人员，那在当时是被人称为师爷的，姓蒋，名资生，湖南湘阴人，在斯坦因所著的书上，就称他为蒋师爷，却没有记载他的名字。至于我之所以知道蒋的名字，是因为蒋曾经用刀在洞中壁画上，刻上了斯坦因和他的名字，上面写的是‘某年某月，湘阴蒋资生随同英国总理大臣斯坦因到此’等文字。大约也是他的崇洋心理作怪吧，蒋资生竟把斯坦因当作英国总理大臣了。”

这蒋资生还有个名字，叫作蒋孝畹。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十七集，有一篇《斯坦因石室攫宝记》，谈斯坦因私探敦煌说：

“因为他不懂得华文，所以还雇用了一个姓蒋名孝畹的华人，尊为‘师爷’，伴他去找王道士，曲意结交。”

蒋资生之名，见于他本人的题壁留名。斯坦因显然未写明姓名，则蒋孝畹是否就是蒋资生呢？

我的答复是肯定的。湖南人名为资生，自是生于资水，而非四川的资中、资阳。资水有南北两源，南源叫夫夷水，又称罗江，也就是汨罗江，流经湘阴东北，其地有村名汨罗村，即屈原自沉之处。《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则以湘阴人名资生字孝畹，完全合乎中国传统命名的原则。当然，高拜石知道有蒋孝畹其人，是必有来历的。

我的假设是，当年跟张大千谈敦煌石室发现经过的人，可能把上声“养”韵的蒋，误为平声“阳”韵的杨。如果我的假设不误，则斯坦因第一次私探千佛洞，不是蒋资生陪了去的。他既有调查地理的任务，自然要雇用翻译。倘谓此第一次的翻译即是蒋资生，那就根本不必找年轻喇嘛细问经过。如何发现石室，“全本西厢记”都在他肚子里，立即就可以策划盗宝了。

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原著，我未读过。据高拜石文中所引，斯坦因在初探与“再来”之间，如果未曾叙述如何访得蒋资生的经过，则杨先生就是蒋资生，更可肯定。盗宝的实情是，斯坦因找到蒋资生以后，并非如高拜石所说“伴他去找王道士，曲意结交”，而是先由蒋资生去跟王道士打交道，原则谈好了，斯坦因才又去的。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说：

“当我再来的时候，王道士已回来，并且在那里等候了。他当然知道他保管的是什么，但也充满了有关宗教方面的恐惧，说话是那么吞吞吐吐的。当我们见面时，我便觉得这个人有些不易捉摸，我只得尽我所有的金钱，对他以及他的寺庙进行诱引。终于这道士被我的话打动了，悄悄地答应等入夜时把密室所藏的中文卷子中拿出几卷来，交给我的助手，以供我们研究。”

说王道士已在“等候”，可知事先已有联络。至于王道士的吞吞吐吐，无非忸怩作态；而“拿出几卷来”“以供研究”，只是先提供样品，以便看货论价。斯坦因又记：

“透过我的热心助手的帮忙，很侥幸地说动了王道士，使他勇气为之大增。那天早晨，王道士带了我们，将通至藏宝的石室一扇门打开，在黑黝黝的石室中，道士手里所持昏暗的油灯微光，使我的眼睛忽然为之豁然开朗。”

这是当夜看过“样品”以后，第二天上午的行动。王道士的“勇气大增”，当然是银子壮胆之故。石室中的情形，据斯坦因形容，“在约有九尺见方的小室中，站了两人进去，已没有多少余地。只见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乱堆在地面，高达十尺左右”。在这狭窄的空间中，施展不开，所以王道士允许将经卷拿到新建佛堂的一间小屋子里，把布帘密密遮了起来细看。王道士经“开导”以后，很热心地一捆又一捆地捧了来。至此，斯坦因不但登堂入室，而且予取予求了。

斯坦因第一天所看到的宝藏，第一是用“很坚韧的纸张”所写的中文佛经，“全部保存得很好”，与初入藏时无甚差异。经卷尾端写有年代，计算“约在纪元后第五世纪的初年”。此为陶渊明归隐、南朝由宋而齐、东昏侯被弑的一百年，北朝则正是北魏倾心汉化，发展出陈寅恪所颂赞的“太和文化”时期。

第二是许多西藏文写本，时期约为“第八世纪至第九世纪中叶。石室之被封闭时期，可能也在这一时期之后不久”。这个算法，可能有误。九世纪中叶，应为唐朝开成、会昌、大中诸朝，虽有牛李党争，国势尚不甚衰。封闭石室是十一世纪之事。

第三，也是最令斯坦因“高兴”的“一些古画”，绢上画的“全是美丽的佛像，颜色调和，鲜艳如新”。

至此，斯坦因所考虑的，只是量的问题了。他说他最注意的，“是从这惨淡的幽囚以及现在保护人漠视的手中，所能‘救’出的，究竟能有多少？”

问题很单纯，王道士能给多少，他就能救出多少。而王道士有一种人言可畏的心理，而纠正他这种心理的特效药，依旧还只是银子。以下便是表扬“蒋师爷”的功劳了：

“到了夜半，‘忠实的’蒋师爷自己抱了一大捆的卷子，来到我们所住的帐篷内，那都是第一天所挑选出来的东西。我真高兴极了。蒋已经和王道士约定，在我未离中国以前，这些‘发现品’的来历，除了我们三个人以外，任何人不能让他知道。”

为了保密起见，盗宝的工作在每天晚上进行，而且由蒋资生不辞辛劳，亲自搬运。连着七个晚上，方始告一段落，完整的经卷一无孑遗。据张大千所知，完整经卷恰好一万，完好无缺的画，亦达五百张之多，斯坦因是雇了四十头骆驼拉走。至于王道士所得，实际上只不过几百两银子。蒋资生当然也捞了一票，数目就不知道了。

这些经卷，斯坦因将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留在印度，成立西域博物馆，而精品则入藏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深知其事，紧接而来。他的收获在量上不及斯坦因，而质却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他是内行，特别注意古书及文献。然而就量来说，亦颇可观了。

谢稚柳所著《敦煌艺术叙录》中说：“伯希和到北京，颇扬言于士大夫间，谓吾载十大车而止，过此亦不欲再伤廉矣。”外国人尚知廉耻，反而中国的士大夫不知廉耻为何物。谢稚柳又记载一段内幕：

“宣统元年，北京学部始令甘肃省将余经缴北京，则仅八千卷而已。初，学部要新疆巡抚何彦升(字秋辇)代表接受此项经卷，以大车装运北京。当车至北京打磨厂时，何彦升之子何震彝(字鬯威)先将大车接至其家，约同其岳父李盛铎(字木斋)、刘廷琛(字幼云)及方尔谦(字大方)等，就其家选经卷中之精好者，悉行窃取，而将卷之较长者，一拆为二，以充八千之数。事为学部侍郎宝熙所悉，谋上章参劾，会武昌起义，事遂寝。”

李、刘、方三人，皆为当时学术文化界名流。方尔谦是扬州人，为袁世凯幕友，与袁寒云以师弟而为儿女亲家。李盛铎是江西人，曾任驻日公使，为有名藏书家。刘廷琛则首任京师大学堂监督，为人师表者如此!

敦煌石室的宝藏，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具有无比重要的影响。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部分来谈，一部分是失传的作品，如唐朝末年盛行虽讲平仄韵脚，但文白如话，比老妪都解的白居易的诗更进一步的通俗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作家王梵志，他的诗就是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其中有一首是：“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红楼梦》中妙玉所说：“纵有千年铁门坎，终须一个土馒头。”向来以“土馒头”为坟墓的代名词，却不知其出处，王梵志诗出，算是寻着“娘家”了。

另一部分便是“变文”。在此以前，留意中国文学源流的人，对于汉赋、六朝骈体、唐诗、宋词、元曲演变的轨迹，能说得清清楚楚。但是，纯以文言所写的唐人传奇，为何一下子转变为宋朝用白话演义的平话，却无能言其故。自从变文出现，才知道中间有此一道桥梁。

变文是用韵文与散文合组的一种文体，源自印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弘扬佛法的重要工具。所谓“变”者，“变相”的简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对壁画的“变”曾有详细解释，吴道子即以善绘“地狱变”知名。敦煌壁画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名为“经变图”，为“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降魔变”等等。每一“变”中，又分门别类，描写一个完整的故事。不道“变相”不但是绘画的题材，更是文学与音乐的题材，那就是变文。

何以说变文也是音乐呢？因为变文中属于韵文的部分，是可以唱，也需要唱的。《乐府杂录》记唐朝中叶一僧云：“长庆中，俗讲僧文叙，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赵璘的《因话录》，记文叙的魅力，真是“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变文的发现，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一个是罗振玉，一个是刘半农。不过，罗振玉之功是否为王国维的成就，犹当存疑。罗振玉自伯希和处取得若干资料，又自学部所收敦煌宝藏残余中获得若干实物，著有《敦煌零拾》一书，所收“佛曲三种”即为变文。因论及宋人“说话四家”，其中“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谓参禅”，不知其所本者，观佛曲始知“此风肇于唐而盛于宋两京(指开封及杭州)”。

刘半农是法国留学生，他从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得不少伯希和弄走的敦煌卷子，刊为《敦煌摄琐》之辑，其中变文很多。因为有了这些丰富材料，从事文学史的学人才能作有系统的研究。

变文大别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敷演佛经故事；一类是与佛经无关，而大致皆以历史上的名人作题材。后者便摆脱了宗教的色彩，而成为文艺的一种新形式。如《伍子胥变文》，合伦敦、巴黎两处的收藏，已得全文的百分之七八十，情节相当完整。伍子胥的故事，除了《史记》《越绝书》中记载以外，“变文”中又增添了许多，加上了姊姊及两个外甥。还有一段，伍子胥叩门乞食时，遇见他的妻子，但因伍子胥是在逃亡之中，彼此都不敢相认。然则又何以通情愫呢？是以药名做隐语通问，文字半文半白，如言楚王“忽生虎狼之心”一段：

“楚王太子长大，未有妻房，王问百官：‘谁有女堪为妃后？朕闻国无东宫半国旷……太子为半国之尊，未有妻房，卿等如何？’大夫魏陵启言王曰：‘臣闻秦穆公之女，年登二八，美丽过人，眉如尽月、颊似凝光、眼似流星、面如花色，发长七尺，鼻直颜方……’遂遣魏龙陵召募秦公之女。楚王唤其魏陵曰：‘劳卿远路，冒涉风霜。’其王见女姿容丽质，忽生虎狼之心。魏陵曲取王情：‘愿陛下自纳为妃后，东宫太子，别无外求。美女无穷，岂妨大道？’王闻魏陵之语，喜不自升(胜)，即纳秦女为妃，在内不朝三日。伍奢闻之愤怒，不惧雷霆之威，披发直至殿前，触圣情而直谏。”

这段驳杂不纯的文字，介乎唐人传奇与宋人话本之间，桥梁的功用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变文”题材以佛经故事为主，最常用的一种形式是，首引经文三两句，以下就是演义，想象力的丰富，实在惊人。如最有名的一部《维摩诘经变文》，虽然完整的只有三卷，但其中一卷标明为“第二十”，还只讲到“问疾”，原文的长度如何，简直有无从估计之感了。

维摩经的全名为《维摩诘所说经》，传世有三种译本，而以鸠摩罗什所译的一本最流行。维摩诘是人名，为佛在世时的一个大居士。维摩诘是梵文，义译为“净名”，净者清净无垢，名者声名远著。如果嫌净名深奥了一点，可以改译为“清誉”。王维字摩诘，即是以维摩居士自居。张大千当然读过这部一向列为文学名著的《维摩经》，而且不但向往维摩居士，作为亦与维摩相近。因此读他的敦煌之行，应该谈一谈维摩的趣事，两者是有因缘的。

维摩的趣事，只见于变文中。变文首引经文一两句，字数不足二十，但能敷演出三四千言之多，因此，《维摩诘经》的一卷在《维摩诘经变文》中，便化成十几二十卷。如《维摩诘经》中“文殊师利问疾第五”，本为一卷，但变文中“文殊问疾”变成了独立的篇名，罗振玉藏有第一卷。而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维摩诘经变文》第二十卷，实际上为“文殊问疾”的第二十卷，且还只在如来佛遣门弟子的阶段——维摩口角犀利，好捉弄人，个个害怕，最后才在勉为其难的激励下，由以智慧著称的文殊应命。

像如来佛遣其弟子——亦为从弟——多闻称第一的阿难问疾。阿难推辞云：

“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时，世尊身有小疾，当用牛乳。我即持钵诣大婆罗门家门下立。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阿难，何为晨朝持钵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有小疾，当用牛乳，故来至此。’”

阿难说的是实话，维摩却偏说他撒谎，意中指阿难借名来募化不易得的牛乳。他那套理由能说得阿难怀疑自己是不是将佛的话听错了——“得无近佛而谬听耶？”维摩诘的话是：

“止，止，阿难，莫作是言。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会，当有何疾？当有何恼？默住，阿难，勿谤如来。莫使人闻此粗言，无命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斯语。阿难，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岂况如来无是佛会，普胜者哉？

“行矣!阿难，勿使我等受斯辱也。外道梵志，若闻斯语，当作是念：何名为师？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诸疾人？可密速去，勿使人闻!当知，阿难，诸如来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为世尊，过于三界。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坠诸数。如此之身，当有何疾？”

结果是如来佛亦觉得“维摩诘智慧辩才若此”，阿难不是他对手，问疾会不得要领。于是，改派他人。而他人亦有一套“不任”的原因，个个不同。变文设想巧妙，仿真维摩的语言神态，极其生动。可惜，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作者却失传了。但也很可能是集体创作，即由演唱的和尚一次一次逐渐修改而成。

当然，张大千对敦煌最感兴趣的是画，色彩鲜艳如新的绢画，大部分为斯坦因捆载西去；小部分散落民间，难得一睹。但就龙沙四窟——敦煌城南的莫高窟、城西的西千佛洞、安西城南的榆林窟及水峡口，约计三百余洞的壁画犹在，是外国人所盗不走的。不过，那时候的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了解并不多。

敦煌之以壁画驰名中外，已成常识。但说实话，在我未接触到这些史实以前，不知道敦煌为何有那么多的壁画，竟致有“千佛洞”之名，以及这么多的壁画，井井有序地排列着，是否有官员负责安排与管制。

先解答后一个问题。据敦煌学家陈祚龙的考证，确有一个专门处理壁画制作事务的官方机构，其名为“画行”。然则“知画行”应是管理画行的首脑。“知”即主持之意，唐宋官衔中常用此字，流传到后世，就只剩下知府、知县，以及主持会试的“知贡举”了。

陈祚龙在《莫高窟壁画表隐》一文中又说：“就在这种‘画行’之中，尚有专门负责供应有关制作‘材料’的官员。这样的官员之‘雅号’，虽为‘都料’，但他们什九皆为当年大家公认是学有传承的绘事‘老手’。”这一点，恐怕稍有问题。“料”是材料，“都”为聚集之意，“都料”即是管理材料的主官。陈祚龙所引例证：归义军节度押衙董保德等修《功德记》文中，有“厥有节度押衙，知画行都料董保德等”一语，情况是很明白的，他的本职是“节度押衙”，掌管警卫仪仗，必然是归义军节度使的亲信。押衙一职，常由武将担任，似乎不应是个“绘事老手”。

《功德记》是一篇骈体文，其中有一段说：“家资丰足，人食有余。乃与上下商议，行旅评剖。君王之恩隆须报，信心之敬重要酬。其修功德，众意如何？寻即大之与小、尊之与卑，异口齐欢，同音共办。”这就是造壁画的缘故，意在报恩敬佛。

但紧接在下面的一段话，大可玩味：“保德自己先依当府子城内、北街西横巷东口敝居，创建兰若一所。”兰若为梵文阿兰若的简称，意为僧人聚居之处，就“敝居创建兰若”，即是“舍宅为寺”。此风自北朝至唐，一直盛行，《洛阳伽蓝记》中的静刹，大半为达官贵人的园林。

以下描写他所“创建”的“兰若”：四廊“图塑诸妙佛铺”，屋顶四角有瓴，后面还有一座佛塔。确是一座寺院建筑物的规模。但人人造一座“兰若”，势有不可，因而简化为找一个洞窟，画上壁画，或者画一幅佛像，悬在洞壁上，即已表达了报恩祈福的心愿。

这种绢画，张大千收藏有两幅，皆为隋画，现已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大风堂遗赠名迹特展图录》中，编为第一号、第二号。次序是颠倒了，因为第二号成陀罗造《观世音菩萨像》，款署“仁寿三年癸亥十一月，清信弟子成陀罗为亡女阿媭造”，仁寿是隋文帝的年号。第二幅《释迦牟尼像》，造于隋炀帝大业五年己巳，晚了六年。

这两幅隋画，在张大千才真是“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在修建摩耶精舍时，张大千每天去监工都抱着那两幅画，下午又抱回他在台北定居之始的云和大厦。此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江兆申所亲见。至于它的来历，又一敦煌学家苏莹辉曾为此撰文“试测”。苏莹辉说，出自敦煌石室的佛画，数量不多，国内则“中饱”的精品，皆逐渐归于李盛铎。李氏后人陆续出售，一部分流入香港，黄君璧所藏《左侍莲花供养菩萨》，旛画，为晚唐作品，即是二十年前在香港以重价购得。张大千的两幅隋画，可能亦是在香港所获。

另一可能是在敦煌所购。苏莹辉于抗战期间，服务于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曾听人谈起，研究敦煌学很出名的向达第一次到敦煌时，由当地县政府一个任科长介绍，搜购石室唐人写经及旛画。由于物主索价太昂，未能成交，仅买去不太值钱的五代写经残卷一两种。

到了民国三十三年夏天，向达又到了敦煌，想买上次看中的一幅绢画及两卷相当完整的唐人写经时，所得到的答复是：“已被张夫子出高价买去了。”张夫子是本地人对张大千的尊称。苏莹辉说：“向张之不睦，肇因于此。”据说：“当时在敦城士绅，或经商人家，涉及买卖石室宝物事宜的，双方皆讳莫如深。”因此，苏莹辉并未跟向张二人谈过此事。

再有一个可能是战前在北平所得。“受馈赠或价购，或以书画互换，皆有可能。”但照情理来说，自以购自敦煌的可能性最大。张大千的敦煌之行，由于无意间开罪于人，以致蒙谤，这或者就是张大千所得的这两幅隋画虽然来路清白，但为免得惹起他人无谓的猜疑起见，从不谈此事的缘故。

对这两幅隋画，张大千视如瑰宝，当然不是因为它值钱。事实上他既不谈此画，则是很明显地早就决定将来以此画捐献予台湾。书画割爱，如何可得善价，张大千是太内行了。倘或他有意待价而沽，当然先要放出风声去，歆动豪富的收藏家。不此之图，就是根本无此企图。

那么它珍贵在什么地方呢？珍贵在这两幅画是世界上最古的画。隋文帝仁寿三年，正当七世纪刚开始的公元六〇三年，让我们放眼世界看一看：欧洲，希罗文化在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尽遭破坏而宣告死亡，正处于“黑暗时代”；中东，伊斯兰教尚在秘密宣传阶段，要到公元六一二年，也就是隋炀帝大业八年，初征高丽失败的那一年，穆罕默德方始公开传教；日本是在“大化革新”之前的“飞鸟时代”，当时连“日本”这一国名都还没有，中国称之为“倭”，日本自称为“日出国”——唐高宗咸亨元年，即公元六七〇年——倭始改国号为日本；印度，笈多王朝业已崩溃，归附于戒日王朝——笈多王朝为印度史上黄金时代，文学、艺术、科学，至为发达，但阿禅多佛洞精细绝伦的壁画，对敦煌壁画固有直接的影响，却未闻有绢画传下来。

至于在中国，当年笔迹留于绢纸，而能传至现代者，不但绘画未之前闻，书法亦仅止于夸张的传说而已。即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的“三希帖”而言，东晋早于隋朝，应是中国最古的笔迹，其实不然。

已故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庄严在他收入《山堂清话》的一篇《我与三希帖的一段缘》中说，《中秋》《伯远》两帖，传说为清德宗[1]瑾妃私下送至北平后门外小古董铺“品古斋”售去，辗转流入郭世五之手；《快雪时晴帖》则以名气太大，故得幸存，现仍珍藏于外双溪。民国二十二年，由于北方局势日紧，倘有战祸，国宝被毁，因而指令“故宫博物院”将文物南迁。

第一批由庄严负责押运。临行前，郭世五为庄严饯行，同时也请了庄严的顶头上司、“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此人字森玉，其子即张大千的“经纪人”之一，以鉴赏知名的徐伯郊。

台北“故宫博物院”于民国五十四年双十节成立时，下设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四库全书及历代藏书由图书馆典藏；档案、图像以及实录起居注等等，由文献馆执掌；此外一切书画古董，都归古物馆管理。庄严其时为此馆科长，见多识广，与北平收藏家无不相熟，生前曾跟笔者谈过郭世五与刘禺生在《洪宪纪事诗簿注》中的记载有异。

郭世五是河北定兴人，据说他是袁世凯的“外账房”，专管袁世凯的私人支出，也就是不足以为外人道的秘密开销。他的官职则是九江关监督。此人对瓷器研究颇具心得，因此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被聘为专门鉴别瓷器部门的委员。庄严在他所著的《山堂清话》中说：

“民国初年，袁世凯意图称帝，为纪念登基而预烧的那一批落‘居仁堂’款的洪宪瓷，就是由郭世五在江西景德镇筹划监制的。所谓居仁堂是当时坐落在北平中南海总统府内袁氏家居的斋堂名称，而办公的地方则称怀仁堂。因为袁在民国四年烧制这些瓷器的时候，尚未拟定次年欲登基的年号，再说，即使已决定登基的年号为‘洪宪’，当时也未必敢明目张胆地落‘洪宪年制’的款。因此，凡落有‘洪宪年制’款的洪宪瓷，实为后人仿制、欺瞒世人的赝品。”

洪宪瓷而有赝品，其珍贵可知，而所以珍贵，别有缘故。据说郭世五常打着袁世凯的招牌，至“旁观者清”的“大内”，索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烧制，专供“上用”的瓷器，刻意仿制，乃成精品。亦就因为他有此可以打袁世凯的招牌的便利，与“小朝廷”的太监及“内务府”相熟，清宫中许多被盗卖的宝物落入他手中，是很自然的事。

“三希”中的《中秋》《伯远》二帖之能归于郭世五，当然亦是有太监通消息，才能捷足先得。据庄严说，那天饭罢欣赏他的珍藏时，郭世五曾当来客及其子郭昭俊的面说，在他“百年之后，将把他拥有的此二希帖，无条件归还故宫(博物院)，让《快雪》《中秋》《伯远》三希帖再聚一堂，且戏称要我届时前往接收。”

到一九四九年，郭昭俊携此二帖来台，据说“旧事重提，欲履行他先父生前宏愿。由于郭府已家财尽散，故希望上头在‘赏’他一点报酬的条件下，将二帖‘捐赠’出来。可惜那时候当局刚来台不久，一切措施尚未能步上正轨，财源短绌，实在无力顾及于此”。

结果是，郭昭俊携此二帖离台赴港，不知何人居间，售予外人。《伯远帖》在香港有影印本出售。

可是，据庄严的研究，“三希帖”亦并非真正的稀世奇珍。他说：“《快雪》《中秋》《伯远》三希，以《快雪帖》最负盛名，现在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曾多次陈列出来，供国人观赏。它是唐摹本，并且从它的行笔来看，不是出于书写，而是出自双钩廓填，以其在书法本身价值来评，我认为其钩描的线条涩而不活，填墨浓重而缺神气，乾隆御题‘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实在夸奖过了一些。其次是《中秋帖》，我也疑惑它出自宋米南宫[2]之笔。纵观历朝各代书法的时代风格，及各个书家的体貌个性，总觉得《中秋帖》那种连绵草书，与晋人书写的字字独立、笔笔中规的章草(隶书的简笔字)风貌不合。像帖中那种墨迹的运笔方式，到唐初尚不多见，至张旭以后才开风气，宋米芾喜爱如此运笔，而且甚具气象。”

《快雪帖》为唐人双钩廓填，《中秋帖》疑出米芾之笔，至于《伯远帖》，照庄严的形容：“运笔之潇洒淋漓，线条之粗细变化自在，以及整体之动态韵律起伏，都是被一般书家所称道的。”则显然亦是“草圣”张旭以后的风格。

由此可见，说张大千的那两幅隋画为存世最古的墨迹，并不过分。倘谓马王堆的帛书更古于此，这话并不能成立。隋唐的绢书，能保存至一千两百余年之久，是因为敦煌石室在地理、天时上的特殊优越条件。纺织物入土两千年不腐，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无可疑地，敦煌石室的绢书，在张大千未到敦煌以前就曾见过。也许这是激发他作敦煌之游的动机之一，但非全部。

张大千之决定远游敦煌，动机相当复杂，换句话说，是多种因素汇合而促成的。原始的动机，也许只是静极思动，但此时他多少仍还存着遁世的观念，入山既唯恐不深，则出游必不辞路远。至于想到敦煌，是记起了叶恭绰劝他专攻人物的话。不过做此远游，并不表示他接受了叶恭绰的劝告，只是想看一看那些壁画到底有多少值得学的东西。此外，不能也不必讳言地，或多或少地有着一种炫人耳目的作用在内。

在我个人的看法，张大千在敦煌作艺术上的“苦行僧”，精神上与玄奘西域取经有相通之处，表现了他的勇气、毅力及对艺术的虔敬。他在敦煌两年有余的生活之本身，便是一大成就。

张大千第一次去敦煌是在民国三十年三月，带着杨宛君、次子心智，以及五百公斤的行李，由成都飞兰州。那时的兰州市长是蔡孟坚，他很帮张大千的忙，对张大千的敦煌之行之艰苦了解得很深。他说，张大千在兰州准备赴敦煌时，“其筹备工作，一如远征作战。自兰州出发，雇用卡车数辆，向二千里路程的河西走廊西走。沿途多属沙漠无人地带，有时车辆发生故障，改乘‘拉拉车’或骆驼代步跋涉，加之敦煌缺乏饮水及肉食菜蔬，多需自兰州购运，且土匪出没无常，人人危惧。他偕同家人冒险犯难到达目的地后，竟敢深入那几十个暗藏‘牛鬼蛇神’的洞中，依次考证，探寻古迹壁画，立架竖梯，艰苦临摹。预定三月，竟及二年零七个月之久。”

两年七个月是就前后两次合并计算。张大千谈他初临千佛洞的情形说：“千佛洞离敦煌的四十里路很奇，有十里绿洲、十里戈壁，再行二十里沙碛方至。是地气候，白昼酷热，不能行路，行旅要在半夜动身，清晨赶到。千佛洞四周树木蓊郁，流水环绕，但里外即石碛遍地，黄沙逆风，不见茎草。”这天清晨，张大千拂晓到达千佛洞，迫不及待地提灯入洞，“这一看，”他多少年后追忆，仍是惊叹的口吻，“不得了!比我想象中不知伟大了多少倍。原定计划是来此三月观摩，第一天粗略看了一些洞，”他对从行家人说，“恐怕留下来半年都还不够。”

结果是待了七个月，杨宛君要回成都了。张大千劝她仍旧留下来，他说：“你不是说嫁了我之后，就是我‘讨口’，你都要跟我一路吗？”四川话“讨口”是讨饭的意思。

杨宛君坚决不愿，她的理由很妙。她说：“我只有一个理由，我跟你来敦煌七个月，除了我自己是女人以外，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女人。”于是第二次去，有了“第二个女人”，那就是最先进张家门的黄凝素。

这七个月中，张大千主要的工作是为五层三百余洞窟编号，及策划重来做长期逗留的工作。其中必须一记的大事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视察西北时，特为迂道至敦煌，与张大千共度中秋。那年于右任六十三岁，未见衰老，到了敦煌，流连忘返，张大千还为他在烧残的垃圾堆中，发现索靖的“日仪”墨迹残字。两髯日日结伴看壁画，有一天看出事来了。

据于右任的随员且是敦煌土著的窦景椿，在纪念张大千的一篇文章中说：“民国三十年夏间，我随于右老由兰州前往敦煌，尔时大千先生居留千佛洞，陪同右老参观如洞壁画，随行者有地方人士、县府接待服勤人员，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记得参观到一个洞内，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地，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

敦煌壁画遭到人为的破坏，第一次是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左宗棠定三路平回之策。民国十二年三月，陕西回族白彦虎率部进入敦煌，曾与官军激战，至闰六月始西进入新疆，在千佛洞盘踞三月有余。第二次是民国十年三月，在新疆古城一带扰乱的俄罗斯人后裔，由新疆督军解除武装后遣送敦煌安置，当地人士恐受滋扰，将这批约五六百人的俄罗斯人后裔送到千佛洞居住，破坏之处甚多。

窦景椿又说：“因过去信佛者修建洞壁画像，尝把旧洞加以补修，改为己有，但此洞原有画像，欲盖弥彰，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佛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右老点头称赞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睹。当时县府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亦年久腐蚀之故。”

这是窦景椿所目击，连于右任说了一句什么话都记了下来，真所谓指证历历，堪为信史。原来从北朝以来，壁画日积月累，凡能画的地方都画到了，后人欲做功德，便出一下策，即在原来的壁画上，用中国传统补画的办法，用麻筋搅和黏性泥土，涂抹一层，再用石灰浆刷白，绘画其上。此壁是当时施工不良，黏附不固，年深月久，加上人为的破坏，剥落游离，以致“撕碎脱落”。

这虽是无心之失，却是歪打正着。有许多记载，说这浮面的一层，是张大千跟于右任商量以后，命马呈祥的士兵打掉的。衡情度理，正确的事实应该是，既然已“撕碎脱落”，那就索性彻底清理干净。这个洞在张大千编号是“第十二窟”，高八丈五尺、深二丈四尺、广五丈三尺，经彻底清理后，南北两壁出现的，果然是唐画。据谢稚柳《敦煌石室记》著录：“北壁男像四身，后有持杖佛等四人；南壁女像三身，后女侍九人。北壁男像第一身，乌帽青袍束带，须髯甚美，擎一长柄香炉，高六七寸。”此人即是做功德的“供养人”，为当时的“晋昌郡太守乐庭瑰”，南壁女像第一身为他的妻子“太原王氏”。

所谓“北壁”“南壁”是怎么回事？不明千佛洞——莫高窟的形象背景，不易明了。手头恰好有个美籍华裔的吴小姐在去年游敦煌所写的游记，是最新的数据，可以介绍。她说：“整个莫高窟由南到北，长达二千六百米，看起来像蜂窝一样的洞窟，密密层层、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地排列在陡峭的灰色崖壁上。洞窟前有一道细长的流泉，水边长着茂盛的树林及一些耕地。”又说，“每一个洞窟都很阴凉，除非正是阳光照入的时候，平常看进去，都是漆黑一片。”

所要补充的是，这么从南到北，狭长的莫高窟，一律西朝东。所谓“正是阳光照入的时刻”，便是日上三竿的上午八九点钟。晨曦升起不久，平射入洞，从东面洞口进，迎面便是西壁，画的是佛像，右首便是“北壁”，相对的左首自是“南壁”。至于“供养人”或称“功德主”，在画像左右作礼佛状，但亦不无沾佛慈光、留名后世的作用在内。如乐庭瑰夫妇的像，画得这么大，其意可知。

由乐庭瑰的官衔，可知为唐朝人。敦煌之西的安西州，唐朝名为晋昌郡，大历十一年陷于吐蕃，七十年后始收复。据谢稚柳的考证：“这幅壁画是唐开元、天宝年间所作，对考据唐代艺术，帮助很大。”又说，“天宝之唯一可证者，为第二十窟。”至于壁画外层的清除，谢稚柳表示：“要是你当时也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得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打掉了，来揭发内层的精华呢？”于此可以肯定，第二十窟外层打掉，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有益无害的。

但当时对张大千来说，却带来不小的伤害。据窦景椿记，当时“适有外来的游客，欲求大千之画未得，遂向兰州某报通讯，指称大千先生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古物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辨”。窦景椿说，他来台后还“闻人谈及”。笔者亦几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说张大千在敦煌盗宝，有这话没有？”因此，对这重公案的经过，我必须根据客观的资料，做一详细的叙述。

当时中伤张大千的流言很多，据张大千多少年后对人表示：“一言难尽。”不过居然有人说杨宛君还“夹带了一只死人的手骨回来”。虽事隔多年，张大千提起来犹有余恨。

[1]　即清朝的光绪皇帝。

[2]　即北宋书画家米芾。他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做过礼部员外郎、书画学博士。唐宋时对在礼部管文翰的官又称作“南宫舍人”，所以后世也称他“米南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