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国十三年“首都革命”溥仪出宫以后，慈禧太后移用海军经费所建造的颐和园，由小朝廷的“内务府”移交北京市政府接管。当时园内住着好些过气的名流，如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等人，此辈在政治上已难发生作用，但是社会地位及“老交情”犹在，一时无法请他们乔迁，索性订定一个租赁的办法，让他们合法居住。但此办法是不大公开的，要熟悉门径才能享受这一份晚清亲贵所未享受过的居住权。抗战以前，张大千是园中的房客，所住之处名为“听鹂馆”。听鹂馆在排云殿之西，乾隆年间为听戏之处，慈禧重修，保留原来的名称及格局。后来重修德和园的大戏台，听鹂馆的戏台就闲置不用了。
其时溥心畬亦住在颐和园，与张大千常相过从，合作山水人物。“南张北溥”的名声，即大盛于那几年。
七七抗战爆发时，张大千正由四川扫墓祭母后到上海，听从叶恭绰的劝告，赶回北平，打算接眷南下，哪知一到北平，误信了汤尔和的话，几乎陷在北平。
汤尔和是杭州人，清朝末年留日学医，参加了革命，民国十一年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至王宠惠组阁时真除[1]，以后又担任过顾维钧内阁的财政总长。他从日俄战争期间开始，就是亲日派，张大千却不甚清楚，只以为他对日本方面的消息很灵通，想从他口中获知北平的处境。汤尔和开口就说：“北平安如泰山，绝无问题。”
那时张大千的家眷已迁入城内，只以时当酷暑，张大千想在颐和园避过一个夏天，秋凉动身。就这畏热躲懒的苟安之一念，为他惹来极大的麻烦。
不过汤尔和倒也不是有意欺骗张大千，或者故意作乐观之论，实在是当时华北军政最高负责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态度，会使人产生错觉之故。
当“七七事变”发生时，宋哲元正回山东乐陵原籍。他七月十一日才由乐陵抵达天津，第二天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局部冲突，希望能作合法合理的解决。这与日本军部所宣传的“地方化”“就地解决”“不扩大”三原则态度一致。同时，宋哲元对外虽表示不接受日本任何条件，事实上已达成一项停战协议——七月九日下午，原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到达北平，会同日本大使馆专驻北平的武官今井武夫，向二十九军四要角之一的北平市长秦德纯提出四项条件。第二天谈判移往天津进行，中国方面由二十九军另一要角天津市长张自忠与桥本、今井谈妥三项条件：第一，二十九军派高级军官道歉；第二，处分在事变中负责任之军官；第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七月十一日，宋哲元抵达天津后，认为这三项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当时完成了调印手续，这个协定便生效了。汤尔和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之一，对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敢向张大千做此保证。
但是，他听说张大千预备迁回颐和园，却似有不甚赞同的神色——原来汤尔和与一批久住北平、做过晚清及北洋政府的官僚，私下已有了一个打算，万一双方交涉破裂，战端重起，他们将以保护文化古都勿受战火摧残为名，要求二十九军撤退。他们相信宋哲元将会接受，南京政府也会谅解，但北平城外就很难说了，所以他有些为张大千担心。
张大千哪里晓得他还有这样一番心思。而且看连日报纸，揣测宋哲元对各方面的谈话，都表示这是个地方性的冲突。此外又有两件事，更足以为宋哲元的谈话做有力的佐证。这两件事，一件是宋哲元七月十五日通电全国，感谢捐款劳军，电文中说：“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勤，捐款则概不接受。”
另一件事是，南京政府决定派孙连仲等四个师增援华北，而宋哲元的意思，不必派军北上，显示冲突不至于扩大。张大千总以为这一次的事变，也像过去的“张北事件”“丰台事件”[2]那样，很快就会平息，所以放心大胆迁回颐和园去避暑。两天后的星期六，张大千照例进城，听了程砚秋的戏，住到星期一回颐和园。出城前，他又去拜访汤尔和，打听最新的消息。
汤尔和仍旧保证，绝无问题，但听说张大千要回颐和园，表示最好不要出城。张大千心想：颐和园是北平的一部分，北平没有问题，颐和园当然也不要紧。因而没有听他的话。
这时是七月二十六一清早，而局势的大变化正就在这天。原来宋哲元先只当是小规模的冲突，可以用处理地方事件的模式来解决，及至七月十九日回到北平，他由络绎涌到的情报中研判，始逐渐发现真相。桥本与今井提出停战协议的交涉，所以能很快地达成协议，根本就是一条缓兵之计——因为当时日本华北驻屯车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病殁，日本派原任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接替。他于七月十二日始到达天津，一方面需要了解全盘情况，另一方面又要办田代的丧事，为了获得几天平静的时间，才同意了在宋哲元认为可以接受的停战三条件。
七月十六日宋哲元借参加田代葬礼之便，与香月清司第一次见了面。在日本方面解释，这就是执行停战协议的第一条：二十九军派高级军官道歉。宋哲元亦不否认，但说是相互道歉。而且此项停战协议在七月二十一日呈报南京政府后，次日即获得批准。看起来仿佛真的没有问题了，哪知七月二十三日的一个情报，改变了宋哲元的想法。
这个情报是：日本已派遣八个师团约十六万人，在驶华途中，并已有部分到达。随后又有另一个情报：日本的第一支运输船队，已悄悄在塘沽卸下十万吨的军用品。
当张大千在开明戏院欣赏程砚秋的《荒山泪》时，宋哲元正与南京政府所派的参谋次长熊斌及国民党的代表刘健群彻夜密谈。宋哲元终于对南京政府的决策有了全盘的了解，决定完全依照蒋介石的命令行事。
七月二十五日夜间，爆发了“廊坊事件”。廊坊是平津之间的一个小站而地位重要，日军借口修理军用电线占领了廊坊车站。交涉没有结果，发生军事冲突，日军有空中支持，驻军被迫退至黄村。这是张大千回到颐和园以后的事。
因为如此，颐和园的气氛与张大千星期六进城时大不相同了。传说日军要炮轰颐和园，又说要用毒气瓦斯，保安队向住在颐和园的七十几家人家，挨户通知如何将大蒜捣碎，用毛巾浸水防毒。同时，由于广安门发生射击事件，颐和园去北平的交通也被隔断了。
这一来，住在颐和园的人才知道大祸快临头了。颐和园的目标太大，鉴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往事，他们都认为绝难幸免，七十几家人家，纷纷逃散，最后只剩得两家。一家是有名的军事学家、云南的杨杰，一家就是张大千。
其时东京参谋本部已对香月清司正式下达作战命令，同时遣派三个师团，包括驻广岛有名的第五师团在内，增援华北。七月二十八日黎明，由原属关东军的铃木混成旅团及日本陆军最精锐的酒井机械化旅团，加上飞机三十架，向驻守南苑、西苑、北苑的二十九军发动猛烈攻击。二十九军不料日军会突然发动大规模攻势，猝不及防，损失惨重。南苑的战况尤为惨烈，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均在此役阵亡。
当炮火震天时，杨李两家四个大人，六个小孩，躲在听鹂馆的戏台下面——听鹂馆戏台两层，上层名为“凤翔云应”，下层名为“来云依日”。但“来云依日”之下，还有一层隐于地下。有些整本大套的所谓“大戏”，如“地涌金莲”“罗汉渡海”等等，角色多为神佛仙道，或从天降，或自地出，所以地下的那一层亦很宽敞。但作为避难所而言，除了躲避轰炸或炮击以外，并无用处；反而因为地下开有五口大井，发生了聚音的作用，由炮声所带来的惊恐，更甚于平地。
这天晚上，张大千听得头上马蹄奔腾，彻夜不停。原来宋哲元打算坚守到底，中央及全国民众亦都如此希望，可是地方人士不愿文化古城化为灰烬。这天下午，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等人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召开紧急会议，终于决定由张自忠以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的名义，留守北平，维持治安。当夜九时，宋哲元偕高级将领多人，经由西直门、三家店，绕道长辛店，秘密离平，移驻保定。除了刘汝珍的步兵旅以外，二十九军其他部队亦皆撤退。一夜不停的马蹄声，就是由此而来的。
第二天，日本人露面了。张大千派他的会说几句日本话的长子张心亮设法躲过日本兵，骑脚踏车去打电话，向城里的一个开洋行的德国朋友海斯乐波求援。几经周折，总算在约摸一星期以后，由海斯乐波用挂着红十字会标志的汽车将他们全家送到了城里。
其时北平、天津都已成立了“维持会”，天津的维持会会长是北洋政府时代曾为曹锟主持贿选的高凌霨，北平则是早年做过“九门提督”的洪宪余孽江朝宗。但在江朝宗之上，有个实际上管理北平市政的日本人，名叫喜多骏一。
此人是个陆军少将，原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七七事变”以前担任日本驻华武官，最近才调到北平，名义是特务机关长。他的任务除了当江朝宗的“上司”以外，主要的是协助恶名昭彰的日本特务首脑土肥原贤二，组织伪“政府”。这个伪政府定名为“华北临时政府”，首脑人选属意两个人，一个是段系要角，有名的亲日派曹汝霖；另一个是当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一度由日方推荐，而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经济委员会主席的王克敏。
曹汝霖虽是北洋官僚，但他亲日而实未卖国，从蒋介石迎段祺瑞南下后，段系人员除了像缺乏国家观念的梁鸿志之流以外，都受到南京政府的谅解与尊重。蒋介石在两年以前，且曾特邀曹汝霖上庐山，征询对日外交政策的意见，他深知蒋介石坚决抗日的意志，蒋介石亦深信他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出卖国家民族。此时是他接受考验、表明心迹的紧要关头。他倒是把握得定，土肥原来也好，喜多来也好，他都用“唐花”自喻——一出了温室，便会枯萎，表示健康状况不许可他出任烦剧而坚决拒绝。
结果是一向狂嫖烂赌、生活糜烂而债台高筑的王克敏下水了。“华北临时政府”成立于十二月十四日，下设“立法”“行政”“司法”三院，汤尔和是“立法院委员长”兼“教育总长”。北平特务机关改组，称为联络部，喜多骏一仍旧担任部长。
当时日本特设华北军事总司令部，总司令是寺内寿一大将，他才是华北的“皇帝”。因此“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后，由喜多率领王克敏以下全体“首长”到天津来“觐见”寺内。
事毕回平，喜多出了个花样，却替张大千惹来很大的麻烦。当张大千由颐和园初回城内时，已经惹了一次麻烦——他告诉汤尔和，日军在城外抢劫、强奸、杀人，无恶不作，汤尔和便去质问日本宪兵，而日本宪兵要证据，将张大千找了去关了一个星期，由汤尔和设法将他弄了出来，但限制他离开北平。这一下张大千才知陷入牢笼，悔之已晚。
这时的张大千，唯一自处之道是闭门养晦。由于秩序已渐渐恢复，他决定仍旧以颐和园做他的“首阳山”，只身移居时，他关照他在城里的家属，任何请帖都不必转给他，以示谢绝应酬的决心。
据张大千自己说：“闭门养晦、谢绝应酬也不行。有一天一位朋友金潜庵打电话给我，他问我为什么不露面，我说‘闭门思过’。他说：‘我看你倒是在想闭门闯祸!’他警告我说：‘有人请了你两次都不到，你真的没看到帖子？’原来是日本占据北平的特务头子喜多将军请我，必然是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可是金潜庵说，我再不给他面子，日本人会翻脸的，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我问啥子事嘛。他说日本人想安排一台盛大的平剧，知道我与余叔岩、程砚秋是好朋友，要我出面商量排戏码、派角色。”
这是张大千的一班想沾他光的朋友逼他出来的一种手法。为了“庆祝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喜多骏一决定民国二十七年元旦办一场堂会戏，排戏码、派角色，自有“小实报”的管翼贤之流的地头蛇去奔走，不一定要求张大千。像余叔岩，他们的交情确是很深，但能搬动余叔岩的也还有人，如当过袁世凯的庶务郭世五、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等，都有左右余叔岩的能耐。还有张镇芳之子张伯驹，“七七事变”之前他正由南京回北平，他跟余叔岩的渊源，只看胜利以后，余叔岩肯陪他唱《失街亭》的王平，便知如何之深。要找这些人来劝余叔岩，比找张大千容易得多。
日本人对张大千的兴趣，其实仍旧是他的画与收藏，还有他的具有宣传价值的名气。张大千说：“日本人对我说，知道我收藏的石涛、八大作品最多。又说知道我曾有意要把珍藏捐献给南京国民政府，然后一个大转弯，诌了许多不成理由的理由，明言要我把名画捐给北平伪组织。又**我说：你最喜欢颐和园，我们决定把颐和园的养心殿作为你捐献名画的陈列馆，不仅展览你珍藏的石涛、八大，而且还要展览你张大千的作品，让人瞻仰，永传后世。我心想什么永传后世啊!我如上当，就要遗臭万年!”这段话，是根据谢家孝的记录，“养心殿”可能听闻有误，颐和园并无养心殿。
张大千假托收藏的绝大部分在上海，想借此机会脱离虎口。几经谈判，达成两点结论。
第一是日本人同意，由杨宛君到上海去取张大千收藏的书画；第二是张大千列名为以寺内寿一大将出面所组织的“中日艺术协会”发起人。张大千关照杨宛君，带着二太太所生的三个孩子到了上海，悄悄租屋住下，等他慢慢设法脱离虎口。
这时上海方面关于张大千的传说很多。由于日本人要张大千出任“北平艺专”的校长，怎么推也无法推得了，结果是他担任了“主任教授”的名义，还去上了一堂课，因而都认为他是“落水”了。
也有些幸灾乐祸的小报，根据张大千曾为日本宪兵拘押一星期这一点，加油添酱地说他已经被枪毙了。张大千的朋友，印人方介堪将报上所登的这些传说都剪了下来，寄到北平求证。张大千灵机一动，去找一个日本方面专门负责跟文化人联络的原田隆一，说：“上海人都相信你们把张大千杀掉了。我应该回上海公开露面，张大千并没有死。”
原田隆一在华多年，说得一口很地道的“京片子”，对于中国的人情世故，亦颇练达，知道张大千使的是金蝉脱壳之计，一口拒绝。张大千要到上海去开画展，原田表示，只要将作品送到上海，即可展出。张大千以他人会认为画是他生前所作，必须本人在展出场所出现，才能证明他未死。原田仍旧不肯松口。
哪知上海居然出现了“张大千遗作展”，而且照张大千历来的成例，每展必定一百幅。这件怪事的内幕，张大千很快就知道了——他有个入门弟子叫胡俨，号若思，借机敛财，造了一百张张大千的伪画，以“遗作”名义展出，由于格外显得珍贵，一展出就被抢购一空。此事后来引起大风堂门下公愤，一致声讨，不认他为同门，但张大千却是意想不到地获得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已经有人替我开‘遗作展’，我如果再不露面，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证明日本人未杀张大千？”
原田当然不能让他们日本人背这个黑锅，当下同意发给张大千一张期限一个月的来回通行证，回北平时，要把他收藏的石涛、八大珍品带回来。
张大千的珍藏，共有二十四箱之多，一度曾预备送入当铺，权当寄存，当铺不肯担此风险。仍旧是靠他那个名叫海斯乐波的德国朋友，代为秘密收藏，而且他在张大千到达上海的一个多月之中，利用同为轴心国家的关系，安全运到上海。
由天津乘海轮到上海的张大千自然住在卡德路李家，深居简出。他在极秘密的情况下，筹划经香港回四川。
光是一家五口回四川很容易，问题是他有二十四只画箱。由上海乘法国邮轮到香港后如何入川，颇费周章。幸而有交通界的老前辈叶恭绰帮助，中航一天一班经汉口转重庆的民航机，只要有机会都替他运出一箱到两箱。这样到了八月下半月，情况有变化了。
原来国民政府已经决定由武汉迁移重庆，在七月底作了正式宣布，同时改组四川省政府，并派张群为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他于八月五日宣誓就职，在武汉的各机关亦纷纷开始行动，大都由水路溯江西上。到了八月十一日，日本派出七十二架飞机轰炸武汉，民众死伤约五百人。第二天又有六十多架，专炸武昌，湖北省政府四周的建筑物皆被炸毁。这一来，迁移的工作便须加速进行。中航香港分公司奉到的命令是，客货至汉口一律卸清，腾出空位专载公家机关的人员及物品至重庆。
于是中航香港分公司戴经理向张大千说：“不能再一箱一箱地运了。我建议让你太太带了剩下的箱子一班飞机走，到了汉口，太太们比较好说话，她可以坚持她坐的是民航机，付了钱的行李，一定要下在重庆，不能下在汉口。”张大千同意了，买好机票，带着杨宛君到机场去办手续，不想事情发生了变化。
在中航的机场办事处，他们遇到一位黄先生，是中航北平分公司的负责人，一谈起来，那黄先生告诉他说，中航班机不飞汉口，改在广西梧州降落。一向花钱散漫的杨宛君，不知道怎么忽然要打小算盘了。她认为飞机票跟到梧州的船票，票价是八与一之比，何不就坐船到梧州？在那里再转重庆，这一来起码可以省下两百多元的港币。
张大千反对这个办法，两人在机场吵了起来，正在吵得不可开交时，来了一个熟人——李秋君的弟弟李祖同。他说他正安排他朋友的眷属回四川，机票不如转让给他。有人调解，张大千也就算了，将机票让了给李祖同，另购到梧州的船票。
不想这一番意外的波折，使得张大千免了一场大难。他说：“记不清是八月一号或是三号，中国航空公司那班飞机‘桂林号’，飞出九龙，就在澳门石歧上空被日本人打下来了。你看，这真是没办法的事，我太太小孩，以至于那几箱字画，都免于此劫。”张大千真是将日期记错了，“桂林号”为日本军机所击落，机师及乘客全部罹难，是在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张大千由水路回川，先到梧州，应徐悲鸿之约，经柳州到桂林。他饱览了阳朔山水，先到重庆住了几天，然后回成都，游了峨眉，随即举家迁居青城山上清宫。为什么远绝尘世，入山唯恐不深？在他送谢稚柳的一把扇子上，有消息可参。
在重庆相晤时，他为谢稚柳写了一把扇子，是他临离北平所作的自画像和一首小令，调寄《浣溪沙》：
十载笼头一破冠，峨峨不畏笑寒酸，画图留与后来看。
久客渐知谋食苦，还乡真觉见人难。为谁留滞在长安？
这首词的下半阕，写出了他的只能为知者道的苦衷。张大千本是听了叶恭绰之劝，北上去接眷的，只为信了汤尔和的一句话，又看宋哲元是一副不在乎的态度，误以为卢沟桥事变很快就会过去。加以时当酷暑，又贪恋颐和园的景致，他一念疏懒，没有想到后果的严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昆明湖水犹未浣净征尘，等他发觉情况不妙时，北平城内已生沧桑之变。此后一连串身不由己之事，还算他把握得定，未曾真个落水。但当时民心士气，正极度昂扬之际，个人出处是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原为接眷，却一去不回，“为谁留滞在长安？”其中的委屈，实在不易解释，尤其是有张善子正气凛然的形象在，相形之下，他更觉难堪，倒不如暂时归隐为妙。
青城山一住三年，这三年对张大千很重要。因为无异和尚坐关，潜修内视，为得道必经的阶段。作为一个艺术家，必须有所吸收，才能有所表现，而吸收以后，又必须经过消化，或者更恰当地说是酝酿，反复深思，不断探索，方能有所创造。张大千的记性、悟性都是第一等，但不论如何，时间是无可代替的，犹如酿成的酒藏陈一样，必得经过一定的时间过程，才会到达某一程度的醇化。在北平，在上海，在任何扰攘红尘中，人情应酬常占去了张大千好些时间，他亦乐此不疲。艺术上的吸收不足，复又缺乏足够的时间来消化，则其表现于作品者，渐渐地就会薄与俗。张大千之所以能由名家成为大家，山水之所以能由临摹、写生而具有自家的面目，与青城山的这三年，大有关系。
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张大千的诗，亦以在青城山这段期间，做得最好。如《青城小居口占》：
自诩名山足此生，携家犹得住青城。
小儿捕蝶知宜画，中妇调琴与辨声。
食粟不谋腰脚健，酿梨长令肺肝清。
朅来百事都堪慰，待挽天河洗甲兵。
这首七律，关于山居生活部分，皆为写实。“食粟”“酿梨”，仿佛有典，而实为白描。居山而言“腰脚健”自是本色语，但有别解。本草以粟可厚肠胃，补肾气，用作滋养药，“食粟不谋腰脚健”，谓虽有三妇而不求强壮药，乃寡欲之意。“酿梨”者，剜梨之半，加贝母，复合全梨，蒸而食之，为润肺之方，故言“酿梨长令肺肝清”，造语平淡而清新有味。
另外一首《题剑门》，又是一番意境：
北去南来问石牛，蜀王引领五丁休。
**摇白日龙蛇怒，椎凿玄天神鬼愁。
自是山川据形胜，谁言关塞限戈矛？
诸君忍作新亭泣，一战犹堪扼此州。
“石牛”谓“石牛道”，又名“金牛道”，亦即“剑阁道”。上半首杂用“石牛便金”及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王女的故事，写剑阁之为雄关要隘。第五句言可守，第六句言可攻，结句有人谓似陆放翁，信然。这首诗用了好些典故，如“蜀王引领”出《华阳国志》，“**摇”语出《左传》，可知青城三年，张大千读了好些书。
不过，此一时期张大千最主要的吸收，是涵泳于大自然之中，胸中罗列了无数“画稿”。论张大千之画者，以为他平生画风凡三变，四十以前是“以古为师”；六十以后是“以心为师”；四十至六十之间，“以自然为师”。民国二十七年，张大千四十岁，则“携家犹得住青城”，正是他“以自然为师”的开始。
张大千画过一幅泼彩、泼墨的大件，题名《四天下》。四川四大奇景，号称“瞿塘天下险，剑阁天下雄，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在张大千心目中，蜀中山水，寰宇所无。走笔至此，可以谈一个插曲，大风堂门人某在日本鬻画，张大千告诫他说：“你在日本什么都可以画，就是不准画富士山。”此君不守师门之戒，张大千为之勃然大怒，几乎逐出门墙。
“曾经沧海难为水”，看惯了峨眉、青城，再看富士山，会觉得可笑；画惯了峨眉、青城，而且是在已成名之后，居然会去画富士山，这种行为亦令人可笑。一个人让人觉得他可恶，还不要紧，认为他可笑，格就低了，无怪乎张大千动怒。
青城山在道书上列为“第五洞天”。《唐六典》云：“剑南道名山之一，连峰接岫，千里不绝，青城乃第一峰也。前号‘青城’，后曰‘大面’，其实一耳。”易君左曾与张大千在青城结邻，在他的《青城山上一大千》这篇文章中，亦曾谈到大面山。
当张大千携家隐居青城山时，自然也有他的好朋友如叶浅予等人去探望。但三五日的盘桓，无法窥知张大千此时生活的全貌，因此，易君左的这篇文章是很可贵的。迄今为止，关于张大千在青城三年的生活、心境之记录，尚未有更详于易文者。虽然易文亦仅得两千六百字，但参以其他著作及张大千在此一时期的作品，已能使人了解青城山的生活对张大千的艺事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易君左是因为四川省政府疏散，而又为张大千所吸引，上青城山住了半年，在上清宫与张家结邻而居。上清宫建于晋朝，所在之山名为高台山——青城山是总名，周围一百五十里，又分为成都山，是位于青城之前而较小的所谓“案山”；青城之西二十里为高台山；又西南十里为天仓山。凡三十六峰，前十八峰为阳，后十八峰为阴，“青城天下幽”者，就因为整个山脉的结构连崖隐轸，有其格外深邃奥曲之处。
易君左说：“青城山脉最高的山，一名大面山，山顶终年积雪，又为云雾纠缠不清。山容变幻离奇，美妙庄严，无论从何角度望去，都是再美丽不过了。张大千在第一峰头筑一小亭，亭旁植梅二百株，常邀我到这座小亭上闲坐清谈。这亭子正与大面山相对，仰望端庄凝碧，如展开一幅绝大的玉屏风。”说亭子“正与大面山相对”，足见此亭筑于高台山。而大面山实际就是青城山，一山两名，只为方向不同，景致各异之故。
所谓“前号青城”，即是从南面向北看，如易君左的描写：“它像一座纯用青色筑成的城堡，整个山容被高林密树的青光所笼罩，人行其间，须眉尽碧，一片绿海，山以青城而名，即本于此。”
所谓“后曰大面”，是从北望南看，易君左由高台山上的亭子望大面山，“如展开一幅绝大的屏风”，这正是山名“大面”的由来。陆放翁咏青城山诗“山如翠浪尽东倾”是由于西风独盛之故，但也写出了青城山的山势斜陡。青城山北面更甚，以致积雪所覆，竟像是一面垂直的玉屏风。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张大千坐在高台山第一峰头，面对大面山的那座亭子中，心里所想的，除了画以外，更无他念。在这样一个可能终日不见行人的幽深之处，正所谓“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张大千目摹心追，胸中不知有多少未画出来的山。这些胸中之山，到了晚年，他毫不吝惜地将它们倾泻在“泼墨”“泼彩”中了。
这就是说，如果不是对青城山做过长时间的观察，摄取了因角度、时间的不同，而形成的繁复变化的多种深山容貌于胸中，他不敢想象泼墨、泼彩亦可成画。当然，在当时他还没有这种想法。这一层，我留在以后他有这种创意时再细谈。
张大千在青城山曾有过一件离家出走的逸事，易君左身经目击，制了一个回目来形容：“一气隐无踪，云山日落；千峰寻不见，灯火宵明。”他说：“一天下午，大千先生尚未回家，等到日暮，消息杳然。因为他在山上游览，照例是清晨或下午回来，断没有从下午到黄昏还不回家。张家三位太太非常焦急，来同我商量。我劝她们不要担心，可能应山僧之约、樵夫之请，前往闲话，也未可知。不料等到二更时分，全山已成死寂世界，还未回来。”
这一下，连易君左也着急了。“于是，合两家男女老少，连同上清宫的道士们，等到三更时分，大家同去探索这位大画家的下落，要把他抢救回来。可是青城山千峰万顶，悬岩削壁，幽壑深洞，丛林杂草，叫我们何处去寻，何处去找？经过几乎通夜的搜索，几十条火把照得满山通红，青色的树木都变成了紫色，依然不见踪影。且幸时节是初夏，清寒不重，人人抖擞精神，翻山越岭，涉涧跨溪，披云拂露，穿岩入洞，直到天已大亮。天啊!好不容易，才在山腰一座小峰的洞内，也就是在天师岩附近幽岩中，发现了这位大师闭目瞑坐，好似达摩面壁，眼观鼻，鼻观心，在那里修养呢。我们一大群人真是欢喜若狂，不由分说，立时由他的三位太太，把他拖出洞来。然后他张目一看，却镇定而悠闲地说：‘做啥子这样大惊小怪呀？’”
易君左说，事后他也不好怎样向他追问，何以有此“惊险而富有传奇的一幕”。而据张大千自己说，这一次家庭风波是他的三个太太联合起来对付他。黄凝素则是“揭竿而起”的“急先锋”，有一次由动口而动手，黄凝素顺手拿起画桌上的铜尺做武器，拉拉扯扯之中，一下打到了张大千的手上。张大千大发雷霆，拂袖而去。大妇、中妇、小妇齐一步骤，既没有人出来转圜，也没有人向他劝阻，只以为他出去逛一逛，等气消一消，自会回家，哪知听其自然的结果，演变成了骑虎难下的僵局。
至于寻获以后的情形，却非如易君左所说的“立时由他的三位太太，把他拖出洞来”——张大千还很拿了一阵跷[3]。
[1] 指由暂时代理改为实授官职。
[2] 日方分别在1935年和1936年制造的冲突事件，两个事件均以中国军队被迫退让而平息。
[3] 拿跷：江苏南京一带方言，有意不干以挟持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