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兄指张善子，难弟却不是指张大千，而是张家的老幺张君绶。

张善子比张大千大十七岁，排行第二，其实居长。用“长兄如父”这句成语，最足以说明张大千对张善子的感觉——敬爱之情，自不必言，但多少有些“惮之如严父”的成分在内。有时张大千受不得拘束，就会找个很自然的理由，避开“长兄”。张大千一生好游名山，独独未到匡庐[1]，据说他有一次游庐山的机会，但因张善子与诸遗老正在庐山，特意回避。

如果此说属实，其事当在民国十八年至十九年，曾农髯去世以前。那时陈散原方在庐山构筑松门别墅，山居经年而访客不绝，其中亦颇多书画家。《散原精舍诗别集》有《徐悲鸿画师来游牯岭，戏赠一诗》及《题陆丹林时贤书画集》等诗题。徐悲鸿于民国十六年回国后，先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十八年转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当时因为参加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展出品的审查事宜而南下。张大千亦是审查委员之一，与徐悲鸿同在南京。张大千曾在侍坐师门时，见过陈散原，而且对散原长子陈师曾的艺事一向倾服。如果张大千能有与徐悲鸿结伴一识庐山真面目的机会，应该是绝不会放弃的。

张善子对张大千的一生，自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这影响，有关艺事方面者少，属于性情方面者多。那么，张善子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的是非感很强烈，有魄力，有自信，喜欢冒险，而且常有不足之感，希望自我超越。还有，名心甚盛。张大千曾谈到张善子在民国五年，开黄克强、蔡松坡追悼会时，所送的挽联，上联失记，下联是：“吾亦无名下士，半生奔走，世上焉知我是谁？”由这牢落不平之气中，不难想象张善子亟望成名的心态。

因此，张善子常喜欢做些惊世骇俗的举动，譬如饲虎。若说为了专门画虎就得养一只老虎在家，观察它的各种姿态，那么，专门画龙，又怎么办？而且将老虎驯养成狸猫那样，又从何而识大王之雄风，懔山君之威名？说一句稍嫌刻薄的话，此不过炫人耳目，成其画虎专家之名而已。

其实，“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无足为非。而且，作为一个职业画家，“沽名”亦是必要的。除此以外，张善子实在是个很可敬的人，尤其是他在抗战时期所表现的爱国情操，真值得几十年后由何敬帅为他的“百岁诞辰纪念展览会”揭幕。

张善子画的虎，因人因时，观点不同而有各种象征的意义，而以对日抗战，代表全民奋起的“怒吼”之虎为最善。张善子笔下的老虎，到此才算修成正果。

谈张善子画虎，都要谈他的《十二金钗图》。近数年我读过好几篇此一类的文章，结果产生一个疑问：张善子到底画过几套《十二金钗图》？

细参之下，发现他至少画过三套。这要从曾农髯所作的一篇《张善孖小传》谈起。张氏三兄弟列入曾氏门墙的次序是由幼而长，老十张君绶最早，其次为老八张大千，复次为老二张善子。但他即令殿后，亦绝不会超过民国十五年。曾农髯的这篇《张善孖小传》，虽未具年月，但玩味文气，应作于张善子拜门以前。原文第一段是：“张泽字善孖，一字善耔，蜀之内江人。好画虎，髯因称之曰‘虎痴’，门人季爰之兄也。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一日，持善孖所为《十二金钗图》乞题，髯曰：‘向不喜为闺阁绮丽之辞。’季曰：‘虎耳!’大惊展示，果十二虎。”

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说“门人季爰之兄”，即表示张善子并非门人；说“季爰居门下”，即表示善子未居门下。而且，如已拜门，则门生求老师题画，为常有之事，亦不必假手胞弟。

此外有一点，亦可看出曾农髯作此文的年份甚早，故犹用“善孖”之名——张善孖改为善子，已在声名远播南天之后。因为广东话中的“孖”字另有读音，所以改义同于孳的孖为子。不过作此文亦不能早于民国十二年，视文末有“君绶前以愤时蹈海”之语可知，张君绶蹈海是在民国十一年。

这是张善子所画的，也就是曾农髯所题的第一套《十二金钗图》。第二套题的是：“虎痴写《十二金钗图》，老髯曰：‘今日金钗之流，其害非关一人之性命也。’盖甚于虎矣。噫!”款署“庚午四月，七十髯叟题”。庚午为民国十九年，其年秋，曾农髯下世，陈散原曾有挽诗，题作《哭曾农髯》。散原精舍诗用编年体，下一题为《中秋夕山居看月》，可知曾农髯殁于中秋前不久。

第三套情况就复杂了，时间有甲戌(民国二十三年)、乙亥(民国二十四年)，地点有苏州网师园、北平颐和园。杨隆生所作《张善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及其题画诗》一文中说：“民国二十三年，张善子张大千昆仲，在北平颐和园听鹂馆，以虎为题，集《西厢记》中十二名句，画了十二幅虎，当时轰动全国。可惜这十二幅名画，已经失散，现在仅知道香港收藏家定斋主人，拥有数幅。”杨隆生并刊出他所知的六幅如下：

侧面上山之虎，题曰：“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

虎伏山坡，题曰：“羞答答不肯把头抬。”

出谷下山之虎，题曰：“蹑着脚步儿行。”

松林中睁大眼之虎，题曰：“蓦然见五百年风流孽冤。”

登山白虎，题曰：“可喜庞儿浅淡妆，穿一套缟素衣裳。”

面壁之虎，题曰：“咍!怎不回过脸儿来？”

面壁之虎，当是最后一幅——由第二次题款可知。第一次题款，在西厢曲文下注明：“大千补景，善子画虎，时甲戌秋，于颐和园之听鹂馆。”第二次款题于左方，大字是一首七绝：“独对良辰景物侵，茱萸遍插少年心。悬知玉女峰头月，照汝骑驴过华阴。”此诗“华”字失粘；小字记明缘起：“乙亥九日，忆大千华山，适十二金钗图装成，附题于此。虎痴。”附题必在结束之处，故知面壁之虎为最后一幅。

如上题记，可知第三套十二金钗图，由张氏兄弟在北平颐和园合作，时为民国二十三年秋天。第二年重阳日，在苏州装裱完成，其时张大千正重游华山。

但张大千的朋友容天圻所记又不同，他说：“笔者尝见善子与大千在吴门合作的画虎十二幅，由善子画虎，大千补景，善子自题曰：‘无憀南郭，索读西厢，慨世局之沧桑，学曼倩之善谑，公牛哀七日而变封，使君一旦成形，人兽何分？庄谐杂引，本如来三十二变相，图僧孺十二金钗，藉实甫之艳词，为山君之脚注，抑有识者谓我非乎？乙亥秋，蜀中张善子写并题。’”杨隆生文中亦有这段记载，并具体说明，此“自题”是题在“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上。

这里问题就来了，“写并题”与“忆大千华山”的补题不同，明明是说“写”于“乙亥秋”，则非前一年画于北平的第三套，而应该是第四套。

至于题记做何解，自惭腹俭，不知所云。如“公牛哀七日而变封”，公牛复姓，为齐公子牛之后，公牛哀亦有其人，但何谓“七日而变封”，则尚待考。[2]颇疑耳食之言，传闻有误，如“索读西厢”之“索”，或为“素”字之误，“素读西厢”误作“索读西厢”就难索解了。

不过“乙亥秋”“写并题”则绝无错误，而且“临去秋波那一转”以题词含义而言，亦很可能是最后一幅。总之，这一幅十二金钗图，并非前一年在颐和园听鹂馆中所画的十二幅之一，可以断言。后者已经“装成”，而前者刚刚“画成”，说不定还要等张大千倦游归来，替他补了景才算完成。

因此，关于张善子的十二金钗图的情况，可以做如下的推测：

一、十二金钗图由于题材新颖，以及“虎痴”养虎所打出去的“知名度”，问津者必不乏人。在曾农髯生前，已经卖出去两套，价钱当然不会便宜。而买主很可能是在南洋发了大财的侨商，如胡文虎之流。

二、民国二十三年秋，在北平画成第三套，携回网师园，由专用的裱工装池。张善子则又画成了第四套，如仍为兄弟合作，则此第四套，当是有虎无山。

三、元朝的杂剧，大都为一本或两本，唯独王实甫的《西厢记》则有五本之多。相传王实甫原只打算写四本：“张君瑞巧做东床婿，法本师主持南禅地，老夫人开宴北堂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合而为东南西北。哪知作曲至“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才尽思竭，踣地暴死(想来下面是要凑个“东”字)。以下由关汉卿所续，不知如何收场，因而又加一本。这五本《西厢记》中，丽词艳语，不知凡几。张善子的十二金钗图，可能不止用了十二句，每一套都有或多或少的变化。

四、在民国二十三四年时，张大千的声誉正盛，据乐恕人说，他于民国二十五年在北平采访张大千画展盛况时，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幅画标价五百元，而犹有复订者。是则十二金钗图合张氏昆仲两人的声名，定价至少也要五千元一套，在当时这不是小数目，可能无法整套卖出，因而化整为零分售。这或者就是现在只存数幅，而未见有整套流传于画市的原因。早年出售的两套，如所猜测的，由南洋富商购藏，则或已毁于太平洋战争之中，亦未可知。

比拟百兽之王的虎为十二金钗，此虎自然是雌老虎，张善子最初的创意，当是想画虎的各种姿态，而以崔莺莺的各种表情做譬喻。但第一套画成，请曾农髯品题时，正当内战方酣，皖直奉三系军阀，此来彼去，**地方无宁日，因而曾农髯在题记中说：“善孖其善以画讽世者欤？去岁来沪，携其平日所画虎，大者丈余，小或数尺，或写群虎争食，喻当头贤者；或写犬而蒙以虎皮，喻贤者中之又贤者。嗟乎张生，何讽世之深耶？”这是由“苛政猛于虎”这句话衍化出来的愤世之言，骂军阀骂得很深刻。

接下来是张善子自己的话。曾农髯说：“然予观古来画虎者，每多类犬，写生家又但能传其皮相，不能虎之天性，君操何术至此？善孖曰：‘予因画虎，遂豢虎有年矣。虎性贪，利得肉，予每以肥豚大方饲之，待其饱，然后弛其铁绳，纵之大壑，须臾风生，若怒若醉，长啸奔舞，山谷异势。及其饥，复置肥豚柙中，虎且摇尾而前，若敬主人者。’”这是寓言，不必有其事。张善子亦是骂军阀，不过所骂的是他家乡的军阀——四川军阀——多有这种“饥来趋附，饱则远扬”的作风。

第二套十二金钗图，曾农髯题曰：“今日金钗之流，其害非关一人之性命也。盖甚于虎矣。”此玩味语气，似乎是骂上海的交际花。

抗战爆发，全民抗日，以张善子的性格，自是最兴奋不过的一件事。他以丈匹素帛，合为巨幅，照他站在画前摄影的比例来看，足足有两个人高；宽则加倍有余，除壁画以外，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画。

画上是十八头猛虎，奔趋向前，据说十八头猛虎代表传统上的十八行省。画上左上角是斗大的字，题曰：“怒吼吧中国。”款署：“蜀人虎痴张善子写于大风堂。”右下角又用较小的字题曰：“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钤“大风堂”白文腰圆大印一。这幅画在大后方展出时，对于民心士气的激励，确实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张善子在那时期所作的画，多是有益世道人心之作。在郎溪时，他画过《四维八德图》。早在民国二十二年时，画过一幅工笔的文天祥立像，上方以小楷记叙了文天祥的生平，顶端有蒋公亲笔所题“正气凛然”四大字。

张善子殁于民国二十九年深秋。他在下世前的一段岁月活得生气勃勃，值得后人纪念的，亦就是这两三年。他由皖南而汉口，由汉口而宜昌，由宜昌而重庆，民国二十七年冬季，遵母氏遗命，在重庆皈依天主教，受洗礼；民国二十八年一月随于斌主教远赴欧美，从事争取支持我长期抗战的国民外交工作。

此行历时几将一年又九个月，张善子无论对国家、对个人都获致了很好的成就，据《大成杂志》发行人沈苇窗在张善子百岁诞辰纪念文中说：“(张善子)首抵法国，以随带画幅展出，法国总统赖勃伦[3]亦亲临观赏。二十八年四月，抵纽约，与于斌主教分赴各大学演讲，阐明东方艺术，发挥我国抗战的神圣使命，听者动容。同时举行画展，为我国难同胞赈济募款达美金二十余万元，悉数汇返国内，倾动朝野。”

七月间英、美发起“中国周”扩大援华，美国国务院宣布：美日两国一九一一年所订商务通航条约[4]，将于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失效。张善子为感谢其贤明措施，“特地绘虎以赠罗斯福总统及赫尔国务卿。至今善子先生所绘之虎，仍完好地保存在白宫内。罗斯福夫人屡次邀请善子先生赴白宫参加茶会。纽约福坦莫大学特以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赠善子先生，纽约美术专门学校也请善子先生担任名誉教授，可谓实至名归”。

张大千亦曾几次跟朋友谈到张善子此行所获的荣誉，说：“他在纽约还有一件大出风头的事。由纽约美术学院，选出三位标准的西洋美人，看长袍大褂、美髯飘飘的中国画家作画。这张照片，报章争相刊载。”又说，“我二家兄信奉天主教，在他访美期间，曾接受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名誉法学博士。我当年不了解，何以会被颁赠法学博士？他从来不懂法律。后来才知道，这是大学为了表示特别尊崇的意思，教皇就是福坦莫的法学博士，如以名誉法学博士颁赠，就是最大的荣幸。”

张善子于民国二十九年到台，道经香港时，举行画展。香港《大公报》特于九月二十九日为他出特刊，并印出了许多他在国外为国宣劳的照片。叶恭绰赠诗两首云：“越海横担道义归，欧风美雨墨痕围。山君貌出形如许，神笔宁劳上将挥。”“顾影休惭画不成，高谈犹许气纵横。负嵎出柙却休问，同祝人间老复丁。”

这两首七绝，诗意晦涩，不甚可晓。用典恐有别解，如“神笔”“上将”，莫知所喻。“复丁”似出于清朝一部专为旗人服官晓习汉文公牍用语的教科书《六部成语》，“复丁”为“复回丁口”的简略，属于户部一门，其注释为：“遭乱荒逃散之丁口，事定复回原处者也。”则此“复丁”，或指张善子，或泛指战乱流离、复回故乡的难民，皆可通。

由于思乡念切，张善子不等香港的画展结束，便即飞回重庆。他曾电约在成都的张大千，至渝相会。其时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已安排就绪，当时预计在敦煌的工作不会太久，所以张大千复电说三个月就回来。张大千没有去重庆，而按预定计划，首途至广元。

广元在成都东北，已过剑阁，出朝天关，而入陕西汉中府境界。县北十里，嘉陵江东岸，石崖蜿蜒，其形如门，是栈道遗址。沿崖凿石为佛，名为“千佛岩”。当地一个银行经理招待张大千细看千佛岩的石刻，哪知住不到两天，接到重庆来的电报，说张善子已病殁于歌乐山宽仁医院。他是因为积劳而患痢疾，引起糖尿病的并发症，大后方物资缺乏，医药尤苦不足，连盐水针都没有，以致年未满花甲的张善子竟至无救。

这是张大千的平生恨事之一。他奔丧重庆，料理完了胞兄的后事，回青城山暂住。于役敦煌，延至第二年三月间方始成行。

有人说，张善子之死，对张大千来说，未尝不是促使他在敦煌面壁下苦功的精神动力之一，因为唯有勤奋工作，才可冲淡悲思。张大千笃于手足之情，当年爱弟之死，同样亦是逼着他拼命读书作画，以为感情逃避的一种自我鞭策的力量。

张家的老幺君绶在曾农髯门下，是最得宠爱、被视之如子的一个学生。曾农髯写字都在楼上，门下非得他的准许，不准随侍旁观，只有张君绶是例外，“登堂入室”，毫无限制。但民国十一年，张君绶以十九岁的青年，竟在自天津到上海的旅途中蹈海而死。同时赴水的还有一个比他大二十岁的有夫之妇，名叫狄文宇，她的丈夫是当时的名记者戈公振。狄文宇与张君绶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因此，同时跳船自尽，是不是相约殉情的一双同命鸳鸯，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张大千说张君绶与狄文宇都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但不认为他们是殉情。至于张君绶的感情生活不如意，张大千是非常同情的。

张君绶的伤心之事，正就是为了那时很流行的一句话——“吃人的旧礼教。”张君绶从小就定了亲，是他母亲做的主，对象是他家塾中蒋老师的女儿。那蒋小姐从小随父住在张家，以后张君绶随兄赴沪求学，蒋老师辞馆回资阳老家，蒋小姐则由张老太太做主，送到自流井一家学校念书。蒋小姐寒暑假不回资阳而回内江，这情形跟童养媳无异，只等两小成年，择吉圆房了。

但是，张君绶从来就没有喜欢过这个青梅竹马的师妹，因为她有天花残疾，而且自幼丧母失教，凡是闺阁中应该学习的技艺，什么都不会。有一次张老太太收到一样很时髦也很贵重的礼物，是一对外国货的绣花枕头，张老太太便给了蒋小姐，意思是嫁妆之一，到洞房花烛时才用。哪知蒋小姐不能体会其中的深意，当时就拿来用了，而且不知爱惜，新枕头套上很快地沾染了头油污渍。张老太太发现了，颇为不悦。川南的习俗，女子未嫁之前都要绣好些枕头，备出阁之后，分赠亲友之用，所以张老太太便数落这个准儿媳，自己不会绣，只会糟蹋东西。

又有一次，张老太太请一个亲戚女眷为她梳头，恰巧为张善子所见，他便问母亲：何以不叫未婚儿媳服劳，要麻烦客人？张老太太说：“她是洋学生，哪里会梳头？”张善子便即表示：不会也要教她学。

蒋小姐当时是在里屋，将这些话听得清清楚楚。两件事加在一起，她认为“婆婆”与“大伯”都嫌疑她，未婚夫亦从未有过好感，越想越不是味道，一时想不开，留下遗书，寻了短见。

蒋小姐如果死了，也许张君绶可以不死。张大千说：“她选择的自杀方式，(是)跳我们后院的水池，但那水池只有一尺多深的水，哪里淹得死人。只有惊扰。当然被救起来了，遗书满纸怨言。这件事大伤君绶的心，他生气地认为如此未婚妻，又丑又不贤，还要闹脾气寻死!从此他连话都不与她交谈。”

这是一个伤心人。另外一个伤心人就是狄文宇。张大千说她比张君绶“大十几二十岁”，这话不甚确实。根据高拜石《戈公振为情憔悴》一文中所记来推算，她比张君绶只大八岁。张君绶在与狄文宇认识以前，既不愿与蒋小姐结婚，又不敢公然违背母命，一度学张大千的样，想遁入空门以求解脱。张大千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才把他从普陀找了回来。当然，这件事是瞒着张老太太的。

这应该是民国十年上半年的事。前一年的春夏之交，张大千在杭州为张善子所获，“押解”回川时，张君绶亦随两兄同行。张大千娶元配时，张善子同日续弦，迎娶内江糖商黄家的小姐为他的第二任太太。这一来，就该轮到张君绶完婚了，只要办了这一场喜事，张老太太便如西汉向子平[5]那样，心愿皆了，所以张君绶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这年暑假，虽因蒋小姐自杀遇救事件，他暂时可以不谈“圆房”，但压力仍在。年底随兄返里，张君绶甚至不回家而住庙，并曾向他“八哥”表示想出家。所以他年后复回上海，忽然失踪，张大千心知须向名山古刹去寻爱弟的踪迹。

这以后便要谈狄文宇了，而又需略微先介绍戈公振。他本名绍发，字春霆，江苏东台人。东台虽为斥卤之地，但清初出过大诗人吴嘉纪，所以文风不弱。戈公振家虽寒素，却能力学；二十二岁便在家乡一家报馆操笔政。两年后他由东台到上海，为有正书局及时报的老板狄平子所赏识。清末民初的名报人甚多，但实务以外兼讲报学的，却只有戈公振一个人。

戈公振生于光绪十六年，据高拜石记述：“他在二十岁时，早就在乡间娶了一个小女子为妻。这女人长得相当美，聪明活泼，只是太早结婚，十四岁便为人妇，因而识字无多。公振任职时报时，把她从家乡里接了出来，同居在上海。(她)那时还没有孩子，报馆工作又多在晚间上班，公振怕她寂寞，便怂恿她进夜校读书，从补习小学课程起，而正式中学毕业，居然竿头日进，越读越有兴趣，北京某大学校在沪招生，也给她考上了。公振平日把她当作小妹妹一般，怜爱之极，见她要北上升学，便把平日缩衣节食所积，送她前往进修。”这个“小女子”，毫无疑义地便是狄文宇。她十四岁嫁二十岁的戈公振，则出生于光绪二十二年，张君绶生在光绪三十年，我说狄文宇只比他大八岁，就是这样推算而来的。

所谓“北京某大学校”，就是鼎鼎大名的“北大”。张大千说，朋友都称狄文宇为狄大姊，“北大的学生，也是报界中人戈公振的太太，夫妻感情不好，时常吵闹，又爱哭。这位狄大姐哭闹起来，什么人都劝不好，唯独听君绶的劝。”

何以戈公振“夫妻感情不好”？张君绶如何得识“狄大姐”，以及何以“唯独她听君绶的劝”？张大千语焉不详，自是为亲者讳，仍需从高拜石的记载中，去寻求答案。

高拜石写道：“时在民国十年秋末，那时北方学界正在‘变’的时候，文章诗歌要变，婚姻家庭要变，成了一股旋风，男女社交更不用说了。这小女人单身在这旋风中，不甘守旧之讥，自命前进，不久竟然和一个小白脸的同学，由恋爱而在公寓里同居起来，公振按时汇去的钱，也正好供给了他们双宿双飞的生活费用。到第二年暑假时，她回来了，公振热情地欢迎她，而她则神情落寞，不像久别重逢的夫妇。晚间，拒绝和丈夫同衾，并坦白告诉他，决心要和他离婚，并自承她已另外觅得了爱侣。公振在惊愣中，用眼泪来向她恳谈，自言他是世界上最爱她的人，愿意原谅她过去的一切，又担心她离开之后可能会受骗、会堕落。但任凭如何劝说，一片肫诚，却打不动她已决的心。”

狄文宇与张君绶的相恋，是毫无疑问的，但与**浪子的瓦合有别。其时正当五四以后，年轻一代的思想空前混乱，各式各样的主义，经由新文艺活动，毫无选择地被介绍到中国。诸如福禄贝尔的自然主义、王尔德的唯美主义、马立涅脱的未来主义、梅特林的象征主义、易卜生的新浪漫主义、法朗士的新古典主义、歌德的新人文主义、辛约勒脱的新象征主义等，这一股汹涌澎湃的新思潮的激**，推动青年们去冲破旧的樊篱，而首当其冲的是旧婚姻制度。年轻一代所追求的是放纵的自由，因而很容易陷溺于奔放的爱河之中。

当时有两个很有名的新文艺团体，一个是“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创造社”。后者的影响、力量更大。创造社两大将，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郁达夫著《沉沦》，不知道在多少青年的内心中，激起了无法自制的波澜。郁达夫在《沉沦》自序中说，他是“描写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述时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又说“我们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地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张君绶就是这样一个“病的青年”。

张君绶与狄文宇是否是同学，尚待考证，但他们的相恋，似乎开始于上海。不过民国十一年上半年，在北平同居，可由张大千的话证实。他说：“有一次在上海，两夫妇又吵，戈太太就闹着要回北京，当时都是年底了，戈公振就劝太太过了年再去。怎么劝都不成，甚至带了孩子跪下求她都不答应。这位太太过去已经寻死过三次，脾气真是大，戈公振拿她没办法，最后还是君绶来劝她。君绶说他也要去北京，但要过了年，正月初二动身，狄大姊才应承过了年同他一道去。”

这不是私奔，由高拜石所引，戈公振随后寄给狄文宇的一封信，可以证明他已同意离婚，而且也知道她与张君绶的关系。这封信中说：“据汝所说汝等之结合基于爱情，吾敬为汝祝。惟后事茫茫，未可逆料，倘有需吾之处，请随时见告。且汝之重来归吾，尤吾所日夜盼祷者也。”戈公振也真算得多情而痴心了。

张君绶与狄文宇之相约蹈海，就因为他们无法结合之故，张大千对这一层，有意隐讳，但也透露了若干真相。他说：“到了北京，戈太太还是哭，她是存心不想活的了，究竟是什么事痛不欲生，外人也不知道。”很明白的，狄文宇下堂求去，所愿已遂，但张君绶却无法娶她。以张君绶的胞兄、师长、朋友对他的评价来看，张君绶绝非始乱终弃的张君瑞[6]，他之不能与狄文宇名正言顺地结合，当然是家庭反对之故。张大千说：“这两个都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厌倦人生的想法倒是一样的，在船行途中大概愈谈愈窄，竟然就约同跳海了。”所谓“愈谈愈窄”，意在言外，即指他们的姻缘路是一条死胡同。

张君绶与狄文宇殉情的经过，据张大千追叙是如此：“船从天津到达烟台后，船上人叫门不开，破门而入，只见舱房的两个行李卷放得整整齐齐，每个行李卷上都留有信。我弟弟写了两封，一封给船长，一封给朋友，遗书说：‘我同狄大姐同时自杀，但是我们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烦恼，如果被人疑惑我们做了什么不对的事，也没有关系了。自求解脱，只希望人们把我忘记。至于我的遗物十几个箱子，请交给我的八哥大千。’”

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张君绶与狄文宇在船上亦是双宿双飞。一间舱房，两卷行李，便是证据。他们死得很从容，见得其志早决。张君绶的遗书中，亦无半句哀怨之语，视死真有“浩然如远游之还乡”之概，实在难得。

至于“但是我们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烦恼，如果被人疑惑我们做了什么不对的事，也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段话要分成两回来看，前面的一句，是为了两家的面子，故意否认；后面一句是变相地说明他们的“同时自杀”，并非偶然。这样的一种说法，可能是从雍正御制《大义觉迷录》中学来的。

此一雍正七年九月颁布天下，及于僻壤，并令学宫各贮一册，以备士子观览，而在乾隆即位以后，复又收回销毁的《大义觉迷录》，主要的内容是清世宗自辩其为天下所指摘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四大罪款。而他于“屠弟”一款下自言：“只此一事，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朕不辩亦不受也。”孟心史[7]谓：“夫不辩是否即受，论者可自得之。”

张君绶的“如果被疑惑，亦没有关系”的说法，命意亦复如此，事实上是承认了，但表面上不能不否认而已。

张君绶与狄文宇的故事，悱恻动人，若与徐志摩、陆小曼相较，境界悬殊。陆小曼初嫁学军事的留学生王赓，结婚时徐志摩为傧相，他未几开始追求“新娘”。于是陆王仳离而徐志摩停妻再娶，且由梁任公为之证婚。

婚后，徐志摩移家上海，陆小曼染上了嗜好，而在鸦片烟榻上与推拿名医翁瑞午谈恋爱，徐志摩亦公然追求一个话剧明星。就这样一盘混账，而徐志摩与陆小曼却被视作新才子佳人的典型，试问何处去说是非？

不过话说回来，张君绶之死，至少在他最亲近的人是非常同情与痛惜的。其时张大千不在上海，遗物便送到曾农髯家。张大千赶回上海，开箱检视，内有遗书一封，自称不孝，不能遵从母命与一个不喜欢的女人结婚，所以决心自杀。遗物中有一幅画，曾农髯掩面登楼，写了一张字条交听差转示张大千：“余不忍见君绶遗物。”

那幅画是山水，仔细辨认，画中景致正是烟台，奇峰壁立，崖下一座庙宇，便是老君庙。曾农髯在画幅之右题五言诗一首：“一纸已足传，二十年成一世。白头老亲在，知君心未死。”诗下有跋：“君绶有慧根，从予学书篆草，已臻神妙。父母以季子，爱怜更甚诸兄，友善季爰，尤形影不离，其蹈海何谓耶？然幼时喜依寺僧，及来沪，复逃之普陀，季爰数月访得之。岂真大觉耶？”题字中有错漏更改了两处，可以想见此老下笔之难。

画幅之左，为张大千所称作大师兄的胡小石所题，是一首七绝：“揩眼峻嶒何处山，死生隔纸已漫漫。秋灯温梦虫相语，认汝天风海水寒。”下款为“壬戌中元后三日题君绶遗墨”。壬戌是民国十一年。

此画最初题识者，只曾农髯、胡小石师弟。胡诗指出死之时“秋灯温梦虫相语”，死之地“认汝天风海水寒”，亦不言死因。民国十八年己巳，复有多人加题，亦复如此，只惜其死，不言其他。其中只黄宾虹所题，是对张君绶的艺事的评价：“文衡山令嗣彭、嘉，均享天年，惟台早逝。余曩曾睹其画，超超不减诸兄，今观君绶笔，可信其不朽矣。”将张君绶譬诸文征明早死之子文台，是很适当的比拟。

[1]　即江西庐山，相传殷周之际有匡俗兄弟七人结庐于此，故名。

[2]　按：这句话因断句有误才导致不可解，应作“公牛哀七日而变，封使君一旦成形，人兽何分？”。“公牛哀”典出《淮南子·俶真训》，讲的是一个叫公牛哀的人患有“转病”，七天后变成了老虎，他的哥哥来看望他的时候，这只公牛哀所化的老虎将其咬死。“封使君”则典出《太平御览》，讲一个名叫封邵的太守变成了老虎，捕食百姓，百姓呼喊“封使君”，老虎就离开了。“封使君”后成为虎的代称。

[3]　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后一位总统阿尔贝·勒布伦。

[4]　指《日美通商航海条约》。

[5]　指西汉的向长在安排完儿女的婚事后，断绝了与家庭的来往，嘱咐“当如我死也”的事迹。

[6]　即《莺莺传》里的张生。

[7]　晚清著名史学家孟森，字莼孙，号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