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上海兴起一班“名媛”。她们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代新女性，大多生在十九世纪结束、二十世纪开始的公元一九○○年以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义和团之乱导致了八国联军的空前外患。辛丑议和以后，肯定了洋人的价值与地位，“扶清灭洋”的口号固随义和团的瓦解而消失，“夷人”与“洋鬼子”的称呼，亦罕闻于通都大邑。所以这班随着二十世纪降临的中国第一代新女性所受的教养，与她们的上一代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别：第一是不再受缠足之苦；第二是见了至亲以外的男子不必再回避；第三是跟她们的兄弟一样得有“出就外傅”，亦就是“进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十里洋场的上海，风气更为开通，年轻女子得以打破一切隔阂，公然参与社会活动。报道她们的新闻时，赐以佳名，谓之“名媛”。

上海的“名媛”，分为两种。一种比较洋派，大多毕业于“中西女塾”之类的贵族学校，着洋装，讲洋文。盛大的宴会中，常见她们携着年轻男子或洋人婆娑起舞，因而被称之为“交际花”，如唐瑛、陆小曼等都是。

另一种比较守旧，必有良好的家世，受过良好的教育，擅诗词，能书画，有旧时才女的意味。文场艺坛，出而与须眉周旋，落落大方，是所谓“林下风范”者，始足以当“名媛”之称。其中之一的李秋君，即是谢家孝著《张大千的世界》中所称“百岁千秋金石情”的女主角。

谈李秋君，先要谈“小港李家”。小港是浙江宁波府属镇海县的一个镇，小港李家庞大事业及财富的创造者，名叫李也亭，是李秋君的曾祖父。李也亭于清朝道光二年十五岁时，到上海来“学生意”，投入南市南码头曹德大糟坊做学徒。但他的发迹，却是由于转业沙船帮。

沙船是专行驶于海洋的大帆船，北至辽东，南至闽南，贩卖大宗南北土产。这一行生意是大买卖，要大本钱，也要冒极大的风险。航行南北洋遭遇海难，是常有之事，不幸如此，不独血本无归，往往倾家**产，但重整旗鼓，一两次顺利航行所获致的厚利，亦可恢复基业。这一行中起落极大，必须要有广泛的关系、有力的后台，绝非外行人所能插足，因此上海的沙船帮只有极少几家，其中巨擘姓郁，李也亭便是在郁家沙船上做小伙计而起家的。

原来曹德大糟坊前面的大码头，一向是郁家沙船停泊之处，李也亭常到船上送酒，船上专管航行的“老大”，以及负责货物买卖、职称名为“耆民”的管事，看他做事确实勤快，都很喜欢他。其时江苏巡抚陶澍奉旨筹办南漕海运，雇用大批沙船。船上也要添人，便劝李也亭改行——沙船帮的规矩，水手伙计的工资极其微薄，但自己可以带货——“耆民”会划出一部分货舱来容纳。李也亭觉得这比在糟坊中做酒、卖酒有出息得多，因而欣然接受，设法凑了些资本，带南货北上。这是道光六年春天的事，李也亭十九岁。

这一次的漕米由海道运到天津，非常顺利。而因运漕的缘故，商船变作官船，沿途关卡的盘查有种种方便，因此回程带货，多平时犯禁的货物。天津长芦出盐，带私盐可获巨利，这一回的沙船上人，无不大发利市，李也亭亦颇有所获。他为人聪明谦虚，对沙船上营运的诀窍很快就入门了。人缘加上运气，使得他无往不利，不到十年工夫，已能自立门户，独资开设沙船号，招牌名为“久大”。

久大沙船号最盛时拥有十几条沙船，一条沙船要值好几万银子。以后又买进一个沿黄浦滩的码头，就叫“久大码头”。这时的李也亭，已是百万富翁了。

李也亭的发财，得力于一个钱庄“跑街”赵朴斋。沙船出海，带的货物很多，需要大笔资金周转，都靠钱庄放款，而钱庄放款给沙船帮，常常是秘密交易。因为沙船出事，放款落空，对外不能声张，否则影响信用，存户挤兑，变成雪上加霜，非立刻倒闭不可。至于欠款的沙船，只要卷土重来，一赚了钱，自然会连本带利，归还旧欠。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多年经营、信用卓著的沙船号，不能获得钱庄的支持。李也亭以沙船帮的后进，居然亦有钱庄放款给他，完全是赵朴斋个人信任他的缘故。

因此，赵朴斋想自己经营钱庄时，李也亭义不容辞地要投资。起初因为沙船的风险极大，恐怕牵累钱庄，所以李也亭的投资亦是秘密的，对外都由赵朴斋出面主持。

不过这是早期的话，若干年以后，久大沙船号管理着三家钱庄，已非秘密。这三家钱庄，两家在北市，字号是“慎余”“崇余”；一家在南市，字号“立余”。

李也亭六十一岁去世，时为同治七年。他在生前曾将三家钱庄的所有权，做了一个分配。李也亭本人在上海经商，家眷却仍住原籍，一直由他的长兄弼安照料。李弼安的长子听涛则是李也亭的一个得力帮手，在久大多年，最后升任经理。李也亭为了酬谢长兄及胞侄，将崇余钱庄，拨归长房——称为乾房；本支则称坤房，经营慎余；在南市的立余钱庄，则为乾坤两房共有。

当李也亭将殁时，沙船号由于轮船的兴起，渐形没落。及至同治十二年，李鸿章开办招商局，沙船号遭遇了强劲的对手。到得李家第三代成长，终于摆脱了祖业，专向钱庄及地产方面发展。就坤房来说，第三代兄弟七人，都为李也亭的独子梅堂所出。梅堂第四子名薇庄，亦有子七人，用“祖”字排行：老大祖韩；老二祖夔；老三是个女儿，就是李秋君，名祖云，别署瓯湘馆主。她跟张大千同岁，只比他小四个月。

据谢家孝在《张大千的世界》中记，张大千曾这样对他说：“宁波李家名门望族，世居上海，我在上海的日子，多半在李府做客。李府与我家世交，李府的上一辈二伯父李薇庄，也是老革命，与先烈陈英士先生是好朋友，民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民政厅长。李府的三小姐李秋君，是沪上才女，家学渊源，诗词书画皆能。若问我谁是我的知音，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复说——李秋君。”

李薇庄行四，张大千何以呼之为“二伯父”，原因不明，但说李薇庄在“民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民政厅长”，是记忆有误。上海光复，以陈英士、李平书之功为最。李平书名钟钰，上海人，举人出身，最初在广东当知县，熟悉洋务，有廉能之名，颇得总督张之洞的赏识。

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病殁，张之洞奉旨由鄂督兼署江督，委李平书为江南制造局提调，其后李平书复由上海道袁树勋委派为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领袖总董。此局后改为自治公所，李平书仍任总董，一直至宣统末年。他对上海地方建设贡献极多，孚一方众望。辛亥九月十三日，上海革命党人攻克制造局，光复上海，陈英士被推为都督，李平书为民政长。

误会李平书出于小港李家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李薇庄的长兄云书及五弟征五的关系。李征五为同盟会的老同志，在上海协助陈英士策划革命。坤房所有的慎余钱庄，即因李征五参加革命，经理恐受连累，建议于宣统三年歇业。李云书则曾组织“天一垦牧公司”及“三大公司”，清末在关外锦州及黑龙江呼玛县大举开垦，为当时在上海极有地位的绅士。云书、平书，在名字中同有一“书”字，又以李征五确与陈英士共事，曾指挥光复军及任用张宗昌而知名的缘故，张大千认为李平书与李云书、李征五必为兄弟，亦是情理中事。

李家由于经营沙船发迹，家世背景上，天生有种结纳四海英豪的开放作风。张大千能在李家做客，世交的关系不大，主要是李薇庄、李祖韩父子爱才的缘故。李祖韩人颇风雅，当时与陈小蝶是由江小鹣的“天马会”改组的“中国画会”的中坚分子。此外老一辈爱好艺文的遗老名流，如吴昌硕、王一亭，以及张大千的老师曾农髯等，结有一个“秋英社”，乐于提挈后进。张大千与郑曼青的作品，都为秋英社友评过，最初推断他们的艺术前途是“郑曼青不得了，张大千一塌糊涂”。现在来看，自是近乎“谬论”，但当时必然成为天性争强好胜的张大千的一股鞭策力量。至于何以有“一塌糊涂”四字的“考语”，则以张大千初学石涛，而当时只知山水有“四王”，石涛尚未大红大紫之故。

张大千的画，最初为人赏识的是水仙，他的外号就叫“张水仙”。此无他，张大千幼承母姊之故，工笔花卉，最重线条——这是真功夫。以作画而言，小篆就是看线条；画则所谓“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线条好，人物一定好。叶恭绰早年即认为张大千应该专攻人物，必可独步千古。张大千之有敦煌之行，即出于叶恭绰的建议与鼓励，目的就是要他去看看吴道子以前的画家如何画人物。

李秋君之欣赏张大千是否由水仙上结的缘，当然已成了个谜。但无疑地，李秋君与张大千之投缘，不仅是赏识他的画，更重要的是性情上的契合。

张大千常说他跟李家是通家世交，但却未解释他既住在李家，而李家何以不知道他已在原籍娶妻生子的问题，以致突然出现了一个异常尴尬的场面，而且产生了非常奇特的后果。据张大千自己说：“李家二伯父薇庄先生，有一天把李祖韩大哥、秋君小姐及我叫到身边私谈，二伯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家秋君，就许配给你了……’一听此言，我是既感激，又惶恐，更难过，我连忙跪拜下去，对二伯父叩头说，‘我对不起你们府上，有负雅爱，我在原籍不但结了婚，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我不能委屈小姐!’他们的失望，我当时的难过，自不必说了，但秋君从未表示丝毫怨尤，更令我想不到的，秋君就此一生未嫁!”

这真是“还君明珠双泪垂”的恨事。只为张大千从无任何口风或迹象显示“使君有妇”，所以李秋君在与张大千谈画论艺中滋生情愫，心目中早已拿他当未来的夫婿看待。李秋君有五个弟弟，更有堂房的幼弟小妹，那时的大家庭，遇到张大千与李秋君这样的感情状态，立刻就会成为全家的中心话题，私下谈论，当面戏谑。大概李秋君亦早就“坦承不讳”，以张家未来的“八少奶奶”自居了。哪知晴天一个霹雳，举目竟有山河之异，试问李秋君如何下场？

诚如张大千所说：“李府名门望族，自无把千金闺女与人做妾的道理。”然则李秋君应该持何态度，亦就是何以自处？她不能表示失望，倘有此表示，便会有人觉得她可怜，而他人有此反应，对她来说便是屈辱。同时，必然还有人会劝她，将张大千抛开，为自己的终身另作打算——这更是一种屈辱，仿佛不相信她对张大千是一片贞情。为了维持她的自尊心，唯一的自处之道是，付之泰然。此心此身，早付大千，因为一种无可克服的障碍而不能结合，犹如居孀，则但有守节而已，不过到底不是丧失，无需悲戚。

她这种心态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就要谈到民国初年，影响闺阁极深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叫作《玉梨魂》，作者徐枕亚。我看过《玉梨魂》及徐枕亚的另一部小说《雪鸿泪史》，事隔多年，恐记忆有误，且引用陈定山《春申旧闻》中《状元女婿与鸳鸯蝴蝶派》一文的介绍：

“那是民国初年上海流行的一种文言小说。他引用秋水轩尺牍、平山冷燕的笔法，集合了种种**的四六文句来组织他的故事，内容是说一个寡妇，爱上了教他儿子读书的教书匠。时林琴南用古文来译英国小说，一般读者都感觉艰深，对包天笑、黄摩西用白话来译小说，又觉得太洋化，对于徐枕亚的四六文言，乃大起好感。”

《玉梨魂》之能风靡一时，除了文字的所谓“哀感顽艳”以外，主要的还是内容上的迎合潮流。寡妇钟情于有妇之夫，只要此念一动，在道学家即认为“大逆不道”，徐枕亚否定此一观念。但《玉梨魂》中的男女主角，不及于乱，此又合乎“发乎情，止乎礼”的孔孟之教。

这样的理念，有人讥之为小脚放大的“改组派”，而实际上为开明的保守思想之雏形，一直能为重视传统的知识分子所接受。而就爱情故事来说，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其情弥苦，最能赚人热泪。此一普遍为闺阁寄予深切同情的《玉梨魂》中的女主角，无疑地便是李秋君心目中的圭臬。

除了没有名分以及燕婉之好以外，李秋君处处以张大千的嫡室自居，且亦恪尽其内助之道。李秋君“守”的是一种变相的“望门寡”——中国的传统，凡守“望门寡”者，会无条件地获得亲属的尊重与优遇。李秋君的父母兄长，便是以这种眼光来看待她的。

且看张大千自己在他的“世界”中的回忆：“李府大家庭的规矩，财产划分，在外赚了钱，也要提出一份，缴为公用。我是住在李府上的常客，我在他们家就是三小姐的客人，三小姐拿私房钱多缴一份，三小姐的车子车夫是给我使用，而我的穿着，都是三小姐经手缝制。照顾饮食，做我爱吃的菜，那更不必说了。李家兄弟为我请客加菜，都要特别声明，否则就插不上手，轮不到他们的份。”为何“插不上手”？疏不间亲之故。张大千犹如以女婿的身份住在岳家，而非短期做客，故有此类同居各爨的情况出现。

又说：“我在上海时，大风堂的画室等于设在李府上，向大风堂拜门的弟子，李秋君三小姐可以代我决定收不收。如我不在上海，秋君可以代表我接帖，受门生的叩头大礼。拜了她，就算数!”李秋君以“师娘”自居，自然可受门生的大礼。

又说：“我与秋君既有如此深交，彼此虽说是倾心的知己，但外间难免有蜚言传说成绯闻，尤其是上海的小报，最会捕风捉影，绘声绘色。记得有一次，我刚由四川到上海不久，我同李祖韩大哥去澡堂泡澡，就在澡堂里修脚时，无意间看到一份小报上面赫然有‘李秋君软困张大千’的标题。那篇文章说我到了上海，就被李秋君软禁在家里，秋君要独占大千，禁我社交活动等等莫名其妙的渲染与形容。当时我看了极为不安，我很不好意思地把报纸递给李大哥说，‘小报如此乱写，我待会怎么好意思见三小姐？’大哥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胡扯，管它的!’”此为李家充分谅解并尊重李秋君的意愿，因而李祖韩有此反应。

其实，又何止于小报的记载，即令是张大千与李家兄妹极熟的朋友，亦难免误解。如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中记“瓯湘余韵”说：“上海商业世家，子孙鼎盛，无逾镇海小港李氏。李氏昆仲五人，云书为长，次为薇庄，早殁。子辈尤为秀发，祖韩、祖夔、祖模、祖范皆负盛名于时。而祖韩及其女弟秋君，尤好书画，喜近文士，祖韩与余创中国画苑，秋君亦与余妹小翠创中国女子书画会以相抗衡。祖韩虽好书画，但以地产事业为中心，故不专近。而秋君则为吴杏芬老人高足，得宛米山房汪仲山为之润色，山水卓然成家，颇近吴秋农、陆廉夫。画仕女则兼采张大千意法，以写生法作古装美人，神采生动，几夺大千之席，故大千亦为之磬折不已。”李秋君画仕女，功夫到家，传说张大千居留在上海时期的作品最靠不住，即意指为李秋君代笔。但张大千否认此说，只承认合作的画不少，甚至李祖韩亦曾为张大千之作补景。

陈定山又说，张大千“每至沪上，辄客李氏瓯湘馆。瓯湘馆者，秋君之画阁，调朱设粉，缥缃满架，大千以一髯而奇傲其中，固亦南面王不易也”。“瓯湘”不知何所取义，但恽南田书斋名“瓯香馆”，李秋君绝无不知之理。易香为湘，是她自觉艺事已高于恽冰，直追南田呢，还是为了纪念张大千也曾有过像恽南田那样，在灵隐寺当过和尚的一段经历，是个无可究诘的谜。

陈定山又说：“秋君才高目广，择婿苛，年已数逾摽梅，犹虚待字。初赏杭州唐云，以为才子。唐云长大白皙，自视甚高，谓为唐寅复生，画法新罗，字宗清湘……云画亦兼窃大千之绪余。一日，为秋君获其原稿，始知天壤间，唐云外尚有张大千。而大千适丧偶，馆于秋君家，患消渴病，药炉茶灶间，秋君必亲拂拭之。医戒病家食糖及诸油腻，秋君为之亦看护维勤，食必共案，某宜食，某宜禁食，细心当值。而大千赋性如小儿，见油腻则食指大动，辄于枕边偷食之。秋君搜得之，必尽弃盆碗，而交谪如勃谿然。人皆谣言，一个是仕女班头，一个是文章魁首，论嫁娶必矣!”

以陈定山与张李双方如此相熟的朋友，竟不知他们早曾论过嫁娶，这就可以想象得到，张大千本人及李家都绝口不谈此事，甚至视为忌讳。当然，这有故意冲淡痕迹，希望李秋君能有另一头好姻缘的期望在内。以李家的门第、李秋君的教养，虽说才丰而貌微啬，也还不乏名士自荐、亲友作伐。张大千更是耿耿于怀，心心念念只望李秋君获得一个美满归宿，才能解除他精神上的沉重负担。

可是，李秋君早已在心里筑了一道“围墙”，自我圈禁在里面，别人闯不进去，她自己亦无法破“墙”而出。不过“围墙”之中的天地虽窄，却是充分自由的，而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李秋君对她的这个赖以安身立命的爱情“乌托邦”，似乎不但满意，而且引以为傲。

因为李秋君自觉心安理得，所以遇到连张大千都觉得尴尬的场面，她反而泰然处之。

有一回张大千贪嘴吃坏了肚子，深夜上吐下泻，李秋君一面延医，一面亲自照料，收拾狼藉不堪的病榻，恰如一个最贤惠的妻子之所为。及至医生诊治以后，安慰李秋君说：“张太太，不要紧，请放心好了。”李秋君既不否认，亦无愠色，默认自己是“张太太”。

张大千却大为不安。等医生走了，他怪医生孟浪，又怪李秋君为何不表明身份。李秋君说得很透彻：“如果不是太太，怎么能这样子照料病人？倘或我说我不是你的太太，医生心里会怎么想？”这是向张大千做了最彻底的表示。从此以后，张大千也就不在乎外间的流言蜚语了。

经过八年离乱，胜利以后重逢，李秋君仍是云英未嫁之身，证明了她对张大千的那段情，确是坚如金石，经得起考验的。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比较明朗了，双方的朋友，亦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有所忌讳，因而有民国三十七年“合庆百岁”这段艺坛佳话。那年张大千、李秋君都是五十岁，合而为百，张大千挑在八月间李秋君生日那天，大大热闹了一番。所有的贺礼中，张大千最欣赏印人陈巨来所赠的一方图章，印文“百岁千秋”。千为大千，秋为秋君，巧妙而浑成，张大千用来作为与李秋君合作书画专用之印。他们相约各绘五十幅，互相题款，另外合作五十幅，凑成整数。如果不是下一年发生战乱，这个愿望应该早就达成了。

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三件事，显示了李秋君以张大千的配偶自居，而张大千亦重之如敌体。第一是，李秋君曾要求张大千将他的长女心瑞及当时的幼女心沛“寄名膝下”，并由李秋君照李家“祖”字辈以下“名”字辈的排行，改名为“名玖”“名玫”。名为义女，实际上有嗣继之意，此为中国大家庭习见之事。

第二是，生既不能同衾，死亦不能同穴，但九泉之下，犹需结邻。张大千自道他曾跟李秋君合购墓地，互写墓碑。张大千为李秋君所写，比较简单，只是“女画家李秋君之墓”八字。李秋君为张大千所写的就复杂了，据他自己说：“我们相约死后邻穴而葬，秋君也顾及名分，并不逾规。她还说我有三位太太，不知谁先过世，因此她写了我的三种墓碑，半开玩笑说，不知是哪位太太的运气好，会与我同穴而葬。”由此看来，似乎李秋君只许一个张太太从夫于地下。这是什么讲究，谁也不知道。

张大千有三个太太，据杨文在《大千小事》一文中记，最先进门的是“二夫人”黄凝素。张大千有了两个孩子以后，方始迎娶“大夫人”曾庆蓉——便是张大千在杭州做和尚，为张善子寻获，“押解”回川，勒逼成亲的那一回。因为出于父母之命，所以后来居上。曾庆蓉无出，黄凝素所生的子女，都叫她“胖妈妈”，称自己的生母便是“瘦妈妈”。大风堂弟子，亦援例呼之为“胖师母”“瘦师母”。

张大千遗嘱中提到的“姬人”杨宛君，名分早定，张家儿女但呼之为“姨”。杨宛君本是北平城南游艺园的鼓姬，张大千当年在北平时，客中寂寞，去逛城南游艺园时，为杨宛君的“一种纯真清新之美吸引”，纳之为小星。张大千早年在北平、天津所交的朋友大都见过杨宛君，据说“宛君如小鸟依人，不但大鼓说得好，而且自拉自唱整出的国剧。聪明灵慧，甚得宠爱”。

但据唐鲁孙说，张大千看中杨宛君，另有缘故。张大千当年画仕女，一双手画得不算顶好，每每失之过肥，难有纤纤玉笋之致，而杨宛君却生得一双好手，张大千为了资以写生，才量珠聘来。

第三件事，有关张大千现在台湾的太太徐雯波。据张大千自己说：“我现在这位太太，真是秋君视同学生一样教导出来的。我太太敬重她。她常对我太太说，这样要注意我，那样要留心我。秋君说，‘大千是国宝呀，只有你是名正言顺地可以保护他、照顾他的，将来在外面，我就是想得到也做不到啊!你才是一辈子在他身边的，还得你多小心，别让他出毛病。’”

很显然，在李秋君心目中，徐雯波是她的替身。或者说，李秋君希望徐雯波做她的替身，侍奉巾栉，形影不离。徐雯波虽是张大千长女心瑞的同学，出身很好，但那时毕竟“妾身未明”，就因为李秋君视之为替身，方为张大千确定了名分。于此可知，张大千对徐雯波的情分特厚，一部分应该划归李秋君名下。在李秋君这方面来说，相思万里，只有听说徐雯波善待夫子，张大千厚待徐雯波，才是她最大的安慰。

李秋君于一九七一年八月病殁于上海，张大千至下一年夏天始知其事。当时他有一封信致李秋君的幼弟，在张大千面前称之为“阿七”的李祖莱，第一段云：

“自四月初一贱辰前，身体即感不适，屡欲作书奉告，辄以困顿辍笔。三小姐捐帏，八嫂、萝侄秘不令知。一日，偶谈及此番港上展出，弟与弟媳如何措施，感其盛况，不减二十年前大哥、三小姐处置，惜大哥已归池壤不及见，而三小姐陷在上海，亦不得闻此消息，良以为憾!八嫂忽喟然曰：‘三小姐亦不复可见矣!’兄怪问之。八嫂与萝侄，始以见告，惊痛之余，精神恍惚，若有所失。”

一九七一年，香港大会堂举行“张大千近作展”，会场布置，李祖莱夫妇颇为出力。所谓“盛况不减二十年前”，指民国三十六年，张大千在上海举行包括敦煌壁画彩印品的画展而言。张大千举行画展，向不至会场，展出种种事务，皆委由亲友料理，在上海展出，例由李祖韩、秋君兄妹主持一切。李祖韩看得多、经得多，熟悉书画市场的行情及藏家的好尚，几成此道专家。哪些画应该置于显著的地位，什么人会看中某一张画，哪些画的题材正在流行，会有多少人“复定”，大致皆为所料。张大千对李祖韩，依李秋君的称呼，叫他“大哥”，李祖韩则称张大千为“老八”，完全是昆季间的称谓。但张大千及其家人，对李秋君则皆以“三小姐”相称。

“弟与弟媳”称李祖莱夫妇，“八嫂”谓徐雯波，“萝侄”谓其子保萝，谱名心一。张善子有女而无子，以保萝为嗣，所以张大千称之为“萝侄”。

又有一段云：

“偶思七十子之徒，于夫子之殁，心丧三年。古无与友朋服丧者，兄将心丧报吾秋君也!呜呼痛矣!”

《礼记》：“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春秋时，师丧弟子无服，所以有“心丧”之说。朱子注：“事师者心丧三年，其哀如父母而无服，情之至而义有不得尽者也。”父母之丧三年，事师如父母，所以心丧亦需三年。张大千之于李秋君，确有“情之至而义不得尽”之憾，因而心丧以报。夫服妻丧为期服，则张大千必是心丧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