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穿过因斯布鲁克火车站的时候，我内心升腾起了一股奇怪的熟悉感，这是一种介乎似曾相识与真实记忆之间的感觉。我已经18年没来因斯布鲁克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没怎么想到过它。不过再次置身此处时，你会觉得这18年的光阴其实不过是隔了一两天，这里什么都没变。火车站看起来还是老样子，车站里的小卖部也还在原来的地方，还在卖加饺子的菜炖牛肉，我三天里吃了它四次，因为它是这个城市里最便宜、最能足量供应的食物。饺子和炮弹一样大，馅料也和炮弹里的填充物一样满满的，味道也和炮弹差不多。

我在城中心一家叫金克朗的小旅馆住下，在下午剩下的时光里，我都穿梭在被斜阳笼罩的城市中，整座城市在阳光的沐浴下泛出了金色。因斯布鲁克果然是一个理想的小城，充斥着巴洛克式的坚固建筑和球根状塔尖的屋顶风景。这些都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并且全无露天博物馆的那种被经营管理过的痕迹，整体环境看上去几近完美。在每一条街的尽头，你都能看见远处被白雪覆盖的高耸山脉，在晴空之下尽显壮观。

我沿着河边旅馆的人工小路散步——小河水流迅疾、河水如抛光的玻璃般清澈，穿过一个叫霍夫加登的小公园，来到了一条住宅大道：这条街很长，路也很直，十分阴凉，街道两旁排列着三层楼高的坚固房子，屋顶很高，直插树顶。它们中很多——对一个小城来说实在太多了——都是诊所，墙壁和大门上还贴着闪亮的铜质铭牌，上面写着“G.穆思特医生牙科诊所”或者“罗伯特·斯鲁吉尔医生美容外科”之类的东西，就是那种你会被要求(无论你有没有抱怨)脱掉衣服，爬到桌子上，把脚放在镫形物里的地方。除了车上只有司机一人的有轨电车时不时经过，这里万籁俱寂。

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我在青少年时期看的一部迪士尼电影，那是我第一次对欧洲产生了一个具体生动的印象，我记得这部电影叫作《天使的烦恼》。整部电影在我看来都透露着一丝无望的感伤，虽然情节纯属虚构——它讲了一个关于一群粉嫩嫩、鬼灵精怪，又有着天籁之声的小男孩是如何加入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故事。我很爱这部电影，所以我也陷入了一种无望的感伤中，但是，在我脑海里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却是影片背景里的欧洲风情：铺满鹅卵石的街道、迷你汽车和门上铃铛作响的街角商店，每个男孩都住在舒适自在的家庭公寓里。和我所处的井然有序的现代世界相比，它们看起来是如此迷人，并且极具复古气息。此外，这部电影还让我产生了一个不可动摇的观念——奥地利比欧洲其他地方更欧洲。置身此地，我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长期以来，当然更准确地说是这次旅途以来，我明显地体会到“我竟然在这里”的奇妙感，我在这些街上，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时刻。我现在在欧洲了，这是个意味深长到有些奇怪的想法。

*　*　*

我沿着城市的主干道——玛丽亚·特蕾西亚大街回到旅馆。整条大街都很不错，值得好好漫步一番，只要你没有将目光停留在展示紧身连衣裙、皮短裤、带白蜡盖子的啤酒、插着羽毛的尖礼帽、旱烟袋和手工雕刻的宗教古玩的商店橱窗上。你可不要认为世界上的任何小地方都能够像蒂罗尔[1]，会搭理那些庸俗的纪念品收藏者。但目前所处的情势让我感到有些失望，我此时就身处一个喜欢这类东西的国家中。

这就是奥地利非常不好的一面，这里的人在保护传统的同时也将传统深深地放到了心上。没有人会像奥地利人一样死死抓去过去的荣光不放，而且这些过往的荣光里包含了一段在历史上并不愉快的插曲。这还不是奥地利人最引人注目的特点。

奥地利人的臭脾气可谓是“声名远扬”，当年我和卡茨搭便车穿越奥地利的时候，结识了两个年纪相仿的德国男生——托马斯和格哈德，他们也想搭车从德国前往印度，寻求心灵的安宁和不错的毒品。我们在位于萨尔茨堡和克拉根福之间的阿尔卑斯山隘安营扎寨，到了晚上，我们走进附近的一个村庄。一个完美的酒馆映入我们的眼帘，酒馆里贴满了黑色的装饰嵌板，一条小狗在火炉旁睡着，一个红脸的农民顾客摇晃着啤酒杯，我们蘸着芥末吃烤肉，大口大口喝啤酒，几乎称得上是一场欢宴了。

我记得我在那里坐到了深夜，兴高采烈地喝着酒，思忖着这个地方真不错，一切都棒极了，奥地利人是多么热情好客——他们对我们报以温暖的微笑，还时不时地举起酒杯向我们敬酒。这个时候我们的德国朋友却身子前倚，提醒我们：“你们现在有危险。”看起来这些奥地利人是在调戏我们。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当中的两个人是听得懂他们说话的，他们说话毫无顾忌，每一个人，男人、女人、地主、地主的妻子、整个操蛋的村庄，都想把我们推回去，根据格哈德的翻译是：“先给我们剃个头，然后把我们插到干草叉上去。”

一阵大笑传遍整个房间，格哈德对我们露出了一丝微笑：“他们说应该让我们吃马粪。”

“哦，真棒。”卡茨说，“这次旅行我还没吃过马粪呢。”

我的头像潜望镜一样转来转去，本来很友善的笑容此刻已经变成了魔鬼般的奸笑，一个在我对面的男人再次向我敬酒，冲我眨了眨眼说：希望你会喜欢马粪，孩子。

我转向格哈德：“我们应该报警吗？”

“我觉得站在那儿的那个男人就是警察。”

“哦，真棒。”卡茨重复了一遍刚刚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悄悄溜到门口，然后跑掉，像——怎么说来着——像打快板一样。”

我们站起身，留下未喝光的啤酒，假装随意地走到门口，还一路和即将对我们下毒手的袭击者点头致意，然后撒丫子就跑。我们听到了新一轮的笑声从酒馆里面传出来，感觉要把屋顶掀翻。但没人追出来，也没人让我们的齿间留下被压得扁扁的柔软的马粪——谢谢你，上帝，谢谢你，谢谢你——这种可怕的事总算只是停留在了想象里。

我们把睡袋放在群星之下露水点点的草地上，起伏的山峰后面是有些暗淡的天空，空气中飘满了刚割完的干草的气息。我自顾自地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

“这就是奥地利的问题!”托马斯突然热情地说道，我很少听他这样说话，“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国家，但里面全是操蛋的奥地利人。”

第二天我来到了萨尔茨堡。我发现我很难对它产生暖意，这点我倒是蛮惊讶的，因为我对这个地方还是有些温柔而朦胧的回忆。这里到处是游客，更坏的是，所有店铺都贩卖只有游客才会想买的东西：屎一样的蒂罗尔纪念品、屎一样的阿尔卑斯纪念品，当然里面最像一坨屎的还是莫扎特纪念品——莫扎特巧克力、莫扎特杏仁黑白软糖、莫扎特半身像、莫扎特纸牌、莫扎特烟灰缸、莫扎特利口酒。建筑和道路到处都在施工，弄得整个城市尘土飞扬，十分喧闹。我感觉自己好像一直走在木板上，跨越着一道道临时修建的沟渠。

这个老城的街道，全部挤在位于萨尔茨河和门希斯伯格山脉陡峭山崖之间的狭小地带上，有一股毋庸置疑的优雅和迷人，但是又有些过分矫情。沿着格拉特大街——莫扎特的出生地，每一个商店都在门上挂着蝴蝶脆饼[2]的标志，包括“上帝助我”和当地的麦当劳店(只不过它的标志里嵌进了一个金色的“M”)，仿佛它们自中世纪以来就在卖汉堡了。我双膝跪地，让可怜的头颅不停地敲击鹅卵石地面，以此表达我的敬意。

我这样做，全是出于对欧洲麦当劳的敬意，我说的是心里话。但是我们应该也不能忘记，任何一家选择蠢得要死的小丑——罗纳德·麦克唐纳作为官方形象的公司，都不会在公关形象的问题上得到好评。

麦当劳的员工需要指导。他们需要知道欧洲不是迪士尼，需要知道怎样在街边找一个合适的商用房，并且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地做出合理的店面设计，既易被识别，又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它的功用，并且还要克制一些，不能太突兀。它看起来应该像是一个普通的欧洲小餐馆，可能还带有红色的小窗帘和装饰鱼缸，除了每扇窗户上的小小的麦当劳标志和在门口进进出出的顾客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你在外面就发现这是一家麦当劳。既然已经这样了，那他们就应该知道他们不能强迫顾客用他们自己的泡沫纸盒子和废纸。最后，他们还要承诺一定会把罗纳德给做掉。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了，麦当劳才能被准许在欧洲开店。

对这么一个以美丽为豪的城市而言，萨尔茨堡的主广场莫扎特广场实在是丑到爆炸，它只不过就是一块大一些的沥青地，和乐购汽车公园有一拼。公园里有一个很脏的伟人雕像，还有一些坏掉的长椅，到处都是一群群吵闹的13岁的意大利小孩，你能在他们身上看到青春期荷尔蒙分泌失衡带来的危害。一切都让人无法忍受。

这可着实惊着我了，我印象当中的萨尔茨堡可是个漂亮的地方啊!我们正是在萨尔茨堡遇见了德国朋友格哈德和托马斯，就在莫扎特广场边上的一个酒吧里。我为有人能够帮我稀释掉和卡茨相伴的折磨而感到兴奋不已，我觉得可能是我的热情给我关于萨尔茨堡这座城市的记忆涂抹上了缤纷的色彩。不管怎么说，在这个老城里，我找不到任何除了售卖垃圾纪念品的商店和毫无当地特色的餐馆与酒吧之外的东西。这些地方的魅力值和本土气息，在我看来和卡纳比街[3]上的必胜客没什么两样。

当我穿河而过，来到更加现代的河右岸，我发现我对萨尔茨堡多了一点点的喜欢。高大的房屋林立在幽长的街道两旁，俯瞰着萨尔茨河。从这里看过去，对岸老城区的风光十分旖旎：复古的屋顶、大教堂的三层螺旋拱顶和背靠一座矮山的面积广大、庄严肃穆的霍恩萨尔茨堡。新城区的商业街比它们对岸的老城区更有趣，更能吸引人，当然也更真实。我在林泽街上的一家糕点店里买了杯咖啡喝，每一个进店的顾客都会听到这家店的每个店员发自内心地说出“你好!”这就像大人物进来收到的欢呼声一样，只不过这里的店员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其中也包括我，这让我很受用。随后，我吃了顿不错的晚饭，喝了几杯啤酒，在夜间沿着萨尔茨河散步良久。我觉得萨尔茨堡也没有那么坏嘛!但是这并不是大多数人想要看到的萨尔茨堡。

维也纳在萨尔茨堡以东不到200英里的地方，但我却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和半个下午的时间才到那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关于欧洲火车有一个旷日持久的神话——欧洲火车迅捷、稳当，让人梦寐以求。但实际上，欧洲的火车慢得要死，而且大部分的火车还在过时地把一个车厢隔成了几个小隔间。我以前觉得这样蛮亲切有趣的，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感觉就像是你花了七个小时坐在候诊室里等待一个医生，但他永远都不会来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被迫要和陌生人发生非常尴尬的接触，我一直都不习惯这一点。如果你要做点什么事情——从口袋里拿点东西、打个哈欠或是翻翻背包——每个人都会来看你在搞些什么。这里没有隐私的空间，就像是置身于一个长途旅行列车的隔间里，脑海里充斥着各种难以忍受的人体毛病——将放未放最终还是放了的臭屁、夹在你股沟里的3码半的短裤和不知怎么就钻进左鼻孔深处的爆米花碎屑。我现在迫不及待想要解决的就是爆米花碎屑，它把我的鼻孔弄得奇痒无比。我想把手指戳到鼻孔里去，直到看起来像是要把手指从鼻孔里直戳头顶，但实际上我就像一个没有手的人一样，根本搞不定它。

你甚至还得小心你自己头脑里的想法。不知道为何，我只能解释为我太在意身体方面的一些小毛病，我想起了和我一起在《泰晤士报》商业版工作过的助理编辑。我叫他爱德华，因为这就是他的名字。爱德华是个疯子，在那段繁荣的前默多克时代，这一点非但不会带来失业的困扰，反倒是一个在职场中不断晋升的优势。他有一大堆引人注目的特质，不过我记得尤为清楚的一件事发生在深夜，那会儿正是纽约证券交易市场关闭之后我们无事可做的时候，他把六枚回形针夹在一起掏耳朵。我要说的可不是回形针给他耳朵造成的那些纤弱的小刮痕哦，他会把回形针塞进耳朵深处，然后把它们夹在两指之间旋转，好像是在调整收音机的频道一样。这看起来极度痛苦，但爱德华好像从中收获到了无穷的快乐。有时他还会把眼皮翻到头顶，发出入迷的咯咯轻笑。我猜他应该是以为没人会看他，但其实我们都看呆了。有一次，回形针在他耳朵里越戳越深，感觉他的耳膜都快被戳穿了，编辑部主任约翰·普莱斯叫了出来：“爱德华，需要帮忙不？我感觉我们能从另一边把这些回形针拉出来。”

我回忆这件事的时候，火车正咔嚓咔嚓地穿越奥地利无尽的乡间地带，我忍不住大笑了出来——这突如其来的疯笑把我自己和三个同行者都吓了一跳。我用手盖住嘴巴，但是更厉害的笑声——十分尴尬又无助——从我的指间倾泻而出。其他乘客纷纷看向我，就好像我刚刚吐了自己一身一样。我望向窗外，全神贯注地盯了20分钟后，才控制住自己，并且重新去关注鼻孔里的爆米花碎屑给我带来的痛苦了。

在偌大的维也纳中央车站，我付钱让人给我找了一个旅馆，然后沿着又长又丑的玛丽亚菲大街，步行前往市中心，同时疑惑我是不是对维也纳的荣耀产生了什么误解。我走了一英里半的路，从中央车站到环城大道，街道两旁全是破旧的折扣店——就是那种直接把商品从纸盒子里拿出来，然后卖给顾客的那种店——以及和它相配的顾客。这实在是糟糕透了!不过在霍夫堡宫附近，我进入了环城大道较为迷人的那一圈路，就像是太阳终于露出了自己藏在云后的身影，一切都如此可爱、如此美好。

我住的旅馆叫作汪德尔，它不算特别迷人，也不够亲切。但是价格便宜，十分安静，最主要的是，它几乎精准地坐落于维也纳的几何中心，而且它就在一座巴洛克式的教堂——肖腾克许教堂的后面，离格拉本大道才半个街区的距离。格拉本大道是位于维也纳中心地带的两条主要商业步行街之一，另外一条是在教堂广场与格拉本大道巧妙汇合的卡特那大街。它们为维也纳创造了全欧洲最好的步行街。哥本哈根的斯托罗里耶大街或许稍微长些，或许其他哪条步行街有更多有趣的建筑，或许有的步行街更加优雅，但没有一条街能同时具备以上所有优点。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一定会喜欢维也纳。

我首先去了圣·斯蒂芬主教座堂，它很壮观，外观极具哥特风格，但是里面却是毫无生气，十分诡异，让人直打冷战，而且似乎备受冷落。教堂里的铜制品都很无聊，而且没有抛过光，里面的座位也已经被坐烂，大理石看起来死气沉沉，仿佛它所有的自然光泽早就已经被吸光了。当我走回教堂外的时候，顿觉如释重负。

我走到附近的一家糕点店，要了杯咖啡和一个热量高达1.5万卡路里的蛋糕，计划着“攻陷”这个城市。我带来一份《维也纳观察旅行指南》，其中包含以下建议：“在维也纳，一次最好只逛一个博物馆。”好的，谢谢你，我心想。这么多年我一直是一次逛两个博物馆，这下我才总算弄明白为什么我之前参观博物馆时一直情绪低落了。

我决定先从美术史博物馆开始，博物馆本身十分惊人，占地面积很大，而且遍布名画。博物馆里有一个不错的游览系统，每一个展厅里都有一个支架，上面放着一些卡片，卡片上会用四种语言详述每一幅画的历史由来。你可以拿着一张卡片在展厅闲逛，等读完上面的文字信息后，再把它放回支架上，然后到下一个展厅去看，而在那里，你又能拿到新的卡片。我觉得这个做法真不错。

美术史博物馆唯一的问题就是它太大了，又高又大的展厅一个接一个，无穷无尽，我逛到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地方时，就感觉自己患上了博物馆疲劳症。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你发现游玩时间离值回票价还有好几个小时，我便不由自主地为这些名画做解说：“莎乐美望着盘子上施洗者约翰的头说‘不，我点了一份双层芝士汉堡’。”还有恼羞成怒的圣塞巴斯蒂安的怒吼：“我警告你们，谁要是再射一箭，我就去和上帝打小报告。”但是这次我做出了连我自己都感到震惊的事情，我离开了，并打算过几天再来逛第二次，即使我浪费了这次的票价。

为了换个节奏，我去了烟草博物馆，它在离会展中心不远处的地方。这个博物馆的票价也很高，可能维也纳的大部分东西都很贵吧。烟草博物馆的票价是20先令，是美术史博物馆的三分之二，但是精彩程度却远远达不到它的三分之二。两间不太大的展厅里放了十几个展示柜，里面塞满了老式烟斗(还包含一些奇奇怪怪的反犹太烟斗)、雪茄、火柴、香烟和香烟盒。较大的那个展厅挂了一些画作，它们看起来毫无艺术性，除了画面里有几个人在抽烟外，和烟草也就没啥关系了。我绝对不会推荐别人来这个地方。

我不得不说，我也不推荐阿尔贝蒂纳博物馆，它甚至还更贵——票价要45先令。要我花这笔钱，那我怎么着也要把其中一幅画带走才行。但是我没有发牢骚，乖乖付了钱。因为我了解到，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平面艺术收藏品，而我刚好又十分喜欢平面艺术。但实际上里面几乎没有展出什么东西。它有一个巨大无比的房子，但是对公众开放的只有在它后面的八个小房间，里面全是嘎嘎作响的地板和正在画素描的学生，以及一些蹩脚的艺术家们画的毫无存在感的画作。

外面摊位的明信片上全印着“阿尔贝蒂纳博物馆”的字样和诸如丢勒[4]或鲁本斯之类的画家的画作，但是这些画作，我在馆里一幅都没有看到。摆摊的女人不会说英语，当我举起一张印有丢勒作品的明信片问她原画在哪里时，她只会带着维也纳人才会有的激动不停地说：“哎呀，这是明信片啊!”就像我是在问她：“不好意思，这是明信片还是小吃啊？”她完全拒绝去理解我的问题，最后我别无选择，只能把她一巴掌扇倒在地，转身离开。

除她以外，我还没发现哪个维也纳人会这么粗鲁和固执，这让我很失望，因为我曾数次听闻，他们是整个欧洲最难搞的人。斯蒂芬·布鲁克在《二十元金币》一书中对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都有过十分精彩的描述，他说他遇到过很多在维也纳的外国居民，他们经常会在路上被陌生人拦下，指责他们乱闯红灯或是让孩子没扣好衣服就在路上走。

布鲁克还在书中说道，城堡剧院旁边、环城大道上著名的咖啡馆——兰德曼咖啡馆的“服务生和衣帽间的侍应生会把你当一坨屎来对待”，单就这一点来看，它和我的实际体验是比较接近的。我没有那么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被当作一坨屎，但是这里的服务生确实有一种欧洲服务生界的某个阶层特有的优越感。我年轻的时候，这种态度还能唬住我，但现在嘛，我就会想：好吧，如果你真的那么牛逼，为什么坐着的是我，服务的却是你？说句实在话，如果你的工作除了送送菜、在餐厅和厨房之间来来回回之外没有什么其他要求，那么除了房产中介之外，你的地位是不会比谁高的，我说得没错吧？

总体看来，咖啡馆是维也纳最令人失望的所在。我已经到在咖啡馆坐上半天，喝喝咖啡、看看报纸，就觉得很美妙的年纪了，所以一个遍地都是咖啡馆的城市应该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我本来希望这里的咖啡馆能更特别一些，里面云雾缭绕，藏着各种怪胎，但令人失望的是，它们真的就只是随处可见的餐厅而已。咖啡还不错，但不算顶级，服务还特别慢，而且态度并不友善。它们会给你提供报纸，那又怎样？报纸我可以自己买啊!

就算是中央咖啡馆——当年托洛茨基[5]每天都过来，一坐就是几小时，还啥事儿也不做——也让人非常失望。它的氛围不错，有拱形天花板、大理石桌子和一个钢琴师。但一小杯咖啡就要34先令，服务生的态度也十分冷漠。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喜欢那个关于两个维也纳人坐在中央咖啡馆喝着咖啡讨论政治的故事。其中一个刚从莫斯科回来，预测俄国不久后将要爆发一场革命。“哦，是吗？”另一个人有些迟疑，然后把头转向了永远懒洋洋的托洛茨基那里，“谁将领导这场革命？他吗？”

我找到的唯一一家还算亲切的咖啡馆是哈维卡咖啡馆，它就在我住的旅馆拐角处。这是一家与众不同的店，里面已经发霉，乱糟糟的，十分昏暗，我是靠自己的感觉摸到桌子前的。到处都是堆得像地毯拍打机一样的报纸。一个穿得像是房屋油漆工的老服务生还没问我有没有需要，便给我端上了一杯咖啡，随即他意识到我是个美国人，就开始给我搜集《今日美国》。

“哦，不，不用了。”当他给我送来一堆报纸时，我这样说道，“把这些都烧掉，给我拿一些称得上是报纸的玩意儿来。”我觉得他的听力应该不好，因为他在屋子里四处搜罗，然后将更多的《今日美国》一股脑儿地堆到我面前的桌子上。“不，不，”我抗议，“这些是用来垫抽屉的玩意儿。”但他还是一直往我这儿送报纸，堆了足足有两英尺高。他甚至帮我翻开报纸，摊在我面前，所以我只能在那儿喝着咖啡，花了半小时读有关凡娜·怀特[6]、史泰龙[7]和其他我们这个时代“伟大思想家”的报道。

维也纳是我见过的最壮观的城市。环城大道两旁的巨大建筑物向你呈现了帝国昔日的荣光——议会大楼、司法大厦、自然史博物馆、美术史博物馆、歌剧院、城堡剧场以及有2600多个房间的霍夫堡宫。它们看起来都有大块大块的花岗岩和砂岩墙，屋顶和三角墙上挤满了与战争有关的雕像。如果一个火星人来到地球，会毫不犹豫地在维也纳着陆，因为他肯定觉得这里是这个星球的首都。

到了维也纳后，你很快便会明白一件事——多瑙河和这个城市并没有太多的联系。因为它离市中心实在是有些远，它甚至都没出现在大部分的旅游地图上。在一天午后，我试图走着去那儿，但没成功。其实我走到普拉特公园的时候就决定放弃了，这个著名的公园面积广大，是多瑙河最远处的边界。我在偌大的普拉特公园里漫无目的地走了半个多小时，双脚酸痛，只是为了让我的眼睛确认一下我已经听了数百遍的事实：多瑙河一点也不蓝。于是我掉转头，沿着幽长平直的奥普塔耶大道，经过忙碌的运动场、秋千、咖啡馆、餐厅，最后来到游乐场里的摩天轮前——这个摩天轮因为在奥森·威尔斯和约瑟夫·科登主演的电影《第三个人》中出现过而一举成名。

摩天轮旁边有一个标志，上面写着摩天轮的名字“雷森瑞德”，还用德文介绍了它的历史由来。它是由一个叫沃尔特·巴特斯的英国人于1896—1897年之间建造的。我把这一点记在心里，为我的亲朋好友、父老乡亲们感到自豪。我猜老沃尔特一定得到了一些帮助，因为它的规模真的大得不得了。上去坐一次要花25先令，但是它现在没有营运。公园的其他地方倒是生意兴隆，虽然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解释我为什么看出了这一点，因为这里和垃圾场一样乱。

一天傍晚，我去参观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物馆，它位于市中心北部大约一英里处的伯格街，伯格街现在不过是一条平庸的、死气沉沉的街道，虽然弗洛伊德曾经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奢华的生活。弗洛伊德故居共有16个房间，但只有4间对公众开放，而且里面空空如也，几乎没什么家具。不知道是本来就这样，还是出于什么其他原因。里面只有一些弗洛伊德留下的微小痕迹：一顶帽子、一根拐杖、一个医疗包和一个车尾行李箱。就算是这样，这个博物馆也会坚持收你30先令的票价，让你就在这几个房间里来回走一走。

这四个房间可以称得上是家徒四壁，只有墙上挂着的400多张关于弗洛伊德生平的照片和书信文件的复印件。我不得不说，其中的一些照片放在这里实在是非常荒唐，比如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摩西》的照片，弗洛伊德只是在去意大利旅行的途中对它赞赏有加；又如莎拉·伯恩哈特[8]的照片，它会入选完全不是因为弗洛伊德治过她或是睡过她，再或者是见过她，不过就是因为弗洛伊德去看过她的演出。

弗洛伊德在这个公寓里住了半个世纪，其所收集的所有物品——他的藏书、2500个古典雕像、家具、著名的心理治疗椅——现在全被收在了遥远的汉普斯特德[9]的一家更大的博物馆里，当然这是因为他在去世前两年被纳粹驱逐出了维也纳。

不过我好奇的是他竟然住了这么久才离开这里。早在20世纪之交以前，弗洛伊德便是世界医学界响当当的大人物，但他直到1902年才获得了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

二战以前，维也纳有20万犹太人，现在这里几乎没有犹太人的踪迹可寻。正如简·克莱默在她的《欧洲人》中写道，如今的大部分奥地利人都没有见过一个奥地利犹太人，而且奥地利依然是一个反犹情绪最强烈的欧洲国家。根据克莱默所说，数次民调显示，大约70%的奥地利人不喜欢犹太人，20%多明确表示自己讨厌犹太人，另外还有不到10%觉得犹太人令人作呕，他们“只要看到犹太人在场就觉得恶心”。我本来是不大信这些数据的，直到我看到《伦敦观察家》上的一个调查。调查显示，大约40%的奥地利人觉得犹太人应该为二战时期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悲剧负责，48%的奥地利人认为这个国家仅存的8000个犹太人——好吧，我必须指出，只占奥地利人口的十万分之一——拥有太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

曾经不愿承认自己犯下滔天罪行的德国，如今也在通过一些积极的行动来弥补自己的过错——比如维利·勃兰特[10]在华沙犹太区下跪忏悔，里夏德·冯·魏茨泽克[11]在二战爆发25周年纪念日上为自己的国家所犯下的罪孽向全世界道歉。奥地利人做了什么呢？他们选举出了一个前纳粹军官做总统。

我从弗洛伊德博物馆里面走出来的时候还想着这个问题。我沿着卡尔·鲁格斯大街往旅馆走去，在经过一个红绿灯时，我看到一辆由摩托车警察队引导的黑色豪华轿车停了下来，车后座有一个人正在读着报纸——我向上帝发誓——他竟然是著名的卡尔·瓦尔德海姆，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纳粹军官、奥地利的现任总统。

很多人还不是很明白奥地利首相和总统之间的区别，但其实很简单。首相决定国家的政策走向并且掌管整个国家，总统嘛，就负责逮捕犹太人。当然，我这只是开玩笑啦!我不会暗示瓦尔德海姆曾经残忍地虐待过无辜的犹太人——当然现在就更不可能了。另外，我完全接受瓦尔德海姆的解释，他说他曾经在塞萨洛尼基看到4万个犹太人被装进牛车，他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些人是被送去海边度假的呢!

公平起见，我应该指出瓦尔德海姆坚称他从不知道塞萨洛尼基的犹太人是被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我们继续公平下去——这些犹太人还不到这个城市的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这么说的哦)，所以这真是有理有据啊——这个地区的高级纳粹军官竟然对他辖区内发生了什么完全不知情呢!

让我们放这个男人一马，我的意思是当纳粹冲锋队在水晶之夜，烧毁了维也纳的43座犹太教堂中的42座的时候，我们的瓦尔德海姆可是足足等待了一个星期，才加入到这打砸抢烧的队伍中去的。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之后，我们的瓦尔德海姆又等待了足足两周才决定加入纳粹学生联盟。基督啊，这个男人可真称得上是个“反抗英雄”。我不懂大家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奥地利人应该为瓦尔德海姆骄傲，也该为自己骄傲，因为他们勇气可嘉，能够抵挡住世界人民的口诛笔伐。他们不仅选举这个男人做总统，还主动忽略了他是一个近乎病态的骗子，忽略了他曾被公开指控犯有战争罪，忽略了他的过去是那么黑暗、不为人知，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究竟做过什么。我想，能够站在这个男人身后，甘心接受他的领导的这群人，肯定也有某些特别之处，他们绝对不是一般人。

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国家呀!

[1]位于奥地利共和国西部的一个州，因斯布鲁克是它的首府。

[2]又名椒盐卷饼，相传是皇家糕点师Paul Furst为了纪念莫扎特，于1890年创作的一款全新的圆形甜点。

[3]英国伦敦著名的时尚大街。——译者注

[4]德国画家、版画家及木版画设计家，被认为是西方自画像第一人。

[5]俄国革命领导人。——译者注

[6]美国电视明星和电影女演员。

[7]美国演员、画家、导演、制片人，主演《第一滴血》系列电影。

[8]法国女演员。

[9]伦敦西北郊住宅区。

[10]德国总理，1969—1974年在任。——译者注

[11]曾任联邦德国第六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