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飞到了斯普利特，它位于南斯拉夫亚得里亚海岸的中部地带。我曾和卡茨从奥地利出发，长途跋涉走到了那儿，累得半死。我们当时花了四天时间，站在被阳光炙烤的公路旁边(我们也不知道是在哪儿)，看着一车一车的德国游客席卷而来。当我发现自己刚刚在数小时内就飞过了同样的地方，心里还是有点儿开心的。我别无选择，因为我的时间额度差不多用光了。我必须要在六天之内赶到保加利亚，不然我的签证就要到期了。

到了机场后，我搭了辆巴士来到城里。我站在海港边，心里微微有些犹豫不决，可能是因为我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吧。这时，一个中年女人向我走来，像在卖啥非法东西似的悄声和我说：“房间？你要不要房间啊？”

“嗯，我要的。”我说，然后突然记起我和卡茨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在斯普利特找到住处的，“多少钱呢？”

“10元钱。”她说。

也就是五美元，感觉我能接受这笔买卖。不过我也在想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她有四个成年的儿子在家里守株待兔，就等着把我掐死，然后把我的钱悉数取走。我倒是一直觉得这会是我的死法：一个陌生人给了我一点儿无法抗拒的好处，我因为想贪便宜，被绑起来丢进了大海。但她看起来还是蛮真诚的。另外，她也得相信我不是什么持斧杀人的罪犯。“可以，”我说道，“我们走吧。”

我们一起搭巴士前往她的住所，巴士沿山开了20分钟，到了一个位于城市后方某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居民区。这个女人引导我在错综复杂的街道间穿梭，我注意到洒满阳光的巷子里有很多骨瘦如柴的猫。这样弯弯绕绕的路线很适合逃跑，就算她要求我戴上眼罩，我也一点儿都不会惊讶。我们穿过一条窄窄的架在水沟上的木板和一个寸草不生的庭院，走进一幢像是半成品的四层楼高的建筑，楼梯井旁还放着一台水泥搅拌机。我都要开始怀疑这里是不是有啥埋伏。

“来吧。”她说道，我便随她拾级而上，来到顶楼，走进她的公寓里。房间比较小，也没多少家具，但十分干净，通风良好。房间子里有两个20多岁的男人，全都长着一张杀人犯的脸，他俩正穿着T恤坐在客厅的桌子旁。看到此情此景，我的脑海中浮现了“啊哦，我不会摊上大事儿了吧”的想法。我假装随意地将手伸向口袋，欲摸出我的瑞士军刀，但我知道，就算是在一个理想的环境里，我也得花上20分钟才能感知到刀片，再把它掏出来。如果这两个男的现在冲过来，那我只能用牙刷和镊子来自卫了。

不过实际上，他们可是好小伙呢，看来世界也没有特别糟糕。他俩都是这个女人的儿子，在城里当服务生，会说一点点英语。其中一个正要离家上班，如果我也想出门，他可以带我一程。我看了看此地离城中心的距离，想了想自己还不知道自个儿现在身在何处，便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好意。他穿上红色制服，把我带上了街边的一辆布满灰尘的蓝色斯柯达。他发动引擎，车子便飙了出去，速度快到车尾像鱼尾一样摇摆，我必须用双手紧紧握住把手才能适应这样的速度。这就像是动作电影里面的追车戏份：疾驰的飞车把垃圾桶和蔬菜车撞翻。“我就要迟到了。”他一边解释，一边继续疾驰，差点撞上斑马线上过马路的老年人。他迅速将车子开上一条车水马龙的大道，完全没有停下来看看是否有其他车突然冲过来。其实是有的，但那些车总会大方地给他让路，把车开到边上，再驶进大楼里。他在集市边把我放下，我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他就哧溜一下开走了。

斯普利特是个宝地，有美丽的海港供我们远眺亚得里亚海的风光，离海岸一两英里处还有郁郁葱葱的一群小岛。其中有个小岛叫维斯岛，卡茨和我差点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一周。有一天早晨，我们坐在一个露天咖啡馆门口，想用咖啡来驱散宿醉感，这时两个瑞典女孩走了过来，精神奕奕地说：“早上好!你们今天怎么样？和我们一起吧，我们要去岛对岸的沙滩上玩。”

毫无疑问，我们马上站起身来，随她们去了。如果你看到这些女孩，你也会这么做的。她们十分光彩夺目：健康的外表、古铜色的皮肤、清新熨帖的体香、柔软的身体、洁白的牙齿和被上帝垂爱的身材。我和卡茨走在后面，眼珠一直盯着她们的美背，我悄悄向卡茨耳语道：

“我们认识她们吗？”

“我不认识，我想可能昨晚在赌场旁的酒吧里，我们和她们说过话。”

“可我们没去赌场旁那家酒吧啊!”

“我们去了。”

“去了吗？”

“嗯，去了。”

“真的吗？”我完全不记得昨晚发生的任何事，除了经过我面前的一排排毕普·皮沃牌啤酒(Bip Pivo)，就像是在流水线上似的。我耸耸肩，显然没把这次忘事当回事儿。当时还很年轻的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是脑细胞功能下降的表现，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如果以那样的速度，说不定在17年后，我就可能站在储藏室或工具棚之类的地方，盯着那里的东西，却怎么也记不起为何要上这儿来。

我们搭了辆给力的巴士，来到了小岛远处一个叫科米扎的渔村，在温暖的海水中畅游许久，又去海边的咖啡馆喝了几杯啤酒，然后搭巴士回到了维斯岛。我们点了晚餐，继续喝啤酒，时不时聊聊天，互相攀比攀比，最后坠入了爱河。

我确实是坠入爱河了。她的名字叫玛塔，年方十八，皮肤黝黑，来自乌普萨拉[1]。她是我所见过的最仙的尤物——尽管我必须承认，旅行到了这一步，就算是卡茨这种货色，在某些光线的衬托下，看起来也烂不到哪里去。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她可爱极了。不过更加神奇的是，她似乎也发现了我的魅力。她和另一个女孩朱迪很快就醉了，开始絮絮叨叨，而且一半时间都在用瑞典语说话，不过这没关系。我双手托着下巴，凝视着眼前这位迷人的瑞典女孩，完全沉醉在其中，她一次又一次地撩拨我的心扉，时间一长我几乎都忘了喝啤酒，也忘了把我流下的口水吸回去。有时她会用手碰碰我的前臂，这让我方寸大乱，荷尔蒙也失了控。有时她还会瞥我几眼，然后用手背轻轻地抚摸我的脸颊。为了她，我可以把我的妈妈当作奴隶卖去打杂，哪怕是将一把匕首插到我的大腿上我也愿意。

那天深夜，当卡茨和朱迪出去尿尿的时候，玛塔突然一把拉过我的头，用她的柔舌在我的喉间疯狂地舔舐。这种感觉就像是有条小鱼在我嘴里游来滑去。然后她松开了我，脸上浮现了一丝异样却又梦幻的表情，呼了口气说道：“我要你。”

一时间，我想不出任何词汇来表达我内心狂热的感觉，但接下来，最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她仿佛突然受到了惊吓，就像刚刚被狙击手的子弹击中一般，双眼瞬间一闭，身子一软，瘫在了地上。

我蒙了好长一段时间，内心在哭诉：“上帝，你可别这么对我，你个骗子!”但她就此离我而去了，就此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仿佛被一辆马克卡车撞到路边不翼而飞。我不禁仰望天空哭号：“老天啊!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我可是天主教徒啊!”

朱迪在这个时候重新现身，她突然充满母性地朝玛塔嘘声说道：“好好好，我们最好把她拖到**。”我主动提议帮朱迪的忙，把玛塔带回她们的旅馆，寻思着这样我至少还能用手托托她的翘臀——只要一会儿就行，你懂的——光这样一件小事，就足以让我续命直到本世纪终结。但是朱迪早就看出了我的歹意，并没有把我的“好心”当回事。朱迪像一辆蒸汽火车一样强壮，一眨眼的工夫，她已将玛塔扛在肩上，消失在了街头，“晚安”的声音也越来越远。

我看着她们离去，懊恼地瞪着杯中的啤酒，卡茨也赶了回来，他看我的脸色，就已然明白在今夜的月光下是不会有肉体的交缠了。“现在我该做什么呢？”卡茨瘫在椅子上问，“刚才她跟着我来到了男厕所的外面，想和我来一发，我都硬得像宝贝鲁斯[2]的棒球棍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回道，但他并没有从这话儿当中察觉到任何幽默之处，说实在的，我重新品味了一下，也觉得并不好笑。然后我俩就在一片沉默中，度过了一整晚。

后来我们再也没见到那两个瑞典女孩。我们不知道她们住在哪家旅馆，但维斯岛不过是个小地方，我俩都确信我们还会再碰到她们的。我们在岛上逛了三天，把该逛的地方都逛遍了，透过餐厅的玻璃往里瞧了又瞧，来来回回走了数遍沙滩，就是再没遇到她俩。这么折腾了一番工夫，我都开始怀疑那晚的一切是不是头脑发热的幻觉。或许玛塔从来没有说过“我要你”，或许她说的是“我的胸要爆了”。我不知道，但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她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所以她说了什么并不重要。

我在码头边上漫步，看了看海港里的帆船，然后走向斯普利特中心地区被阳光沐浴着的巷道和庭院，这个地区有一块四分之一平方英里[3]左右的地方，是戴克里先的宫殿。但罗马帝国衰亡后，很多人擅自闯进来，在这宫墙坍圮的宫殿里盖起了房子。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一个小小的社群逐渐发展壮大，曾经的走廊变成了街道，庭院和空地也慢慢演化为公共广场。现在有些巷道——已经窄到需要侧身才能经过——的两旁全是房屋和商店，你走在路上，还能时不时地有行走在宫殿中的感觉呢。许多建筑的外墙也保留了原有的部分结构，不知通向何处的台阶、不知支持何物的石柱，还有用来托举罗马雕像的壁龛。如此这般，会让人觉得这些房子仿佛是从废墟中拔地而起似的。人们一定会对眼前的这番景象看得入迷，欧洲可没有第二个地方能与之媲美。

我在附近闲逛了几小时，之后来到了一个广场。这个广场的三面被古老的建筑围绕，第四面则对着码头。街上还有几家餐馆，我在那儿早早地吃了晚饭。那真是一个美妙的夏日夜晚，芬芳沁入空气，弥漫在夜色中。我闻到了一股奇异却并不难闻的味道，混杂了香草、烤肉和死鱼的气味。燕子在空中不停地盘旋，时而飞过头顶。远远望去，帆船的桅杆在海面上若有似无地摇摆。此地着实让人愉悦，黄昏恰如其分地渐渐降临，我坐在那儿喝着毕普啤酒，朝夜色下的海滨人行道望去。

城里的每个人都身着华服，趁着夜色在热闹的大街上漫步。他们中有很多家庭，有围成一团神秘兮兮的小男孩，打扮过度、咯咯笑的小女孩，走位**、肉麻兮兮的年轻情侣和老两口。他们聚集在这里，很健谈，彼此之间也很投缘，给我一种和在卡普里广场一样的感觉。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总是不停地在码头那儿上上下下、走来走去，而且似乎都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正当我在喝不知是第四杯还是第五杯啤酒时，我突然有些昏昏欲睡，困到把头埋进胳膊便能睡着。我看了眼酒瓶上的标签，惊觉这酒的度数竟然是12度。这么烈的酒我竟然喝了一大桶，怪不得我会这么累。我叫来服务员，赶紧把账结了。

一个人喝醉是一桩奇怪而又危险的事情。你可以喝一整晚，还觉得自己根本没有醉，但你起身时会发现，就算你的脑子是清醒的，你的双腿也会突然想走个太空步，或者是不由自主地做出些尴尬举动。我拖了一条仿佛受了枪伤动弹不得的腿穿过广场，这才发现我是哪儿也去不了了。

我在码头边叫了辆出租车，爬进车厢前座，叫醒了司机后，我才意识到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我不知道那条街的名字，不知道那个管我吃住的女人的名字，不知道她住在哪个地方。我只知道她住在山上。突然间，我感觉斯普利特到处都是山。

“你会说英语吗？”我问司机。

“不会。”他回道。

“好的，咱别慌，我想去某个方向，你能带我去吗？”

“不。”

“那儿，就朝那边开。”我们把那个地方跑了个遍，油表指针的下降速度和正在坠落的飞机的高度计有一拼。偶尔我看到眼熟的街角，就摇着他的手臂哭号：“在这儿左转!在这儿左转!”一分钟之后，我俩就会发现我们开到了监狱大门的边上或是其他的地方。“不，我觉得我们走错方向了。尽管如此，起码我们尝试过了。”我总会这么说，以便让司机不要太沮丧。最后，司机看出我醉得一塌糊涂，而且还在发酒疯，他正在考虑要不要把我推出车门时，我们瞎猫碰上死老鼠地找到了路。至少我觉得是对的。我认出了街角的商店，但我还是得在台阶和巷子间寻寻觅觅，这里的一切在晚上都变样了，而我又醉又累，更是增添了不少难度。我茫然地在路上游**，时不时地撞上小猫，把自己吓得半死，我在黑暗中寻找那栋门前有条小水沟、水沟上有块木板的与四层楼差不多高的楼。

最后，我总算找到了它。不过那块木板看起来薄了些，也更晃了些。我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走到一半，它好像朝边上滑了一下，我的脚便踏空了。一瞬间，我跌入了一个黑暗“深渊”——由于酒精的作用，时间似乎被拉长了一些，那感觉可是相当不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双脚已经在木板的两边了，如果这样掉下去，我的**可就要遭殃了。

好吧，真是个惊喜呢，让我细细说来。我摇摇晃晃、上气不接下气、重重地侧身摔进了沟里。然后仰天躺了好久，让我的肺能吸点空气。而我就异常超然物外地想：“这种发生在身体中间部位无法形容的钝痛会不会对我造成永久性伤害？我是否终此一生都要戴上导尿管这种令人尴尬的‘拖油瓶’？”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发现水沟里可能有老鼠，它们可能会对我产生莫大的兴趣。我决定站起身，颤颤巍巍地爬上去，沾满一身灰尘后，又滑了下来，再爬上去，最后总算是踉踉跄跄地爬出去了。就这样我走进了那房子，上了四楼，敲了几下那个女人的房门。一分钟后，一个头上夹着卷发棒的女人开了门，她发现门口站着一个头发凌乱、脏兮兮、摇摇晃晃、双手捂着阴囊的美国男人。我们并不认识。哦!原来我走错地方了。

我想说些什么来解释下现在的情况，但我已然词穷，只能沉默着在走廊上徘徊，还在离开时特意挥了挥手，以示道别。随后，我总算找对了地方，敲了敲门，等了一分钟没反应便继续敲。最后我听到房间里发出了一阵踢踢踏踏的响声，我认识的那个女人总算把门打开了。她穿了件睡衣，头上也夹着一大堆卷发棒。她抱怨了几句，我想应该是在怪我回来得太晚。我本想辩解一番，却发现她打量我的眼神好像是在说，是我让他们家蒙羞了，所以我只能闭嘴。她穿着拖鞋走在我面前，领着我慢悠悠地往客厅走去。她的两个儿子在那儿酣然大睡。我的床是一张双人床的上铺，我瞬间觉得花五美元实在是太亏了。她把门一关就走了。

我衣服也没脱，在一片黑暗的房间里摸索着爬上了床，还不小心踩到了其中一个熟睡的兄弟的肚子，“啊哦”，他叫出声来，像一只泄了气的拳击吊袋。但他睡得太死，并没有被踩醒。我躺在**，花了10分钟才把头脑放对位置，我把它放在靠近我肩膀的地方，然后小心地沿着肩膀推回去，就像把硬币卡进夹克内衬里那样。大功告成，我便睡去，虽然睡得并不好。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现两兄弟已经出门了。我拿着背包走进厨房，房间很安静，只能听见时针走动的嘀嗒声和水龙头滴水声。我不知道房东是出门了，还是仍然躺在**睡觉。我静悄悄地在水槽边刷了牙，用冷水和小毛巾洗了把脸，让自己看上去还能见人。随后掏出五美元放在桌子上，想了想又掏出五美元放好，便离开了。

我走到市中心的汽车站，想坐车去贝尔格莱德——我和卡茨当时就是这么做的，但我去了之后才知道，现在白天已经没有直达贝尔格莱德的车了。我必须先坐车去萨拉热窝，然后还要有足够好的运气，才能转车去贝尔格莱德。我买了张10点的票，还要打发两个钟头，我便去找咖啡喝。在码头中央、两家城内最豪华酒店的街对面，我听到了一个仿佛幽灵发出的声音，还闻到了一股装泥浆的货车常有的味道。我往码头边看去，一根小小的排污管正把没有经过加工处理的污水直接吐进海港。你能在污水里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粪便、打结的**、厕纸。实在是太恶心了。这里离主要的商业街只有一英尺啊，离咖啡馆和旅馆也不过数码的距离，他们竟然敢这样。我决定不在这些本该喝咖啡的地方喝咖啡了，转而在老城区里找到了一家咖啡馆，尽管风光没那么好，但至少滋生霍乱的概率要小些。

班车很挤——南斯拉夫的车总是如此——但是我在车身的四分之三处找了个位置，并用双手紧紧地握住眼前的扶手。当时，我和卡茨穿越南斯拉夫的时候，除了兴奋便还是兴奋。这里的山路充斥着难以言喻的危险——它实在太窄，一辆车都很难经过，而且处处是不可能转过的弯，以及不可思议的突然下降的坡道。我们的司机很可能是一个在逃的神经病，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说服汽车公司获得了这份工作。他很年轻，长得也帅，头上随意扣了顶帽子，开车的时候**四射，用足以甩断脖子的速度转过一个又一个弯，一直都在按着喇叭，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他精神饱满地边开边唱，还和乘客谈笑风生——通常他都会从座位上转过身来直接面对乘客——同时带我们扫过陡峭的悬崖边上凹凸不平的道路。我还记得我的脸曾数次被甩在车窗上，但我始终看不到路面，仿佛车子是悬空行驶的。我们就像坐飞机一样，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飞起来了。

我和卡茨坐在前排，司机突然想要和我们开个玩笑，他一会儿装睡，一会儿又突然醒来，及时避开对面直冲过来的卡车。不一会儿又会假装刹车失灵，我们就会以一种只有宇航员才能适应的速度垂直下坠，弄得我和卡茨都要坐到彼此的膝盖上了。

经过了数小时如此刺激的车程，车子在下午开上了山，随后沿着陡峭的山路下山，开进了一个树木繁茂、风景秀丽的宽阔山谷。我还没见过如此旖旎梦幻的景致。在每一个小镇或村庄，人们都会从家里出来迎接我们，仿佛我们的到来是个奇迹，他们会跟着车小跑，有时还会通过车窗向车上的朋友和司机递上几小包樱桃，甚至给我和卡茨也送上了一袋。

傍晚时分，我们抵达贝尔格莱德，奇迹般地在山上找到了一家实惠的旅馆。我们在一家餐厅的顶层吃了晚饭，看着夕阳在多瑙河畔落下，城市灯光闪烁。我们喝了很多啤酒，也吃光了最后一颗樱桃。

那是几近完美的一天，这次我想重新体验一番。不知怎么，我对那些山路上的危险还满怀期待，那种刺激与恐惧交织的感觉让人兴奋，就像是心脏病发作了，但又很享受的样子。车子艰难地穿过斯普利特的街道，爬上了背后水泥色的陡峭上坡。我失望地发现，我不在的这段漫长的岁月里，道路已经得到了整修，很多地方的路已经加宽了，在一些危险的弯道也加了保护屏障。这次的司机也不那么像神经病了，他双手握着方向盘，全神贯注地看着眼前的路。

很显然，美好的景致颇能让人重燃某种**，这是毋庸置疑的。人们不了解南斯拉夫内陆地区秀美且丰富的风光。这里和英国一样树木繁茂，拥有和奥地利一样惊人的美景，但这里的旅游业却是极不发达的。从炎热的海岸线驱车一两个小时，离开多雨的度假区和谷物盒子状的酒店，你就会发现看上去十分空**的山谷其实大有玄机。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被遗忘的世界，里面有果园、田地、湖泊、树林，还有整洁的农庄和舒适的山间别墅。这是欧洲被时间抛弃的一角。人们手把手地用镰刀和干草夹来割草和收草，用马拉的犁耕地。村庄里年长的女人几乎全身都穿成黑色，头上包着头巾，远远望去，仿佛是一幅古画。

从斯普利特出发，经过了七个小时漫长又炎热的车程，我们来到了萨拉热窝，它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4]的首都。我确信我现在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随处可见宣礼塔，商店招牌和路标上的文字全用西里尔语写就。萨拉热窝被陡峭的群山所环绕——这里举办了1984年冬季奥运会——同时被细长、湍急、笔直的米里雅奇卡河分成两半。河的一边有一条街道，连接着汽车站旁的新城区和大约一英里以外的老城。这里就是萨拉热窝在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发生地——1914年6月，奥匈帝国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在这里被刺杀。

我在欧罗巴酒店住下，这里灯光昏暗，洗尽铅华，但仍能看见昔日辉煌的痕迹。房间里没有电视，能开的灯加起来只有14瓦，但是床很舒服，最让人感动的是，浴缸能够放出热水。我在浴缸里泡了很久的澡，整个人焕然一新，随后便出门对萨拉热窝一探究竟。

萨拉热窝是个让人啧啧称奇的地方，它有许多小公园和落叶缤纷的广场。市中心的集市是欧洲最大的集市之一，里面贯穿着一排排的小路，卖手工铜器的商店星罗棋布。因为这里没有什么游客，所以也就不会有那些扯着你的袖子，把东西塞到你面前的烦人商贩。在更有名的诸如伊斯坦布尔或丹吉尔的集市，这样的人可不会少。而在这里，压根没人注意到我。

我爬上陡峭的几乎快要垂直的山坡，在碎石路边上，不时会看到倒塌的房子挤成一堆密集的、花样繁多的瓦砾。爬这样的山很吃力，就算是当地人也要时不时停下来喘喘气，找个墙靠一靠。但是置身高处向下看的风景是值得铭记的，极具异域风情，缓缓落下的夕阳像一顶皇冠戴在宣礼塔构成的天际线上，宣礼员的嘶吼在山顶回**。

我及时地回到了城里，加入了每晚主街上的散步大军，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南斯拉夫人看起来才有了生气。我遍览了沿街的餐馆菜单，挑了一家中央酒店的餐厅，这里和欧罗巴酒店褪去的风华十分相像，好像这个庄严的房子里住着一个贫困潦倒的没落贵族，我是这里唯一的顾客。南斯拉夫正值经济剧变期，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好几百，第纳尔每天都在贬值，有时甚至一天要贬两三次。对游客来说，这虽然也算好处，但是也很尴尬，而对当地人来说，可就是水深火热了。我的晚餐很丰盛，有汤、牛排、蔬菜、沙拉、面包、啤酒和咖啡，但我只要付八美元。很显然，我是这个城市里唯一能付得起这笔钱的人。

这个餐厅的服务和南斯拉夫其他地方一样冷漠，倒也没冷漠到像料理后事那种地步。服务员端着我的汤走了过来，汤汁一路洒遍了地毯和桌布，然后他便消失了。过了很久，才过来上下一道菜，留我一人望着空盘空碗。但我完全不想责怪他，在南斯拉夫这样的地方，你能过得像一个王子，但是作为一个游客你会发现你很难和遇到的“穷苦百姓”打好交道。

在斯普利特，我看到许多德国人给服务生小费，就像是在玩钱似的，简直就是在调戏服务生。我确认这些服务员一定想过往他们点的菜里吐痰，我只希望给我上菜的这个服务生不要这样想。

早晨，我回到汽车站，准备坐车去贝尔格莱德。但是问讯窗口里面的女孩正在欢快地煲电话粥，很显然她不想回答我的任何问题。我等了很长时间，甚至对着隔离玻璃上的传声洞提醒她是时候回到工作岗位上了，但她还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继续打电话，还时不时地用手指拨弄电话线。我只能离开那儿，在问了几个司机后，总算找到了去贝尔格莱德的班车。

去贝尔格莱德的车程长达八个小时，而且车子比前天的更热、更慢、更无趣，也更拥挤。我坐在一个对个人卫生不怎么关心的男人旁边，我花了很多时间用我所知道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5]和他说：“不好意思，不过你的脚有一点小小的恶臭。所以能不能麻烦你行行好，把脚伸到窗户外面？”但我并不会，渐渐地，我便只能想法子逃离这股恶臭。我无意识地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再换到别的地方，让自己离味道远一点，然后耐心地等待贝尔格莱德的风景出现在挡风玻璃前。

在贝尔格莱德下车后，我感觉自己被骗了。这次旅程花了我整整两天时间，而我期待已久的高危速度和山间历险已经化为乌有。我在一家叫艾克赛尔希尔的老式旅馆住下，这里价格昂贵，但很舒适。然后便跟往常一样，出门去认识这个城市。两天时间里，我都在城里到处游**，我发现关于贝尔格莱德的种种，我都早已记不清了。为了怀念一下旧时光，我试着去找当时和卡茨一起住的旅馆。想着如果它还在那儿的话，我会在顶楼的餐厅吃顿晚饭。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没啥希望能找到它。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杂乱无序、四处延伸的城市里，我该从哪儿开始欣赏。

但我还是喜欢上了贝尔格莱德。这是一个典型的中欧城市——有长长的大道，两旁是昏暗的、冷清的五六层楼高的建筑，随处可见公园和用铜制穹顶建成的纪念馆。中央集权规划的余孽还飘**在这里，你很难描摹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但你能感受到。尽管这样，这座城市都没有受到西方企业(麦当劳、贝纳通[6]之类的)的入侵，这让人眼前一亮。

在贝尔格莱德也没有太多事情可以做。我从主要的商业街一直走到一个名叫卡拉麦克丹的市中心公园，它建在一座古老的城堡周围，小路两边整齐划一地各种着一排树，还有不少长椅和南斯拉夫英雄(更准确地说是塞尔维亚)的雕像。大部分的长椅上都坐着两个弓着背下棋的人，两人身旁各自站了一大拨肆意指点迷津的围观群众。公园的边上有一个高高的阶梯看台，在那儿往下望，整个城市的景色都能一览无余。你还能看到多瑙河和萨瓦河交汇在一起，成了一条不朽的河流。

下午，我朝城外走了一段路，来到哈加德公园，这里树木密布，是铁托将军的行政办公处所在地，现在他长埋于此。走过长长的水泥路，我来到他的墓前。我是这里唯一的游客，而且这儿也没什么可看的。铁托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被放在玻璃棺材里，而是被安全地葬在了一块被大量鲜花和花环覆盖的大理石板下。一个孤独的战士全神贯注地在墓旁站岗，他十分年轻，感觉对眼前的一切十分厌倦和不适。显然他本应该直视前方的，但我能察觉到他的眼睛一直跟着我在房间里看来看去。我仔细想想，不免有些害怕，可能我的到访是他一天中最高兴的时刻。“我也是。”我喃喃自语。

我走出墓地，一股强烈的不知所措的情绪突然涌上心头。我眼前浮现的是这个城市的全景，而我却并没有那么想去探索。整个下午，我都在公园里，坐在一块草坪边，看着年轻的父母陪孩子**秋千。我一直在逼自己站起来去做点什么，但是我的双腿却对这样的要求置之不理，不管怎样，现在我想做的事只有坐着看孩子们嬉戏。我是——这才意识过来——犯了思乡病了。哦，亲爱的!

第二天早晨醒来后，我的精神状况好了一些。今天我要实现一个小小的梦想，我要坐头等卧铺从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前往另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这样的旅行对我来说是极致奢华了。我在艾克赛尔希尔旅馆的餐厅吃了早饭，心如止水地像是一个知道自己大限已到的人。我的计划是早饭后直接买好票，在去火车站之前花一天的时间逛逛博物馆，到晚上，便登上火车。让自己置身于有头有脸的人物中间：被剥夺财产的公爵夫人、长相酷似赫尔克里·波洛[7]的人，或是其他还在这个世界上坐头等卧铺旅行的神秘人物。

酒店服务员建议我不要去火车站买票。“那里太疯狂了!”他说道，还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他建议我去“斯普特尼克”总部，那是一家国营旅行社，我能在那里舒舒服服地订好车票。

斯普特尼克秩序井然，但是服务态度并不友好，而且队伍排得很长。首先我要排队看我能排哪一条售票队伍，然后才能去排售卧铺票的队。折腾完这些，一个惹人生厌、装腔作势的中年女人面露不屑地告诉我，这些票几周前就被预订了，就算花再多钱，也买不到一张。好吧，我的又一个梦想从人生的水闸里付诸东流，我凄凉地想道。那女人领我去排第三条队伍，如果我运气好，或许还能买到张坐票，但她还是挥了挥手，和我说机会渺茫。她是对的。

甚至连一张坐票都没买到的我，只好回到第一条队伍看看还有哪条队伍可以排。第一条队伍的女孩是这里唯一一个好人。她告诉我应该去排买机票的队，因为南斯拉夫的机票价格和火车票价格差不多。所以我便去排飞机票的队伍，队伍真长，动得也真的很慢，等轮到我了才发现，这个队伍不是买机票的。呵呵呵!机票队伍是左边那一条，所以我便排到了左边，最后发现飞机票也卖光了，连明天的都没了。

一种无助的沮丧感快要把我击倒，我感到有些恐慌。我已经在这儿耗了两小时了，我费尽力气跟那个女孩解释：我明天必须到达索非亚，不然我的签证就过期了。她看了我一眼，仿佛在用眼神说：“你为啥要指望我来帮你擦屁股？”但她说会把我的名字记在今晚航班的预留名单上，并让我4点再来。

我离开火车站，朝汽车站奔去。希望会有奇迹发生，那儿有去索非亚的班车。汽车站里十分混乱嘈杂，每个售票窗口前都挤了一堆人，有的坐在行李箱上无精打采地等待，有的车一来便蜂拥而上，像是发生了一场当地小暴乱。12种语言混在一起，塞满了空气。所有的标语都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我看了看墙上的时刻表，完全不知道索非亚用西里尔字母怎么拼。我突然觉得，置身异国开始简单自在地游玩似乎一点儿都不神秘，一点儿都不吸引人。我甚至不知道问讯窗口是哪一个，我像一个婴儿般无助。

下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折腾，最后才发现那里根本没有去索非亚的班车。我能指望的只有先坐车去尼斯，再转车到保加利亚边境旁的季米特洛夫格勒，然后想办法，再走40英里到达索非亚。这至少得花掉三天时间，但我现在巴不得赶紧离开南斯拉夫，去哪个国家都行。所以我花12美元买了张去尼斯的票，把它揣进兜里，再爬上长长的山坡，去斯普特尼克。

4点刚过2秒，我便到达了售票大厅。机票预订窗口此刻坐了一个新的女孩，我把情况和她说了一下，她便在预留名单上找我的名字。过了一会儿，她告诉我，我的名字没有在名单上。我十分恼火地看了她一眼，仿佛我刚丢了工作、汽车被偷、妻子和最好的朋友私奔了。“什么!!!”我不敢相信地怒吼道。

她说没有关系，因为晚上的航班还有很多座位。

“什么？？？”我说道。

她看着我，十分冷漠地说：“一张去索非亚的机票要112美元，你要买吗？”

我要买它吗？!她还不如问我，教皇是天主教徒吗？贝蒂·福特是诊所吗？“要!”我说道，她在电脑上点了几下鼠标，总算给了我一张票。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袭上心头。我马上要去索非亚吃晚饭了，至少也能吃到宵夜。我马上就要离开贝尔格莱德了，嘿嘿!

我走去斯普特尼克，叫了辆出租车。“去机场!”我和司机说道，然后车子就从路边疾驰而出，把我硬生生推到了椅背上。我坐好身子，发现司机又年轻又活泼，头上随意扣了顶帽子。他像一个神经病一样开车。哇，棒极了!

[1]瑞典中部的一座城市，位于首都斯德哥尔摩北面。

[2]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

[3]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下文同)

[4]Bosnia-Herzegovina，简称波黑，由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组成。

[5]流行在东欧巴尔干半岛前南斯拉夫诸国的语言。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政治因素，该语言在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名称(包括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波斯尼亚语、黑山语)和发音标准，但是使用者依然可以自由通话。

[6]意大利服装公司，主要是针对年轻人及儿童。

[7]阿加莎·克里斯蒂所著系列侦探小说中的主角，一个比利时侦探，身形较矮，头形仿若鸡蛋，留着八字胡，全身上下总是一尘不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