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你一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进入了瑞士的德语区，因为瑞士德语区里所有城镇的名字听起来都像是一个嘴里塞着面包的人在说话：土恩、鲁克、布拉赫、普拉法恩、林塔尔、图西斯、埃伦、塔尔维尔。

根据火车票的票面显示，我将前往这串城镇当中的最后一个——塔尔维尔。这让我有些疑惑，在我信赖有加的K&F公司制作的阿尔卑斯山麓地区地图上，并没有出现“塔尔维尔”，它本来应该在的位置上写着“赫尔垦”。我没法相信K&F公司认真负责的员工会在绘制自己国家的地图时犯下这么大的一个错误，但保守的瑞士市民会在过去的18年里改变一个城镇的名字也同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只能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上帝，然后将注意力转移到这张皱巴巴的伟大地图和坐在我旁边易怒的老女人身上，每当我膝盖上的地图一角晃到她那个方向的时候，她总会挺起她的**，聒噪地抱怨几句。

地图究竟是什么呢？我能够瞅它一整天，如饥似渴地记住一些我没有听过也不打算前往的城镇和乡村的名字，追溯一条无名小河的流动方向，确认每个地方的海拔，根据注解搞清楚一面旗子上的小圈是什么意思(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堡)，以及有无圆环环绕的飞机象形图之间的区别(一个是机场，一个是停机坪)。我总会招架不住地看着地图长叹数声，丧气地点点头，连我自己都搞不懂这是为什么。

我注意到我本来可以从布里格出发，沿着一条更南的路线，途经奥斯塔、勃朗峰和夏蒙尼，抵达日内瓦。那样就可以大饱眼福，欣赏沿途美景了。我真是个蠢货，竟然错过了奥斯塔和勃朗峰的好风光，也没能领略阿尔卑斯山核心地带的风貌，跑到了这么远的一个鬼地方。我真是太蠢了，“唉!”我又叹了一口气，丧气地点了点头，把地图收了起来。

火车在小型农场和树木茂盛的陡峭山地之间欢快地穿行，近旁是一条浅浅的小溪，并且会时不时地在一些与世隔绝的小村庄停下来，那里总会有人拿着空的购物篮爬上车来。火车满员后，它会在一个叫兰瑙或是祖格的小市场停下来，所有乘客都一拥而出，只留我一人坐在车上，然后乘客们又会不疾不徐地回到车上来。这么消磨时光倒也不坏。

我在离列支敦士登不远处的萨尔根斯火车站下车，这条铁路能够穿过列支敦士登的国土，但是为了和这个国家种种荒谬的政策相匹配，火车在列支敦士登境内并没有停靠点。我要么在萨尔根斯下车，要么在布赫斯下车，然后乘一辆黄色的公交车前往列支敦士登的迷你首都——瓦杜兹。

公交车非常贴心地停在了车站前，我买了张票，在车子的中部找了个位置坐下。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抓着大包购物袋的乘客，我在座位上坐得老高，盼望着能多看看这个小国的风景。瓦杜兹离萨尔根斯不过七英里，但却花了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因为车子几乎把这个小国的每一个点都踩遍了：经过了每一条小路，还一直小心翼翼地绕路，仿佛是想偷偷潜入瓦杜兹。我一直仔细观察着窗外，但还是不知道我是从哪里开始进入列支敦士登的——说实在的，在见到瓦杜兹的地名标志之前，我还真的不确定我已经在列支敦士登了。

列支敦士登的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很荒谬。第一个荒谬之处就是它破天荒地小：它的国土面积仅仅是瑞士的二百五十分之一，当然瑞士本来也已经够小了。它是神圣罗马帝国最后得以保全的一小块土地，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它的统治者们在过去的150年间，从没来过这块土地。它有两个政党，通常被人们称为红党和黑党，它们几乎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共同相信一句箴言：“信仰上帝、王子和祖国。”列支敦士登上一次参与军事行动是在1866年，当时它派出8个男子对抗意大利。没有一个人在战斗中身亡，事实上——你会觉得这很有意思——他们回来的时候变成了81个男人，因为他们在路上交了很多朋友。两年之后，王子意识到列支敦士登人谁都打不过，便解散了军队。

还有更多荒谬之处呢：它是世界上烧瓶套和假牙的最大生产国，也是臭名远扬的避税天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注册公司的数量比总人口还多的国家(虽然大部分都是皮包公司)。它是欧洲最晚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国家(在1984年)。它只有一座监狱，监狱小到所有犯人的吃饭问题都是靠附近的一家餐馆解决的。如果你想成为列支敦士登的公民，需要在申请人所在的村庄里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投票通过后，还需要首相和内阁对这一事项进行表决。但是这个步骤从来没有发生过，因此列支敦士登的成千上百个家庭，尽管世世代代都住在这里，但仍然被当作外国人看待。

瓦杜兹的风景并不别致，但整体上看也算是夺人眼球。它位于海拔6700英尺高的阿尔卑斯山麓，阴沉的皇家城堡像壁垒般直立在它正上方的岩块上，看起来十分危险神秘，就像是《绿野仙踪》里的邪恶女巫城堡，每次我抬头看它的时候，总会期待看到长着翅膀的猴子飞进飞出。不过让人好奇的是，尽管瓦杜兹几个世纪以来都十分闭塞，但它却没有保留一丝古老的气息。整个城市看起来就像是20年前匆匆造就的——当然它不算丑，只不过是毫无辨识度。

今天是星期六，城市的主干道塞满了从瑞士和德国来的各种奔驰车。这些有钱人一定是周末过来看他们的资产的。城市中心区域只有四家旅馆，其中两家满员了，一家打烊了，幸好我在第四家——恩格尔旅馆找到了一间房住。这家旅馆看起来很亲切，但是相对内部的陈设来说，它贵得要死：一张简便的小床，一盏20瓦的阅读灯，没有电视，只有一台很老的收音机。我都有点期待在里面听到爱德华·莫罗[1]播报蒙特卡西诺战役[2]的声音，事实上，我能听到的只有波尔卡音乐和时不时打断它的德语DJ的播报声。你一听就知道DJ嗑多了安眠药(或者是听多了波尔卡音乐)，他……是……这……么……说……话……的，就像是一个人在噩梦中会发出的呓语，我想实际上应该就是这样吧。

这个房间唯一好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能够直接看到教堂、城市广场以及山间秀丽风景(只是一小块草皮和一个停车场)的阳台。我冒着危险，探出身子，将脖子扭到一个特别的角度，才能差不多看到远处高耸的城堡。它仍然是王储的居住地，王储是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还是仅次于英格兰女王的全球第二大私人绘画收藏家，他拥有唯一一幅由私人收藏的达·芬奇画作和一大批鲁本斯[3]的画作。不过对于大批慕名而来的游客，这只不过是一块吃不到嘴里的肥肉，因为城堡不对外开放，建一个国家美术馆去收藏这些画作的计划也还只是刚刚起步。议会就这个话题已经吵了20年了，专门拨款建造一个国家美术馆的想法对它们来说算是一次“大出血”，很显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要求王室(资产总额为13亿美元)打开珠宝箱，拿出些小玩意儿让这事儿能进行下去。

我出去走了走，想看看哪里可以吃晚饭，但这里的餐馆并不多。这里的商业区也只是几栋楼房组成的广场，里面的商店都平平无奇，透着一股小地方的气息——一个报亭、一家药店和一家礼品店——专门卖那种你在圣诞节不情不愿地从亲戚那里收到的礼物——实在没法吸引游人在这里逗留。街上的餐馆数量寥寥，而且不是太贵，就是门可罗雀。瓦杜兹实在是太小，你向哪个方向走个15分钟，都能深入农村地带。我突然发现，除了告诉别人你去过列支敦士登外，列支敦士登根本不值得一游。如果它只是瑞士的一部分(事实上，它除了国名和邮票之外就是瑞士的一部分啊，甚至它现在都用着瑞士的邮政系统呢)，没人会想要到这里来玩。

我逛到了一条环境不错但不知名的住宅街，街上每个住户的窗户都散发着电视机幽灵般的光晕，然后我就忽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条笔直的、还没铺好的、没有路灯的路，这条路在平整的新耕土地上绵延开来。从这个地方回望瓦杜兹，它就显得十分可爱。黑夜突然在山间降临，一轮苍白的仿佛被咬掉了很大一口的月亮悬挂在半空中。城堡此时沐浴在黄色的强光灯下，俯瞰着整座城市，看起来通风良好、坚不可破。

小路止于一个丁字路口，我转过身，再次环顾这个城市的四周。我在瓦杜兹霍夫旅馆的餐厅里解决了晚饭，两小时之前，我曾经无比确信，这家酒店已经打烊了，但它的餐厅还是开着的。虽然这家旅馆的人算不上乌泱泱，但也挺多的，还是有很多人穿过前门进来，从钩子上取下钥匙，穿过门厅，上楼向卧室奔去。可能是这家旅馆里的人不喜欢我的长相，也可能是他们成功地猜测出我是个旅行作家，害怕我把位于瓦杜兹斯塔德多斯街3号的瓦杜兹霍夫旅馆的食物不是那么好吃的这个秘密告诉全世界。谁能说他们不是这么想的呢？

早上我在恩格尔旅馆的餐厅里吃了早餐。这是一顿典型的欧式早餐，有面包、冷肉片和奶酪，我其实不想吃这种，但它已经被包含在了房费里面。既然已经向我收了钱，那我怎么着都要吃掉几盘黄油，消耗掉一些奶酪吧，如果没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吃的话。服务生给我端来了咖啡，还问我要不要再来一杯橙汁。

“当然要，谢谢。”我说。

这是我见过的最怪的橙汁。它的颜色看起来像桃子，里面还有一些红色絮状物，看起来和神经中枢很像，也很像经常会出现在蛋黄里的令人厌恶的红色丝状物。它甚至尝起来也不像橙汁，我礼貌性地喝了两口后就把它放在一边，专心喝咖啡了，还把火腿片切成小小的难以恢复原状的碎片。

20分钟后，我来到收银台结账，态度不错的女服务员一边递给我账单，一边粗鲁地用一台扁平的机器刷我的信用卡，我吃惊地发现，那杯橙汁要四法郎，四法郎可是很大一笔钱啊!“不好意思，我被多收了四法郎，因为那杯橙汁。”

“你没有喝橙汁吗？”

“我喝了，但是服务员没有告诉我那杯橙汁是需要收费的，我以为它被包含在了早餐里面。”

“不不不，我们的橙汁可是特制的，新鲜压榨，它——”她说了一些德语单词，我大概翻译一下是充满红色絮状物的意思，然后补了一句，“那杯橙汁要收四法郎是因为它是特别定制的。”

“那可真棒，但我觉得你们总得提前告诉我一声吧。”

“但是先生，你已经点了它，还把它喝了。”

“我没有喝它，因为它喝起来就像是公鸭的小便——而且我以为它是免费的。”

我们僵持不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不会和人当众争吵，闹出洋相——我不过是会在晚上回来，朝他们的窗户扔几块砖头而已。但是这次，我决定要硬气一些，除非这四法郎的费用在账单上被去掉，否则我不会付钱。我甚至都已经准备好因此被捕，一瞬间，我还在脑海中幻想了这样一幅画面：我被关在监狱里，有人为我送来了晚饭，当我掀开盘子上的亚麻布时，发现盘子上有一杯桃色的橙汁和一块已经被切成很多碎片的火腿。

最终，她让步了，还带着一份我本不指望会享有的优雅风度，但是她把信用卡还给我的时候，我看懂了她脸上那个“我已经原谅了一切”的僵硬微笑的真实含义：瓦杜兹的恩格尔旅馆从此将不会给我提供房间。另外，瓦杜兹霍夫旅馆也会在余生将我拒之门外，不过显然这是我在列支敦士登度过的最后一夜。

今天是星期天，没有任何巴士运营的迹象，我别无选择，只能向北步行六英里去布赫斯，但我不在乎。这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春日早晨，教堂的铃声响彻山谷，好像一场战争刚刚结束。我沿着通往附近沙恩村的路前行，成功地找到了一条通往莱茵河的小路，那儿有一条砂石铺就的小道，把我引向半英里之外的通往瑞士的桥。我之前从来没有步行穿过国境线，这感觉相当开心。除了桥中央有一块牌子标明这里是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分界线之外，这里没有任何国境线的标记。四周一个人都没有，我在分界线两处来回走了三四次，就为了体验这种新奇感。

布赫斯在河的另一岸，好像还未苏醒过来。在火车到来之前，我还有两小时可以消磨，所以我打算仔细看看镇子周围。但我只花四分钟就逛完了，包括休息时间在内，这里的一切都无聊透顶。

我走到车站，买了张去因斯布鲁克的火车票。然后打算看看车站里的小卖部，但小卖部还没开门，只有一个报摊开着，所以我走了进去。我本来以为我还能读点东西——我开始对齐格勒14世纪欧洲农民尸体的残忍处理方式慢慢丧失兴趣——不过这里唯一的英文出版物是《今日美国》的周末版，这份刊物总是让我想起小学时期一直在读的《每周文摘》。《今日美国》在美国还有人买，就已经让我很惊讶了，要是它出现在瑞士布赫斯的报摊上，而且有人要买它的话，那我知道的所有关于可能性的定律都会受到严重的挑战。我想瞥一眼报纸，看看联盟巨头棒球队的排名，但是报摊的女老板恶狠狠地盯着我，仿佛是在暗示我，在瑞士偷看一眼报纸都是会受到惩罚的哦。

所以我只能到月台上放下背包，在长椅上坐下。我放任自己的眼皮下垂，并且靠编瑞士谜语消磨时光：

问：让瑞士人滚起来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答：把他送到山顶，然后推他下去。

问：怎样逗笑一个瑞士人？

答：拿把枪指着他的头，命令他：“给我笑。”

问：在瑞士，谁会是一个好恋人呢？

答：外国居民。

问：如何确定一个人是瑞士的无政府主义者？

答：他不用瑞士的邮政编码。

问：瑞士的什么地方是无聊人士的聚集地？

答：苏黎世。

我厌倦了瑞士谜语，就毫无理由地转向了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4]的多选题笑话，但是我只能编出一个：

问：希特勒临死前对爱娃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A. 你退订牛奶了吗？

B. 砰!好了，这次轮到你。

C. 好的，好的，我会让一大堆大大小小的电器以你的名字命名。

——火车进站了，我如释重负地登上火车，开心地奔向一个新的国度。

[1]美国广播电视主持人、战地记者。

[2]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为突破冬季防线及攻占罗马而发动的一系列共四场的战役。

[3]17世纪佛兰德斯画家，早期巴洛克艺术杰出代表。——译者注

[4]阿道夫·希特勒的妻子，1945年4月在希特勒自杀前夕与其结婚，随后和希特勒一同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