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路途经多莫多索拉和辛普朗关隘，在大约下午5点时抵达了布里格。这里比意大利更加凉爽，也更加阴沉。街道在雨水的沐浴下闪闪发亮。我在维多利亚旅馆登记入住，然后就径直出门去找吃的了。除了中午在洛迦诺吃了两口糊糊的无花果泥外，我还没吃过任何东西。
布里格所有的餐厅都是德国式的。应该说，在瑞士，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在哪个国家。前一分钟，一切都是意大利式的，你走个一两英里，便会发现人们在用德语或法语，或是某种罗曼斯方言[1]。在瑞士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有一条贯穿全境的不规则的语言分界线。你会发现有些村子虽然离得很近，但明显来自不同的语系——圣布拉斯与埃拉赫、莱迪亚布勒雷与格施泰格、德莱蒙与劳芬——倘若你再往南朝着意大利的方向走，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布里格的居民是说德语的，或者是说介于德语和意大利语之间的语言。
我看了六七家餐馆，对它们的菜单迷惑不已。我真想学会用德语说“肝”“猪蹄”或是“沸腾眼球”[2]。我一步步走到小城的最高处，碰巧看到一家法语命名的“广场餐厅”。真是个惊喜，我果断走了进去，想着至少我能知道自己在点什么菜。但是餐馆的法语名字只不过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玩笑，这里的菜单还是用德文写的。
德语实在是一种让人完全没有食欲的语言。如果你想在德语世界给你点的咖啡加上些奶油泡沫，你点餐的时候就要说一句“加奶油”。现在问题来了，这听起来像是一杯漂着泡沫的美味饮料，还是一个老烟枪早晨吐的第一口痰呢？现在这份菜单上的菜品无一例外会让我想起**的猪在**叫：Knoblauchbrot、Schweinskotelett Ihrer Wahl、Portion Schlagobers(哦，它们都是甜点)。
我点了牛肋和薯条，在去过意大利之后，这两样东西听起来就有些无趣了(事实也确实如此)，但至少我不用拿餐巾把盘子遮住一大半，也不用面对服务生看到我连碰都没碰的脆皮羊睾丸时的失望与尴尬。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地方，但它更像是一个酒吧，而非餐厅。它十分昏暗、朴素，天花板上有烟熏的痕迹。还好服务生的态度很友善，啤酒量很大，也很冰。
桌子正中央放着一个大大的铁制盘子，我猜那应该是一个烟灰缸，可是看得久了，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念头：或许它是某种食物的容器，服务生会马上过来，往里面放几块面包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我环顾四周，想看看有没有其他顾客把它当烟灰缸用，但似乎没有。我连忙抓起盘子里的烟蒂和用过的火柴，悄悄把它塞到了桌子旁边的盆栽里，再试图把盘子里的烟灰吹走，但我一不小心全吹到了桌布上。当我正要把烟灰从桌子上擦掉时，我又撞倒了手边的玻璃杯，里面的啤酒流得满桌都是。
我好不容易才收拾好，桌布上留下了很多灰色的污渍，还有一大片不规则的黄色斑点，看起来贼像尿渍。服务生过来上菜时，我还想假装随意地用手肘和上半身遮住这些污渍，但是她一眼就看穿是我一手酿成了这副杯盘狼藉的场面，我本以为她会轻蔑地看我一眼，但她却用——这比轻蔑更糟糕——同情的眼神看了一下我。通常情况下，这是在看一个已经失去嘴部肌肉控制能力却还在努力进食的中风病人时才会有的眼神。这样的眼神仿佛在说：“唉，上帝保佑他这个可怜人吧。”
在那令人不安的时刻，我本以为她会把餐巾围在我的脖子上，然后为我切好食物。幸好她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回到了吧台后面的工位。但在我用餐的整个过程中，她都十分怜悯地看着我，时刻准备着在我握不住刀叉或是突然**向后倒下去时，光速赶过来救场。直到走出餐厅，我才松了一口气。哦，顺便说一句，那个铁制的盘子就是烟灰缸，没错。
布里格这个地方有点奇怪，它在历史上是苏黎世和米兰之间的中转站，但现在，它看上去似乎还不明白该怎么打扮自己。这是一个面积适中的城镇，但城市生活却并不多样化。这是那种可以把红灯区装进电话亭的地方。所有商店都在卖一些很无聊的东西：玻璃橱窗后的冰箱、真空吸尘器和电视。我突然明白了，大部分国家的商店橱窗里卖的都是这种很无聊的东西。显而易见，我现在已经不在意大利了，想到这一点，我悲从中来。这就是旅行的问题所在：今天你坐在海边的阳台上喝卡布奇诺，明天你就可能在雨中，站在瑞士最无聊的街道上看商店里的洗衣机。
我这才想到，我还没在意大利的任何地方看到有商店在卖冰箱、真空吸尘器或是其他的功能性产品。我想意大利人应该不会都是开车到布里格来买的吧？他们一定是在自己国家的某个地方买这些东西的，但我不记得我有在哪里看到过。除了这些，布里格就没什么可卖了。我在空****的街道上行走，企图唤起对这些白色商品的兴趣，但这实在是有些难。最后我放弃了，回到旅馆的酒吧喝了些啤酒，看了菲利普·齐格勒关于黑死病的经典作品，书名你也能想到——《黑死病》——这非常适合在异国的一个寂寞雨夜里阅读。
事实上，这本书很不错，不仅是因为它提到了我刚刚去过的地方，比如佛罗伦萨。黑死病暴发时，佛罗伦萨在四个月之内死了近10万人，将近占这个城市人口的一半。米兰当地的居民被佛罗伦萨传来的疫情吓坏了，许多被怀疑感染了黑死病的人都被他们的家庭封死在了他们的房屋里。
没有什么比阅读关于人被活埋的书籍更能让人从另一个视角看待自己的问题。我是那种在塞恩斯伯里[3]找不到停车位就觉得人生无望的人，但是想想14世纪意大利人所经受的这些折磨，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福。事情是这样的，1345年，意大利连续下了六个月的雨，大部分地区都变成了死水湖，种植农作物根本不可能。经济因此崩溃，银行纷纷破产，数千人死于随之而来的饥荒。两年后，这个国家又遭遇了一系列可怕的地震——罗马、那不勒斯、比萨、帕多瓦、威尼斯均发生地震——导致了更多的死亡和混乱。就当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一切总该有起色的时候，有个不知姓甚名谁的水手登上了热那亚的海岸，说了句：“你知道吗，我觉得有点冷。”数天之内，一场大瘟疫开始席卷欧洲。
这还不算完呢，大瘟疫随后在1360—1361年再度暴发，然后在1368—1369年、1371年、1375年、1390年和1405年卷土重来。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段时间正好和欧洲教堂建筑史上的辉煌时期相吻合。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如果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化脓性腹股沟腺炎夺走我家乡三分之一人口的时代，我是绝对不会相信上帝与我同在的。
第二天早晨，我坐了辆快车去日内瓦。我们经过了一连串毫无吸引力的工业城镇——谢尔、锡永、马蒂尼——这些地方看起来几乎全是一些小工厂，以及一些两旁堆着油桶、一摞摞木制货板和其他半废弃杂物的仓库。我已经忘了瑞士的大部分地方都十分丑陋，而且到处都是电缆塔。瑞士人算是架电线的行家了。他们为了供电，在山腰上铺了一张电网，把电线挂在铁轨旁一排排无穷无尽的“绞刑架”上，还为了给电车提供点便利，在他们所有的城市街道上挂上了一根根“晾衣绳”。他们好像从不明白，我们是可以通过更美观的方式，把事情一一安排妥当的。
我们经过了维尔纳夫的日内瓦河畔，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火车沿着湖的北岸飞速奔跑，快到我可以肯定司机已经去世，身体重重地压在了加速手柄上。我们飞过了西庸城堡，“咻”的一声，眼前美景一闪而过。我们又飞过了蒙特勒和沃韦车站，惊扰到了月台上的乘客，最后总算在经过一段长长的距离后慢慢停在了洛桑，可能司机的尸体需要被带走回收利用吧(我猜，狂热而又勤劳的瑞士人不会把尸体埋了，而是会拿它们来制作燃料)，而他的位置将会被一个更健康的人取代。不管怎么说，前往日内瓦的最后一站要平稳安全得多。
从洛桑到日内瓦的这段路上，有两个年轻的澳大利亚人在车厢外讨论他们这些年来参与过的较大规模的冲突。我看不到他们，但能听清楚他们说的每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他们是这样说的：“你还记不记得‘肌肉男马洛’用一把羊角锤子把‘野蛮三兄弟’打得满地找牙？朋友，地上都是血和内脏啊!”
“我的啤酒里可是挑出了一部分脑浆的!”
“哇，太刺激了!那次‘肌肉男马洛’把台球杆捅进贾森的鼻孔，然后从头顶戳出来的事儿。你还记得吗？”
“那个肌肉男就是个禽兽，不是吗？”
“连禽兽都不如。”
“你看过他吃活猫吗？”
“没有，但我见过他把一匹马的舌头给硬拉出来。”
在去日内瓦的路上，这样的对话不绝于耳。这两个人绝对患有非常严重的精神病，需要马上去医院看看。我一直在脑补其中一个人看向我然后说：“真无聊，我们把这个浑蛋倒挂在窗户上，看看他的头能撞到枕木几次。”最后，我还是禁不住瞥了他们一眼。他们差不多都只有50英寸高，连一个蒙着眼睛的侏儒都打不过。到达日内瓦后，我跟着他们下车出站，一路上他们还在叽叽喳喳眉飞色舞地聊天，说什么人头被卡在蛋奶烘饼器里或是舌头被钉在地毯上之类的话。
我看着他们离去，然后转过身来，凭借几乎没有失误过的直觉，挑了一家日内瓦最无趣、态度最恶劣的旅馆，名字倒是名副其实——终点旅馆。
这个旅馆没有一丝让我留下来的动力，于是我便直接去罗讷河路上的联邦瑞士银行办事处，办理我的VISA旅行支票赔偿。我按指示走进了一个地下室的小房间，这里是处理国际业务的地方。我本以为这里的办事效率应该是很高的，但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瑞士的国家宣言是“不信任任何人”。所以我整个下午都在折腾这件事。
首先，我必须排个长队，队伍里全是蒙面女人和穿着睡衣的男人。他们办理的都是一些十分复杂的资金转移业务，比如把资金从阿拉伯的一个采砂场调出来，转到另一个地方去。办理这个业务需要一堆写在羊皮纸上的文件，还要仔细地清点一大叠颜色鲜艳的钞票，偶尔还会停下来向安拉祷告，祈求杀死一只山羊。这些事情全是由一名显然十分厌恶自己的工作以及星球上所有生物的金发女人完成的。我花了一小时才排到窗口，我拿出身份证，小心地瞥了几眼四周，压低声音报出了我在佛罗伦萨时美国总部告诉我的认证密码。确认完之后，她让我挑个座位坐下。
“哦，谢谢你，但是我从没有在手提箱里放上一把椅子。”我露出了最棒的艾奥瓦式微笑，“我能拿走我的支票了吗？”
“你必须坐下来等一会儿，下一位。”
我坐了45分钟，才被叫到窗口。她递给我一张列满了问题的申请表，叫我回到座位上把它填好。这是一份让人恼火的文件。它不仅要求我事无巨细地解释我是怎么如此冒失地把VISA出于信任给我的旅行支票弄丢的，还要我给出警察局的报告编号和收到报案的警察局的地址等信息。更过分的是，它还问了一长串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我的身高、体重和肤色，等等。“我的肤色和旅行支票有什么关系!”我有些愠怒地骂了一句，坐在我旁边的那位颇有姿色的夫人往旁边移了移，与我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最后，这张表竟然还要求我提供两位经济担保人和一位身份担保人的信息。
我简直难以置信，这是什么鬼逻辑——我竟然需要身份担保人来证明我是我自己？!“美国运通从来不会要求这些东西。”我对坐我旁边的女士说道，她看了我一眼，又往远离我的方向挪动了两英寸。我在所有问题上都说了谎。我说我有50英寸高，400磅重，出生于阿比尼西亚[4]，靠驯养野马为生。我选了“琥珀色”作为我的肤色，我的经济担保人是迈克尔·米尔肯[5]和伊凡·波斯基[6]。至于个人担保人，我写了我自己，除我之外，还有谁能更好地证明我是我自己呢？我满怀怒火，重新开始排队，此时队伍里又多了一个卢旺达[7]钻石商代表团和两个牵骆驼的人。
“为什么我要回答这些愚蠢的问题？”交表的时候我气不打一处来，“这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东西，这实在是……太蠢了。”我生气的时候说话可谓是掷地有声。这个女人说，这和她没关系，她只是按流程办事。“这是希姆莱[8]说的话!”我大吼一声，气得双脚同时离地。但我很快意识到，我这么做只是徒劳，她只会让我坐下。如果我再不冷静，就只能等到米迦勒节[9]才能拿到钱了。瑞士人就是这样的，我只能压抑自己内心的怒火，接受了她递过来的替换旅行支票。
从此以后，我只会买美国运通的旅行支票了。是的，要是这家公司想用一组皮箱或是落基山脉滑雪之旅来感谢我的认可，就直接用记录积分告诉我吧，我已经做好准备来接受这份大礼了。
我在日内瓦待了两天，在城里到处闲逛，但心里已经在考虑去别的地方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日内瓦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人口密集，干干净净，十分适合散步。还有一个陡峭、庄严的老城，一些优美的公园和一个宽阔的蓝色湖泊。白天，湖面波光粼粼，到了晚上，湖对岸五颜六色的城市灯光会把整个湖照耀得更加迷人——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无聊的城市：物价高、市侩、汲汲于名、疏离冷漠。这里的每个人走路都驼着背，还摆出一副“别挡老子路”的架势；街道上已经能够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但人们的脸还停留在2月；这里的年轻人好像很少出入酒吧，跟阿姆斯特丹和哥本哈根的年轻人完全不同。这里没有生命力，没有火花，也没有灵魂。最值得称道之处就是街道很干净。
我想你们一定会佩服瑞士的工业发展程度。毕竟这是一个面积小、多山、没有什么自然资源的国家，但却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它的人均GDP比日本要高将近25%，同时是英国的两倍多)。在瑞士，钱是一切——这个国家的银行数量比牙医多——他们对于金钱的那种平静的热情让他们成为狡猾的机会主义者。瑞士是一个内陆国家，离最近的海域也有300英里，但却是全世界最大的船用发动机生产国。瑞士人的传统美德很多：爱干净、讲秩序、守法规、很勤劳——勤劳到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全民公决中，他们投票反对了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提案。
当然这也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太无趣了，而且十分保守。1968年，我有个朋友正好住在日内瓦，当时整个欧洲的学生都在试图把欧洲大陆闹得分崩离析，他有一次告诉我，日内瓦的学生也打算发动一次暴动，但因为警察没有许可便取消了这次行动。我朋友发誓这件事是真的。瑞士女人直到1971年才有投票权也是真的，比其他地方晚了将近半个世纪。而在其中一个行政区——内罗德阿彭策尔州，女性直到1990年才拥有投票权。瑞士有一种自以为是又冷漠的利己倾向。他们开心地引进了数千名外国劳动者——每五个瑞士居民中就有一个是外国人——却拒绝给他们提供居民应有的社会保障。时局艰难的时候，他们便把这些外来务工人员遣送回家——比如1973年的石油危机，就有30万名外来务工者被遣返——瑞士人让他们离开家，逼他们的孩子退学，使他们放弃原有的舒适生活，直到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因此，瑞士人就可以在经济繁荣的时候雇用大批廉价劳动力，而在经济低迷时免于承担他们的失业补助和医疗保障。他们通过这样的方法，让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从而保证他们富裕的、自鸣得意的生活水准。我能理解这样的做法，但实在是不敢恭维。
* * *
第二天，我沿着湖畔走了很长一段路——道路宽阔空旷，两旁的树木枝繁叶茂——途中经过了老旧且大部分已被废弃的国际联盟大厦，一些男孩手里拿着石头，想要把它的窗户砸碎，但没几个成功。穿过静谧的波尔多植物园，我来到了宏伟的万国宫门前(据旅游手册上写，这儿的面积比凡尔赛宫还要大)，它现在是联合国的所在地。我在门前犹豫了一会儿，考虑要不要花几个法郎买票进去，跟着导游看看。你们是不是为我没有进去而高兴呢？是的，我没有进去。
因为地图标明前面还有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这个听起来更加吸引我。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这是一个十分不错的地方，希望这种说法对一个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展现人类苦难的博物馆来说不是那么不合时宜。我觉得这个博物馆花了很多心思，他们自信并成功地使用了多媒体设备，我相信行业里都是这么说的。虽然干货内容不多，大部分是在简单快速地介绍故事，但想想他们要给每段文字配上四种语言，而且为了不给年轻访客留下阴影，还不能用太多的图片来具体展现人类的苦难和暴行，所以干货少也能理解。
显然，特定的政治考量也在影响着这个组织。其中有个展品是一个牢房的复制品，它的面积不比一个橱柜大。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发现它的时候，里面有17个囚犯，他们生活在难以言说的痛苦之下，甚至没法躺下睡觉，而之所以会遭受这么非人的折磨，只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当时的统治者相左。但是这个牢房的原型在哪个国家却没有被提及。一开始我觉得这太过小心和胆怯，但是仔细想想，这样做也是必要且审慎的。如果指出这个国家的名字，势必会让红十字会在那个国家的运作受到阻碍。最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的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曾经犯下暴行。
还剩下一些时间，我便在城里闲逛。逛了百货商场，摸了摸橱窗里的商品(这快把瑞士的售货员逼疯了)，在城中唯一吃得起饭的地方(麦当劳)吃了晚饭。我参观了大教堂，游览了老城区，还在古董店的橱窗前盯了好长一段时间，里面卖的都是那种过分装饰的物品，怎么说呢，就是在《美丽家居》[10]杂志报道中，介绍巴瑞·曼尼洛[11]的马里布大庄园时会出现的物什——与真老虎等比例的瓷老虎、能把一个孩子放进去的东方花瓶、超大号路易十四风格的书桌和每一个转角及裂缝都镶了金的闪亮的餐具柜。
晚上，我费了很多工夫，总算把最后一件干净衬衫上的洛迦诺无花果泥污渍擦掉，之后就去街角的一个潜水酒吧喝酒了。我在那里仿佛等了几个星期，才有人过来为我服务。而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我又感受到了巨额账单和少得可怜的啤酒之间的巨大鸿沟，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也是蛮有意思的。我拒绝了日内瓦唯一一个妓女的建议(“谢谢，但我刚刚已经被酒吧老板睡过了”)，去了街上另一家有些简陋的酒吧，遭遇和第一家相同，我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旅馆。
我走进浴室，想看看衬衫干了没，但我备感失望地发现，那淡紫色的无花果泥污渍如同隐形墨水一样重新显现。我把衬衫扔进垃圾桶，回到卧室打开电视，一头栽到**，看起了一部1954年的电影——《硫黄岛浴血战》，这部电影的特点是约翰·韦恩一边杀日本人，一边模仿别人的声音讲法语，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他还有这种表演技能。
我躺着看这部我只听得懂“你好”“多谢”和“啊啊啊”(这是日本人被约翰用刺刀戳破肚皮时的惨叫)的电影，突然意识到，这部电影已经无聊到会给人带来脑损伤——这才是有趣的地方——我可能和其他瑞士人一样体会到了这所谓的快乐。
我坐了早班火车去伯尔尼，向东开了两小时才到。伯尔尼让我的心情放松了许多，它典雅又美丽，随处可见生机勃勃的咖啡馆和年轻人。我在火车站的游客办事处挑了张城市地图，在它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位于市中心的克鲁兹旅馆，并在那里住下。我把包往房间里一放，便立刻转身出门。我不仅希望能好好看看这个城市，还为自己产生这种渴望的心情而感到高兴。我有些害怕在日内瓦的经历可能会让自己对于旅游的热情慢慢流失，从而在接下来的旅行中只会随便逛逛博物馆，走走鹅卵石路。但幸好，我重拾了对旅游的热爱，仿佛我刚刚被注射了一剂维生素。
伯尔尼建于阿勒河宽阔河床之上的峭壁中，你从桥上或一些有视觉优势的位置向远处眺望时，会看到非常美丽的景致。尤其是老城区附近——一堆橘色瓦片覆盖的屋顶中，几座教堂的尖塔和看起来像是变种的布谷鸟自鸣钟的塔楼穿插其中。大部分街道呈现的是我从未见过的拱廊样式：底下的楼层向后缩，上面的楼层则在其上凸了出来。它们的重量是由一道厚厚的弓形扶壁支撑，使得人行道上还有一条有顶的过道。街道两旁的商店比日内瓦的更多样、更有趣、更具经典感。这儿有许多卖古本的书店和艺术画廊，还有专卖上发条的玩具、钟表、双筒望远镜和伊特鲁里亚陶器的古董店。
从文化的角度讲，伯尔尼位于瑞士的法语区和德语区的分界线上，所以它结合了两种语言的文化特点。比如说，服务生会用德语欢迎你，用法语和你说“谢谢”。从建筑的角度讲，它是典型的“瑞士—德国”式的风格，到处是用砂石制成的足以抵挡1000次地震的建筑(虽然说并不坏)。伯尔尼有种乡下繁忙市集小镇的氛围，你绝对猜不到这儿是一个国家的首都。部分原因是瑞士奇怪的政治特点：瑞士的州政府和全民公决掌握了太多的权力，所以它甚至觉得没有必要设立一个首相，总统也不过是一个徒具虚名、空有其表而且年年都要换的职位罢了。要不是需要有人去机场迎接外国政要，瑞士人都不觉得有必要存在一个总统。联邦大厦，也就是国会，看起来就像是乡下的一个市政厅。这座城市没有任何地方——甚至是在附近街道上的酒吧里——会让你感受到你正身处一堆官员和政治家之中。
我在老城区逛了一天半，然后穿过高桥，前往阿勒河对岸那更具现代性但依旧美丽的住宅区。这是一个闲庭信步的极好去处。这里没有高速公路，没有工业，没有无聊的办公园区，只有无穷无尽的林荫大道，大道两旁满是漂亮的房子和小巧的公园。
我只准备看两个旅游景点，但最后两个地方都没去。我穿过高高的尼德洛拱桥，去看著名的“熊穴”——这个城市的名字源于德文的“熊”，所以他们喜欢养几只熊作为吉祥物——但是熊穴空空如也，一只熊都没有。那儿也没有任何标牌可以解释，为什么带小孩来看熊的当地人到这儿后，也会和我一样感到惊讶和云里雾里。
我也想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博物馆看看，它就在克拉姆街上，这条街也是伯尔尼几个主要的拱廊街道之一。我沿着这条街上上下下走了12趟，才找到这个博物馆的入口。它很低调，位于一家餐馆和一家女装店之间，门被锁了——门上堆满了灰尘，好像已经几周没有对外开放了，或许也可能是几年——也没人来应铃。尽管据旅游手册上的说法，它应该是对外开放的。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在这里没有找到任何表明爱因斯坦曾在这儿居住过的迹象：没有公园或广场建造他的雕像，没有街道为表尊敬以他的名字命名，甚至明信片上都没有印上他亲切的笑容。这里的墙上也没有一块牌匾告诉世人：1905年，当爱因斯坦还是瑞士专利局一个籍籍无名的职员时，他正是在这里创作出了改变物理学面貌的四篇论文——布朗运动理论、相对论、光电效应和能量守恒。我对这些理论一无所知，当然我的科学水平确实很烂：我都不明白电为什么不会从插座里漏出来——但我还是很想看看他生活过的地方。
傍晚我吃了一顿好的，这可能是一个游客在瑞士唯一能够追求的东西了。然后在漆黑的街道上散了很久的步，顺便去空****的广场转了转。当我沿着主要的步行街——马克路步行街走回市中心时，我发现所有的酒吧竟然都准备关门了。服务生们正在把椅子和桌子收回店里，灯光也逐渐暗了下去。现在才是晚上9点20分，你不禁会想：伯尔尼的夜生活多么让人“兴奋”啊!
我十分沮丧，便四处溜达，终于在几个街区外的科奇路上找到了一家还在营业的酒吧，心情总算是好了一些。里面人很多，烟雾缭绕，但还蛮温馨的。就在我拿着一大杯金黄色火绒草啤酒、读着最后几章《黑死病》时，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你还记不记得那次布莱恩·布洛克豪斯吃了瘪，疯了似的拿了把乌兹枪把西古拉贡工人俱乐部扫射了一番？”
我转过身去，发现正是在去日内瓦的火车上坐我旁边的两个神经病，他们坐在儿童座位上喝啤酒呢。“嘿，你们最近怎么样？”我不由自主地问了句。
他们看着我，仿佛觉得我有潜在的神经病倾向。“我们认识你吗，兄弟？”其中一个说道。
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这两人在此前的生命中都没见过我。“你们是澳大利亚人吧？”我不知所云地来了一句。
“是啊，所以呢？”
“我是美国人，”我顿了顿，“但我现在住在英国。”
空气突然安静。“哇哦，那很不错。”其中一个澳大利亚人略带讥讽地回答了我，然后转头和他的同伴说，“你还记得‘臭嘴奥勒瑞’上次用一把大砍刀砍掉了女服务生的前臂，就因为他看到啤酒里有只苍蝇吗？”
我觉得我真是蠢爆了，这当然是对此时此刻的我最恰如其分的形容。他们的侏儒身高和畸形心理更在无形中加深了我的羞辱感。我转身继续喝着啤酒，看着书，耳垂由微热逐渐变得发烫。我试图从布里斯托尔[12]穷苦百姓的困境中找点安慰，以缓解心情。“在1349年，大瘟疫肆虐了整座城市，幸存者屈指可数，能埋葬死者的人都找不到几个。街道上的杂草已经长得和牛犊一样高了。”
过了一会儿，在另两杯啤酒和英国西部各郡12万死难者的帮助下，尴尬得以缓解，我感觉好多了。正如他们说的，时间可以抚平一切伤痕。当然，如果你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腹股沟上有淋巴肿块的话，最好也去看一下医生吧。
[1]由拉丁语演变而来，是瑞士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
[2]沸水煮金枪鱼眼。——译者注
[3]英国老牌超市。——译者注
[4]埃塞俄比亚的旧称，位于非洲东北部的一个国家。
[5]20世纪80年代驰骋华尔街的“垃圾债券”大王。——译者注
[6]华尔街著名的“套利王”， 1986年因参与交易而获罪。——译者注
[7]卢旺达共和国，非洲中东部的一个国家。
[8]纳粹分子，德国《明镜》周刊评价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刽子手”。——译者注
[9]9月29日，英国的四大结账日之一。——译者注
[10]美国一个针对室内设计师和个人的家装杂志。
[11]美国创作歌手、音乐家、编曲家、唱片制作人、指挥家。
[12]英国英格兰西南区域的城市，中世纪的黑死病由此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