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构造一个假想的环境,之后在新南威尔士的麦克斯维尔待一整日,依然觉得愉快,是可能的——也许海平面上升了,它成了地球上唯一不在水面下的地方,或者也许某种毁损全球的传染病蔓延,只有它未受伤害。不过事情自然发展的话,在一个温热的夏日夜晚,发现自己六点半站在它孤独的大街上,你不会心怀感激地想:“嗯,谢天谢地我到这里了!”
我之所以在麦克斯维尔,归功于一个有趣的发现——到布里斯班的路程不是悉尼向北三四个小时,和我很长时间以来未经考虑的假设不一样,而是要开一两天。呃,如果你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地图,布里斯班和悉尼简直就是邻居,它们当地的小太阳和小暴风云在图表上几乎快要撞在一起。可在澳大利亚相邻显然是个相对的概念。实际上,从悉尼到布里斯班差不多有一千公里,大半路程还要沿着一条狭小愉快的双道公路行驶。因此,作为一种微微混乱的结果,我在麦克斯维尔过了夜。
我不想贬低一个被2811位人民自豪地称之为家(那是个多么非凡的称谓)的社区,但我更希望我能如脑海中想象的一般,能吃上新鲜捕捉的澳洲肺鱼,能在昆士兰著名的金色海岸看日落华美地装饰太平洋,而不是困在半道上一个不知名的穷乡僻壤里。我真的是有些失望。而眼下最急的是,本次旅途的时间快不够用了。很久以前我便答应要去参加一个在叙利亚和约旦河的远足,为英国儿童慈善团体募捐。三天之内我要从悉尼飞回家,拿上远足的行头,看看我的孩子们还有几个认得我,再从伦敦飞去大马士革[30]。很显然我计划中的回力镖海岸北部,我没法看多少了。
因此,从汽车旅馆漫步进小镇时,我的心情可以说是闷闷不乐。其实麦克斯维尔没那么糟。它坐落于激**而泥泞的南布卡河河岸,基本只是个高速路停靠点:一排带整洁花园的平房和小办公楼,通向一处很紧密的镇中心。尽管穿越小镇的太平洋高速路,是连接悉尼和布里斯班的主干线,可我沿着它灰尘弥漫的边缘开进小镇时,只有两辆车经过。在低调的社区中心坐落着大而萧条的南布卡酒店,我走进去,很高兴终于逃脱了热浪。这儿很宽敞却又空****。两个上了年纪的家伙,穿着背心,戴着破破烂烂的丛林帽,占了长条吧台的一头。旁边的房间里,沉默的一男一女,专心致志地坐在赌博老虎机柔和呆板的光线中。我要了瓶啤酒,站得足够远,确保没人会对我产生兴趣跑过来搭讪,再退至吧台的中间地带,坐在凳子上,对着装在墙上静了音的电视,无所事事地看晚间新闻。
某处,警察在灌木丛中,带着一群紧张的嗅探犬。不知这些警犬在找什么,若是红黏土,那它们干得极好。又有个什么地方,似乎有一场罗斯河热全新暴发——又是一种我需要担心的前所未闻的疾病。接着是前总理保罗·基廷——他那让人印象深刻的词汇量像我在堪培拉那章提过的——站在一座办公大楼的台阶上答记者问,看上去十分恼火。无法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我想象他告诉全场的人,他们都是蠢人,都是蛆。我发现看新闻时把声音关掉挺好。
这期间,在已知世界,科索沃发生了一些事:战队开过国家公路,迫击炮让远山硝烟四起。比尔·克林顿又陷入了某种道德困境,也可能只是我的猜测,因为屏幕上他拉着希拉里和切尔西的手,在玫瑰园里漫步,看上去都很恩爱。他们还带了一只可爱的西班牙猎狗,我以此推测总统之前的表现确实非常糟。这几乎不重要,一切似乎都离得很远。
接着是许多体育新闻,都是澳大利亚表现好的那些条。最后来了一张满是太阳的天气图,然后新闻播音员把纸剁整齐,微笑着,仿佛在说,我们全都可以开心地去睡觉,因为格雷格·诺曼赢了高尔夫,其他一切都离得太远,太远,不会真正影响到我们。
在澳大利亚,遗忘惊人的简单,它让人只微弱地意识到,外面还有一个世界。澳大利亚人在新闻报道上,努力克服距离的障碍,但即便如此,有时在新闻的边边角角,依然会有一种奇妙的隔离感——很小的事提醒了你,这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国家。我注意到,比方说,澳大利亚报纸的讣告,尤其外籍人士的,经常在他们死后几周,有时甚至几个月后才发布。某种意义上也对,我想——这些人以后都是死的,毕竟——但这确实给人一种悠闲自在的奇怪氛围。前一天我从墨尔本飞往悉尼的飞机上,随手翻一本《公布》——这个国家最受尊重的新闻杂志,读到叫“闪回”的一栏,记录历史在本周日期中的重要事件。1月22日,是有趣的一条:“1934年,男演员比尔·比克斯比(1993年逝世),出生于帕克里奇,美国伊利诺伊州。”
想一想吧。一个致力于世界历史重大事件的专栏中,一个男演员的出生日期,在他死了六年之后,依然在澳大利亚被人记起,而他的最高成就只是在一部20世纪60年代电视剧《我最爱的火星人》中,演一个滑稽的配角。呃,老实说我觉得这有点吓人。当然,我知道这是杂志后面用来充数的东西,没人会当真,因此让我从手边的古怪中,再提供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
此刻我坐在吧台边,抽出了曼宁·克拉克写的一卷本澳大利亚史,忠心耿耿地投入进去。这本书我看到只剩下大概三十页,必须耿直地告诉你,我等不及要克拉克先生和他无比单调沉闷的文字,从生活中永远消失。不过,澳大利亚有有趣的历史,我有一张舒适的凳子,要多少就有多少的啤酒,所以并没有不开心。
就在我坐那儿读那本书的剩余部分的时候,问题来了。这本书在1935年结束。在六百一十九页最详密的讲解之后,本书终结于1935年10月1日——约翰·科尔坦作为工党领袖召开的会议。这是,让我强调一下,标准的、现行的、一卷本澳大利亚史——在这个国家每一家书店里一询问就会被指向的书——它结束在1935年。那是第十六任总理上台之前!
我目瞪口呆,甚至把书举过头顶,看是不是掉了几页,又看了看吧台椅周围的地板。可是没有。这本书故意在1935年结束。曼宁·克拉克死于——最后屈服于生命的折磨,他肯定希望我这么说——1991年,所以我会原谅他不讲述澳大利亚重大的近十年,可我以为他会写一部分内容,比如说二战。尽管他的历史写于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之间(具体来说,在1962到1987年间,一个系列,六本书,我手中的这本是浓缩的精华),它对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只字未提。连暴风雨的前奏也毫无暗示。文本中也没提冷战,原住民土地改革,多文化社会的出现,惠特拉姆政府的垮台,转变为共和政体的进程,或者比尔·比克斯比的生平,还有其他许许多多。
为了掩盖这恼人的不足,出版人为目前的版本加了个后记——一首“终曲”——出自本书的编辑和简写人之手。它将澳大利亚历史最近的六十四年浓缩成了三十四页,于是你可以想象,使之有种喘不过气的、附属的味道。而1995年之前的版本,连这个也没有。
呃,我觉得这极端奇怪。如此而已。
叹了口气,我合上书,意识到自己饿得要命。根据房间那头门上的招牌,南布卡有一家餐馆,因此我晃过去研究研究,可那门打不开。
“饭厅关了,老兄。”吧台两人中的一个说,“厨子弯了。”
弯了是说生病。
“肯定是吃了些他自己做的饭。”这声音是从老虎机的角落传来的,我们听后都笑了笑。
“镇上还有些什么?”我问。
“要看了。”那男人说,略有所思地清了清喉咙。他微微倾向我:“你喜欢好吃的东西吗?”
我点了点头。我当然喜欢。
“那便没有。”他又回去喝他的酒。
“试试路那头的中餐馆。”他的同伴说,“不太坏。”
那中餐馆和他说的一样,就在马路对面,但依照窗户上的牌子,它没有卖酒的执照。没有啤酒的安慰,我无法面对小镇的中餐馆。我旅行了这么久,当然知道一个中餐厨子一般不会在麦克斯维尔这样的地方定居,除非他有个毕生的愿望,要和牧羊人一起分享三千五百年来川菜的精妙。所以我去看看麦克斯维尔紧实的中心地带,还可能有些什么。结果少得可怜。每家店似乎都关了门,除了一小间看上去不怎样的外卖店,叫“小兄弟”的烘烤店。我打开门,一瞬间惊动了观望“小兄弟”的五千只苍蝇。我走了进去,心里面知道这几乎一定会是让人后悔的经历。
“小兄弟”有不少吃的,几乎都与红肉和向外渗卤汁的糕点有关。我点了一份大的香肠卷和薯条。
“我们没薯条。”一位身材丰满的女服务生说。
“那你怎么变成这样的?”我想说,可我当然压制了这个卑鄙的想法,将点的菜改成一份大的香肠卷和某种叫作方形大陆奶酪蛋糕的东西,并带着它们出了门。我站在街角吃了。
当我告诉你,一份大的香肠卷和一块方形大陆奶酪蛋糕,对于地处偏远又考验能力的麦克斯维尔的小镇夜晚,不是最让人满意的**,我相信,自己并不是要贬低“小兄弟”的烹饪能力。除此之外,才刚刚晚上七点半。权衡了一下自己的选择——汽车旅馆里的电视,沿着公路漫步看日落,或再去南布卡来点啤酒——于是我又溜达进了南布卡。
吧台的两个男人已经离开,他们的地方被一个女人占了,她和酒吧女招待低声认真地交谈着,从她们紧缩的生动表情判断,明显在聊八卦。“哦,他现在还没事——他们不过是还没发现罢了。”我听见一个对另一个冷冷的嘲弄。
我又要了一瓶啤酒,退回到最爱的那处地方,噼里啪啦地打开地图册,看看自己到底在哪儿。在最近的一两天,我才开始明白在这个惊人广阔而又笨拙的国家,自己还有多少困难需应对。四个礼拜以来,我几乎持续不断地驾车旅行,却只游览了它最小的一部分。而且,我只游览了其中简单的部分——路铺得好,有不少人居住之处。澳大利亚总共有十八万英里的公路,足够让一个专注的司机忙上一整年,但绝大多数都塞在人口众多的东部狭长地带。在其他地方的广阔区域里,几乎一无所有。达尔文到凯恩斯将近两千英里的锯齿状海岸线上,没有一英寸的柏油马路,这肯定使它成为世界上最长的——不说最好看的吧——没有公路的一段海岸线。同样,从凯恩斯向上五百英里,去约克角——澳大利亚的最北端,另一个极其漂亮的地方——热带草木茂盛的地区,亦无公路闯入过。在整个昆士兰,大到可以轻易放下整个西欧的地方,只有三条柏油路贸然进入这空旷又贫瘠的内陆,其中只有一条有出口通向澳大利亚西面那三分之二的土地。从北面的卡穆威尔和南面的巴林甘出发,你可以(如果彻底疯了)走一千四百英里到昆士兰的边界——那大约是从纽约到新奥尔良的距离——连一条高速路也不会碰见。向内陆走走,不论多远,瞬间,便进入了一个空的国家。
内陆确实有比较多的土路,一共有差不多三十万英里,但标准的租用车不允许在上面走。就算是开一辆装备齐全的越野车,敢独自贸然闯入的司机,一定勇敢又莽撞,因为那儿太容易迷路而被困住。就在最近,一对澳大利亚的年轻夫妇,驾驶一辆四轮驱动的租车去内陆,途中在辛普森沙漠一条无人无名的小路上,车轴陷进了沙土。当他们意识到身处绝境时,女人决定步行四十英里,去更可能被援救的乌德纳达塔轨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女人去了而不是男人,我知道的是她带走了他们十二升水中的九升,出发进入了一百四十华氏度[31]的热浪中。
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想象这样的热浪有多残酷。在如此高的温度之下,头顶酷日,真能被煮熟,就像从里到外在微波炉里一样。那可怜的女人一点儿希望也没有,就算有足够多的水,她只坚持了两天不到,走了只有十八英里,连一半距离也没到(她的同伴,坐在阴凉里,被援救并存活了下来)。总之,你不想被困在内陆。
我当前更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打发最后的一两天。我原先的计划是去布里斯班、冲浪者天堂还有考夫斯港的大香蕉。可我现在没时间去布里斯班,至少不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而我对大香蕉没那么大兴趣。我不是要对一个国家的珍宝不尊重,而是对巨大水果的热爱只有这么多。所以此刻我坐在吧台上,无所事事地快速翻阅着,看看可以替代的消遣——拜伦湾、多里高(Dorrigo)国家公园以及昆士兰南部的达令山丘——当两个印刷小字,附着一条暗淡模糊的蓝线,跳在我面前时,我有了目的地。我要去的地方叫作麦尔溪。
是时候为澳大利亚被遗忘的人们考虑一下了。